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为政之道研究之一070311

“以 天 下 为 己 任”

——范仲淹为政之道研究之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张 希 清

范仲淹（989～1052）以《岳阳楼记》一文，名传千古；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几为妇孺皆知。但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而且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蔡齐榜进士及第，四月授官广德军（治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到仁宗皇祐四年（1052）五月，死于赴知颍州（治今安徽阜阳）任途中的徐州，先后为官从政37年。他既历知州县，又位登两府；既出宋夏战争前线为将（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又入朝廷为相（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王安

“雄文奇谋，大忠石评论他：“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韩琦称赞他：

“范文正公，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者。”黄庭坚则称：

当时文武第一人，至今文经武略，衣被诸儒，譬如蓍龟，而吉凶成败不可变更也。”在范仲淹的从政生涯中，蕴涵着极为宝贵的政治思想和智慧，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而其为政之道最为突出的，则是“以天下为己任”。朱熹说：“范公平日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又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亦云：“及陕西用兵，天子以（范）仲淹士望所属，拔用之。及（吕）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倖滥，考覈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关于范仲淹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不胜枚举，但对其“以天下为己任”的为政之道的专门研究，尚不多见。现简要论述如下，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4321

一、忧患意识：“有忧天下之心”

（一）忧国忧民忧天下

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首先表现在他“有忧天下之心”。中国古代士人，历来具有比较强烈的忧患意识。所谓忧患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人生、社会所遭遇的苦难而

“德之不修，学之产生的忧虑与思索。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又说：

1765 王安石撰、唐武标校点《王文公文集》卷八一《祭范颍州仲淹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73页。

2 李裕民、佐竹靖彦共编《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八《代韩魏公祭范希文》，汲古书院，1993年，第364页。

3 张照、梁诗正等《石渠宝笈》卷二九《宋范仲淹道服赞》黄庭坚跋，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5册，第193页。

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自国初至熙宁人物》，中华书局，1986年，第3087、3088页。 5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七《与范希文书》，中华书局，2001年，第983页。 6 参见张岂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炎黄春秋》2000年第11期。

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的忧患主要在于“君子”个人的道德情操。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认为，如果没有“苦难”的磨炼，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是不可能的。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孟子的忧患意识则成为一种人生哲学。西汉初年，贾谊多次向汉文帝上书陈述政事，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贾谊所忧患的是国家的安危治乱，他的忧患意识则是一种忧国、忧民、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有忧天下之心”一语大概最早见于唐朝韩愈的上宰相第三书，他说：“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故愈每自进而不知愧焉，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焉。”韩愈是“有忧天下之心”的，他“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书亟上、足数及门而不知止”，目的在于“行道”于朝。范仲淹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也说：

某天不赋智，昧于几微，而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由是时政得失，或尝言之，岂所谓不知量也？

范仲淹“有忧天下之心”。他在《与范希文书》中写道：

自去岁在洛阳，闻以言事出睦州。及来京师，又知移常州，寻复得苏州，迁延南方，岁且终矣。南方美江山，水国富鱼与稻，世之仕宦者举善地，称东南。然窃惟希文登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则虽有东南之乐，岂能为有忧天下之心者乐哉！654321范仲淹的心与韩愈是相通的，都是“有忧天下之心”，而谏诤不已。同时代的欧阳修也认为

这里的“有忧天下之心者”，即是指因极谏废郭后被贬而出知睦州的范仲淹。

范仲淹不但自己“有忧天下之心”，而且认为其他臣僚也应该有忧天下之心。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道：“今朝廷必欲求有道之言，在其择而必行，不在其诱于必赏。言而无赏，则真有忧天下之心者，不废其进焉。”他在知苏州时的《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中也说：“某已具此闻于相府，仰惟中丞有忧天下之心，为亦留意于此焉。”他还以此衡量他人。如在《推委臣下论》中指出，宰辅大臣应该有忧天下之心，建议仁宗广为询访，精意求贤，“其深于正道，有忧天下之心，可备辅相者，记之”。其《举张昪自代状》亦云：

右，臣伏蒙圣慈特授尚书礼部侍郎。臣伏见工部郎中、集贤院修撰、知润州张昪筮仕以来，清介自立。精思剧论，有忧天下之心；纯诚直道，无让古人之节。朝野推重，1

2789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述而篇第七》，第67页。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十二《告子章句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298页。

3 班固《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30页。

4 韩愈撰、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注释》卷三《后廿九日复上书》，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44页。 5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资政晏侍郎书》，范能濬编集、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6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七《与范希文书》，第983页。

7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资政晏侍郎书》，《范仲淹全集》，第204页。

8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范仲淹全集》，第233页。

臣所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议。1

范仲淹举张昪自代的理由之一就是“有忧天下之心”。张昪后历官御史中丞、参知政事、枢密使，均有政绩。他“见帝春秋高，前后屡进言储嗣事，卒与韩琦同决策”。“王曾称其有公辅器”。司马光称其“为人忠谨清直，不可干以私”。确实也是一位有忧天下之心者。此外，范仲淹在《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中也特意表彰其同年状元蔡齐“以进贤为乐，以天下为忧”。他认为蔡齐也是一位“有忧天下之心”者。

（二）“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一般士大夫均如孟子所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而范仲淹因以天下为己任，有忧天下之心，所以他“进亦忧，退亦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出一般士大夫之处。

乾兴元年（1022）十二月，时任文林郎、试秘书省校书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监泰州西溪镇盐仓的范仲淹，即上书尚书右丞、枢密副使张知白曰：

其大幸者，生四民中，识书学文，为衣冠礼乐之士；研精覃思，粗闻圣人之道。知忠孝可以奉上，仁义可以施下，功名可存于不朽，文章可贻于无穷，莫不感激而兴，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岂所谓不知量也？……而当世大君子，以某雕虫之技而怜之者有矣，未有谓某之诚可言天下之道者。今复吏于海隅葭菼之中，与国家补锱铢之利，缓则罹咎，猛且贼民，穷荒绝岛，人不堪其忧，尚何道之可进！……恭惟右丞，播洪钧之仁，矜其不肖，以一言置于左右。……使某会遇之日，有益于当时，有垂于将来，乃右丞之道传传而不朽矣。65432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自荐书，而是北宋中期一位新兴士大夫的自白和呼唤。从中可以看出，范仲淹虽然只是一个从九品33阶的身处海隅荒岛的监当官，但他“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渴望有机会“言天下之道”，“有益于当时，有垂于将来”。这充分展现出他以天下为己任、有忧天下之心的广阔胸怀和远大志向。

天圣三年（1025）四月，范仲淹又直接向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宋仁宗上了一封《奏上时务书》，直言极谏，“欲倾臣节，以报国恩”。他提出了救文弊、讲武备、选贤俊、抑侥幸、崇圣德、少巡幸、纳远谋、勿独断等八项建议，着重指出要“外防夷狄、内防奸邪”，“防之

监泰州西溪镇盐仓，只不过其阶官升为“守于未萌，治之于未乱”。此时范仲淹仍为文林郎、

大理寺丞”，即从33阶升为26阶。仍然是身在海隅，心忧天下，而且其忧患更为具体了。真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因丁母忧而执教于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书院，教学之余，他又向宰相王曾、张知白，参知政事吕夷简、鲁宗道上了一封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范1

27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九《举张昪自代状》，《范仲淹全集》，第385页。 脱脱等《宋史》卷三一八《张昪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62--10363页。

3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四《户部侍郎赠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范仲淹全集》，第294页。 4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第304页。

5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八《岳阳楼记》，《范仲淹全集》，第168页。

6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张右丞书》，《范仲淹全集》，第181页。

仲淹在这封万言书的开头即写道：

某居亲之丧，上书言事，逾越典礼，取笑天下，岂欲动圣贤之知，为身名之计乎？某谓居丧越礼，有诛无赦，岂足动圣贤之知耶？……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

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倘相府思变其道，与国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复行，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倘不思变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亦今相府负天下之过也。1

居父母之丧期间，按礼是不应该上书言事的。那么，范仲淹为什么冒哀上书、言国家事呢？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利禄吗？不是。而是“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即心忧天下，为国尽忠。

如何磐固国本、复行王道呢？范仲淹说：

某窃谓相府报国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也。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复游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于有道也。2

《上执政书》中的这六项改革措施，较之两年前《奏上时务书》中的八项建议，更加完备成熟、切实可行了。苏轼评论说：“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3范仲淹平生所为或有超出此书者，但由此足可以看出他“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此书一出，天下传诵。相府宰执虽未付诸实施，但却获得当时首相王曾的极力赞赏。次年，晏殊入朝为御史中丞，当荐馆职。王曾遂指示晏殊推荐范仲淹应试学士院。于是，在服丧期满之后，范仲淹被任命为秘阁校理，踏上立朝行道之路。十五年后，他被擢为执政，遂得以将当年的《上执政书》付诸实施。

范仲淹“进亦忧”，为国事直言极谏。“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庆历三年（1043）八月，入朝为参知政事；九月，即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奏言：“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其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当他遭贬黜，到外地做官，则“退亦忧”，“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如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罢参知政事，以右谏议大夫、资政殿学士知邠州（治今陕西彬县），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他在《谢授知邠州表》中说：“臣敢不即日首途，奉召行事？生民疾苦，可得询求，边塞机宜，更当筹虑。用罄臣节，以1

2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2--184页。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4页。

酬圣知。”十一月，改知邓州（治今河南邓州），范仲淹在《邓州谢上表》中说：“敢不孜孜于善，战战厥心？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上酬圣造，少罄臣诚。”皇祐四年（1052）五月，范仲淹病逝于赴知颍州任的途中。他在临终所上《遗表》中还说：“伏望陛下，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如此，则不独微臣甘从于异物，庶令率土永寖于淳风。”真可谓心忧天下，进退皆忧，死而后已。

（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庆历六年（1046）九月，范仲淹在邓州，应谪知岳州（治今湖南岳阳）的挚友滕宗谅的请求，撰写了传诵千古的《岳阳楼记》。其末篇云：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先忧后乐”正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又一突出表现，也是他的思想境界远远超过一般士大夫之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虽然在他58岁时才见诸文字，但却是他一贯的思想。欧阳修《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云：“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其所有为，必尽其力。”说明“先忧后乐”是范仲淹经常“自诵”的格言；他之所以有“先忧后乐”的思想，正是因为他具有“慨然有志于天下”的“大节”。

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劝告齐宣王：与天下百姓同忧同乐，才能使天下归服。欧阳修曾对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做过解释。他说：

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众人之豫，豫其身耳。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654321

欧阳修进一步解释说，圣人是“以天下为心者”，所以“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而范仲淹“有忧天下之心”，所以不但“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而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思想境界显然远远超过了亚圣孟子。

范仲淹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为官清白，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云：“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丧其母时尚贫，终身非宾客食不重肉，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云：“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而殓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亡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1

27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谢授知邠州表》，《范仲淹全集》，第367页。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邓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71页。

3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遗表》，《范仲淹全集》，第378页。

4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二一《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第333页。 5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卷二《梁惠王章句下》，第33页。

6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七六《易童子问》卷一，第1109页。

居之。”又史载：“公既贵，常以俭约率家人，且戒诸子曰：‘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又已蚤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

321范仲淹的为官清廉与清官包拯极为相似。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包拯与妻子同甘共如初宦时”。范仲淹亦是“既显，门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

苦：“孝肃渐贵，夫人与公终日相对，亡声伎珍怪之玩，素风泊然。”范仲淹亦是“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

庆历二年（1042），范仲淹在宋夏战争前线上《让观察使第一表》云：“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则可共其忧患，而为国家之用。故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云：“公天性喜施与……每抚边，赐金良厚，而悉以遗将佐。”断然拒绝，说：

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树第治圃，顾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俸赐之余，宜以赒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7

8654范仲淹晚年知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他于是，“尽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范仲淹之乐是“道义之乐”，已经远远超

出“形骸”、“居室”之外。“心忧天下”即是其乐。

正因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到处受到尊敬与爱戴。正如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所云：“其为政，所至民多立祠画像。其行己临事，自山林处士、里闾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乐道其事者甚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亦载：“死之日，四方闻者莫不嗟惜。为政忠厚，所致有恩，邠、庆二州之民与属羌皆画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为举哀于佛寺，号之如父，斋三日而去。”109

二、主体意识：与天子“共治天下”

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北宋中期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政治思

。潮和政治局面。天子与百官“共治天下”一语大概最早起源于班固（32～92）的《汉书》

111 洪业、聂崇歧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92页。

2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附录一《言行拾遗事录》卷一《常以俭约率家人》，《范仲淹全集》，第793页。 3 包拯撰、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附录一《国史本传》，黄山书社，1999年，第270页。

4 包拯撰、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附录一《宋故永康郡夫人董氏墓志铭》，第281页。

5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一表》，《范仲淹全集》，第353页。

6 洪业、聂崇歧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92页。

7 朱熹撰、李伟国校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二《参政范文正公》引《遗事》，《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册、第219页。

8 洪业、聂崇歧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92页。

9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二一《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第336页。 1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五月丁卯，中华书局，2004年，第4147页。

11 参见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3期（1999年5月）；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暨南学报》第23卷第6期（2001年11月）；王瑞

其卷八十九《循吏传·序》云：

及至孝宣，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自霍光薨后，始躬万机，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职而进。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

汉宣帝所说“与我共此者”，即“与我共治天下者”。《晋书》卷六九《孙波传》即直接写作：“昔汉宣有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而“共治天下”一词大概最早见于张衡（78～139）《论衡》卷十《刺孟篇》：“始于文王而卒传于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庄公元年》云，天子应“通贤共治，示不独专”。至曹魏时，则始见于曹操的《求贤令》。《三国志》卷一《魏书一·武帝纪第一》载：“（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

在北宋之前，天子与百官“共治天下”一语尚不常见，检索《四库全书》，仅约有二十处；到北宋真宗之后，才开始多起来。据初步考察，出之于其口中或笔下者，就有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龙图阁待制张知白（？～1028）的上言：“《汉史》载宣帝为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责成，知王道之根本，常曰：‘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传示不朽，后之人孰不称颂哉！”，真宗时，右正言夏竦（985～1051）所进《议选调》策云：“国家膺天成命，司牧元元，分命庶官，共治天下。”胡瑗（993～1059）所撰《周易口义》曰：“九二：刚明之臣，与之共治天下，当绝疑忌之心，以信相待，则兴治之功毕，而终获其吉也。”蔡襄（1012～1067）所撰《梁适追封安国太夫人阎氏可追封□国夫人制》云：“敕：进登宰路者，所以共治天下。而于其家必极褒崇者，非特慰夫幽途，亦以伸人子之荣遇也。”4321沈遘（1028～1067）所撰《戒励贡士敦尚行实诏》云：“凡尔守令师帅官，吾所以共治天下

5，张方平上言：“昔尧舜之为君，选于众，举十六官，者也，岂不念此！”熙宁八年（1075）

而与皋、夔、稷、契共治天下，犹且明四目，达四聪，而后能协和万邦。虽大圣贤，未有一人之心力而可以成天下之务也。”等等。此后，谈论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者就更多了。

“共治天下”亦作“共理天下”，如《唐大诏令集》卷一○四《察访刺史县令诏》即云：“汉宣帝云：‘与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范仲淹文集中未见“共治天下”一词，只有天圣三年（1025）四月《奏上时务书》说：“自古帝王，与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乱；与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但言“共理天下”者，则至少有十处之多。如天圣三年（1025）四月，他在《奏上时务书》中说：“臣又闻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贤俊授任，不以爵禄

，为恩。故百僚师师，各扬其职，上不轻授，下无冒进。此设官之大端也。”天圣五年（1027）

年；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第五章第三节“从‘奉行圣旨’到‘共治天下’”，三联书店，2006年；诸葛忆兵《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等。

1 李焘《长编》卷七八，大中祥符五年七月己巳，第1774页。

2 夏竦《文庄集》卷十三《进策·议选调》，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162页。

3 胡瑗《周易口义》卷十《未济》，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册，第448页。 4 蔡襄撰、陈庆元等校注《蔡襄全集》卷十三《梁适追封安国太夫人阎氏可追封 国夫人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2页。

5 沈遘《西溪文集》卷四《戒励贡士敦尚行实诏》，《四部丛刊》三编本。

6 李焘《长编》卷二六九，熙宁八年十月丁巳，第6613页。

7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奏上时务书》，《范仲淹全集》，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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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执政书》中说：“某窃览前书，见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又说：“某又观今之郡长，鲜克尽心。……苟且之弊，积习成风。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从而兴乎！”天圣八年（1030），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盖闻昔者圣人求天下之言，以共理天下，于是命百官箴阙，百工献艺，斯则大臣小臣

“后世圣人开学校，设科等，无非谏也。”天圣八年五月，他在《上时相议制举书》中又说：

率贤俊以趋之，各使尽其心，就其器，将以共理于天下。”庆历三年（1043）二月，他在《论转运得人许自择知州》中说：“内[外]官虽多，然与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庆历三年（1043）九月，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又说：“臣闻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县令，即古之诸侯，一方舒惨，百姓休戚，实系其人。故历代盛明之时，必重此任。”54321他在《六官赋》中说：“今国家博采遗贤，陟明多士，将五帝以齐迈，命六官而共理。”庆

76历五年，他在《谢转给事中移知邓州表》中也说：“臣敢不寅奉朝经，躬修民政？孜孜共理，，他在《杭州谢上表》中又说：少望于前贤；蹇蹇一心，无忘于大节。”皇祐元年（1049）

“虽辽隔于明天，亦荐分于善壤。共理吴会之域，奉扬唐虞之风。”据初步统计，在北宋的士大夫中，范仲淹大概是谈论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最多者之一。

“共治天下”有时亦作“共天下”、“同治天下”、“与治天下”，如徐积（1028～1103）所撰《策问》说：“天子之所与共天下者，其人皆出乎士也。”程颐（1033～1107）解《尧典》“克明俊德”说：“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毕仲游（1047～1121）在《理会科场奏状》中说：“异日设官分职，凡所与共天下之治者，必多由科举而进，非细事也。”但“共天下”还有另外一层涵义，即“共有天下”、“共享天下”。如西汉张良所说的“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及东晋时人所说的“王与马，共天下”1312111098。这在宋神宗与文彦博的一次对话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载：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三月戊子]（文）彦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

、“为士大夫治天下”。 这里的“与士大夫治天下”更侧重的涵义是天子“与士大夫共有天下”

另外，所谓“共治天下”，最初涵义是天子与百官共治天下，北宋中期之后，逐渐演变为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如上引北宋人徐积（1028～1103）所说：“天子之所与共天下者，

“夫人君之所以治天下以有民，其人皆出乎士也。”又如北宋人李若水（1093～1127）所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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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3、185--186页。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资政晏侍郎书》，《范仲淹全集》，第202页。

3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时相议制举书》，《范仲淹全集》，第209页。

4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补编》卷一《论转运得人许自择知州》，《范仲淹全集》，第664页。

5 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80页。

6 范仲淹《范文正公别集》卷二《六官赋》，《范仲淹全集》，第427页。

7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谢转给事中移知邓州表》，《范仲淹全集》，第369页。

8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杭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72页。

9 徐积《节孝集》卷二九《策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935页。 10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经说》卷二《尧典》，《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035页。

11 毕仲游《西台集》卷一《理会科场奏状》，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2册，第6页。 12 班固《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一下》。注云：“师古曰：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第49页。 13 房玄龄等《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554页。

所以共治以有士。”又如两宋之际的李纲（1083～1140）说：“臣闻人主所以共治天下者，

“夫莫先于人材；所以激励天下者，莫先于士风。”再如两宋之际的陈渊（？～1145）则说：

士大夫，天子所与共理者也。”其涵义更加宽泛了。

北宋的皇帝也大多是认可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如雍熙二年（985）十二月，太宗曾对宰相李昉等说：“中书、枢密，朝廷政事所出，治乱根本系焉。且天下广大，卿等

“敕：朕制临天下，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仁宗在《戒励臣僚奏荐敕》中说：

”思与贤材而共治之，故开荐举之路；又于群臣无有疑间，故所荐多亦升任。

654321为什么天子必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呢？首先，历史发展到宋代，天子不再是神，而是人。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时就曾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五代时期，更是政

权更迭频繁，正如后晋使相安重荣所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宋朝以军事政变得国，“天命”说也没有太大市场。天子既然是人，就会犯错误，就不应该一人独裁。正如范仲淹所说：

圣人之至明也，临万机之事而不敢独断；圣人之至聪也，纳群臣之言而不敢偏听。独断则千虑或失，偏听则众心必离。人心离，则社稷危而不扶；圣虑失，则政教差而弥远。故先王务公共、设百官而不敢独断者，惧一虑之失也；开言路、采群议而不敢偏听者，惧众心之离也。87

其次，由于儒学的复兴，士大夫们认识到在天子之上还有一个儒家的“圣人之道”。要治理好国家，天子的言行必须合于“圣人之道”。而这个“道”往往掌握在宗经学古的士大

。沈括（1031～1095）《续笔谈》载： 夫手中。士大夫有责任、也有能力与天子“共治天下”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太祖与赵普的问对在北宋未见其他记载，而南宋孝宗之后，却屡被引述。南宋大臣留正评论说：“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

。早在汉代，戴德《大戴礼记·易本命》与故者。”这里的“道理”就是儒家的“圣人之道”

云：“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在北宋时期，关于“道”、“理”或“理道”大于天子的说法，也是不少见的。如范仲淹在《睦州谢上表》中说：“理或当言，死无所避。”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若条贯差失，于事有害，逐处长吏，别见机会，须至便宜而行者，并须具缘由闻奏。委中书、枢密院详察，如合理道，即与放罪。仍便相度，别从更改。”在《遗表》中仍然说：“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从学。游心儒术，决知圣道之可行；结绶仕途，不信贱官之能屈。才脱中铨之冗，遽参丽正之荣。耻为幸人，窃论国体。” 范仲淹一生都是用“圣人之道”与天子“共治天下”的。

天子与士大夫应该“共治天下”，在北宋中期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这在范仲淹的意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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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1112 李若水《忠愍集》卷一《上何右丞书》，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4册，第670页。 李纲《李纲全集》卷三九《用人材以激士风札子》，。

3 陈渊《默堂集》卷十六《答廖用中正言》，《四部丛刊三编》本。

4 李焘《长编》卷二六，雍熙二年十二月，第600页。

5 蔡襄撰、陈庆元等校注《蔡襄全集》卷九《戒励臣僚奏荐敕》，第226页。

6 司马迁《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952页。

7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1302页。

8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奏上时务书》，《范仲淹全集》，第178页。

9 《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四七，乾道五年三月戊午,《宛委别藏》本。

10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睦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40页。

11 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86页。

尤为强烈。对天子而言，是应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范仲淹等士大夫们的奏章中经常谈到的；对士大夫而言，是应该与天子共治天下，这在范仲淹等士大夫们的文章中虽然没有明说，但毫无疑义，都是具有这种为政意识的。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中所说的“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就是有志于与天子“共治天下“。被称为“高平门人”的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

“与天子共治天下”这一为政之道是北宋士学，为万世开太平”，也是要与天子共治天下。

大夫的一种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范仲淹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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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当精神：“左右天子为大忠”

范仲淹在《范文正公文集》卷八《杨文公（亿）写真赞》中写道：

昔王文正公（旦）居宰府仅二十年，未尝见爱恶之迹，天下谓之大雅；寇莱公（准）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枢密扶风马公（知节），慷慨立朝，有犯无隐，天下谓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伟人也。公与三君子深相交许，情如金石，则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景德元年（1004）九月，契丹发兵号称二十万，大举南下，“围瀛州（今治河北河间），直犯贝（治今河北清河）、魏（治今河北大名），中外震骇”。十一月，兵临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城下，直接威胁京城开封。宰相寇准力促真宗亲征澶州，渡过黄河，登上北城门楼。“将士望见黄屋，皆呼万岁，声震原野，勇气百倍”。此前二日，契丹统军萧挞览被宋军射死，士气大挫。经过多次往返交涉，双方遂订立“澶渊之盟”。王钦若认为：“澶渊之役，（寇）准以陛下为孤注，与虏博耳。”范仲淹则认为：寇准“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左右天子为大忠”，只有这时的范仲淹才能做出这样的评论。他以天下为己任，与天子共治天下，自然就会把为了“却戎狄，保宗社”而“左右天子”看作“大忠”了。而他自己为官从政也正是这样做的。今人有云：“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

，也是敢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当年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

想敢说、敢作敢当的。

（一）直言极谏，愈黜愈奋

范仲淹认为：“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庭诤，国朝之盛。有阙即补，何用不臧！然后上下同心，致君亲如尧舜；中外有道，跻民俗于羲黄。”“臣不兴谏，则君道有亏；君不

“儒者报国，以言为先。”从谏，则臣心莫写。……岂不以君之德也，贵纳谏而温恭。”所以，

765432“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立志要像灵乌一样，“警于未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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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载《张载集》拾遗《近思录拾遗》，中华书局，1978年，第376页。 脱脱等《宋史》卷二八一《寇准传》，第9530页。

3 朱熹撰、李伟国校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丞相莱国寇忠愍公》引《遗事》，《朱子全书》第12册、第117页。

4 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校点《涑水记闻》卷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6页。

5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睦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41页。

6 范仲淹《范文正公别集》卷二《从谏如流赋》，《范仲淹全集》，第430页。

7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让观察使第一表》，《范仲淹全集》，第355页。

恐于未炽。”“虽死而告，为凶之防。”“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天圣七年（1029）冬至，时章献刘太后垂帘听政，仁宗欲率百官于会庆殿为刘太后拜寿，“诏下草仪注，缙绅失色相视，虽切切口语，而畏惮无一敢论者”。范仲淹时任秘阁校理，独上疏言：“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疏奏，遂罢上寿仪。”

563421又上疏请刘太后还政，说：“今上皇帝春秋已盛……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晏殊初荐仲淹为馆职，闻之大主，以享天下之养。”“后颇不怿，寻出为河中府通判”

，范仲淹写了一封很长的《上惧。召仲淹，诘以狂率邀名且将累荐者。” 天圣八年（1030）

资政晏侍郎书》，说明自己是出于“有忧天下之心”，与天子“共理天下”，所以“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国家冬至上寿之礼”若不正之，“后代必有舅族强炽，窃此为法，以抑制人主者”，那时就无可奈何了。“是故轻一死而重万代之法”。此乃“忠臣之分”，并非越职言事，“好奇邀名”。晏殊终于表示愧谢，仲淹此举给仁宗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明道二年（1033）二月，章献刘太后崩。四月，范仲淹被召入朝，任右司谏。宋仁宗时，比较重视谏官，单独设立谏院，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中央机构。设知谏院、同知谏院，左、右司谏，左、右正言等谏官，专门负责谏诤皇帝，论奏朝政阙失，弹劾宰相及百官等。谏官虽小，但与宰相一样，是最能直接“左右天子”、“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当时身在洛阳的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写道：

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庙堂

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

士大夫们对范仲淹寄予了重望，相与语曰：“我识范君，知其贤也。他日闻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面争庭论者，非他人，必范君也。”范仲淹也果然不负众望，在右司谏任上，做了许多“直辞正色面争庭论”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反对立杨太妃为皇太后、参决军国事。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云： 明年，章后弃长乐，擢为右司谏。属朝廷用章后遗令，策太妃杨氏为皇太后预政。

制出，都下汹汹。公上疏极陈：“王者立太后，所以尊亲也，不容冀幸于其间，未闻武武相蹑，一二而数，况复称制以取惑天下耶？臣恐后世有以窥之者。”上悟，第存后位号而止。 因为范仲淹等人的建言，未让杨太妃参决军国事，而仅仅保留了皇太后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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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910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灵乌赋》，《范仲淹全集》，第12页。 洪业、聂崇歧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86页。

3 李焘《长编》卷一○八，天圣七年十一月癸亥，第2526--2527页。

4 洪业、聂崇歧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86页。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云：“其事遂已。”《长编》卷一○八云：“疏入，不报。”今从富弼《墓志铭》与欧阳修《神道碑》。 5 文莹《续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76页。

6 洪业、聂崇歧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86页。

7 李焘《长编》卷一○八，天圣七年十一月癸亥，第2527页。

8 以上均见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资政晏侍郎书》，第202--205页。

9 参见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 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七《上范司谏书》，第974页。

第二件事，是建言遣使安抚江、淮、京东灾伤。明道二年（1033），江、淮、京东大旱，蝗虫成灾，范仲淹多次上疏，建议遣使巡行救灾，均无答复。他找了一个机会，当面对仁宗说：“宫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今数路艰食，安可置而不恤！”七月，乃命仲淹为江、淮体量安抚使。他“所至开仓廪，赈乏绝，毁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还把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广德军（治今安徽广德）饥民所吃的乌昧草子封进奏给仁宗。他在《封进草子乞抑奢侈》的奏章中说：“窃见贫民多食草子，名曰‘乌昧’，并取蝗虫曝干，摘去翅足，和野菜合煮食。……民于饥年艰食如此，国家若不节俭，生灵何以昭苏！臣今取前

”封进饥民所食草子，让天子宣件草子封进，伏望宣示六宫、藩戚，庶抑奢侈，以济艰难。

示后妃、宗室、外戚，以抑制奢侈这样的事情，大概只有范仲淹才做得出来。

第三件事，是极谏废郭后。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云：

“后者君称，以天子之配至尊，故称后。后所以长养阴教 适议废郭后，公上书曰：

而母万国也。故系如此之重，未宜以过失轻废立。且人孰无过？陛下当面谕后失，放之别馆，拣妃嫔老而仁者，朝夕劝导，俟其悔而复其宫，则上有常尊而下无轻议矣。”书奏，不纳。明日，又率其属及群御史伏閤门，论列如前日语。上遣中贵人挥之，令诣中书省。宰相窘，取汉唐废后事为解。公曰：“陛下天姿如尧舜，公宜因而辅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中丞孔道辅，名骨鲠，亦扶公论，议甚切直。又明日晨，率道辅将留百辟班，挹宰相庭辩。抵漏舍，会降知睦州，台吏促上道。

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丙辰，范仲淹与权御史中丞孔道辅同时被贬，“又遣使押道辅及范仲淹亟出城。仍诏谏官、御史，自今并须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请对，骇动中外。……（杨）偕奏乞与道辅、仲淹俱贬，（郭）劝及（段）少连、富弼再上疏，皆不报”。富弼在上疏中一再指出：“陛下纵私忿，不顾公议，取笑四方，臣甚为陛下不取也。”“今陛下举一事而获二过于天下：废无罪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实痛惜之。”“今天下凶歉，盗贼如麻，国用空虚，人心惶扰。奸雄观此，已有窥觊之心。陛下当兢兢惕惕，宵衣旰食，日与臣僚讲论安天下之计，犹恐不及。而乃自作弗靖，废嫡后，逐谏臣，使此丑声闻于四方，知陛下不纳谏臣，朝政不举，则奸雄益喜，以为内外皆乱，事势相符，必

”可集事。臣一念至此，心寒骨颤。此已然之兆，固非臣之臆说也。望陛下审思之，明察之。

321仁宗都置之不理。

废郭后既是仁宗的家事，更是宋朝的国事。在这一事件的背后既有帝、后之间的矛盾，后、妃之间的矛盾，皇帝与太后之间的矛盾，又有宰相与皇后之间的矛盾，台谏官与宰相之间的矛盾，台谏官与皇帝之间的矛盾，等等。其中既有权位之争，又有道义之争。范仲淹在被贬至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后所上《睦州谢上表》中说：

昨闻中宫摇动，外议喧腾。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废；以宗庙祭祀之主，非大

过不移。初传入道之言，则臣遽上封章，乞寝诞告；次闻降妃之说，则臣相率伏閤，冀回上心。议方变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盖以前古废后之朝，未尝致福。 范仲淹认为，郭后无大过，不当废，而且前朝废后，未尝致福而却遭祸，理所当言，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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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李焘《长编》卷一一二，明道二年七月甲申，第2623页。 赵汝愚编，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上仁宗封进草子乞抑奢侈》，第94页。

3 李焘《长编》卷一一三，明道二年十二月丙辰，第2649--2653页。

4 参见刘静贞《范仲淹的政治理念与实践——借仁宗废后事件为论》，《纪念范仲淹一千周年诞辰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文学院编，1990年；又收入《范仲淹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

犯无隐，死无所避。虽遭贬黜，仍不曲从。范仲淹作为谏官，在君权、相权高压之下，被贬外任，未能“左右天子”而行其道，但在道义上却是胜利者，他表示仍然“含忠履洁，敢移金石之心”。1

景祐二年（1035）八月，范仲淹由知苏州第三次被召入朝，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跻身侍从之列。他这次入朝为官不到十个月，也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是揭发入内都都知阎文应的罪恶。文应“专恣不恪，事多矫旨以付外，执政知而不敢违”。两年前他与宰相吕夷简相勾结，怂恿仁宗废了郭后；现在又因有毒死郭后之嫌被罢职外任，而称病不去。范仲淹“闻之不食，将入辩，谓若不胜，必不与之俱生。即以家事属长子。明日，尽条

其罪恶，闻于上。上始知，遽命窜文应岭南，寻死于道”。这样，为国家铲除了一大祸害。

第二是治理开封府。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云：“公自还阙，论事益急。宰相阴使人讽公：‘待制主侍从，非口舌任也。’公曰：‘论思者，正侍臣之事，予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诱，乃命知开封府，欲挠以劇烦，而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即罢去。公处之冞月，威断如

”当时京城有民谣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神，吏缩手不敢舞其奸，京邑肃然称治。

有希文。”32

第三是弹劾宰相吕夷简。吕夷简是太宗、真宗朝三度入相的吕蒙正的侄子，仁宗初即位，他就为参知政事，后也三度入相，共长达11年之久，是仁宗时期任期最长、最受信任的宰相。吕夷简长期把持朝政，“进者往往出其门。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不可不察也。’”夷简大为恼火，趁机说：“仲淹迂阔，务名无实。”“仲淹闻之，为四论以献，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

，“区别委》，大抵讥指时政。”建言对宰辅等臣僚应该“委以人臣之职，不委以人君之权”

邪正，进退左右，操荣辱之柄，制英雄之命，此人主之权也，不可尽委之于下矣”。不然就会发生三家分晋、王莽篡汉、李林甫专权天下丧乱之祸。“又言：‘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辨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亦交章对诉，辞愈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韩渎希夷简意，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从之。”7654

景祐三年（1036）五月丙戌，范仲淹由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落职知饶州（治今江西波阳）。集贤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上书论救，相继遭贬。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一时传诵天下。范仲淹《饶州谢上表》云：“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此而为郡，陈优优布政四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节。庶从师训，无负天心。”表示自己是以身许国，犯颜直谏。现在出知饶州，宽和施政，造福一方；将来一旦入朝，将更加直言极谏，以尽臣节。这是遵从圣人之道，以不辜负皇上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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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睦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41页。 洪业、聂崇歧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87页。

3 王称《东都事略》卷五九上《范仲淹传》，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2册，第368页。

4 参见王德毅《吕夷简与范仲淹》，《史学汇刊》第四期，1972年4月；又收入《范仲淹研究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

5 李焘《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二年五月丙戌，第2783--2784页。

6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七《推委臣下论》，第133页。

7 李焘《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二年五月丙戌，第2784页。

8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饶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43页。

片心意。

范仲淹在因谏废郭后第二次被贬后所上《睦州谢上表》中说：“既竭一心，岂逃三黜？”

“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不幸被其言中，果然难逃“三黜”之劫。但他却愈黜愈奋，

“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乐道忘忧，雅对江山之助；含忠履洁，敢移其守”，

金石之心”。正如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所云：

公为学好明经术，……立朝益务劲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欣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或唁之，公曰：“我道则然。苟尚未遂弃，假百用百黜亦不悔。”噫！如公乃韩愈所谓“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4312

韩琦在《文正范公奏议集序》中亦云：

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尽瘁，知无不为，故由小官擢谏任，危言鲠论，建明规益，身虽可绌，义则难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

（二）出将入相，敢做敢当

宝元元年（1038）十二月，宋闻西夏主李元昊称帝，遂命知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夏竦、知延州（治今陕西延安）范雍负责抵御西夏。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于延州的三川口大败宋军，朝野震惊。三月，范仲淹因韩琦推荐，由知越州（治今浙江绍兴）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旋改陕西都转运使；五月，又与韩琦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当时，延州新败，人心惶惶，八月，范仲淹主动请求兼知延州。“属亡战日久，兵无纪律，猝有外警，荡然不支。公（按指范仲淹）于是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析为六将，分命裨佐，训敕不数月，举为精锐，士气大振，莫不思战。而寇知我有备，即引去。朝廷推

“无以延州其画诸路，诸路皆以为法。”其法即为后来“将兵法”的雏形。西夏兵相戒曰：

”为意，今小范老子（按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按指范雍）可欺也。

765富弼、韩琦是与范仲淹同时为官从政的名臣，他们的评论无疑是入木三分的。 西线战局得到初步稳定。

面对西夏，是攻还是守？仁宗与二府大臣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决定采用韩琦所画攻策。康定元年（1040）十二月“乙巳，诏鄜延、泾原两路取正月上旬同进兵，入讨西贼。”8 早在康定元年五月，范仲淹在陕西都转运使任上就曾上言：“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

9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又闻边臣多请五路入讨，臣窃计之，恐未可以轻举“朝廷既用韩琦等所画攻策，先戒期师”。庆历元年（1041）正月，知延州范仲也。”现在，

淹又上言，请求所在鄜延路正月不要出兵，他说：“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则惧春初盛寒，1

2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八《邠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68页。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润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44页。

3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六《睦州谢上表》，《范仲淹全集》，第341页。

4 洪业、聂崇歧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91页。

5 韩琦撰，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二二《文正范公奏议集序》，巴蜀书社，2000年，第724页。

6 洪业、聂崇歧等编纂《琬琰集删存》卷二，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第188页。

7 李焘《长编》卷一二八，康定元年八月庚戌，第3036页。

8 李焘《长编》卷一二九，康定元年十二月乙巳，第3062页。

9 李焘《长编》卷一二七，康定元年五月甲戌，第3012页。范仲淹《范文正公别集》卷四《论西事札子》，《范仲淹全集》，第464--465页。

士气愈怯，二则恐隔绝情意，偃兵无期。” 诏从仲淹所请。仲淹又言：“鄜延路入界，比诸路最远。若先修复城寨，却是远图。请以二月半合兵万人，自永平寨进筑承平寨，俟承平寨毕功，又择利进筑，因以牵制元昊东界军马，使不得并力西御环庆、泾原之师，亦与三路

”仲淹终于修复承平等前后十二寨，蕃汉之民，相继复业。 俱出无异。

庆历元年二月，韩琦命环庆副部署任福率兵出击，又招致好水川之败。三月，朝议欲悉罢诸路行营之号，明示招纳，使贼骄怠，仍密收兵深入讨贼。诏范仲淹体量士气勇怯，如不至畏懦，即可驱策前去，乘机立功。仲淹曰：“今乞且未进兵，必恐虚有劳敝，守犹虑患，岂可深入？臣非不知，不从众议则得罪必速，奈何成败安危之机，国之大事，臣岂敢避罪于

，建议：“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其间哉？”十一月，又上《攻守二议》

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庆历二年正月，又上《再议攻守疏》，进一步说明：“攻其远者则害必至，攻其近者则利必随；守以土兵则安，守以东兵则危。”并指出：“招纳之策，可行于其间。”在“近攻久守”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范仲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进修城寨，如在延州修筑青涧城（今陕西清涧），在庆州修筑大顺城（今甘肃华池县东北）等城寨，有力地加强了防御能力。二是招抚属羌，大力争取宋夏交界处的少数民族。三是用土兵，兴营田。四是选将练兵，严明号令。庆历二年十一月，又以范仲淹与韩琦、庞籍为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并许“便宜从事”。在范仲淹、韩琦等的指挥下，经过三年的努力，宋夏战争的局面得到扭转。边境上有民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事实证明，范仲淹的战略思想和行动举措是正确的。正如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所说：

公周施安集，坐可守御，蓄锐观衅，适图进讨。会羌人复修贡，朝廷始议息兵，而从其请，于是不能成殄灭之功。然其阅武练将，可以震敌；城要害，属杂羌，可以扼寇，此后世能者未易其过也。至于垦田阜财，立法著信，爱民全国体，赫赫在人耳目，皆可为破贼之地者，又可道哉！

早在庆历元年正月，元昊派高延德假意请和，“仲淹既见延德，察元昊未肯顺事，且无表章，不敢闻于朝廷，乃自为书谕以逆顺，遣监押韩周同延德还抵元昊”。二月，因好水川之败，元昊再次来书，语辞更加傲慢，仲淹当着使者面焚毁其书，而潜录副本闻奏。因被劾不当与元昊通书，又不当将其书焚毁，仲淹被降知耀州（治今陕西耀县）。庆历三年正月，延州言元昊遣使请和，但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曩霄上书父大宋皇帝”，而不称臣。二月，范仲淹不计较两年前被黜知耀州之事，和韩琦一起又上《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奏》，表示：“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国家之忧，须罄刍蕘，少期补助。其元昊来人到阙，伏望圣慈于纳和御侮之间，审其处置，为圣朝长久之虑，天下幸甚！”庆历四年五月，宋夏以元昊称臣、宋岁赐二十五万五千、双方互开榷市达成和议。范仲淹是主张“化干戈为

1 123456789 李焘《长编》卷一三○，庆历元年正月丁巳，第3079--3081页。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补编》卷一《论夏贼未宜进讨》，《范仲淹全集》，第651页。

2 李焘《长编》卷一三○，庆历元年正月戊午，第3081页。

3 李焘《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三月丙辰，第3111页。

4 李焘《长编》卷一三四，庆历元年十一月，第3203页。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七《上攻守二策状》，《范仲淹全集》，第140页。

5 李焘《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正月壬戌，第3216页。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补编》卷一《再议攻守疏》，《范仲淹全集》，第654页。

6 参见李涵等著《范仲淹传》第三章《抵御西夏的帅才》，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7 朱熹撰、李伟国校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七之二《参政范文正公》，《朱子全书》第12册，第213页。 8 李焘《长编》卷一三○，庆历元年正月末，第3085页。

9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补编》卷一《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奏》，《范仲淹全集》，第663页。

玉帛”的，他在庆历二年正月所上《再议攻守疏》中，就指出：“招纳之策，可行于其间。”1但是，他在《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中又指出：“为今之谋者,莫若择帅练兵，处置边

2事，日夜计略，为用武之策，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彼知我有谋有备，不敢轻举，则盟约可久矣。如不我知，轻负盟约，我则乘彼之骄，可困可击，未必能为中国患也。”这

些都是以天下为己任、敢做敢当、许国忘身的表现。

庆历三年三月，宋仁宗曾派内侍宣谕范仲淹、韩琦、庞籍：“候边事稍宁，当用卿等在两地，已诏中书札记。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荐举。”四月，以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五辞，不许，乃就任。八月，以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宋仁宗超擢范仲淹、韩琦、富弼荣登两府之后，“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九月，又再赐手诏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暂往陕西，仲淹、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然后，“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仲淹所奏即是《答手诏条陈十事》。其十事谓：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

” 为令者，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

《答手诏条陈十事》是范仲淹面对“夷狄骄盛、寇盗横炽”，正本清源进行改革的总纲领，也是他为官从政近三十年的总结。如前所述，天圣三年（1025）四月，他曾向刘太后和仁宗上《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他又向当时的宰相王曾等上《上执政书》；天圣八年，他又曾向当时的宰相吕夷简上《上时相议制举书》，但都没有得到答复，更不用说付诸实施了。另外，他还撰写了《任官惟贤材赋》、《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选任贤能论》等，在政治上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这次位登政府，为参知政事，得到天子的信任，他才得以将以往的

，付诸实施，史称“庆历新政”。 建言总结、归纳、概括为《答手诏条陈十事》

“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吏治改革。第一，在官员的选拔方面，一是要改革恩荫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及其他亲戚荫补入仕的官阶与资格和出官的年龄与资格；“两府、两省不得陈

“为立学舍、保荐乞子弟、亲戚馆阁职任”，此即十事中的“抑侥幸”。二是改革科举制度，

送之法”，和“先策论过落、简诗赋考式、问诸科大义之法”，此即十事中的“精贡举”。第二，在官员的升降方面，一是京朝官须任满三年、无杖以上私罪、有清望官五人保任，方可磨勘。“自请厘务于京师，五年一磨勘，因举及选差勿拘。”“凡有善政异绩，或劝农桑获美利，鞫刑狱雪冤枉，典物务能革大弊，省钱谷数多，准事大小迁官升任，选人视此。”此即十事中的“明黜陟”。二是令转运使副兼按察使，澄汰所属州县年老、病患、赃污、不材的官员；令待制以上每年举荐省府判官、转运使副、提点刑狱、转运判官。此即十事中的“择13 4567 李焘《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正月壬戌，第3217页。《范文正公集补编》卷一《再议攻守疏》，《范仲淹全集》，第655页。

2 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下《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范仲淹全集》，第530页。 3 李焘《长编》卷一四○，庆历三年三月末，第3361页。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七《谢传宣表》，《范仲淹全集》，第362页。

4 李焘《长编》卷一四三，庆历三年九月丁卯，第3444页。参见朱瑞熙《范仲淹“庆历新政”行废考实》，《学术月刊》1990年第2期；方健《范仲淹评传》第三章《庆历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5 参见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奏重定臣僚奏荐子弟亲戚恩泽事》，《范仲淹全集》，第515页；《宋大诏令集》卷一六一《任子诏》，中华书局，1962年，第612页；《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三《诫约两府两省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阁职任诏》，第708页。

6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三，中华书局，1957年。

7 李焘《长编》卷一四四，庆历三年十月壬戌，第3485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一三。

官长”。第三，在官员的待遇方面，定天下职田，“给其所未给，均其所未均；约为差等，概令周足”。“使其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此即十事中的“均公田”。范仲淹深知：“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固邦本者，在乎举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吏治改革是最为艰难的改革。但他知难而进，锐意革新。结果“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因为遭到大量贪官、庸官的反对，范仲淹的吏治改革多遭废罢，但他的改革精神却是不可磨灭的。

“庆历新政”的另一项内容是富民强兵。第一，是发展农业生产。范仲淹认为：“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所以，对务农非常重视。庆历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仁宗颁《劝农诏》云：“自今在官有能兴水利，课农桑，辟田畴，增户口，凡有利于农者，当议量功绩大小，比附优劣，与改转或升陟差遣，或循资、家便，等第酬奖。……至于省徭役，宽赋敛，使百姓而乐于务农，亦所以广劝民之道也。”此即十事中的“厚农桑”，亦即王安石“农田水利法”的雏形。第二，减省徭役。其主要办法是合并县治，以省职役。如“庆历四年五月二十八日，省河南府颍阳、寿安、偃师、缑氏、河清五县，并为镇。”五县虽然不久又复旧了，但这一措施却为王安石变法所继承。此即为十事中的“减徭役”。第三，广施恩信，使郊祀赦书中“宽赋敛，减徭役，存恤孤贫，振举滞淹”

。第四，十事中的“修武备”等惠及百姓的事情，一一得到施行。此即十事中的“覃恩信”，

惜未能施行，但其精神却为王安石的“保甲法”所继承。

“庆历新政”的第三项内容是加强法制。即“重其法令，使无敢动摇，将以行天下之政” 987654231。立法要慎重，有法要执行；法律有差失，必须上报，经中书、枢密院审查，确有不当，

早在景祐三年（1036），宰相吕夷简将范仲淹贬出朝廷的三大理由之一就是“荐引朋党”。10。 然后再更改。此即十事中的“重命令”范仲淹荣登二府，推行“庆历新政”，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也是以“朋党”作为主要武器攻击范仲淹的。欧阳修说：“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惟以朋党罪之，则无免者矣。”与以往不同的是，面对反对派的攻击，范仲淹等并不忌讳朋党。庆历四年（1044）

四月，当夏竦把杜衍、范仲淹、欧阳修看作党人时，修乃作《朋党论》上奏给仁宗，公然说：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11112 李焘《长编》卷一四四，庆历三年十月丙午，第3480页；《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二月乙卯，第3750页。

2《宋大诏令集》卷一七八《定职田诏》，第642页；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奏重定职田顷亩》，《范仲淹全集》，第517页；《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80页。

3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七《选任贤能论》，《范仲淹全集》，第130页。

4 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184页。

5 李焘《长编》卷一五○，庆历四年六月壬子，第3637页。

6 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81--482页。

7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三之一七九至一八○。

8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二之一八。

9 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85页。

10 范仲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486页。

11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五《唐六臣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第382页。

12 李焘《长编》卷一四八，庆历四年四月戊戌，第3580--3581页；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十七《朋党论》，

《长编》卷一四八又载：

庆历四年四月戊戌，上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二人所言皆为事实。其能直言不讳，是一种自信的表现。范仲淹等人互相往来，彼此支持，乃是出于公心，即“有忧天下之心”，由于“同道”，即“圣人之道”，决非结党营私。正如韩琦祭范仲淹文中所说：“与公并命，参翊万枢。凡有大事，为国远图。争而后已，欢

“朋党”乃天子的一大忌讳，欧阳修、范仲淹的直言如初。指之为党，岂如是乎！”但是，

言忠告不但未能消除仁宗的疑虑，反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庆历四年十一月己巳，仁宗下诏诫励朋党，仲淹乞罢参知政事，诏不许。庆历五年正月乙酉，右正言钱明逸按照宰相章得象等人的旨意，攻击仲淹、富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乞早废

；罢富弼枢密副黜，以安天下之心”。仁宗遂罢仲淹参知政事，出知邠州（治今陕西彬县）

使，出知郓州（治今山东东平）。因此，后来不少人将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朋党之争。这恐怕需要推敲。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非常复杂，从中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甚多，容以后进一步探讨。

漆侠先生说：“1946年秋后，本师邓恭三广铭先生讲授《宋史专题研究》一课，曾论及范仲淹等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进行改革的。”由此，漆先生在1992年撰写了《范仲淹集团与

，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推庆历新政》一文，多有创新和发明。不过，是否称为“范仲淹集团”

敲。因为，在现代汉语里，“集团”是指“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我想是否将范仲淹等人称之为一个新兴的士大夫群体或政治派别更好些。

由以上可以看出，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可以说是“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也可以说是“左右天子为大忠”。这次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应该予以充分肯定；范仲淹等一大批士大夫所表现出来的担当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辉。

朱熹说：“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沆）、王文正（旦）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宋史·范仲淹传》也说：“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其所说“名节”、“风节”，其实主要就是出于忧国忧民忧天下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直言极谏，敢做敢当，“左右天子为大忠”，与天子“共治天下”，“为万世开天平”。这也就是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为政之道。范仲淹以其先进的思想、宽阔的胸怀、人格的魅力成为当时士大夫公认的领袖，也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典范，直至今天，也仍然具有借鉴价值和教育意义。

（本文的研究，曾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 重大项目基金的资助。原载《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

局，2008年）

第297页。

李裕民、佐竹靖彦共编《增广司马温公全集》卷一○八《代韩魏公祭范希文》，第364页。 2 参见江小涛、李晓《中国政治通史》第六卷《四、士大夫的崛起与仁宗朝的政治革新》，泰山出版社，2003年。

3 李焘《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正月乙酉，第3740页。

4 漆侠《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读欧阳修书后》，《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593页。

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自国初至熙宁人物》，第3086页。 112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