资本流动障碍与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

作者：杨春洪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2001年05期

　　中图分类号：F0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0) 06-0015-04

　　利润率平均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而利润率的平均化又总是以资本流动作为实现途径的。实质上资本能否流动不仅关系到能否实现利润率的平均化，更关系到能否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在资本流动遇到障碍的情况下，如何促进和引导资本流动，对于进一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平均利润思想、对于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及分析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各个生产部门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水平和资本周转速度不同，即使剩余价值率相同，彼此的利润率也是不同的。在利润率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受利益驱动，低利润率部门的资本必然向高利润率部门转移，从而使得高利润率部门的利润率下降，低利润率部门的利润率上升，利润率在各部门间逐步平均化。随着利润率的平均化，商品价值便转化为生产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便从以前围绕价值波动转变为围绕生产价格波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或生产价格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不仅解决了古典经济学家所不能解决的关于“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矛盾，而且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同时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具有指导意义。

　　虽然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切不可简单化。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利润率平均化的关键就在于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显然是以资本流动不受阻碍的自由竞争作为分析基础的。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资本流动的自由程度是大不一样的，因而利润平均化的难易程度也是不同的。

　　从历史上看，在自由资本主义初期，虽然商品生产比以前大大发展，商品的生产已经形成了各种专业化的部门，统一的社会分工体系已经形成。但由于封建行会的束缚，资本的竞争还只能在部门内部进行，资本还难以在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资本才完全冲破了封建行会的束缚，实现了在部门之间的流动，最终实现了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这一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概括的：“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更高的水平。”[1])(P.201)因为只有这一“更高的水平”才能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才能实现利润率的平均化。

　　但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资本流动又遇到了新的障碍。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自由竞争完全为垄断所代替，资本流动便变得不再自由了——受到了垄断的阻碍。对于垄断的阻碍作用，生活在过渡时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马克思、恩格斯早有预见并作过深刻的分析。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以及如何消除流动障碍，则没有作出全面的分析。

　　值得说明的是，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金与资本概念的争论由来已久，但本文的讨论并不涉及这一争论本身。本文只是从资金与资本的一般共性出发使用“资本”这一概念的，以此来探讨作为运动着的并以增殖为目的的价值在转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其解决途径。

　　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流动障碍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制度的一场革命，从根本上说，生产资料公有制也更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但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消除资本有机构成水平和资本周转速度的差异，因而也就不能消除各生产部门利润率水平的差异，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率的这种差异可能还会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为了协调各部门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本和其它生产要素仍然需要在部门之间进行流动，利润率仍然需要平均化。但在实际生活中，有许多因素在阻碍着资本的流动、阻碍着利润率的平均化。其中，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既有资本所有者自身的主观因素也有其外部的客观因素。

　　（一）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就是解决资源配置的方式问题，不同的经济体制对于资本流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整个资源配置过程都以价格机制为基础，经济动力来自生产者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分散的决策主体在谋求各自的利益中彼此展开竞争，哪个部门的利润率高，资本就自动向哪个部门转移。显然，市场经济体制是有利于资本流动的。而在社会主义国家曾普遍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过程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来推动的，经济管理的决策权掌握在政府手中，企业和部门没有任何自主权，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不能自由流动。与这种管理体制相适应，整个社会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企业的经济效益根本不与经济成果挂钩，经济效益的差别完全被平均主义所掩盖，而平均主义与利润平均化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因为干好干坏一个样，生产要素也就根本不需要流动，企业自然也就失去了活力。因此，在与现实生产力严重脱节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本流动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

　　（二）市场结构。市场是以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存在的，所以各种市场的内部结构并不一样。一般说来，市场的结构不同，资本流动的难易程度也就不同。

　　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由于生产者数量众多，且生产规模较小，因而任何人都不能控制整个市场的生产和销售，竞争是完全自由的、充分的，生产要素完全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某个行业。因此，完全竞争市场最有利于资本的流动。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即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完全垄断市场上，竞争就不再是自由的了，因为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垄断：(1)由竞争引起的垄断；(2)由独占资源形成的垄断；(3)由商品专利权引起的垄断；(4)由政府特许形成的垄断。尽管垄断形成的原因千差万别，但各种垄断的作用却是共同的，即都能阻止外部资本向本部门的转移从而阻止利润率的平均化。尤其是在完全垄断的行业中，由于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已经为独家所控制，所以外部资本根本没有可能进入该行业。

　　垄断阻碍了资本的流动，也就维护了部门间利润率水平的差别，并且进一步扩大这种差别。垄断者一方面可以凭借垄断地位阻止自己的利润被他人所平均，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制定垄断价格去占有他人的利润，“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1](P.973)。这样便形成了垄断利润，其利润率水平也就必然远远高于一般的非垄断部门了。

　　（三）规模经济。在不同的市场、不同的行业中，企业的最佳规模是不一样的。有的产业只有进行大规模生产，才更有利于专业化分工，才更能发挥技术和设备的作用，最终实现成本降低、效益提高的规模经济效果。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2](PP.686-687)而要达到最佳规模，就需要有足够的资本来满足设备购置、产品开发、技术研制、产品促销等要求。如果企业投资能力太低，则会使成本提高和效益下降。因此，有的行业虽然利润率高，但对企业投资能力的要求也高。如果没有相应的投资能力，资本和其它生产要素是难以进入这些行业的。

　　（四）技术条件。生产技术条件是人们根据实践经验及自然科学原理而发展形成的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与这些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相适应的生产工具和其它物质设施，它直接联系生产过程，也直接制约生产过程。尤其是在现代企业生产中，技术条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产品的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就大，企业的经济效益就高。但产品的性质不同，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技术条件也就不同，不同的生产要求有不同的生产技术条件与之相配套。因此，资本的流动必先以技术条件的转变为前提，而技术条件的转变既需要专项的基金，又需要相应的人才，其转变过程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

　　（五）比较优势。企业在一个行业中经历的时间不同，其竞争能力也就不同。原有企业与潜在企业相比，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具有明显优势：(1)成本优势。原有企业拥有专门的生产工艺或制作方法，积累了许多生产经验和管理经验，并拥有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因而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在产品的成本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2)市场优势。原有企业不仅拥有稳定的原料来源，而且拥有稳定的销售市场。靠着产品的质量、服务的质量和大量的广告宣传，原有企业已经在消费者的心目中树立了一定的形象，赢得了一批固定的消费群体。由于原有企业在竞争中拥有上述比较优势，许多潜在进入者不愿甚至不敢进入该行业与之进行较量，资本流动也因此受到阻碍。

　　上述种种障碍，阻碍了资本流动也就阻碍了利润率的平均化。那么，这是否说明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已经过时了呢？结论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资本流动和利润率平均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资本不能流动、利润率不能平均化，既不利于企业加快资本周转、提高资本运作效果，也不利于协调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更不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资本流动和利润率平均化是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的。现在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解决资本流动障碍与利润率平均化之间的矛盾。笔者认为，关键是要从理论上充分认识政府调控在利润率平均化过程中的作用，通过政府调控来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在资本流动遇到障碍的情况下，只有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才能有利于消除资本流动的障碍、缓解资本流动的困难，最终促进资本的流动和利润率的平均化。

　　三、利润率的平均化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一）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资本流动提供制度保障。经过20多年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的产品及其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企业的自主权也在不断增强，但企业尚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行为主体，旧体制的历史残余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束缚着企业的经济行为、阻碍着企业资本的流动，因此还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加速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只有产权关系明晰，企业才能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才能真正自主地根据市场行情来调整自己的投资方向，实现资本向高利润率部门的流动。其次，必须加快建设一个竞争有序、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使所有生产要素都能顺利进入市场。资本的流动总是同其它生产要素的流动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在完备的市场体系基础上，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全面流动。另外，还必须进一步健全市场机制，使市场真正发挥对企业的导向作用和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二）加强经济立法，提高执法力度，限制垄断，反对不正当竞争。企业竞争、资本流动需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外部环境。为了维护市场竞争的秩序，实现公平竞争，许多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制定了有关法律来限制企业的各种垄断行为，如规定产量、瓜分市场、掠夺性定价、捆绑式契约或合同、价格岐视等[3](PP.253-254)，目前国际上已有84个国家颁布了反垄断法。我们国家虽然也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规，但法规仍不健全，反垄断法至今尚未出台，而且现有法规也不够完善，再加上执法不力，所以各种各样的垄断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抑制，欺行霸市、合谋抬价、垄断资源等通过不正当竞争牟取暴利的行为几乎随处可见，至于价格歧视、官商不分、权钱交易、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等现象则更为严重[4](P.28)。因此，要实现公平竞争，就必须大力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只有这样才能为资本流动提供一个切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才能为资本流动提供一个稳定、公平的经济环境。

　　（三）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鼓励企业间跨行业的兼并、联合和资产重组，以实现规模经济。

　　在现实社会中，既要保持竞争活力又要实现规模经济总是十分困难的，规模经济总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资本的流动。但资本流动与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解决的，跨行业的资产重组与联合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较好途径。

　　当一个行业产品供大于求后，竞争必然更加激烈，价格降低收益下降迫使企业调整投资方向，努力将资本向高利润率部门转移。但如果企业资本有限，达不到其它行业的规模经济要求，的确是难以流动的。这时可以采取与其它行业的企业进行联合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企业通过多种形式的联合，不仅可以克服自身基础投资不足的困难，而且还可以直接利用对方成熟的生产技术条件，迅速地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形成集约经营和规模效益，这就既实现了资本的流动，又实现了规模经济。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应的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实现跨行业的联合和资产重组，以此达到资本流动与规模经济的统一。

　　（四）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促进和引导资本的合理流动。合理有序的资本流动有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而盲目无序的资本流动则会导致市场的混乱和资源的浪费。因此资本流动不仅需要促进而且还需要引导，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调控。政府可以通过灵活运用各种经济杠杆，来促进和引导资本的流动，并对资本流动进行调节。

　　价格是最重要、最灵敏的经济杠杆，政府可以通过价格调整和变动来影响资本的流动。对价高利大但供过于求的产品可以采取限制价格政策，而对那些价低利薄但又必不可少的产品则可以采取支持价格或保护价格政策。税收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杠杆，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调整税种、税率以及减免税等政策，引导企业合理调整投资方向。另外，信贷也是重要的经济杠杆之一，银行可以通过扩大贷款范围和数量、降低贷款利率的方法，来支持企业的资本流动，帮助企业克服在调整投资方向过程中遇到的资本困难和技术困难。除了价格、税收、信贷这三大杠杆之外，还有其它经济杠杆也都能通过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影响企业资本的流动。因此，政府应该根据各种经济杠杆的综合作用，制定出积极有效的经济政策，来对资本流动进行引导和调节，这样就能既促进资本的流动，又避免流动的盲目性，因而，也就更能保证在利润率平均化的同时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不仅深刻地阐述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平均化的客观必然性，而且科学地揭示了利润平均化的实现途径，因此这一理论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在资本流动面临诸多障碍的情况下，政府调控对于促进资本流动和利润率的平均化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平均利润理论基本思想的同时，还应该特别加强关于政府调控与资本流动即政府调控与利润平均化关系的研究，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最终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服务。

　　收稿日期：2000-09-15

作者介绍：杨春洪(1963-)，男，江苏淮安人，淮阴师范学院经法系讲师，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淮阴师范学院　经法系，江苏　淮阴　22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