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三家诗的命运变迁

一种学说只有与时推移，才能行而不衰。东汉是一个神学思潮泛滥、意识形态宗教化、儒学神秘化的时代，同时也是经学从神秘的荒野穿越而过走向人性自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三家《诗》因其自身素质的不同，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导致了不同的发展曲线。

一、《鲁诗》在汉代的兴衰及原因

在西汉最为强大的是《鲁诗》学派，其间因明经术而身蹑高位如韦贤父子者，不在少数。到东汉，这一派虽仍在继续传播《诗》学，但却没有西汉那么幸运了，而且几乎成了四家《诗》中最不景气的一家。在这个队伍中，尽管没有出过像先前韦贤那样显赫的高官，但从西汉末以来，在这个学派中却出现了一批沉心经典、淡漠权力、富有节操的人，如：陈宣，博学明《鲁诗》，遭王莽篡位，隐处不仕；李昺，习《鲁诗》、《京氏易》，公车征，不行；李业，习《鲁诗》，王莽居位，隐藏山谷，后因不失节于伪朝，饮毒而死；高嘉、高诩父子，世习《鲁诗》，王莽时父子称盲，逃去不仕；魏应，习《鲁诗》，闭门诵习，不交僚党；鲁恭、鲁丕兄弟，习《鲁诗》，闭门讲诵，绝人间事。

这种现象的出现，虽有可能与《鲁诗》鼻祖申公不阿于世的为人传统有关，如申公当日就曾忤楚王刘戊，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但最根本的还在于《鲁诗》的现实批判精神。《鲁诗》讲经有两大主题：一是“政衰始于衽席”，一是“贤人遭贬”。这两大主题在与现实产生联系时，其必然的手段都是借古讽今，而其基本的态度都是不满于现实。在西汉初经典复原时期，《鲁诗》借着其最先出世、并占据鲁地儒学独盛的优势，很快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并在官方的支持下迅速传播开来。又由于当时汉王朝处于上升时期，有一种容纳不同政见的恢宏气度与光复旧艺的信心，使得明于古礼的《鲁诗》派学者，顺利地走向了权力中心，成为西汉《诗》学流派中势力最大的一家。但到西汉后期，政局的变迁，使这一派学者在与统治者的合作中，出现了心理上的障碍，导致了背离政治走向纯经学的人生发展道路。

在学术的发展上，此一学派也不太理想。《鲁诗》派从申公始，就缺少理论创新，除了在经文的本事探求与文字训诂上有所成就外，在对“经”义的阐发上只是浅层次的比附，其所关注的两大主题，也只是在情感的层面上徘徊，并没有在义理的层面上作深入的开掘，因而当章句之学兴起、“诗”的研究开始转向“经”的研究、“经典研究”转向“经学研究”的时候，此一派就显得后劲不足了。除了在西汉末期出现了韦氏、许氏两种章句著作外，整个东汉近二百年间不再见有新的章句产生。在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及清儒三家《诗》辑佚的著作中，曾汇集了有可能属于东汉《鲁诗》派的诗学观点与解经文字，但这些文字，除了在文献研究中略存价值外，几乎看不到其理论上的建树。以下就拿最集中的一组蔡邕《独断》所陈《周颂》31篇看其解经文字：

《清庙》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诸侯朝见，宗祀文王之所歌也。

《维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

《维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歌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之所歌也。

《天作》一章七句，祀先王公之所歌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

《我将》一章十句，祀文王于明堂之所歌也。

《时迈》一章十五句，巡守告祭柴望之所歌也。

《执竞》一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

《思文》一章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

《臣工》一章十句，诸侯助祭，遣之于庙之所歌也。

《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谷于上帝之所歌也。

《振鹭》一章八句，二王之后来助祭之所歌也。

《丰年》一章七句，烝尝秋冬之所歌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乐，合诸乐而奏之所歌也。

《潜》一章六句，季冬荐鱼、春献鲔之所歌也。

《雍》一章十六句，禘太祖之所歌也。

《载见》一章十四句，诸侯始见于武王庙之所歌也。

《有客》一章十三句，微子来见祖庙之所歌也。

《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乐所歌也。

《闵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除武王之丧，将始即政，朝于庙之所歌也。

《访落》一章十二句，成王谋政于庙之所歌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群臣进戒嗣王之所歌也。

《小毖》一章八句，嗣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

《载芟》一章三十一句，春耕田祈社稷之所歌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秋报社稷之所歌也。

《丝衣》一章九句，绎宾尸之所歌也。

《酌》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之所歌也。

《桓》一章九句，师祭讲武类禡之所歌也。

《赉》一章六句，大封于庙，赐有德之所歌也。

《般》一章七句，巡守祀四岳河海之所歌也。

因熹平石经《鲁诗》出自蔡邕之手，故一般认为蔡邕属《鲁诗》一派。但《后汉书·赵晔传》言：蔡邕至会稽，读赵晔所著《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赵晔为《韩诗》派，蔡邕叹服其所著《诗细》，并亲传其学，由此可知，蔡邕并不死守《鲁诗》家法。蔡邕所引《周颂》诗旨可注意者有二：第一、内容与《毛诗》相同，甚至连诗篇的排列次序都与《毛诗》无异，特别是与《大武》乐有关的几篇（《武》、《酌》、《桓》、《赉》、《般》），《毛诗》的排序有明显的错误，而这里《鲁诗》则将错就错。朱彝尊曾言：“蔡邕书石经，悉本《鲁诗》，今《独断》所载《周颂》三十一章，其序与《毛诗》虽繁简微有不同，而其义则一。意者《鲁诗》、《毛诗》，《风》之序有别，而《颂》则同耶？”[1](P736)其实这个“同”字正是破绽之所在。第二、所述仅诗篇的原始功用，对诗义没有任何发挥。这里披露了一个信息：《鲁诗》派因缺乏创造力，到东汉末，在《毛诗》的冲击下，其特色已开始消退。大儒如蔡邕亦不能坚守其学，而有了改传毛、韩之嫌，故而其后魏晋间虽仍有传者，但终气力不竟，不过江东而亡。

二、《齐诗》在汉代的兴衰及原因

与《鲁诗》派相比，《齐诗》派因与谶纬之学同趋，与国家意识形态结合，并努力发展其章句，故而一度势力很大。就以著述来说，《鲁诗》在东汉一朝没有著述，号称“五经复兴鲁叔陵”的《鲁诗》学者鲁丕曾称：“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2](P884)这样自然是述而不作了。而《齐诗》家则不然。西汉时曾做过成帝《诗》学老师的伏理，即著有《齐诗伏氏章句》。到东汉，其子伏黯“传理家学，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勲，以授嗣子恭。”[3](P20)伏恭以为父亲所传的章句文字太繁多了，于是“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4](P2571)省减之后的章句竟还有二十万言之多，其初内容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位《齐诗》学者景鸾，撰有《诗解文句》[5]，《后汉书·儒林传》称：“景鸾字汉伯……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凡著述五十万言。”可以看出，此一派学者很少拘束，有旺盛的著述热情，故动辄数十万言。

此外，荀爽著有《诗传》。关于荀爽的派系归属，有不同看法。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曰：“《太平览御》五百八十六引颜延之《庭诰》曰：‘荀爽云：诗者古之歌章。’似即《诗传》中语。本传不言爽治谁家《诗》，证以《汉纪》‘希得立于学官’之语，则其为毛氏诗审矣。陆元朗云：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是毛公传荀氏学。慈明为荀卿十二世孙，传《毛诗》，即所以传其家学也。”[6](P2316)陈乔枞《齐诗遗说考自叙》则说：“荀悦叔父爽师事陈寔，寔子纪传《齐诗》，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后汉书》言荀爽尝著《诗传》，爽之《诗》学太邱所授，其为齐学明矣。”又于叙录曰：“陆德明《叙录》言：寔子纪传《齐诗》。则太邱之受业太学，其所习当为《齐诗》。荀爽师事陈寔，尝著《诗传》，《后汉书》载爽对策语：有闻之师曰：火生于木，木盛于火，在地为火，在天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云云，即本翼氏《齐诗》之义。是爽治《齐诗》之学无疑。”[7](P1280,1282)陈氏之说较姚氏为优。

陈乔枞谓“《齐诗》之学，宗旨有三：曰四始，曰五际，曰六情，皆以明天地阴阳终始之理，考人事盛衰得失之原，言王道安危之故。”此说甚得《齐诗》精要。东汉《齐诗》的著作已全部散佚，从《齐诗》派学者遗存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东汉《齐诗》在理论上是有所发展的。他们的发展趋向主要有二：第一是对于基本诗义的把握，并由此而对其中的人伦道德意义进行开掘，以求在现实中体现其存在价值，起到导引人心的作用。如《齐诗》名家伏湛，光武时因其为“名儒旧臣”，甚受器重，一度代邓禹为大司徒。彭宠造反，光武帝要亲征。伏湛上疏谏曰：

臣闻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国，必先询之同姓，然后谋于群臣，加占蓍龟，以定行事，故谋则成，卜则吉，战则胜。其诗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庸。”崇国城守，先退后伐，所以重人命，俟时而动，故参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乱之极，受命而帝，兴明祖宗……复愿远览文王重兵博谋，近思征伐前后之宜，顾问有司，使极愚诚，采其所长，择之圣虑，以中土为忧念。[8](P894～895)

这里所引为《大雅·皇矣》文，重在言文王之德，不轻事征伐，终为天命所归。意在谏光武帝应以周文王为楷模，对征伐之事要慎重。再如郎顗上书言事云：

方今时俗奢佚，浅恩薄义。夫救奢必于俭约，拯薄无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于礼。修礼遵约，盖惟上兴，革文变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关雎》政本。本立道生，风行草从，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浊。[9](P1054)

“《周南》之德，《关雎》政本”，主要是从“修礼遵约”的角度说的，目的是要匡正“时俗奢佚，浅恩薄义”的社会风气。而且认为匡正时俗必须从根本上开始，这在上不在下。只要为政者“修礼遵约”，就可以“风行草从”。

从伏湛、郎顗的称引《诗经》中，基本上可以看出《齐诗》派在东汉的发展态势，仍然坚持着对诗义的把握与通经致用方向，不媚于世，并有一种从经典的基本意义出发，规范帝王行为的勇气。这可能与《齐诗》派学者对天命的认定有关。在他们心目中，天命远远大于帝王的权威。因而他们的第二个发展趋向就是完善《齐诗》推算国运的功能。在这一方面最为突出的就是郎顗。《郎顗传》称顗“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昼研精义，夜占象度，勤心锐思，朝夕无倦。”看来他是一位视学术为生命的人。西汉《齐诗》推休咎，有所谓“四始”、“五际”之说，郎顗则提出了一种新的《诗》学概念，即“三基”说。其上顺帝条便宜七事言：

臣伏惟汉兴以来三百三十九岁。于“诗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诗泛历枢》曰：“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亡……唯独贤圣之君，遭困遇险，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潜龙养德，幽隐屈戹，即位之元，紫宫惊动，历运之会，时气已应。然犹恐妖祥未尽，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为戌仲已竞，来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适三百载。[9](P1065)

“诗三基”不见于前汉记载，当出自东汉《齐诗》学。李贤注曰：“‘基’当作‘期’，谓以三期之法推之也。《诗泛历枢》曰：‘凡推其数，皆从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阴阳气周而复始，万物死而复苏，大统之始，故王命一节为之十岁也。’”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钱大昕曰：“案‘诗三基’者，盖《诗泛历枢》之别名，犹《稽览图》称《中孚传》也。其法盖以三百六十岁为一周，十二辰各三十年，一辰又别为孟仲季各十年，故下云‘戌仲已竞，来年入季’也。”由此看来，“三基”与“四始”、“五际”同类，也是一种推算国运的方法。“四始”、“五际”是以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为说，“三基”则据阴阳气周而复始为论。各家在论“三基”中，都没有说清楚是哪“三基”。参李贤注引《诗泛历枢》，疑所谓“三基”者，三百六十岁为一周，此为一基；一周中分十二辰，一辰各三十年，此为二基；一辰分孟仲季三节，王命一节为十岁，此为三基。阴阳变化之数就藏在这“三基”的周而复始之中。

《齐诗》最大的问题，在于其与阴阳术数之学联系过密，在汉代神学兴盛之际，这一派尚可乘风破浪，显其身手。随着汉王朝统治的衰亡，神学思潮的消退，《齐诗》很快便退出历史舞台，故在三家中最先失传。

三、《韩诗》在汉代的兴衰及原因

在东汉，《诗》学中势力最大的一家是《韩诗》派。唐晏曾言：“大抵《鲁诗》行于西汉，而《韩诗》行于东汉，二家互为盛衰。故《韩诗内传》至六朝尚存，亦以习之者多也。”[10](P229)《鲁诗》过于本份，自然易于僵化；《齐诗》过于玄虚，自然难以承传；而《韩诗》所具有的晋学、鲁学与齐学的混合性格，以及其对《诗》作为文学的鲜活性与作为经学的经典性的保持，使其具有了多重生存能力，因而不仅在东汉神学思潮中能得以盛行，即使在《毛诗》理性说诗的冲击下，也未即刻倒下。传授之盛，逾于其它各家。在《后汉书》中，时可见到“薛汉……世习《韩诗》……教授常数百人”、“杜抚……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弟子千余人”、“郅恽……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召驯……少习《韩诗》……侍讲肃宗……入授诸王”、“李恂……少习《韩诗》，教授诸生常数百人”、“夏恭……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馀人”、“廖扶……习《韩诗》、《欧阳尚书》，教授常数百人”、“唐檀……习《京氏易》《韩诗》……教授常百馀人”之类的记载。在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中，于东汉三国之世，列《鲁诗》17人，《齐诗》7人，而于《韩诗》，则列有41人之多。此一派的著述似亦较齐、鲁为多。今知者有：薛汉《韩诗章句》，杜抚删定《韩诗章句》与《诗题约义通》，赵晔《诗细》、《韩诗谱》二卷、《诗神渊》一卷，张匡亦为《韩诗》作章句。《汉车骑将军冯绲碑》称冯绲治“《韩诗》仓氏”，“仓氏”一派文献失载，但其作为《韩诗》的一个支派，在章句之学盛行的东汉能得以传播，亦宜有自己的章句。从这里也披露了《韩诗》在东汉，又不少派别出现。

东汉《韩诗》一派的著述，与齐、鲁二家一样，今已无存，只从前人的引述中可见得只言片语。薛氏《韩诗章句》是当时影响最大、至今残存最多的一家。此章句非一人之力所为，前汉有薛夫子《韩诗章句》，其后其子薛汉又对《韩诗章句》作了较大辐度的修改。当时各家章句都比较烦琐，即如《汉志》所云：“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薛汉父子所传授的章句，估计也不例外，故薛汉的高足杜抚为了使《韩诗》之学便于传播，对其师的章句作了认真删定，尊之曰《薛君韩诗章句》。马国翰辑有《薛君韩诗章句》，此外黄奭辑《韩诗内传》、陈乔枞辑《韩诗遗说考》，亦将薛君章句一并收入[11]。据各家所辑，《薛君韩诗章句》最主要的价值取向有二，一是继续探讨诗之原义，在诗本事与文字诠释上，尽可能的结合文本，使其解释合理化，如关于《郑风·溱洧》，《毛诗序》曰：“《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也。”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引《鲁诗》说：“郑国淫辟，男女私会于溱洧之上，有询吁之乐，勺药之和。”又引《齐诗》曰：“郑男女亟聚会，声色生焉，故其俗淫。”[12](P371,367)此三家所言，显然背离了诗篇产生的背景。而《后汉书·袁绍传》注曰：“《韩诗》曰：‘溱与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也。’”这从郑国民俗出发，对诗进行理解，显然要比三家合理。故范家相《三家诗拾遗》说：“按《韩传》但言三月上巳，士女秉兰，祓除水滨，与所悦者俱往，而无他词。其曰‘所悦者’，谓士与士，女与女，各有平日所悦之人。即‘伊其相谑’，亦是士女各就其所悦者，与之相谑耳。世无道路相逢，士女杂沓互相戏谑淫奔之理。乃《毛传》添出‘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诸语，无论诗中绝无兵革流离之意，即‘秉兰’‘赠药’，安必为目成期约之物？皆非诗中所有之义也。但暮春水涣，男女群相祓禊，袵交趾错，风俗之弊，自在言外。诗人但直叙其事，而含刺已在。《韩诗》之说，深得风人之旨，不可增益一语。”[13](P551)他如解《君子陶陶》曰：“陶，畅也。”解《葛屦》“纤纤女手”曰：“纤纤，女手之貌。”解《园有桃》“我歌且谣”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解《小雅·六月》“元戎十乘”曰：“元戎，大戎，谓兵车也。车有大戎十乘，谓车缦轮，马被甲，衡扼之上，尽有剑戟，名曰陷军之车，所以冒突先启敌家之行伍也。”这都是就诗之文本立说的。

薛君《韩诗章句》第二个价值取向是，阐发诗义，寻绎其与现实政治与人伦道德间的联系。如《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朱辅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朱辅所引为《周颂·天作》篇诗句，其所说的“传”，当是指韩婴的传，所言甚为简略。所谓“岐道虽僻，而人不远”，意思是通向岐下周国的道路虽然险阻，而人心归向，不以为难[12](P1007)。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韩传”中对于“有夷之行”的理解，乃是指人心理上的感觉，因为人心向往，所以就感到道路平坦通畅，故曰“而人不远”。薛氏的章句则对原初的韩婴传作了发挥，李贤注引薛君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归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归矣。’‘易道’谓仁义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险，而人不难。”不仅对诗之文字作了详释，而且还将“有夷之行”与“仁义之道”联系起来，认为这句经文是有象征意义的，表面上是行走的道路，实际上指的是“仁义之道”，这样于经义中便注入了人伦道德意义，将诗学的诠释完全转向了经学的诠释。再如《后汉书·李固传》载李固对策曰：“《周颂》曰：‘薄言振之，莫不震迭。’此言动之于内而应于外者也。”李固引为《周颂·时迈》篇语，释“迭”为“应”，是《韩诗》义，《毛传》则释为“惧”。“动之于内而应于外”，当是《韩诗》传统的解释，指的是王家的声威，但所言何王，也未详说。《鲁诗》言是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亦未言为何王。《毛诗》以为是指武王，《左传·宣公十二年》言“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云云，是以为武王事。《国语》言为周公作，而李贤注引薛君传则曰：“薄，辞也；振，奋也；莫，无也；震，动也。迭，应也。美成王能奋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则天下无不动而应其政教。”以为此为成王事。是武王还是成王，其意义完全不同。武王能威震天下，在于其开国之威；而成王是守成之君，其能够震动天下，则在于其能“奋舒文武之道”，在于“政教”。在东汉守成之世，更重要的是继承先祖伟业，是以文安邦，即所谓“政教”。因此这个解释，无疑是对经典的“现代诠释”，其意义指向显然在于政治上的长治久安。

四、结论

总之，《韩诗》在东汉的发展势头要好于齐、鲁二家，但这三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时刻关注着现实与政治。尽管三家在东汉，就经义的思考与理解都有深入，但比之《毛诗》，毕竟缺少了点独立的经学精神，这样在《毛诗》的竞争与汉魏易代的巨大变迁中，很难顺时应变，于是迅速走向衰落。《韩诗》虽然因其“混合性格”与多重生存能力的发挥，获得了比齐、鲁两家较好的发展，但随着神学思潮的消退与意识形态的变化，也终难逃衰亡的命运。

注释：

① 景氏书．朱氏《经义考》、侯氏《补后汉书艺文志》皆题作“齐诗解”，姚氏《后汉艺文志》曰：“按：‘文句’即章句之异名，《隋志》礼家有皇侃《丧服文句义疏》十卷，此其证也。殆汇众家诗解而为之章句欤！《侯志》据《经义考》题作《齐诗解》，以‘文句’二字属下读，今考本传云‘作《易说》及《诗解文句》，兼取《河洛》，以类相从，名为《交集》’，《华阳国志》云：‘撰《礼略》、《河洛交集》’，则《河洛交集》别为一书。此书名《诗解文句》审矣。”今从姚氏说。

【原文出处】《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期第40～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