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光解说词

《东方之光》解说词

总撰稿：王天玺

撰稿：黄尧 朱铁志 赵光 任治忠 孙珉 白建春 闫玉清

编者按：理论和艺术的思维方式虽然不同，但都有趋向真理的内在本性。当理论创新借助艺术形式来表现的时候，自然会在人们面前展现一种新的意境，但这需要探索。

电视理论片《东方之光——“三个代表”与理论创新》，就是这样一种探索。现将正在拍摄的该片解说词陆续刊出，欢迎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序

中国古代大诗人李白写过一首《日出入行》，歌颂东方升起的太阳，诗曰：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

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

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东岳泰山，气势磅礴。

站在泰山之巅观日出，人们方能领略李白那“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拥有那种与太阳同在、拥抱光明的一腔豪情，才能感悟东方之光的巨大魅力。

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太阳推动四时运转，万物更新，太阳就是创新的动力、生命的象征。

人们崇拜东方升起的太阳，更珍视心中理性的光辉。

走向新世纪的中国人民，心中托起一轮理论创新的太阳，这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学说。

这是不落的太阳。

这是灿烂的东方之光。

第一集 历史之门

这里是科学测定的中国大地原点，是中国大陆的中心。

黄土高岗，苍郁沉雄，似乎是太阳原色所浸染；滔滔黄河，溢火流金，仿佛是太阳奔涌不息的血液。

这里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心。

２０００年６月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来到十三朝古都西安。总书记深情凝望三秦大地，思接千载，浮想联翩，仿佛找到了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是啊，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的动力，是政党生命的源泉；唯有创新，才能开启民族智慧，才能拥有人类文明，才能打开历史之门。

黄河，因流域生态的恶化，也因千百年过度开发，时有断流之虞。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１０日，黄河发生第一次断流；１９７２年后，下游断流频繁；１９９８年，黄河上游也发生断流——对中国人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警示：我们不能让自然之河枯竭，不能让母亲河干涸。

对中华民族来说，更不能让民族思想之河淤塞！

让我们循着母亲河追溯中华民族思想的史迹。

商代都城安阳附近的羑里，是商纣王拘押周文王的地方。

这个周文王，不仅因为尊重知识分子，重用姜子牙而名传天下，而且因为思维创新，推演《周易》而留名千古。

《周易》的这个太极图，是人类所能描绘的最神妙的图画。

它从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抽象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黑白两极判然有别而又浑然一体，它们此消彼长，相互交感，相互依存地运动着，变化着，以至无穷。根据这个原则，事物在变化、发展、更新时就如日中天，前程似锦；反之则停滞、守旧、落寞，日薄西山。

这幅神妙的图形，生动地表达了自然界和社会存在的本质，表达了创新思维的本质。这说明，远在公元前１２世纪，我们的先人对辩证法的核心就有了感悟，中华民族不愧为一个富于智慧和创新思维的民族，一个握有历史命脉的民族！

一个如日之巡天、拥有光明前途的民族。

《周易》的创新思维，是用太极图表达出来的，也是用卦爻、彖、象、系辞表达出来的。

“一阴一阳之谓道。”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的创新思维，启发了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中华大地上引发了创新思维的大爆炸。那真是一个思想的天空群星璀璨、汉河辉煌的景象啊！儒家、法家、道家、刑家、名家„„各家比肩接踵；孔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各学派蜂起争鸣，如千川汇合，浪潮激荡，似百舸争流，浪遏飞舟，将一切腐朽抛在了后头。

《左传》记载：在“法”与“礼”的斗争中，主张“法治”的政治理论家决意用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刑律来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礼”，郑国子产首先实行了改革，公布了成文法，并将刑法条文铸在了铜鼎上——从太极图到铸刑鼎，勇猛精进的创新思维便铸就了自己牢固的形象。

秦始皇正是凭借着创新理论的力量摧枯拉朽，因势利导，并灭诸国，扫平六合，实现了中国的大统一。

春秋战国时代创新思维的热潮，极大地充实了中华思想宝库，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和生产力的大发展准备了精神条件，为创造无与伦比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思想基础。

将近三千年后，德国科学家莱布尼兹受到这幅太极图的启示，从《周易》六十四卦图中发现了数字二进制原理。这种二进制原理，在２０世纪成为现代计算机的基本运算法则。西方科学家站在中国思想巨人的肩膀上，以此为支点，轻轻一撬，地球滚动了，信息时代到来了。

然而，正像这幅神秘图形所演绎的一样，创新思维和创新理论总是与守旧

的思维相对立而存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董仲舒之说，将孔子神化，窒息了创新思维的发展。正如鲁迅后来说的：“孔夫子到死了以后„„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这似乎是两千年来一场永不谢幕的木偶戏。

作为伟大思想家、教育家的孔子，在政治主张上却是保守的，这种“二重性”原不足怪，他反对“僭越”，主张“复礼”，认为一切都由“天子”出发，才能“正名”。在他死后四百年被后世帝王推崇为“圣人”，也不足怪，封建帝王总是最早收起他们使用过的、成全了他们帝王基业的思想利器。

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二百年，中国封建社会迅速走向衰朽。其时，一个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天朝，已经拒绝了任何创新思维和创新理论的发展。当“盛世”的幻境将五色土的光彩投射到宫闱之上，当丹墀上祭天的袅袅青烟融入苍茫的皇天之中，在世界的另一极，在西方，发生了什么呢？

１６世纪中叶，波兰人哥白尼创立了宇宙的“太阳中心说”，这一惊天动地的创新学说震撼了宗教神学的大厦，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的时代由此到来。

继后，他的学说的继承者，意大利人布鲁诺发表了《论无限性、宇宙和诸世界》一文，否定了“上帝”的存在。１６００年２月，他被天主教会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的笛卡儿，据说，他从一只苍蝇在天花板上爬动，发现了点、线、面的关系，进而创立了“解析几何”，将“运动”和“辩证法”导入数学领域。

再后是天才的牛顿，他从一只苹果的坠落，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西方正用科学实验的利器拼命地剥离着神学坚硬的外壳，让科学的阳光照射进来，将中世纪的黑暗一扫而空；而他们用生命，用鲜血浸染的鲜花，在思想的广场上，极大地丰富着人类的“故事”。

中国，此时的中国还有什么呢？有与埃及法老墓和金字塔相媲美的明代皇陵；有沿着一条中轴线展开的世界上最大的紫禁城；有世界上最为壮观的祭天神坛；有状似沉思的“宣德香炉”，精美无比的“成化斗彩”；有康熙、雍正、乾隆沉迷的无数官窑瓷器。大清皇帝甚至不惜重金搜集古老散碎的“汝窑”瓷片，仅仅为那蓝色的釉面有着天空一样纯清澄净的迷人色彩——啊，中国的创新思维和智慧似乎越来越精致，越来越细密，越来越小巧，越来越成为帝王的把玩之物。

自然，中国还有千古一律的“科举制度”，如同复制金銮殿上的云雷纹一样，复制着这个帝国顺从的臣子：无论士农工商，立论，言必称三代；著文，开篇必是子曰诗云；行事，祖宗之法不可变——在一个即将到来的全新的世界面前，中国势若累卵，一有风吹草动，就要破碎，就要瓦解！

当东方的天朝帝国昏梦沉沉时，西方，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工业革命发生了。

大清王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成了人家刀俎上的肥肉。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

鸦片，是西方窒息中国创新思维的一副毒剂。而这时，与世界隔绝的中国甚至不知道如何来对付这种亡国丧权的局面。奉命禁烟的林则徐甚至以为可以凭“天朝声威”，“慑服夷人”，他断言一旦中国不给西方“茶叶大黄”，外夷因中国的“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然而，林则徐毕竟不是道光皇帝，这位热血充沛的爱国者终于惊醒，他痛悔“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于是，便开始了解西方的技术、产业成就和创新理论。他派人“翻译西书”，甚至不放过西方的报纸新闻，他积累材料，编成《四洲志》，并由魏源编制《海国图志》，详述西方各国历史、政治及改革等状况。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而日本得到了林则徐创新思维的遗产，包括那部《海国图志》，成为激发日本朝野“明治维新”的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思想资源。

接下来，便是日本要动手了。

甲午海战前夕，日本舰队司令伊东在给他的同学和朋友、中国北洋海军司令丁汝昌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您知道，３０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你也知道日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采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就只能灭亡。”

这可谓是一份十分别致的“战书”——敌手将结论和方法都告诉了中国人：这就是创新，日本人甚至认为“制度创新”是唯一的“生存方式”！而中国的统治者呢？不明白，也不愿明白。

１８９４年８月１日，中日甲午海战终于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丁汝昌在刘公岛提督府上以死言志。这是中国志士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壮举吗？苦难深重的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款白银两万万两。

戊戌变法，康、梁等人希望光绪皇帝的龙袍下能焐出一只金凤凰。自然，这样的空梦注定要被黑暗的现实击碎。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能把皇帝赶下龙廷，但不能改变军阀争战的混乱局面。

外有列强侵割，内有灾祸频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还有希望吗？

《求是》大院的这株百年古树，根深叶茂，直上云天。它沉默地见证了一个伟大的运动。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一大群爱国青年就是在这棵大树下集结，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走上北京街头。

这棵大树的前头，是一栋古旧的红楼。那饱经沧桑的墙面，犹如一本大书的封面。上个世纪初，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曾在这里讨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由此推动了旨在传播这一新文化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像闪电穿云，惊雷动地，震活了中华民族神妙的创新思维，结出了两个伟大的成果：

一是中国人民找到了具有特别创新品格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中国大地上建立了具有彻底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的创新精神打开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历史之门。

第二集 创新之路

宇宙是广阔无垠的，地球只是围绕太阳旋转的一个小小的暗淡蓝点，但她是人类唯一的家园。

人类在这个家园中生活了２００万年，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尚不到一万年。

现实生活中的人，都会做梦，都会有梦想。一万年来，从穴居荒野到遨游太空，人类一步一步把梦想变成现实。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的先人就憧憬和描述过这样一个梦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梦想大同世界的思想家，东方有，西方也有。

１９世纪初，欧洲产生了三位宣扬大同理想的杰出人物：圣西门、傅立叶、欧文。

１８００年，欧文把自己的工厂当作理想的实验区，他从企业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修建工人住宅，开设杂货铺，低价供应工人生活必需品，改善工人食堂和医院，设立互助储备金，发放抚恤金，创办幼儿园。他还去了美国，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名为“新和谐”的共产主义新村„„一切都是“新”的，他幻想这一理想的社会模式会从他的实验区里走出去，像鲜花开遍欧美大陆。结果，他还是失败了。穷途末路的欧文只得寄希望于统治阶级，他甚至将自己的“计划”呈献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和法兰西国王。但欧文忘记了，此时的欧洲宫廷音乐正演奏着柔和的天堂之声。一个关于贫困工人的故事对皇族显贵们来说，无疑是太沉重也太刺耳了。结果，他再次失败了。

在美丽幻想失败的地方，往往长出科学理论的长青树。几十年后，空想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来源之一。

１８４８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问世了。正如列宁所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这个“新的世界观”就是“在欧洲徘徊”的被“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的共产主义“幽灵”。

１９２０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了。翻译者是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先生。此时在北京的青年毛泽东，得到了这本小册子，便在故宫附近的福佑寺里潜心研读，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深情地回忆说：“从此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１５０多年来，《共产党宣言》被译成２０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传播，推动国际共产主义潮流奔腾向前。

我们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而这一事实又是那样的重要：１８７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文版序言中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１８８８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中，十分透彻地阐述了“科学世界观”必须与时俱进的道理，他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他们所创造的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或“永恒真理”。恰恰相反，因为“理论思维”是历史的产物，那么，随着历史的推进，她就应当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和“完全不同的内容”——换句话说，不创新，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但要认识这一点，又是那样的不容易。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才能胜利，但正像《宣言》里预见的那样，历史造成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帝国主义链条将在最薄弱的环节断裂。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个落后国家首先爆发，并取得胜利。

这是列宁根据俄国实际情况进行理论创新得出的结论。为了验证这个结论，并就近指导革命，列宁秘密回到俄国，住在拉兹利夫附近的湖边，在一个简陋的草棚里，写下了十月革命的奠基之作——《国家与革命》。

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清晨，起义的水兵和工人登上了阿芙乐尔战舰，驶向彼得堡。

水兵与工人挤满了甲板，拥挤得连挪动几步都是那样的困难，但他们的心中却装着一个坚定的信念。

巨大的舰炮对准了资产阶级政府最后的堡垒——冬宫。

炮声响了，大约２０万工人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参加了这次起义。列宁在起义者的欢呼声中走向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台，宣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列宁巧妙地利用了历史提供的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机会，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十月革命胜利了，列宁的创新思想和理论胜利了。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１日，列宁不幸早逝。斯大林接过了领导苏维埃国家的重担。

社会主义社会怎样建设，斯大林也是一个探索者。

第比利斯，群山环抱，林木葱茏，景色宜人，这是斯大林的家乡。 这位出身贫寒，皮肤黝黑的革命者，领导苏联人民走出了一条强国之道。仅用了２０年时间，就使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雄视欧洲和世界的工业大国，成为战胜法西斯的中坚力量。

丘吉尔怀着复杂的心情这样评价斯大林：“当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拥有了核武器。”

打开历史之门，推动社会前进，需要科学与智慧，需要创新精神。

１９２１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首先要解决的大问题是怎样进行中国革命。

答案几乎是现成的：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那样的城市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

但这条路在中国走不通，南昌起义失败了，广州起义也失败了，所有的城市起义都失败了。共产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从珠江黄埔，汉口码头，到九江水湾，再到长江出海口，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了南部中国。

毛泽东独辟蹊径，提出了崭新的革命理论。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打出了红色政权一片天。

这是湖南湘江边一条山间小路，山花烂漫，绿树掩映，它普普通通，同中国大地上的任何一条通往乡村的小路没有两样。但正是在这样的小路上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新之路。１９２７年１月４日至２月５日，在整整３２天里，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豪迈而稳健的步伐，走在这样的小路上。为了回答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的指责，他深入乡村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对农民运动“十四件大事”的调查，至今是每一个党的工作者学习的范本。从此，我们有什么问题，就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它成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创新思维、创新理论的路径和方法。

创新的道路是曲折的，是要付出代价的。

党内那些教条主义者在城里站不住脚，纷纷进入农村革命根据地，他们闻不惯毛泽东身上那股土气，处处否定毛泽东的创新思想，曾经四次罢了他的官。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数十万红军将士和共产党员牺牲，百分之九十的根据地丧失，红军被迫走上漫漫长征之路。

遵义市老城子尹路８０号，高墙重门之内，是一幢青砖灰瓦的两层楼房。这是贵州军阀柏辉章的私邸。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军事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１９４２年，在这里，在中国大西北，在沟壑纵横的梁峁上，在黄河东流的倒影里，延安宝塔山，成为中国革命崭新的指针。毛泽东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他迫切地感到担当着民族救亡使命的中国共产党要握有创新思维、创新理论的利器，就必须从党风、学风入手，来清理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要把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办成一所大学校。他讲《实践论》、《矛盾论》，讲“实事求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新思维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坚实的哲学平台。

“实事求是”这个美妙的词语是汉代史学家班固发明的，本意是指做学问、办事情的严谨态度。毛泽东推陈出新，把它变成一个意义重大的哲学命题，为人们打开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新之路。

国不创新，国将亡丧，尤其是像旧中国这样处在落后挨打困境的国家。 党不创新，党无希望，尤其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肩负重大历史使命的政党。

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永远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如同新中国在东方的诞生是一个奇迹，毛泽东本身也是一个奇迹。 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创造了新的奇迹。

但这“奇迹”险些就不能发生。

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四人帮”彻底覆灭，邓小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起大落，惊心动魄。

这里是南昌郊外的一座小镇，落难的邓小平在这里度过了不寻常的岁月，在这些青竹掩映的小道上，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在思考着什么呢？ 正如恩格斯断言：锻炼创新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

历史的演义竟然这样精彩。谁能预言，江西——这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又走出了邓小平——领导二次长征的伟人，而这更是一次创新思维、创新理论的新长征！

没有枪声，却充满了激烈的辩论；

每一个“理论”的险关和可能的失误，都足以葬送中国。

如果都按“既定”的一切走，何来社会主义“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的希望在于一种崭新的思维和理论。

邓小平说话了。

他说，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华大地上就兴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国共产党就重新走上“实事求是”这一探索真理的道路。

他说，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华大地即刻东风化雨，春潮涌动。

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经济几年就上一个大台阶，这奇迹令世界惊异。

他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人就抓住历史机遇，赶上了全球知识经济的迅猛浪潮。

他说，统一祖国要实行“一国两制”。香港、澳门就先后回到祖国的怀抱。

邓小平表达伟大的创新思想往往只用几个字。

邓小平的话语是那样的简明易懂，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凭自身的经验，在他们安身立命的土地上，演绎出无数个精彩和奇异。这些话语迅速地流行到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创新思维像太阳普照大地，给中国带来了无限生机。 邓小平已经离我们而去，但在他的身后，是正在走向富裕的十三亿各族人民，是正在崛起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邓小平走完了他的创新之路，作为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世界难题的伟人。

邓小平将永载史册。

第三集 变革之机

故事往往发生在春天，如同每一株春天的苗木都将演绎自己多彩的生命。 １９４９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西柏坡前往北平。新中国的曙光已经透过吐露叶芽的枣树，将希望之光撒播在这片贫瘠的山岗上。 毛泽东说，我们这次是进京“赶考”，退回去就算失败，我们决不学李自成。

毛泽东的话是意味深长的。中国共产党要从一个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了，她会不会像李自成起义那样“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

毛泽东胸有成竹。就在３月５日，他刚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为一个执政党描画了未来的思想路线。他说，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建设城市和开展经济、文化斗争。他又说：“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１４３１页）“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他是这样来描述新中国未来经济形态的。他甚至预言未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同上，第１４３３页）

这就是毛泽东准备的答卷。

这份答卷是清醒的，明白的。

可惜过了整整２９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份关于“全党必须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答卷才最终交给了人民，交给了历史。

交出这份答卷的是邓小平。

而此前，中国的国民经济经历“文革”劫难，几近崩溃。

１９９２年，又是一个春天。一列专列离开冰雪初融的北国，缓缓驶向春

意盎然的南疆。

车上有一位老人，纵论天下大事，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他还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３页）这几句话，胜过几大本政治经济学著作，一下子解决了世纪之争的大问题，打开了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２０００年，还是一个春天。

在广东高州，毛泽东关于“赶考”的话题，邓小平最后的答卷，无时不在总书记脑海中翻腾。

列宁创建的苏联共产党，不可谓不强大，但在执政７５年之后顷刻瓦解，四分五裂。

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可称百年大党。１９４９年被赶下大海，２０００年，又在台湾岛上丧失了执政地位。

一个执政党的强弱兴衰，上台下台，这本是政党社会的寻常事，但中国共产党却不同。历史已经作了这样的定位：共产党强则社会主义兴，中华民族兴；共产党弱则中华民族衰，社会主义亡。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总书记远思千古兴衰之变，近察九州世道民情，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科学答案。

“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论“三个代表”》第２页）

“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建设共产党？”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

“三个代表”是一个创新的建党学说，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回答了这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中国现在有１３亿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解决１３亿人的吃穿住行用问题，是天大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没有碰到的问题。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满足１３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否则，共产党就没有执政的基础。

五六十年代，我们曾经效法苏联，希望通过计划经济，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成绩很大，但弊病也不少，并且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我们曾经实行“大跃进”，祈望依靠群众运动和主观意志达到生产力的大发展，结果是事与愿违，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以生命为代价定下了这张“生死文书”，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的一个信号。

凤阳的农民，在历史上曾经帮助朱元璋缔造过一个大明帝国，但从未推翻压在自己头上贫困的大山。

凤阳还有一绝，就是声闻千载的凤阳花鼓，不曾有人料到，这鼓点，敲出

了中国农民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节奏。

邓小平说：“要发达起来，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等了。” 他给中国人设计了一个看似伸手可及，不高也不低的目标——“小康”。一时间，这两个字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口碑”，成了中国大地上最有活力的希望“种子”。

还是那些地，还是那些人，昂首走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农民，却纷纷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这“神话”变成现实，几乎在“一夜之间”。

到２０世纪，现代经济运行体制，各个国家会有很多不同，但本质上只有两种类型，即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

邓小平天才地发现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江泽民果断地提出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是西方国家发明的。

计划经济是前苏联发明的。

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发明的。

这也许是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制度创新往往比物质基础更重要，能激发每个社会成员个人潜能的制度创新，可以大大加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中国人可以自豪地宣称这是“我们的经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初创时期，但她的生命力是多么强大啊！她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她顶住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９·１１”事件后，世界经济普遍下滑，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

中国仅仅用了不到２０年的时间，就打造了自己强大的经济巨舰，并使许多重要的工农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

一位科学家说，给我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中国找到了这个支点！ 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６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论科学技术》第５５页）

１９９６年，世界经合组织（ＯＥＣＤ）发表了《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第一次向全球发出了“知识经济”未来趋势的信号。

１９９７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公开演说中采用了“知识经济”这个概念。

１９９８年，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１００周年大会上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

“自主创新”和“知识经济”这两个概念组合，对中国来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１８世纪末爆发的工业革命中，我们失去了历史变革的契机，付出了丧权辱国的代价，国人没齿难忘！而今，“知识经济”时代到来，这是真正的“百年机遇”！中国将举手欢迎，中国举起的双手是不是该攥成一个拳头？

我们依旧落后。

在世界上每年发表的重要科学论文中，中国只占百分之一，重要科学论文的被引用率，中国只占万分之一。

美国硅谷占地不过７５００平方公里，２０００年的产值是５０００亿美元，足足是中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而中国企业５００强的收入总额仅相当于世界５００强前三名之和的８０％！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地把握着、推动着、体现着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这个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这是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创新”，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汇，而经济学范畴内的“创新”成为一种理论，则是２０世纪的事情。

１９１２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第一个从经济学角度系统地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实现生产要素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在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这些要素之外，他特别提到了“原材料控制”和“产业组织”的重组。

怎样通过资源和产业重组，在中华大地上建立新的“生产函数”，中国共产党人胸中已有一盘大棋。

为了带动祖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实施让东部地区先富裕起来的大战略；

为了给东部地区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

女娲补天裂，刑天舞干戚„„中国古代创造了多少超越自然力的神话故事，而今，这些正在变为现实。

这是巨大的资源重组，包括知识信息资源的重组和配置。

这是在平衡与不平衡中寻求巨大支点的精巧战略。

敦煌壁画中反弹琵琶的飞天神女是美丽的，但是共产党人的反弹琵琶更加惊天动地！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如今的西部，还是那番旧日景象吗？ 两千多年前，“孔子西行不到秦”，古代“圣人”的眼光和胸襟未免太狭小了。

今天的共产党人，从总书记到普通党员，都全身心关注西部大开发，推动西部大开发。

这是中国发展思路的大创新。

这是中华民族开发史上的大创举。

这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之基的大战略。

第四集 文明之魂

江泽民同志说：“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以民族文化建设为己任，这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华民族数千年优秀文化传统所决定的。

春秋时代有一本书叫《左传》。《左传》说，古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

这是至理名言。人世间有三件事可以赢得永久的荣誉：第一是有道德；第二是有功业；第三是有学问。这里说的道德，是指新的道德标准；功业是新的建树；学问是新的见解。

追求三不朽，是中国民族文化的显著特征。

道德和学问都是文化，而功业是文化的体现。既立德又立言的是有文化的人，被称为“圣人”。孔夫子就享有这样的尊号。

毛泽东将白求恩、张思德这样的人誉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和“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树立了一种崭新的文化价值观。

而这“文化”的精神内涵，正是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 １９４０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

延安的这孔窑洞里，晨曦透过窗棂，照在桌前，毛泽东显得那般清瘦，他笔下刚刚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创新之作《新民主主义论》。谁曾料想，他已经为９年后诞生的新中国勾画了一幅精美的蓝图。

中国肯定要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但未来之中国是怎样的呢？中国的新文化又是怎样的呢？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泽东这样定义。

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选集》第２版第２卷第７０７—７０８页）对于外国的、西方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必须反对“全盘西化”的做法。

延安唱起了《兄妹开荒》。

延安有了“狂飙诗人”激起的诗歌运动。

边区的秧歌，扭出了中国特有的韵律。

从此，黄河加入民族解放的大合唱，黄水怒吼，长城劲舞，支持着一个民族浴血的苦战。

“边区”的太阳是初升的太阳，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稚嫩的文化。毛泽东说，她还不能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资格去参加世界社会主义文化。

６０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具备了参与世界先进文化共同发展的“资格”了吗？

中华文明威力之巨大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众多的古代文明，玛雅文明、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印加文明等等，都失落在萋萋野草、累累荒墟之中。惟有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坦然与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世界历史上也曾出现过雄踞一方的大帝国，如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也尽是忽聚忽散，忽生忽灭，袅然如烟，只余下少许历史的残片。惟有中国，数千年保持完整统一，一直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便是中华文化的威力。

但是，为什么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在近代却应付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战呢？

这一挑战，虽然早在明代就已出现，但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注意。而挑战的真正形成正是在清代的极盛时期。

今天的中国人不妨回味一下这么一出历史小戏：

１７９２年，英王乔治三世向中国派遣了一个外交使团。马戛尔尼勋爵是带着乔治三世亲笔写给乾隆皇帝、表示友好祝愿的信来到北京的，信里说：“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永远建立在我们之间，我们会极为愉快。”自视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君主的平等来信，未得到应有的回应，等待英国使团的是极端的傲慢与无知。乾隆批转主事大臣：“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如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

英国使团带来的礼品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望远镜、最新发明的棉纺机、织布机，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野战炮、榴弹炮、连发手枪和战舰模型。

乾隆皇帝对展示在他面前的这个新世界的文明不屑一顾，把英王的礼品称为“贡品”，并坚持要英使三跪九拜。当英国使臣执意要展示悬浮弹簧的四轮华丽马车时，大清官员却将注意力集中在车夫的座位上，他们惶惶然道，你以为皇上能容忍一个人的座位比他的座位还高，并把脊背朝着他吗？

皇帝屁股的高低比什么都重要，这就是当时的中国！

这就不仅仅是悲剧了！

乾隆皇帝这种不知世界变化，轻视别的文明，拒绝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民与人民平等交流的狂妄之举，说来可笑，但它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害成分有着必然的联系。神秘的、落后的皇权思想，就是这种有害的成分。

中国病入膏肓！仅仅过了５０年，西方列强就凭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又过了５０多年，那个拒绝维新变法的西太后竟没有军队护驾，而惶惶然亡命西逃。龙辇颠簸，风餐露宿，皇威扫地，哪里还顾得上屁股位置的高低。 文化落后，也要挨打。

文化的落后，必然导致民族精神的瓦解。

中国人还应当永远记住西方强盗是如何窃掠中国古老文化精华的。那时，西方已经收起了对“中央之国”仰慕的面孔，在这些强盗眼里，中国只是一堆“古董”，即便是圆明园这样“中西合璧”的象征也在劫难逃！

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尊几近灰飞烟灭。

当时的英国人说得直截了当：“中国除了被一个文明的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当然，历史无情地击穿了“征服者”的预言。中国共产党已经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１００多年前，英国殖民者以他们所谓的“文明”方式，用血与火的手段，强占了“东方之珠”；

１００多年后，中国人以自己的文明方式，彬彬有礼地收回了“东方之珠”。

当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升上香港的天空，当英国总督的舰船悄然离开维多利亚港湾，世人从这个庄严的仪式中，不仅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而且看到形成“一国两制”思想的中华文明具有的伟大力量。

人类进入了新的千年。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不仅仅是不同社会制度的竞争，还是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竞争，这是更深层次的竞争。 在网络时代，文化的传播力、渗透力无比增强。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切不可轻视西方预言家这样的意见：一种文化知识，如果不能“转译”为信息量而进入网络，那构成它的一切，将遭到彻底的抛弃！

在这种情势下，中国有“资格”进入世界先进文化的主流吗？

中国还能以“五千年文化传统”聊以自慰吗？

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尤其是高技术发展带来的文化、信息产业的巨大渗透力，将其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强加给不同制度、不同处境、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和人民。谁要不跟着转，“山姆大叔”就不高兴，“自由女神”就要变脸，就要干涉。西方价值观已经被装饰为一种要世界强行膜拜的“图腾”——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何尝不是“枪炮”？何尝不是“巡航导弹”？何尝不是“电子战争”？何尝不是“核武攻击”？何尝不是强权的外交、政治和军事？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早已成竹在胸。 江泽民同志说：“努力建设我国的先进文化，使它在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中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与努力发展我国的先进生产力，使我国加快进入世界生产力发达国家的行列，都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任务。”“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志向，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而“中华民族的精神，最突出的就是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国人民正是依靠这个民族精神，在祖国广阔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缔造了为世人惊叹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同上）

新的世纪，新的时代，中国人民必须实现伟大的文化创新，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文化创新就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

在２０世纪，中国人最大的智慧，就是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和中国的实际、中国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便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学说。

有了不断发展创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就有了认识世界的强大武器，就有了凝聚人心、指明方向的光辉旗帜，中华大地上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化创新就是以先进的文化教育人。

邓小平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我们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知识经济时代，我国的教育事业将实现向主导产业的转换。“终身教育”将成为新世纪我国教育的基本模式。

文化创新就是以崇高的道德塑造人。

古人说，人世间最高的荣誉是“立德”。

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崭新社会正展现在世人面前。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正成为亿万人民的行为准则。

文化创新就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信息时代，知识爆炸，每个人都会根据社会和自身的需要，去选择信息，利用知识。

个人的利益和需要千差万别，但国家和人民总有共同的需要和长远的利益。

正确的舆论，符合、体现一国人民的共同需要和长远利益。

文化创新就是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无数经典，都具有永恒的价值，它塑造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丰富而坚实的精神世界，在东方大地上闪耀着伟大民族的绚丽光彩。

今天，为伟大民族复兴，为有史以来最壮阔最深刻的创新、改革而讴歌的优秀文艺作品，必将喷薄而出，如丽日之巡天，大江之东去，给古老神州带来无边春意！

第五集 大道之行

马克思的故乡特利尔市，是德国西部一座风景优美的小城。清澈的摩塞尔河静静地从城边流过。

市中心有座黑门，是古罗马时期的建筑。

黑门附近的这幢小楼，就是马克思童年生活的地方。

１００多年前，这个家庭是相当富足的。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著名的律师。

马克思的爱妻燕妮出身贵族，父亲是政府高级官员。青年马克思才华超群，当时的一位政论家说：“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人——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

凭着门第和才华，马克思不难获得世俗的荣华富贵。

但马克思另有崇高的志向。１７岁的马克思就说，我们要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这样，“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４５９－４６０页）

这是马克思一生的写照。

只要看看马克思的著作，你会惊讶地发现，没有一个人能放射出如此炫目的真理和智慧的光芒，也没有一个人能在贫困和疾病中承受如此巨大的精神苦役，更没有一个人为着全人类的解放能作出如此完美而彻底的奉献。 这一情形，日后成为无数共产党人效法和崇尚的境界。

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马克思在他工作的安乐椅上溘然长逝。这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

日本一位著名哲学家发现，马克思的奉献精神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是如此地契合，以至这种精神过去和今天仍在中华民族“性格的深处活动着”。 这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就是“虽九死而不悔”的追求真理的精神。

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精神，在漫长的历史中培育了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英雄。

屈原、司马迁、班超、文天祥、林则徐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等等。 一大批为国为民慷慨捐躯的英雄前赴后继，生生不息，从未因时世迭变而终止！

但仅就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或一个历史时期而言，这样的人物仍属凤毛麟角。

只有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动员全体党员，进而带领全体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才堪称英雄的事业和民族英雄的队伍！

李大钊，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毅然走上反动军阀的绞架。

“铁肩担道义”又岂止是这位著名学人的誓言。

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名“一大”代表中，何叔衡１９３５年在福建上杭壮烈牺牲；陈潭秋被反动军阀杀害于天山脚下，时年４６岁；邓恩铭１９３１年就义于济南，年仅３１岁„„

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的就有６人之多。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建立人民共和国，有两千万革命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毛泽东曾深情地说，这些先烈，“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

这也是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情感，正是这怀想，使生者自谨，须臾不敢愧对地下的眼睛。

这又是最平凡人的最平凡的心境，正是这悲壮，使生者奋勇，慷慨担当共同的誓言。

这座黄土岗上的坟丘下，长眠着一个最普通的战士——张思德。他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样都有一个立身的宗旨：“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是中国人民最熟悉的文字，是最明白无误的五个字，又是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中国共产党人在８０余年的岁月里用鲜血和生命反复诠释着的五个字，也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用全部创新实践证明着、体现着的五个字。 １９９８年，长江中下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

城市危急！农村危急！人民危急！

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用生命立下了誓言。

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站在抗洪抢险的最前线！

“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但是，这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基因”遗传或从“胚胎”里带来的东西，也绝不可能因“克隆”或“复制”而得以延传。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这科学体系的根本宗旨。

同共产党实现其他目标一样，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全党在根本宗旨上保持高度一致，是靠不间断的坚决斗争得来的。这斗争的本质，马克思是这样阐释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２９３页）

“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观念”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它既指被取代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还尤其指在历史上延续时间很长、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及其宗法观念，由于它滋生腐败和恶势力、侵害公共利益、涣散民心，又为一切新的改革势力和现代法制社会所反对。

腐败，大约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常见的“瘟疫”。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是在腐败的深潭中溺死的。

鸦片为祸，使大清丧权辱国，但这个封建王朝并不能克服自身的病症。大清实行的是“陋规归公”，“陋规”即指违法入关的财货，而“公”者，那就是自皇帝而下的大小官吏！也就是说，鸦片虽经抄没，转而却进了各级腐败官员的私囊。这一点，连鸦片的贩卖者也甚为惊讶——原来鸦片贸易中，大清皇帝和整个朝廷是最大的受惠者。

遍观世界各国史，中国有最多的农民起义。

被马克思称作“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太平天国，曾怀抱“大同”理想而感召天下。到头来，也不能克服自身的腐败。它袭用了封建宗法制度，所谓“太平礼制”，竟然规定了对天王子女的称呼：“王长女，臣下称呼天长金；第二女，臣下称呼天二金”，“掌率子至军帅子皆称公子”，同为“公子”，丞相子称“丞公子”，检点子称“检公子”等等，烦琐不堪。太平天国同样有很多字的“敬讳”，一旦违规，施以酷刑。太平天国官员出入都要坐轿子，规定天王轿夫６４人，东王轿夫４８人，最下等至两司马，都有轿夫４人。而东王仪仗队多至千数人，一俟出行，俨然乡村迎神庙会——一个抬轿，一个坐轿，还是“等贵贱、均贫富”么？

太平天国的腐败注定了它失败的结局。

这样，就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和腐败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５日发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２６号训令”。

《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５００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签署者：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曾任苏区中央政府总务厅工程所主任的左祥云，在承办沙洲坝中央大礼堂时，贪污公款大洋２４６元７角，经苏维埃中央政府最高法院审判，处以死刑，执行枪决。此案震动了整个中央苏区。

执政的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是自身的腐败。

改革开放的中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新时期、新任务、新环境”都离不开一个标志性的词汇，即“经济”。一方面，党要管经济了，一部分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要和经济挂钩了；另一方面，这权力是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即有可能被金钱腐蚀拉拢，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尚未健全的环境中运行——这一切都尚无前例可循。

不可避免地，党内反腐败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一个在１３亿人口的大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执政党来说，这也是一个创新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就告诫：“要把党管好。”

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０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时，他再次语重心长地说：“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０３页）

江泽民同志领导全党进行反腐败的坚决斗争，他神色凝重地告诫道：“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我们党是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论党的建设》第２６６页）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６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再过几天，中国将同全世界一道迎来新世纪。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择这个时候来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似乎别有新意。新意之一，是对即将逝去的一个世纪的反腐斗争进行总结；新意之二，是将这项工作作为“专题”定位于新的世纪。而江泽民同志的讲话则更具新意，他要回顾整个与国家民族兴衰相关的“执政史”。

他讲了那么多古今中外的、历史的、现实的“故事”：

从秦始皇到隋炀帝，从唐朝盛世到黄巢起义，从东欧剧变到苏联解体，再到国民党在台湾失去执政地位。

结论是：“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们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并强调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根本的目的就在于保证我们党能够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来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要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同上，第４７５、４７７页） 这时，我们来回顾半个世纪之前的一段往事，是很有意思的。

１９４５年７月初，一位忧国忧民的老先生从重庆来到延安，他就是黄炎培。

毛泽东和黄老先生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中心话题是“历史周期率”。

何谓“历史周期率”？

一个政党和团体，在她夺取政权的时候，因为万众一心，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于是“其兴也浡焉”；一旦政权在握，便高居于民众之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会发生腐败，于是“其亡也忽焉”。

黄炎培尖锐地发问：中共诸君能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毛泽东笑而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４９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以富于新内涵的结论，再次回答了这个问题。

党走过了８０年的征程，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８０周年大会上郑重地重复着这样一段话：

“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誓言是坚定的，而６５００万党员的誓言却不仅仅是誓言，更是果敢的行动，它将荡涤一切污泥浊水，为中国的新世纪行程开辟一条明丽而广阔的康庄大道。

第六集 东方之光

卡塔尔的多哈，波斯湾的一个阿拉伯城市。湛蓝色的海水此刻显得尤为平静。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０日，宣告中国入世的那根小小的木棰，被世人注视了整整１５年，随着它举起——落下，一声轻响，标志着漫长的谈判到达终点。 有怨有恨也有情，由期盼、等待到结束，一切又归于平静。中国，终于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３０余年之后，庄重地走入了这个“经济联合国”。这，是否过于漫长？

然而，至少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商队就已经从陆路进入了波斯湾，驼铃悠悠，摇落大漠多少星月？差不多在６００年前，中国庞大的航海船队就已经游

弋在南太平洋和非洲海岸。那如同落霞与彩云般的中国丝绸，那魅力四射的中国瓷器，就已经用东方之光照亮了一条条繁荣的海上贸易航线。

中国是“迟到”了，但迟到的中国已经长成巨人！

中国加入ＷＴ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折点，是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又一里程碑，也是世界经济圈一次前所未有的震荡。这一点，无论怎样预测，都不会过分。正如中国在近２０余年发生的每一件大事，有兴兴者，有戚戚者一样，此时，“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更忙活起来，一会儿中国是“战略伙伴”，一会儿是“战略对手”，一会儿又语焉不详，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是。 在立国的立场上，没有“变”的是中国。

在现代化文明进程中，变化最大的是中国。

这变与不变，正像中国太极图演示的那样——是东方特有的境界。 中国文字中的“变”，真是有极大的丰富性。

《易·系辞》关于“变”的说法恐怕是最古老的解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这是中国——东方哲学的精髓。中国人早在三千年前，就深通变革求新的规律。

“变革”这个词汇也最早出现在《礼·大传》中，它说到的“变革”包括“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等七个方面，当时都是涉及国体政体、“礼仪”以及发展生产力的重大问题。

商鞅变法是最具影响力的，他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可是，面对强大的旧势力，连秦孝公也心有余悸，他说：“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果真，孝公一死，商鞅——这个伟大的变革者即遭到车裂之刑。

这就是中国——既有最执著最坚韧的改革家，又有最残酷最无道的反动和对改革的虐杀。

变与不变、促变与反变，贯穿着整部中国历史。

英国人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将盛唐时期的中国与中世纪的欧洲作过对比：“当西方人的精神由于神学的纠缠而失去光泽的时候，中国人的精神却是开朗、宽和和不断探索的。”

日本学者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一书中更明确地肯定，唐代中国文化已属“世界性文化”。

而唐代出现盛世景象，正是改革创新的结果。

唐《贞观政要》记录了这思想求变的轨迹：“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可见上下一心，改革求新，是何等地深入人心。

但唐王朝的创新是很有局限性的。随着疆域的日益扩大，边疆民族问题始终困扰着帝国的盛世之梦。与吐蕃、南诏两个地方政权的关系时好时坏，唐王朝却从来没有解决好这个关系兴衰的问题，加上日后的腐败，穷兵黩武，动辄对边疆诉诸武力，终于激起民变，垮了下来。以至后世有“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之说。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改元之初，几乎都是鼎力创新的。

距今６００多年的明朝，曾派出郑和的船队七下西洋，舰船常常多达二三百艘，航海人员两万余人，先后抵达亚非１３国，这无疑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有专家提供最新证据：是中国人郑和最早完成了环球航行，发现了新大陆，

比哥伦布１４９２年发现美洲早了半个多世纪。

但郑和最后一次航海归来，明朝廷内部争权日盛，政治动荡，大明皇帝下令禁止出海航行，禁造远洋船队，违者处死。从此，中国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

到了清朝后期，“变法”、创新，竟然令末代帝王们胆战心惊，成了中国统治者的联翩噩梦。

试想历史的轨迹若非如此，那该是怎样一番情景？

东方的太阳不正是从这里升起的吗？

远在欧洲的马克思，始终关注着中国命运惨烈的灾变，他在《鸦片贸易史》中一语中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１卷第７１６页）

勇于创新之时，往往是一个民族强盛之时；固步自封之际，就是这个民族没落之际。鉴于此，启蒙思想家严复在《救亡决论》中，第一次发出了“救亡”的呐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于１８９４年，第一次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奏响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主旋律。

对于中华民族非凡的再生力，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由衷地赞叹，即使陷于屈辱和苦难，即使国破家亡，被侵略者蹂躏践踏，她也没有一刻放弃过振兴的希望。是啊！深重的灾难有时会转化为巨大的生机，这样的历史辩证法在中华民族身上体现得最为完整，这种涅槃再生的正剧在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壮怀激烈，奋斗不已。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希望与失望，创新与保守——这一循环往复的怪圈，却也生成了近代中国痛苦的年轮。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结束了这徘徊的历史。

上海原法租界里的这幢西洋式的房子和嘉兴南湖上这条典型的中式小船，在一个重要时刻完成了一次安全的转移——这似乎有着神秘和意味深长的隐喻：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才是这古老民族的新生点。 中国共产党８０多年历史，经历了三大阶段，实现了三大理论创新： 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谱写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篇章。时代的主题词是：革命。其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时代的主题词是：改革。其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江泽民“三个代表”学说的创立，开创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新局面。时代的主题词是：创新。其学说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从一个只有５０多名党员的小党，壮大为拥有６５００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从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党，成为泱泱大国的执政党。之所以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如此震惊世界的辉煌，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始终贯穿着创新的精神。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学说，就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创新的里程碑。正是基于此，中国人民不但站起来了，而且富强起来了；中华民族不仅觉醒了，而且要全面振兴了。

新世纪到来之际，世界各国领导人争相发表对未来百年的预见。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４日，俄国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出访比邻大国的江泽民同志在会见科技界人士时说：“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

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论科学技术》第１１５页）

１９９９年６月１５日，他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２０世纪是一个门坎儿，也是一个立足的高度，迈过去，就是新世纪。如今，同时拥有两个世纪的人们可以说：“我们拥有两个百年。”

但是，创新才是新世纪的通行证。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落后国家所缺乏的不仅仅是知识，更缺乏的是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熔铸而成的。

一句话：取决于全面创新。

从１４世纪到１７世纪，世界科学技术和制造能力集中显示于远洋航行，当时的明代中国，无疑是综合技术能力最强的国家。可惜，大明宫辞，哀怨婉转；大明朝廷，黯淡无光。它没有创新制度的保障，于是沉舟侧畔，千帆竞驰，西方工业革命勃然兴起。不久，日本列岛的倭寇便乘着他们的小船来袭杀中国人。再后来是列强海盗，公然瓜分神州圣土，就像宰割一只病弱的羔羊。

没有一个优越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即使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成就，也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恒久的力量。

这是铁的历史法则。

创新，是一个综合的政治经济文化概念。

体制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没有制度的不断创新就没有科技创新所需要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环境，也就没有活跃的科技创新思维及活动，就难以走出低水平的陷阱，也就实现不了制度创新的目标。

这是新世纪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链环。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创新的集体。 中国大地上，以创新为标志的世纪之门正隆隆打开。

中国发展的高速列车飞驰向前。

创新，作为观念、目标和手段日益深入人心。

以至，海尔集团可以将这样的古老理念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法国总统希拉克说，近２０年，中国经济和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震动了世界，这一发展正在改变２１世纪的世界格局。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最古老的中国可以使世界充满青春。

如果细解西方的评论，也有人不希望中国好起来，在他们看来，中国最好永远是一个女人缠足和男人留辫子的古怪国度。

但无论怎样，一个崭新的文明大国已经在东方崛起，一个伟大民族振兴的脚步声已经震动了寰宇。

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万亿美元，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国企改革取得突破，多种所有制经济蓬勃发展，中国创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扶贫攻坚计划取得胜利，中国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温饱问题。 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５０００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２０００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

“神舟”号飞船胜利返航，中国启动了开发宇宙空间的宏伟计划。 紫禁城，为着一个久久不绝的回响，而呈现出一个绝无仅有的造型。在这

个世纪之门打开的时刻，世界上最为高亢的美声，从这里发出，响彻世界。 ２００１年７月，北京申奥成功，全世界对中国投上信任和希望的一票。 上海浦东，这个万里长江的入海口，这个太平洋西边的黄金海岸，在不到１０年的时间里，高高耸立，放射出象征中国发展的神话般的光彩。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ＡＰＥＣ上海会议在这里举行。

“９·１１”的阴影尚未散去，各国首脑还是如期到来。

中国的稳定，中国的繁荣，中国的进步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客人们身着唐装，受邀在这座濒水的风雨亭里品饮中国的“功夫茶”——江南的雨，江南的风，江南的水；风有韵，雨有情，水光潋滟，映照着美好。所有这些，哪一样不可以上溯千年呢？又哪一样不充满了新的气息。

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情致和话语，这就是中国创新的诗情和画意！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中国人民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江泽民同志满怀豪情地说：

“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彻底结束民族屈辱的历史。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已经完成了。从二十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则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奋斗了五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也必将胜利完成。”

中国的时刻表已经悬挂在新世纪的门楣上，滴滴答答的声响，是巨龙的心跳。

这使我们想起了毛泽东的诗句：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就在眼前，只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高举理论创新的旗帜，就能调动全国人民排山倒海般的创造伟力，实现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大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就一定会到来，全世界都会看到辉煌灿烂的东方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