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

中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

选择

课程 金融专题

指导老师 吴津津

班级 金融10-02

参与者 王 丹

付亚安

欧阳烨

目录

摘要

关键词

一、 导言

二、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

三、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统一性和矛盾性

（1） 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

（2） 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

（3） 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

（4） 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

（5） 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

四、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

五、 参考文献；

摘要：

货币政策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对其选择的科学与正确与否尤为重要。自中央银行产生以来，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便是各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传统的四大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即：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货币政策的这四大目标之间并非毫无联系的独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因此，各国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运行时，便不可能兼顾所有目标，这就出现了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问题。在一个国家的所处的经济环境、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推崇的经济理论共同作用的结果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是不同的。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总会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对目标有所侧重。关于中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大致上可分为单一目标论、双重目标论和多重目标论三种观点。

1984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无论从选择、制定或是执行、实施均处在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探索。后来随着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这一目标组合，既充分遵循了货币政策目标选择的一般规律，又符合现阶段国情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实践证明，此目标是我国体制转换时期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科学的具有充分可行性的选择。货币政策涉及面广，对经济的影响广泛，在对货币政策目标选择的过程中既不能一味地复制西方的具体经验，也不能盲目独断，我行我素。最科学的方法时在借鉴优秀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货币政策目标。

关键词：货币政策目标；目标规则；币值稳定；经济增长

正文

一、导言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由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用以达到特定或维持政策目标——比如，抑制通胀，增加就业或经济增长，直接的或间接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设置银行最低准备金（最低储备金）。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一个是从经济理论角度讲，一个是从政策措施讲。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指通过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目的，这是作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的中央银行的最高行为准则。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决定了货币政策的效果以及经济发展的方向。从传统意义上讲，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一般有四个：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这四个目标也是基本的宏观经济目标，一直以来都是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力图实现的理想状态。但从各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不仅在表述上这四个目标存在差异，具体做法也各有所不同，这一系列差异的原因便涉及到了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问题。中国目前同样也面临着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的适当性和科学性问题。

二、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

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如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政策；

2.操作目标体系，如准备金、基础货币；

3.中介目标体系，如利率、货币供应量；

4.最终目标体系，如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 。

目标体系结构图如下所示；

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工具和最终目标之间选定一些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些变量被称为中介目标，可以被中央银行准确的控制。但是货币政策工具也不能直接影响中介目标，中央银行还需要选定一些能被货币政策工具直接作用又与中介目标紧密联系的变量作为操作目标。操作目标是货币政策直接引起变动的指标，有助于中央银行及时跟踪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并及时修改。而中介目标的变动可以较好地预告最终目标可能出现的变动。操作目标、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从弱到强，受中央银行的控制程度从强到弱，三者构成了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

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统一性和矛盾性

货币政策的宏观特性决定了其最终目标必须与国家所要实现的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我们知道，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集中在四个方面：通货膨胀、失业、经济衰退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货币政策是经济发展对中央银行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它存在着持续的演变过程。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D的思想和“萨伊定律”为多数西方学者和行政当局所信奉，

认为市场具有自发的调节经济的均衡发展的功能。但为了实现市场的这个功能，就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货币稳定。而历史上金本位制是一种稳定的货币制度，经济发达的国家相继实行了金本位制，因而这时的最终目标是的单一目标，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货币政策都只有这一个目标。

20实际30年代以后，由于金属货币被纸币和信用货币所取代，此时，币值的稳定与否是由单位货币的购买力来衡量的，而货币的购买力通常是用综合物价指数来标识的，加之凯恩斯理论盛行，因此物价稳定也成为了货币政策的一个最终目标，由此货币政策目标的演变变成了两个：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

为了维护美国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美联储将追求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确定为货币政策的又一个目标。

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已是相当的严重，美国国会要求货币当局开始运用货币政策来进行干预，尽快实现收支平衡。至此，西方多数国家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经历了一个逐渐从单一目标到四大目标的发展过程：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

然而四个最终目标之间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关系，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

（1）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

根据奥肯定律（如图5-1），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通常存在负相关关系，因而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通常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可以采取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不同的发展模式，除了劳动密集型外，其他几种增长方式都与充分就业有一定的矛盾。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之差和实际国民收入与潜在国民收入之差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实际经济增长越接近潜在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失业率便越接近自然失业率。

然而，在如今的中国，这条规律貌似有点行不通了。因为，当中国正在为经济增长欢呼时，却发现失业率也在增长。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先进科学技术的大面积运用。机器代替了人力，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二是中国的实际国民收入与潜在的国民收入之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渐渐增大。

（2）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通常存在正相关关系。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很容易带来经济

过热，包括投资过热、消费过热等，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而过高的通货膨胀将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迫使经济进行紧缩调整，而降低经济增长。

以下是1992-2010年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同比增长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物价指数大多数时候都与经济增长保持同一趋势，这说明，经济增长的同时总是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

（3）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

1958年，菲利普斯得到了一条值得注意的规律，如下图：

图中，横轴U值代表失业率，纵轴G值代表通货膨胀率，向右下方倾斜的PC即为菲利普斯曲线。这条曲线表明，当失业率高（d）时通货膨胀率就低（b），当失业率低（c）时通货膨胀率就高（a）。

这说明了如果要控制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率下降，必须承受较高的失业率，在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往往要牺牲其中之一。

（4）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

此二者常常冲突。有时，为了贸易平衡而对外贬值可能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的加剧。有时，为拯救濒临破产的财政而增发货币，也会导致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为了平抑国内物价，增加国内供给，就必须增加进口，减少出口，导致国际收支逆差。然后为了平衡收支，缩小逆差，实施扩大出口、减少进口政策，会造成外汇储备的增加，起到扩张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的作用，会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和物价的上涨，从而影响物价稳定。

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分别属于货币政策的内部目标与外部目标，由于受到货币的对内目标和对外目标的不一致，加上贸易条件的影响，一国要同时实现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两项目标是困难的。

（5）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

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的关系有一致的因素，也有冲突的因素。第一，在正常情况下，

一国经济增长将有利于提高本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出口能力。第二，促进经济发展，往往会提高国民收入和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及购买能力。由于进口一般是国内国民收入的递增函数，这样就会导致进口的增加。第三，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必须增加投资，不仅要动员国内的储蓄，而且要利用一切手段吸引外资，加强对外资的利用，其结果可能带来资本项目的逆差，上述三者的作用力不同，带来了经济增长与平衡国际收支之间协调的困难。要解决国际收支的逆差，往往要压缩国内总需求，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压缩国内总需求又会影响国内经济增长。

四、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

1、由于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着以上的统一性和矛盾性，因此同时实现四大目标只是一个愿望，货币当局只能做出适当的选择而不可能达到所有目标，需要：①统筹兼顾，力求协调；②权衡利弊，依据经济环境的需要而突出重点。具体的目标选择不但有赖于各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和特殊国情，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也反映了人们对货币经济和货币政策认识的深化程度。

目前理论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且大体上有以下三种观点：

2、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经历了三十年的演变，以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从而建立起正式的中央银行体制为标志，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开始实践。在总体上，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可以1995年作为分界线。（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以实现国民经济计划为目标，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

第一阶段

我国1995年以前是双目标即经济发展和币值稳定，这种选择也是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在中共十二大提出“翻两番”战略目标的激励下，我国经济从1982年开始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经过连续两年多的扩张，至1984年第四季度，经济已显现了明显的过热

势头：为满足高速经济增长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财政收支出现较大赤字，而弥补赤字的货币超量发行，使得通货膨胀率直线上升，致使1984年10月中旬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抢购风潮”。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央行开始实施以平衡信贷、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应该说，这次货币政策实践是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式上由直接的行政和计划干预向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间接调控过渡的第一次重大尝试和标志。不过，由于当时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货币政策工具也不完善，因而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而且，这种情况反复出现，我国1985年、1988年、1992年出现的三次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都是由投资过度引发的。1993年和1994年我国的零售物价上涨均超过两位数，分别为13.2%和21.7%，引发了经济、金融界的人士对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思考。

第二阶段

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则明确地将货币政策的目标界定为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形式基本上结束了有关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争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已经完成了由双重目标向单一目标的转变。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与国内买方市场的接踵而来，使我国的总需求首次出现严重不足。1997年10月和1998年5月，我国的零售物价与消费物价相继出现负增长，治理通货紧缩成为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最迫切的任务。这一时期，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实际上已经由币值稳定转变为促进经济增长。从1997年下半年以来，中央银行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措施，如适当增加货币供给量、多次降息并扩大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和幅度、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等，以刺激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在其后的两三年中，货币政策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居民储蓄存款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率，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未能被有效激活。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重创。

2003年，以币值稳定为首要，兼顾充分就业的其他目标。自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信贷、投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等新变化，1998年以来名义上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国家开始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和利率。2007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改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2007年内，央行十次上调准备金率，五次提高利率，六次发行定向央行票据，20年未动用过的特种存款也被再次使用。2008年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与调控目标尚有较大差距，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仍处高位，而且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也被打破。我国2007年全年物价控制目标是3%，但是从3月份开始这一警戒线就被突破，8月份、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达到6.5%，11月份更是高达6.9%，创下十年新高，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了

4.8%。二是2007年年初制订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被突破。至2007年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39.3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7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余额25.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9个百分点，比年初增加3.36万亿元，同比多增6073亿元；2007年1-9月份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3.36万亿元，同比多增6073亿元，已经超过了上年3.18万亿元的新增贷款纪录。

2011至2012主要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执行上都有相当充裕的调整空间，在经济未明显发生严重过热的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是长期的，而只要经济未处于明显过热或严重衰退，货币政策就可以一直保持稳健。第一，不能把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放在等同的位置上，从主次看，稳定币值始终是主要的，从顺序来看，稳定货币为先。中央银行应该以保持币值稳定来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即使在短期内兼顾经济增长的要求，仍必须坚持稳定货币的基本立足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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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范方志，赵明勋 编著，《当代货币政策理论与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1版。

（5）李琼 著 《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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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广谦 主编，《中央银行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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