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中的政治-台湾光复初期的国语运动

第22卷第6期 温 州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2009年11月 Vol 22, No 6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Nov, 2009

语言中的政治：台湾光复初期的国语运动

马学磊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 210093)

摘 要：语言是一个民族认同的工具。台湾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大力推行国语运动，以期消除日语影

响，弘扬民族文化。推行之始，因筹划得当，激发了民众学习国语的热情。但由于执行者急功近利，

一味地追求速度，更有甚者，强制性地将语言与政治结合，将语言视为身份的象征，加剧了台湾民众

与大陆入台者的政治对立，导致“国语热”逐渐沉寂，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关键词：台湾；光复初期；国语运动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09)06-0072-06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09.06.013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开罗宣言》的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国民政府在对台湾实行有效统治的过程中，为清除日本统治的影响，禁止日语，大力开展国语运动。因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成效甚微。本文通过分析试图阐明，语言过分政治化是国语运动在台湾光复初期遭受挫折的主因，但它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国语运动提供了借鉴。

一、国语运动推行的背景

日本占据台湾，目的之一就是将其作为“南进政策”的基地，因此在窃取台湾后，便急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使其融入日本社会。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上任时，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就颁布了《关于赴台之际的政治纲领的训令》，内称“台湾是日本的‘新版图’，是亟待沐浴‘皇化’的地方”[2]，可见日本改造台湾之心切。日本为实现其既定目标，采取了多种方式，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将语言附上政治意义，大力普及日语。

日语普及运动自日本占台之始推行。日据时代的台湾首任学务部长伊泽修二曾向桦山总督呈递台湾教育意见书，把台湾教育分为“目下急要的教育事项”和“永远的教育事业”两途，在前者中，要求“使台人习日语”[3]。在这一方针指导下，1895年伊泽修二与6位日人教师于士林芝山岩开学堂传授日语，此为日语普及运动的开始。而后建立多种设施，依其性质分类有如下数种：以招收未受教育青少年为对象的“日语讲习所”；以一般中老年为对象的“简易日语讲习所”（与保甲制相配合）；以未就学的幼儿为对象的“幼儿日语讲习所”；以及为配合国民学校义务教育实施，因受设备限制，一时未及就学之学龄儿童为对象之“特设日语讲习所”。这些机构在台湾掀起了疯狂的学习日语运动。随着中日战事的升级，殖民当局加速了台湾的“日本化”。1937年4收稿日期：2009-02-09

作者简介：马学磊(1983- )，男，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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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台湾日日新报》三家月1日，正式废止在台湾发行报纸的汉文栏[4]。

报社从4月1日开始废止汉文栏；《台湾新民报》从4月1日开始将原来4页的汉文栏减半，从6月1日开始全部废止汉文栏。单就学习日语而言，日语普及运动收到很大效果。据统计，台民解日语者，1905年为0.38%[5]227，1936年为32.3%[5]229，1944年达71%[6]。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时，台湾三四十岁以下的民众，不但不会说国语，而且大部分不认识汉字，日语成为他们的主要语言。

台湾光复后，对于是否建省曾有过激烈争论，一番斗争之后，最终设立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民政府将台湾看成了中华民族的“另类”，因为长官公署类似于日据时代的总督府。光复之初，许多台湾人对自己身份归属感到迷茫，究竟他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确定。在侵华战争中，许多台湾人成为日本的马前卒，他们或在军中为日本效力，征战沙场；或充作间谍，为日军刺探情报。被强征者有之，心甘情愿为敌服务者亦有之。50年的隔离，使台湾对大陆缺少民族认同感。国民党实力派官员陈立夫在国民革命完成后曾说：“中国实现统一的能力，完全取决于拥有一种统一的书面语言。”[7]面对这一局面，为训练民众精神，培养爱国情结，铲除奴化心理，增强民族认同感，铸造建设台湾之人才，便利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交流，必须尽快普及国语。此时的语言不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而且已经成为政治的附属品。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成为一种特殊的“斗争之场”[8]。

二、国语运动的推行

光复之前，国民政府便开始筹措普及国语和禁止日语工作。光复之后，1946年4月，在台湾省教育处之下成立了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掌管国语推行事务。同时计划于各县市设立国语推行所，负责具体推广工作，但并未达到所有县市都设立的目标。1947年，县市国语推行所撤销，国语推行员由县市政府统辖。1948年，台湾省政府公布了《台湾省各县市国语推行委员会组织规程》，16个县市设立国语推行委员会。凭借此类机构，国语运动在台湾急速地推行起来。

（一）光复前的准备工作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国民政府开始谋划接收日本占领区，为此成立了中央设计局，负责调查与接收计划的草拟。1944年4月，在中央设计局内部设置了台湾调查委员会，陈仪为主任委员，专职台湾事务。

陈仪曾经主管福建事务达7年，于1935年奉命赴台，参加由日本在台湾举办的“始政四十年纪念博览会”，对台湾情况较为了解。1944年5月，他在致陈立夫关于台湾收复后教育准备工作之意见函中提到：“台湾收复以后，应做工作自然很多，但弟以为最重要的一种却是教育。”[9]58特别是日本统治时期，“禁用国文、国语，普遍地强迫以实施日语、日文教育，……所以台湾五

[9]58十岁以下的人对于中国文化及三民主义差不多没有了解的机会，自然是茫然。”针对这种情况，

他认为必须在台湾推行国语教育，只有如此，才能使人民了解中国文化，建设中国之台湾。

台湾调查委员会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工作之后，1945年3月，提出了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对于国语和日语分别做出规定：国语——接管后应确定国语普及计划，限期逐步实施；中小学校以国语为必修科，公教人员应首先遵用国语；各地方原设之日语讲习所应即改为国语讲习所，并先训练国语师资。日语——接管后公文书、教科书及报纸禁用日文；日本占领时印行之书刊、电影片等，其有诋毁本国、本党或曲解历史者，概予销毁；一面专设编译机关，编辑教科参考及必

74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第22卷第6期 要之书籍图表[9]50-54。此纲要规定之方针，成为开展国语运动的指导原则。

（二）主管机构之设立

推行国语工作在大陆已经进行了许多年，教育部下设国语推行委员会，掌管国语教育的推行及普及事宜。台湾光复以后，陈仪担任行政长官，为在台湾推行国语，他要求国语推行委员会派员帮助。国语推行委员会便派魏建功、何容等人赴台进行支援。1946年3月9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制定了《台湾省各县市推行国语实施办法》，规定：“本省推行国语，在省行政长官公署所在地设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在各县市政府所在地设置分会或推行所，各乡镇区设置讲习所工作站，负责推行各该地国语推行事宜。”[10]393据此办法，1946年4月2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隶属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由魏建功任主任委员，何容为副主任委员。成立省级领导机构之后，1946年，各县市相继设国语推行委员会，全省8个县、9个市和2个县辖市，共设国语推行所19个，每年派国语推行员3-7人，共派出国语推行员33人，后增至42人（计划每所增至7人）。推行所的主任和副主任由各县县长和教育局（科）长兼任[11]。后来，有人计划在各村设立国语推行所，但由于国语教师有限，未能真正落实。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后，成为台湾主管国语教育的机构。为普及国语，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但以下面两件最为重要。第一，制定《台湾国语运动纲领》。1946年，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制定《台湾国语运动纲领》，内容如下：（一）实行台语复原，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二）注音国字读音，由“孔子白”引渡到国音；（三）刷清日语句法。以国音直接读文，达成文章还原；（四）研究词类对照。充实语文内容，建设新生国语；（五）利用注音符号。沟通各族意志，融贯中华文化；（六）鼓励学习心理。增进教学效果[12]。国语纲领为国语教育提供了依据，便利于运动的开展。第二，统一读音。台湾光复初期，教授国语的教师，来自不同的地方，由于方言原因，国语发音各不相同，给国语运动带来不少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根据《国语常用字汇》，改编成《国音标准汇编》，由政府于1946年5月30日公布，作为传授教育的标准，来订正台湾民众的读音。

（三）国语教师的训练

日据时代，台湾一直推行的是奴化教育，因此教师大部分是日本人。台湾光复后，教育自然不能再由日人把持。而且，推行国语，日本人也不适合担任教师，他们纷纷被辞退，台湾各校因此面临教师缺乏的现象。当时，台湾有“研究所五（台湾经济事业得力于研究工作不少），文、法、理、工、农、医六科具备的大学一，农、工、商、医专科学校四，高等学校一，男女中学三，师范学校四，职业学校一四，职业补业学校六三，小学校九五九，特种学校□□（如盲哑学校），私立学校一七。”[9]58这样一大批学校，所需教师必然众多，“师荒”现象之严重，自是不言而喻。特别是国语教师，更是缺乏。

在收复之前，陈仪曾与陈立夫探讨过此问题，结果在培训教师、储备资源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台湾在大陆广泛招募国语教师，先后从厦门、上海、北京等地录用数千人。同时，还降低标准，在台湾招训代用教师。此种做法暂时缓解了教师的严重缺乏，但是随之带来其他问题：出现了几种“国语”。为了改变这一现象，又对教师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国语水平。经过培训，各县市中小学教员和暑假讲习班学员，举行考试各科成绩及格或国语、国文、历史各科及格其余各科不及格者而平均尚能及格者，发给结业证书，国语、国文历史各科不及格者即取消其任教资格[10]398。通过这种“回炉式”的训练，台湾教师国语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国音标准汇编》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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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们提高了自身的水平，使几种国语的局面逐渐消失。

（四）国语教材的编订 75

台湾收复以后，日人编印教材不可以再用，而大陆地区的教材，也不适用刚刚初学国语的台人。所以台湾应该编制自己特用的课本。在排印方式上，应附注音符号及方音符号，以利学习国语发音；在编辑内容上，初步应以台湾乡土教材为主，着重于台湾过去的正确历史，以及其与大陆的关系，使台人先真正了解其自身环境，培养他们的爱国情结。

台湾光复初期，由于国民政府未能及时将国语课本印制出来，台湾地区出现了几十种国语课本。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后，也编印审查过数百种有关国语的书籍。内容包括多个方面，有国语辞典、语文语法、国语教学方法、国语与台语比较等。这些书籍对于台湾国语运动起到巨大作用，不仅使民众获得大量国语读物，同时也有利于教师的自修，提高他们的水平。

三、国语运动的效果

国语运动在台湾推行了四十多年，到20世纪80年代时，效果相当显著，北京话几乎完全取代了台湾话和山地语言。光复初期国语运动的贡献，犹如建造高楼大厦，最终的壮观雄伟离不开地基的牢固。由于光复之初便制定了详细的普及计划，使运动在以后的开展中有据可循。当然，这种成果也带来了一种负面影响，大规模的、强制性的国语普及运动给台湾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们又回到了日本统治时代，于是给“台独”分子以借口，他们乘机宣扬台湾人要说“台语”，大力煽动民众反对国语运动。在这种局面之下，一些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兴起用本土语言播放。尽管国语运动受到一定的抵制，然而仍在缓慢发展。“台独”分子想“先从理论上制造出一门语言，再试图根据语言的不同推演出一个新的人种，一种新的文化，再顺水推舟地推出一个新的国家来。”[13]国语运动的推行虽给“台独”分子提供了一个口实，但反言之，国语运动又极大地限制了“台独”势力的发展。

光复初期的国语运动虽然收到一定成效，但与预期却存在很大距离。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推行时间过于急迫。魏建功在台湾推行国语运动方面起到重大作用，在谈到台湾地区语言时，“台湾老年人懂得国文，能说台湾话，中年人能勉强说台湾话，写日文，少年则说写完全为日文，他们对学习国语，极热心，且严格采取国语之标准”[14]。魏建功预计基层的改正，需要10年。1945年9月2日，陈仪在接受大公报记者访问时，关于台湾语言问题表示：“本人到台湾后，拟先着手国语及国文之教授，务期达到使台胞明白了解祖国文化之目的，此项工作艰巨，然以本人在福建推行国语运动之经验而言，则此种工作在台湾省可望四年内大都完成。”[15]对于这一回答，当时就有人提出疑问，认为福建与台湾不同，“方言与国语，只是发音不同，词语组织上并没两样，把现成的注音字母好好利用就够。至于台湾的国语运动，情形就完全不同”[16]。此言并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日语在台湾已经推行了半个世纪，而且日语普及运动也收到了很大效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国语运动，更加困难。魏、陈两人对于台湾地区完成国语推行的时间都有比较长的打算，但在真正实施过程中，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仅一年多就要求普及国语，推行速度太快，结果是造成民众的极大不满，失去了学习国语的热情。

其次，推行手段过于极端。为强迫民众学习国语，处处以国语作为参考标准。在公务员的任免上，国语是一条重要的参考标准，不会国语者，很难得到提升的机会。在经历了日本50年的

76 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第22卷第6期 殖民统治之后，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台湾人认为自己可以管理自己的事务了。特别是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开始走上宪政之路。根据国民政府1947年1月1日公布的宪法，自12月25起，省县市长由地方民众选举。但是陈仪却认为在1949年12月前台湾不能施行县市长选举，并把主要原因归结在语言方面。他认为台湾讲日语的人太多，国语未能普及，实行县市长的选举非常困难。此种说法令台湾人民非常失望。不懂国语，不能担任公务员，这些职务就被大陆移台人员占据，台人仍然未能掌管自己的地方政务。在中国这个大家庭内，不懂国语者，并非仅仅是台湾人，很多其他省份的人也不懂国语，但是，他们却能够担当公务员，管理自己的政务。台湾人感觉自己在这个大家庭中就像一个外来者，处处与他人不同，受到了歧视。更令台湾人不满的是，大陆移台人员以为自己懂得国语，就是高别人一等，瞧不起台湾人。台湾人与大陆迁台人员之间矛盾越来越激化，加上台湾人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早已不满，终于导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有多种因素，光复初期推行国语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便是其中之一。在运动中，日语广播、日文战报充斥，甚至台南新生报南部分社，奉令出的号外也附了日文版；在集中营的外省人被迫唱日本歌[4]。这种“反国语”的言行反映了台人对光复初期国民党统治的极端反抗。初期台人学习国语热情极高，形成了“国语热”，台湾行政长官未能合理利用民众的这种情绪，而是片面地追求进度，加速推进国语运动，给台湾人造成处处被国语压制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逆反心理不断增强，与政府对抗情绪日益上升，甚至有些人希望回到日本统治的时代。可见，在收复台湾初期，应该允许人民在较长时间内继续使用台话或日语，用渐进的手段，使国语逐步取得主导地位，这样，才能使运动收到最大成效。

台湾光复之后，国民政府为进行有效统治，推行国语，代替日语，本是无可厚非之事。如果能够利用民众学习国语的热情，循序渐进地推行，国语运动自会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由于运动开展得较为突然，没有综合考虑当时的实情，一味地追求速度，更有甚者，将语言与政治结合，将语言视为身份的象征，加剧了台湾民众与大陆入台者的矛盾，造成双方的政治对立，导致“国语热”在台逐渐消退，国语运动遭受挫折。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汲取了这一教训，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国语运动，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

参考文献

[1]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国际条约集: 1934-1944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407.

[2] 齐红深. 日本对华教育侵略: 对日本侵华教育的研究与批判[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5: 12.

[3] 徐南号. 台湾教育史[M]. 台北: 师大书苑, 1993: 22.

[4] 洪秋芬. 台湾保甲和“生活改善”运动: 1937-1945 [J]. 思与言, 1991, (4): 115-153.

[5] 刘宁颜. 文教志: 社会教育篇[C] // 刘宁颜. 重修台湾省通志: 第6卷. 南投: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1993.

[6] 陈小冲. 1937-1945年台湾皇民化运动述论[C] // 陈孔立. 台湾研究十年.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362-379.

[7] 费约翰. 唤醒中国: 国民革命中的政治, 文化与阶级[M]. 李恭忠,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232.

[8] 贝尔·胡克斯. 语言: 斗争之场[C]. 王昶, 译 // 许宝强, 袁伟.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108-115.

马学磊：语言中的政治：台湾光复初期的国语运动

[9] 陈鸣钟, 陈兴唐. 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 上册[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1989.

[10] 薛月顺. 台湾省政府档案史料汇编: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时期[M]. 台北: 国史馆. 1999.

[11] 李珠. 中国成人教育近现代史[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386. 77

[12] 董鹏程. 台湾推行国语教育的经验与对外推行华语文的展望[C] // 《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编辑委员会. 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 152-162.

[13] 齐天大. 妈妈的舌头: 我学习语言的心得[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 207.

[14] 台湾人热心学习国语[N]. 申报, 1946-11-06(8).

[15] 陈仪谈治台方针[N]. 大公报, 1945-09-02(3).

[16] 默. 台湾的国语运动[J]. 新语, 1945, (3): 4-5.

Politics in the Language: Mandarin Movement during

Early Period of Taiwan’s Recovery

MA Xuel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210093)

Abstract: Language is the tool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impact of Japanese and propagate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vigorously carried out the Mandarin Movemen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aiwan’s recovery. Due to the proper planning, the people’s enthusiasm of studying Mandarin had been arous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ement. Unfortunately, the executants were eager to achieve instant success and quick profits and to pursue speed. And they even combined language with politics and considered the language as a symbol of identity, which intensified the political conflict between the natives of Taiwan and the people from the Mainland. Consequently, the “Mandarin fever” gradually faded away and failed to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

Key words: Taiwan; Early Period of Taiwan’s Recovery; Mandarin Movement

(编辑：杨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