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保障
在美国，中产阶级并不是一个有明确利益索求的阶级，它主要代表的是主流收入水平或文化专业层次的，大致是除去最高收入的10%和低收入的30%阶层后的社会阶层。当然，作为中产阶级，应该有学历、职业等标准，如大学以上学历或专业人士、技术工人等。
相比于美国，中国对中产阶层的定义缺乏一致认识。2005年，国家统计局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换算，将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家庭列入中等收入家庭范畴（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但事实上，中等收入与中产阶层是两个概念。2010年，《福布斯》杂志曾经将中国中产阶层的人均年收入定义为1万美元至6万美元之间，并认为衡量中产阶层永恒不变的标准是，能不能自由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
不管用怎样的标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于中国的基尼系数多年来一直处在0.47以上水平，贫富收入差距仍较大，中产阶层不可能居多数。以此计算，即使是乐观估计，中国中产阶层的数量不会超过1.74亿。
中产阶层在过去10年中大约增长了50%，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消费升级方面。从消费结构看，是消费重头从衣食消费转向住行消费，衣食消费的减少体现在恩格尔系数的大大降低，代之以房地产行业从2000年开始的繁荣，其中主要表现为居民住房销量的大幅上升。另一个变化则是私人汽车购买量的惊人增长，私人汽车的销量在10年内增长10倍，即便在2013年也达到17%的增长。
在上世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最成功的是日本和韩国，其他大部分经济体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它们的基尼系数普遍在0.5左右，贫富差距较大，而高收入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保持在0.2至0.4之间；低于0.2的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则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中国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接近0.5，若按笔者计算的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中国的基尼系数应该是高于0.5。不过，自2009年以来，从居民收入结构看，贫富差距确实没有继续扩大，但要成为一个橄榄形收入结构的社会，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实际上，提高中产阶层的比重早就成为社会共识，如2002年中共十六大会议的报告中就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但由于过去改革偏重于“稳中求进”，故实际上推进力度很小，社会收入结构反而出现恶化。2009年以来收入差距之所以有所收敛，主要因素是劳动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放缓，到2012年，中国甚至出现了劳动人口净减少现象，这是导致劳动力尤其是技术性劳动力短缺的主要原因，故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上升较快。
如果以推进改革的方式去提高中产阶层的比重，其作用应该比人口结构的自然变化更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立意高于历届“三中全会”，但关键要看改革的推进力度。比如，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等财政领域的改革对于收入的再分配合理化是有效的；打破垄断和减少行政审批、管制等国企和行政体制改革，对于收入的初次分配合理化、透明化是有利的；而金融领域的去杠杆、挤泡沫，对于规范市场、打击投机，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也是立竿见影。
提高中产阶层的比重，实质上是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遏制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的较快增长。只有这样，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才会越来越高，中产阶层不仅是消费者，也是价值创造者以及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主力，更是社会结构稳定的保障。
博主简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