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西方文化中心主义_话语下的林语堂_送去主义_译介观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年第6期 （总第170期）

“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话语下的林语堂

“送去主义”译介观

朱伊革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在长期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的遮蔽下，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实施着暴力，使得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陷入不平等的状态。林语堂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东学西渐”的文化观和“送去主义”的译介观，他对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林语堂的“送去主义”的译介观对我们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中如何更好地保持中西文化平等的交流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

关键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送去主义；林语堂；文化交流；翻译［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6539(2009)06-0061-06

Western-Orientated Cultural Value and Lin Yutang’s Exportism Translation

Zhu Yig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Western-Orientated Cultural Value has been dominating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Eastern

countries for a long human history．Under the context of Western-Orientated Cultural Value，the Western culture has been invading the Eastern culture，and the results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have demonstrated extremely diaparity．Lin Yutang，a noted Chinese scholar，proposed exporting Chinese culture，and he wrote lots of English literary works and tranlstated many Chinese literary works into English while Western-Orientated Cultural Value was prevailing．His translations and writings constitut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Lin’s exporting tranlsaion will shed light on translators in our tim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our national cultural to the world.

Key words：Western-Orientated Cultural Value；exportism；Lin Yutang；cultural exchange；translation

浩浩几千年的人类史实际上是一部东西文化交流史。长期以来，人们将世界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一个是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的古希伯来、埃及、巴比伦、亚述以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二是西方文化体系，主要指古希腊、罗马以至近代欧美的印度欧罗巴文化体系。在长期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西方世界借助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强权优

势一直掌握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话语权，“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合法、合理的主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文化体系的遮蔽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陷入不平等的状态。

而随着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我国翻译家所面临的历史任务不仅是大量译介外国的先进文化，更重要的是向外国宣传我们

［收稿日期］ 2008 - 10 - 1

［作者简介］ 朱伊革（1967~　）男，湖北省武穴市人，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

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国外外语教学》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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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年第6期 （总第170期）的文化，让外国文化接受我们的文化，弘扬和凸显我们的民族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避免民族文化“他者化”的倾向。

一、文学翻译——“拿来”与“送去”的失衡

当今世界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文化“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地接受”（王岳川，1997：159）。其原因正如萨义德所言：“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萨义德，2000：8）西方知识分子掌握着书写权力和话语权力，而东方人民的形象是由他人描绘与创造出来的，不是东方人民自己的表述。从历史上看，各文化之间的交流也一直都是不平衡的，西方强势文化在文化交流中往往占据优势，而东方弱势文化常面临着被“他者化”的危险，这种文化交流的失衡现象在文学翻译中的表现尤其明显。

翻译的本质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交流，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翻译活动始终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翻译也在影响着两种相互交流的文化。两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并不是平等的，往往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强势文化中的人们对自己的文化及文学很自信，因此，往往会鄙视弱势文化的文学，这也就是所谓的“民族中心主义”在文学和文学翻译中的体现。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强势文化一般都不大注意翻译弱势文化的文学作品。如以英美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一直在世界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使得西方国家在文学作品翻译方面一直是“送去”多，“拿来”少，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在弱势文化中被广为翻译，而西方国家则很少翻译弱势文化国家的文学作品。根据劳伦斯·韦努蒂的统计，英美国家出版的翻译作品很少，翻译书籍，其中包括文学作品，只占其图书出版总量的2%~4%；而在法国，同类书籍要占图书出版总量的8%~12%；在意大利和德国比例还要更高。强势文化的文学作品被其他文化翻译得最多。自二战以来，英语作品是被翻译得最多的作品，在1982~1984年期62

间，英语出版物（这当中自然也包括文学作品）占世界各大主要语种出版物译出总量的近一半（Venuti，1995：13~14）。

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巨大影响和冲击的结果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向强势文化学习，在文学上就表现为大量译介强势文化的作品。考察当代世界文学史，就会发现非西方文化中的文学几乎都受到西方文学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来实现的，而西方文学所受非西方文学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对非西方文学的翻译自然也就不多。这表明，相对强势文化而言，弱势文化更注重对强势文化中文学的翻译。近现代的中国就积极主动地翻译西方国家的文学作品，西方文学作品的翻译在这个时期中国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晚清的小说有三分之二是翻译”（周珏良，1994：192）。整个20世纪的100年，中国全盘翻译的西方文史哲政经数理化等书将近10万册，但是西方完整翻译中国的书不到500册（王岳川，2002：5~12）。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严重“入超”，多年来图书进出口贸易大约是10∶1的逆差，“文化”赤字很大，如1997年中国购买的美国作品的翻译版权是美国购买的中国作品翻译版权的10倍（徐式谷，2002：564）！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加快的背景下，我们对西方强势的“他性”文化应继续保持开放性和接纳性，同时为避免中西文化交流的严重失衡，也应维护自己的民族文化，避免被西方强势的“他性”文化破坏。但当前的中西文化交流状况对我们的文化是很不利的，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西方文学作品被翻译进来的多，我们的文学作品被翻译出去的少，这势必造成西方文学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们的文学在世界，尤其在西方世界总是难以产生巨大影响。长此以往，我们的文学，甚至民族文化就会逐步丧失个性和独立性。要避免这种危险，我们就要在继续翻译大量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同时，更应该不断加强我国文学和文化的对外翻译工作，选取优秀的作品，用高水平的译作吸引西方读者，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力。在以开放性的心态“拿来”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应向国际社会“送去”我们悠久的民族文化。中国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年第6期 （总第170期） 中，一直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因子，西方各种文化思潮被大量译介到中国。现在我们应该多提倡把中国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主动向外传播，以便让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的文化巨人林语堂（1895~1976）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东学西渐”的文化观和“送去主义”的译介观，林语堂致力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以世界眼光和文化输出的自信译介了大量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对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林语堂的“送去主义”的译介观对我们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中如何更好地保持中西文化平等的交流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

二、林语堂的文化观 ——“向外国人讲中国文化”

与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中国同步，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于是，中西文化冲突便不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命题，对现代化的诉求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中西文化的选择和取舍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思想文化史上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多数学者对中西文化和文学主要采取一元化的选择策略，即对传统的排斥、批判国民劣根性、主张引进外国文化。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经历了从排斥传统到亲近传统的变化过程。在青年时代，为医治中国弊病，改变中国落后状况，林语堂也曾与鲁迅等一起反传统、批判国民劣根性、引进外国文化，这时期的林语堂也极力提倡欧化。

但20世纪30年代他赴美以后，当新文学大量吸收借鉴西方思想文化的时候，他不顾当时主流文化的压力，坚持输出中国文化，采取了不同于五四文学主流的立场。他在一系列英文著作中大谈传统，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文化，成了西方人眼里的“东方哲人”。林语堂在海外致力于“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这对促进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改变他们的“中国观”，以及促进“东学西渐”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林语堂晚年回想起

来最为自得之处正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1974年，当他80寿诞时，他最欣赏的寿礼是曾虚白送的一帧白话立轴，上面写道：“谢谢你把渊深的中国文化通俗化了介绍给世界。”（施建伟，1992：324）

林语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和当时很多学贯中西的文化名人是不同的。大部分中国学者自幼浸淫于传统文化的生活圈子，深感传统的文化严重禁锢着民族的精神，窒息国民的灵魂，消解国民的活力，深受其苦，也深知其害，故对其多持悲观态度。而林语堂自幼生活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差别的华人基督教牧师家庭的背景之中，从小虽然生活在中国，受的却是西式教育。教会大学毕业后到北京，才开始接触、熟悉中国古典文化，所以对传统文化美好的一面感受更多。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林语堂不像鲁迅那样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恶劣不堪”的“黑色染缸”（林非，2001：9），而更多地以客观、中立的视角加以阐述分析，视中国传统文化为历史形成的东西予以认可和接受，有时甚而表露出欣赏或自豪的情绪。他肯定和欣赏老庄哲学，曾称老子的《道德经》“蕴藏着精练的俏皮智慧之精髓”，是“全世界文坛上最光辉灿烂的自保的哲学”（林语堂，1988：4）。他认为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林语堂，1994（第22卷）：2］。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希冀以东方智慧对抗甚嚣尘上的西方科学主义、物质主义潮流，去除西方人因物质主义导致的生存方式和人生价值的遮蔽。

后来30余年旅居海外的经历又赋予他西方文化的背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双重熏陶下，林语堂形成了独特的中西融合的文化观。他声明：“言东西文明之异同，乃言各有畸轻畸重而已。西方学术以物为对象，中国学术以人为对象。格物致知，我不如人，正心诚意之理，或者人不如我。玄通知远，精深广大之处，我不让人，精详严密，穷理至尽，人定胜我。”（林语堂，1988：176）由此提出中西文化可以互为补充的主张，中西合璧、阴阳互补、差异相融，这是林语堂一生追求的文化理想，同时也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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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年第6期 （总第170期）他“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而东方和西方必须合作来建造它”的文化理想［林语堂，1994（第18卷）：360］，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无疑也确立了林语堂在中外文化、文学交流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林语堂所处的时代，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情况有所隔膜，不甚了解，他们头脑里有关中国的知识，大部分是被歪曲和变形的东西。西方人宣称“容貌丑陋、长辫小脚、不守时刻、不懂礼貌、爱好嫖赌、不讲公德、溺婴杀生、见死不救、虐待动物”等是中国人的天性，甚至竟然断言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施建伟，1999：351）。为了吸引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林语堂开宗明义地说：“如果学习中国文化，美国人将会获得深度，英国人将会获得宽大，德国人将会获得单纯。而所有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由于学习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的书籍及文字，将得到一种精细的灵性。”（许枫，1999：69）

林语堂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他能够“明智地选择自己民族所特有的东西”（施建伟，1999：350）介绍给西方。对外国人讲得最多的主要是儒家的伦理观念和道家的处世态度，这也是中华文化最独具魅力的部分。他说：“我只表现一种中国最优越最聪慧的哲人们所见到而在他们的文字中发挥过的人生观和事物观”，“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孟建煌，2001：36）其实这也是常说的儒道互补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大精神支柱。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普遍产生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攻击性和破坏性以及个人主义物欲横流的不满，生活在高度工业化社会中的现代西方人，被飞速的生活节奏压得透不过气来，因而提倡忍让精神、集体意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而这些正是中国儒道文化所强调的，因此西方对儒道文化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西方了解中国，早期是通过传教士和水手的文章，后来主要靠西方知识分子考察报告式的研究著作或所谓汉学家的介绍，这些都不免有隔靴瘙痒之感，无法展现中华文明的底蕴。身为能用英文进行文学创造的中国现当代作家，林语堂充分明白这些，64

利用自己的经历和英语水平，把中国的“闲适哲学”介绍到西方，以缓解西方紧张的生活节奏和家庭、人际关系。他以救世的精神热情地向西方人士介绍道家文化，传输道家思想。散文集《生活的艺术》、文学传记《苏东坡传》、专著《老子的智慧》及有“三部曲”之称的《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唐人街》等长篇小说都是旨在弘扬老庄哲学的创作。《生活的艺术》是部重在谈论生活艺术的作品，林语堂试图用哲学观点来观察、解析人生，字里行间都贯穿着道家精神，赞赏道家享受人生的态度。他的作品“不仅在认识功能上填补了西方读者对于中国的知识空白，而且还以东方文明的休闲哲学来批评了美国高度工业机械化所造成的人的异化”（施建伟，1999：406）。

林语堂在异域的土地上自由构建其以道家哲学为核心的理想人生，他向西方人宣扬东方文明，宣扬道家哲学。他对东方文化的介绍，影响了欧美人士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了解。林语堂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文化心态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林语堂的译介观 ——“送去主义”林语堂的创作和翻译生涯大致可分为３个阶段：一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的上海，二是在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的美国，三是在1966年至1976年的港、台（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台湾）。在美国的30年是他作品最丰的阶段，也是他翻译成就最辉煌的时期，出版的三十来本书几乎全是英文作品和英、汉译品，包括论著、散文、小说、传记和英、汉名著翻译，包罗极广（郭著章，1999：99）。

劳伦斯·韦努蒂曾经指出：“翻译中的每一个步骤——从译语材料的选择，到翻译活动的进行——都受到浸润在译入语环境中的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制衡与调节，通常情况下，还会出现等级秩序。”（Venuti，1995：95）作为文化交流活动的翻译必然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受制于主流文化发展的需求。译者是文化语境的产物，译者的翻译态度、翻译思想和翻译文本的选择等都会受到译者所处时代及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年第6期 （总第170期） 格局的影响。林语堂的翻译始自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当时的中国文学和文化正处于新旧转型时期，“中国的新文学尚在幼稚时期，没有雄宏伟大的作品可资借鉴，所以翻译外国的作品，成了新文学运动的一种重要工作”（王建开，2003：62）。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下，当时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浪潮，林语堂和许多翻译家一样，本着“拿来主义”的文化态度译介外国文学，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译介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从1928年到1930年期间，林语堂先后翻译过《国民革命外记》、《女子与知识》、《易卜生评传及其情书》、《卖花女》、《新俄学生日记》、《新的文评》等外国作品。

但译者作为翻译主体，为实现其翻译目的总是会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即译者在翻译中主体性的发挥，而译者的文化取向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翻译文本和策略的选择以及其翻译思想。译者的价值观、文化观、审美观等个人因素会始终影响到翻译文本的选择。自1936年旅居美国开始的，林语堂开始用英文写作，并翻译了大量中国经典著作，他的英文写作和英译中国经典著作深深地受制于其“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观念的影响。林语堂的写作和翻译中心转向了“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在以后的30年里他主要用英语进行创作，而翻译也以汉译英为主。他直接用英文写作的长篇小说有：《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唐人街》、《朱门》、《远景》、《红牡丹》、《赖柏英》、《逃向自由城》、《苏东坡传》、《武则天传》等。《京华烟云》是林语堂借鉴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艺术形式而创作的长篇小说，1939年这部小说出版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美国的《时代周刊》评论说：“《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的经典之作。”（施建伟，1999：423）该书被美国“每月读书会”（Book of the Month）选为当年12月的特别推荐书。该小说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更体现了其在世界现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风声鹤唳》、《唐人街》、《朱门》、《红牡丹》、《苏东坡传》等英文作品也大都从不同角度刻画出中国人在各种环境下的生活和思想的现实，向

西方世界生动地展示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

《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是林语堂用英文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典范之作，《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后取得了巨大成功。该书向英语读者展现了中国人的性格、心理、思想等方面的特点和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学、艺术、生活等状况。美国作家赛珍珠这样评价《吾国与吾民》：“长期以来，我就希望他们中的某个人可以为我们所有的人写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中国的书，一本真正的书，渗透着中国人基本精神的书。”“对中国的理解应该是具有智慧和洞察力的理解，因为中国人在理解人类本质时就胜其他民族一筹，是聪明而富有洞察力的。”“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以上所有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惭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赛珍珠，2001：7~8）而《生活的艺术》影响更大，该书出版后成为1938年美国最畅销的书，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并持续52个星期，并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到他逝世的1976年，在美国已重印了40多版。

与此同时，林语堂翻译了不少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著作，向西方读者译介了大量孔子、庄子、墨子等人的名篇，这些译作大都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如《中国的智慧》、《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思想。林语堂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也是为了满足当时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在精神上的一种需求，正如陈平原所言：“东方与西方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民族传统，因而产生不同的文化需求。在东方走向西方与西方走向东方的历史过程中，双方吸取的可能是对方发展中的现代文化，也可能是对方已经扬弃的传统文化。”（陈平原，2003：326）通过翻译中国古代经典作品，林语堂将中国儒道精神介绍给了西方，促进了中国文化在西方国家的传播。

为了迎合当时西方国家高度工业化的社会压力下人们对回归自然的向往和诉求，林语堂还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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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9年第6期 （总第170期）译了一些代表中国古典文化的小说、散文、诗词等方面的作品，如《英译老残游记及其他》、英译《浮生六记》、《中国古文小品选译》、《中国画论：译自国画名家》、《板桥家书》、《冥廖子游》、《幽梦影》等，把中国人的情感、思想以及生活传给西方读者，让他们能够了解和欣赏，并以此宣扬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遣兴、涤烦消愁的人生哲学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

四、结语

文化交流从来就不是一个平等的竞技场，正如西方学者法侬所言：“他们（西方人）从未停止在其他文化不在场的裂谷里填上自己的文化。”（转引自柳林，2007：29）而作为弱势的东方文化，如果在言说自我的同时还举棋不定，那么，作为强势的西方文化，是不会主动把你推到“中心”甚至“平等”的位置的。在西方世界向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文化霸权的历史语境下，翻译不仅肩负着输入外族的新鲜血液、增强自己的知识权力和竞争力的使命，同时还承担着输出自己的优秀民族文化和消解西方文化霸权的重任。要解决弱势文化在强势文化面前所出现的“失语症”，就必须消解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建构和完善非西方的话语系统，建立全新的翻译话语体系，实现与西方翻译界的平等对话（李红满，2003：46）。作为翻译家，林语堂处在一个东西文化发展不平衡的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这就导致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的主要使命便是从西方向中国引入新的科学技术、思维方式和文学形式来推动中国的变革和进步。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话语处于强势的历史背景下，林语堂独树一帜地译介中国文化的优秀作品，为西方客观地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其“送去主义”的译介观不仅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具有前瞻性，而且对当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无疑仍具有积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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