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基本坐标与发展主线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的核心问题，应该是树立什么样的历史观，才能赢得广大党员与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必须尊重历史，以近现代史为“平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必须抓住并围绕历史主线来分析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以人民群众的价值判断为标准来看问题。从政治意义上说，群众观决定着党的历史观。因此，要尊重历史，以历史为发展主线、人民群众价值标准为维度建立党的历史观的基本坐标，彰显其政治品质，确立其理论品格。 　　【关键词】唯物史观 政治使命 现代化建设 群众观点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历史观的价值性与正确性 　　何谓历史观？一般而言，是指人们对历史及其发展的根本看法，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对政党而言，历史观是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何谓历史？对此，不同人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视角下有不同的说法。例如：有的人认为“历史就是历史知识”，有的人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有的人认为“一切历史都不是历史”，甚至有人认为“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为什么对同一个“历史”，不同人却有不同的看法？这主要是因为，不同人的立场、喜好与视角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观感也有所不同。在社会多样化、政治多样化、利益多样化、思想多样化的今天，试图让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的人持有同样的历史观，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再怎么“打扮”、再怎么理解，也难以改变其本性。历史不能重来，更不能胡来。 　　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应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从政党学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历史观的核心问题，应该是树立什么样的历史观，才能赢得广大党员与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必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①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必须尊重历史，以历史为“平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必须抓住并围绕历史主线来分析问题，而非抓住枝节、一叶障目；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以人民群众的价值判断为标准来看问题。从政治意义上说，群众观决定着党的历史观。总之，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舞台、历史使命与历史必然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历史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②研究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也需如此，必须以历史为依据、从现实出发、以社会发展趋势为引导，秉持强烈的现实感与问题意识；必须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下，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与历史使命，深刻回答“中国从何处来、现处何地、将欲何往”“中国共产党从何处来、现在何处、将欲何往”这两个相辅相成的重大问题。 　　面对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中国史，面对无数相互冲突的事实、浩瀚的史料、复杂的历史问题，如何审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与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与历史发展？我们赞同去繁就简、去伪存真、把握概貌、抓住主题、不拘小节，既不拘泥于个别历史事件与历史表象，更不去玩弄个别历史故事，而是通过把握最简单、最基本、最明确、中外熟知的重大历史事件，来把握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与发展主线，进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与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 　　从近代中国看，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近代中国史的开端。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放口岸、割地（割让香港给英国）赔款、丧失主权，近代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来经过一系列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如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世人有目共睹。与此同时，清政府腐败无能、与帝国主义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条约》等，这也是有目共睹。一系列侵华战争与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使得近代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与中国封建帝国面临崩解，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 　　因此，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主权统一与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国的三大历史使命，有识之士、爱国人士乃至所有中华同胞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其中，既有清末内部官僚发起的“洋务运动”，希图“师夷长技以自强”；也有康有为等发动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希图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改革政治、发展农工商等；还有义和团运动，试图“扶清灭洋”，等等。从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再到学习西方制度，这些试图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振兴的努力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历史证明，在世界大势面前，封建帝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封建体制下的各种改革与改良，都无法挽救其政治危机、摆脱民族危机、实现民族复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近代政党开始出现。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开启了中国政党政治先河。在近现代社会，“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③“一个没有政党组织的政权，既缺乏推动社会变迁和吸收变迁产生冲击的制度方法，其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能力也相当有限。”④随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帝制；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但是，1915年12月，袁世凯恢复君主制，建立洪宪帝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未能完成民族独立、主权统一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必然落在了后来者身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秉承近代中国历史使命，1922年，党的二大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不辱使命，凝心聚力、不断壮大，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发展，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民族独立、主权统一两大愿望基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与世界地位不断提升，时至今日，可谓实现了国富，但民强仍任重道远。因此，党的十八大强调，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总之，从近代中国发展历程看，人民在历史的“试错法”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封建改良、资产阶级革命等均告破产的背后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大背景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同20世纪风起云涌的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20世纪各国反殖民统治、寻求民族解放的大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一个得民心、顺民意、不辱使命的伟大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⑤ 　　民族复兴之路、现代化建设与唯物史观 　　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主权统一，这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我国民族复兴之路是什么？发展主线是什么？答案无疑是发展生产力，进行现代化建设。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实际上也是在探索一条“救亡图存”的现代化道路。 　　从经济实力看，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大力发展GDP。从历史上看，在农业文明时期，中国的GDP是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封建王朝曾经是强大的。西方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认为：中国GDP在公元元年西汉末年占世界GDP总量的26.2%，公元1000年北宋早期占22.7%，1500年明朝中期占25%，1600年明朝末年占29.2%。在清朝，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而且所占比例也从22.3%增长到32.9%；即使在1840年，中国的GDP仍居世界前列，占全球经济总量的大约1/5。⑥因此麦迪森认为：中国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正是在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1895年，中国GDP被美国超过，此后一路下滑，1949年中国GDP仅占全球总量的5%左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总量迅速增加，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0%。另外，麦迪森描绘了1820年至1998年中美日三国GDP与人均GDP变化，⑦通过近200年三国GDP的发展变化，比较直观地反映出中国国际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的发展变化。通过研究，麦迪森为世人勾勒了一幅图景：中国经济的真正衰退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在后来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1/3降到了1/20，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到了原来的1/4。这种似乎不可逆转的衰退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被终止，在最近的30年里，中国经济又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势头，预计2015年中国又将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因此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崛起，而是一个复兴”。尽管麦迪森的估算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整体上可勾勒出近现代中国GDP的变化趋势。从这个角度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发展GDP、做大GDP。 　　然而，在人们津津乐道GDP时，也有人质疑：近代中国GDP第一，为何总是挨打？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GDP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为什么日本敢侵略中国？这说明，GDP大国不等于世界强国，现代化不等于“唯GDP”，做大GDP不完全等于民族复兴。这其中的道理，简单的数字与GDP本身无法说清，历史虚无主义、唯心主义无法说清，只能用唯物史观才能合理解释。因为唯心史观等强调，“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⑧这决定了它有两大致命缺点：一是重思想观念而忽视其背后的根源，二是忽视群众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有着根本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⑨概括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承认历史的客观性，并将这种客观性置于历史研究的首要位置，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现实的人是历史的出发点，人类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或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等等。 　　从唯物史观角度解释“近代中国GDP第一，为何总是挨打”的问题，答案是：一方面，人类社会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工业文明是比农业文明高级的社会形态，必将代替农业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比较而言，中国封建王朝周而复始，农业社会的GDP总量与人均GDP基本无大的变化。19世纪以来，面对世界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国农业文明明显落后了，落后就会挨打。另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明朝末年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清朝末年虽然有洋务运动，但封闭落后的封建制严重障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不改变落后的上层建筑，就难以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此外，先进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比简单的GDP更重要。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重视GDP增量，更要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唯物史观是其哲学基础。正是以唯物史观作指导，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就确立了正确的民族复兴之路与现代化建设目标，把“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历史使命与奋斗目标。对此，毛泽东1945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⑩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总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末至1960年初，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由此明确了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坚持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并不断丰富发展，如党的十二大把“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五大强调，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结合信息化时代发展要求，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总之，尽管不同时期的语言表述有所不同，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建设主题与主线是一脉相承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此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同时，历史告诉我们：现代革命需要现代政党来领导，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政党来领导；领导国家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政党，必须是一个现代化的强有力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价值标准与群众观点 　　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成果为谁所享，是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所享，还是为少数精英所享？这取决于执政党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一个政党的价值观如何，决定着其能否占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能否赢得最广大民众的信赖与支持，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政党执政的成败。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先进性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领导之条件。这种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价值取向方面，“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深刻说明，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是理论上、实践上、价值取向上的先进性的统一，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若仅仅强调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先进性，忽视价值取向上的先进性，就会失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及其政治立场决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这犹如一条红线，始终贯穿于党的整个奋斗历程与理论实践之中。从历史上看，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写下了《为人民服务》的不朽篇章，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在执政以后，邓小平于1956年指出：党是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将“为人民服务”思想运用到党的领导上，强调领导就是服务；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应当成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执政角度进一步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着重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总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与价值标准，从根本上回答了共产党“为谁执政、为什么执政”这个根本问题，是我们党能够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巩固执政地位、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也是同一切落后政党、保守政党、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所在。 　　对一个政党而言，有什么样的群众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与其政治本质有关，与其坚持唯物史观与群众观有关。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但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的确道出了执政的根本问题。自古以来，人心向背决定执政成败；从政党政治规律看，从来都是民众选择党而非党选择民众。因此，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群众观点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20世纪末期苏东剧变以来，我们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因此，胡锦涛同志突出强调，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习近平同志反复表示，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这些论述的确道出了坚持党的宗旨与群众观点的根本原因。 　　对我们党而言，要坚持群众观点，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对此，毛泽东强调，“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执政以后，毛泽东把群众路线上升到党的根本路线、事关社会主义成败的高度来认识，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对我们党而言，要坚持群众路线，就必须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反对英雄史观、精英史观、圣贤史观。这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历史观的基本坐标与政治品质 　　尽管中国近现代史跌宕起伏、纷繁复杂，人物与事件众多，但其发展主线与历史使命是简单明了、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救亡图存、民族独立、主权统一、民族复兴、国富民强”，任何政党、任何政治组织的命运都与之密切相关，对任何人物、任何事件的评价都应该围绕这条主线来进行，其他的东西再生动、再具有感染力也只能是支流或枝节。因此，确立与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必须以历史舞台与现实舞台为依据，紧紧抓住党的“历史使命”与“政治命脉”来进行。简要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在于“民族独立、主权统一、民族复兴”，“政治命脉”就在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两点是我们党始终强调、坚持不放的，也是简单明了、确定无疑的。只有紧紧抓住并围绕这两个方面思考问题，才能确立起主流的、强大的、经得起历史与人民检验的党的历史观，才能为民族复兴、国富民强奠定真正的理论基石。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历史观的基本维度、基本坐标就是党的历史使命与党的价值观，二者是党在理论上、实践上、价值取向上的先进性的集中表现。就历史使命维度而言，自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使命就是“民族独立、主权统一、民族复兴”；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之道，就是在民族独立、主权统一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基本实现了民族独立、主权统一；通过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就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与党的执政使命。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全方位的，也是历史的。就其内容而言，既包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物质文明成果；也包括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发展与创造更多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乃至生态文明成果，最终体现为综合国力的增强与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就其层次与水平而言，既包括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实现工业、农业、科技与国防的现代化，也包括适应信息化发展的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党的价值观主要体现为党的政治立场、价值标准与群众观点等诸多方面，最终落实到实现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全面的、具体的，也是历史的、发展的。就其内容而言，既包括经济利益（物质利益）等民生问题，也包括政治、文化利益，还涉及人的尊严的保障、能力与素质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就其水平与层次而言，包括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富裕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总之，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价值观为坐标，并将之具体化为“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成效”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度”，以此来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的简明坐标与主旋律，如下图所示： 　　具体而言，我们党的历史观的确立、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评价，都应该以此为坐标，以“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成效”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度”为标准来进行分析，二者缺一不可。一方面，若忽视现代化建设，不注重经济建设与生产力发展，“维护与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会成为空话、套话，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是社会动荡、落后挨打的根源。世界政党政治表明，执政者如果经济建设搞不好，就会面临执政危机乃至执政失败，近代百年中国与苏东剧变也许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若仅仅注重现代化建设，忽视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改革发展成果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就不符合党的性质与宗旨，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也表明，一个执政党，即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执政业绩，从整体上促进了国家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提高，但如果处理不好公平问题，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会导致执政失败，中东和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也许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在实践中，我们党要正确处理好“现代化建设”与“满足与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始终使二者保持正相关，克服与避免负相关。我们党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二者保持正相关，就能使党群关系和谐、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忘记或背离这一点、使二者呈现负相关，就会使党群关系紧张、社会动荡不安。进一步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质，也是党的历史观应有的政治品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群众关系研究”的前期成果，项目编号：13&ZD009） 　　注释 　　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第1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 　　《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页。 　　Huntington， S.P.，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 New He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398.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5页。 　　参见刘逖：《论安格斯・麦迪森对前近代中国GDP的估算：基于1600―1840年中国总量经济的分析》，《清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49页。 　　[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285、28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1094页。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9页。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8、257页。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05、266、442页。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9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60页。 　　责 编�武 洁 　　刘红凛，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政党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政党政治、执政党建设、中外政党制度比较。主要著作有《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政党关系和谐与政党制度建设》、《依法执政的逻辑与理论问题》、《政党类型与党内民主分析》（论文）、《党的执政理论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创新》（论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