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的兴衰与罗马帝国的兴亡

作者：杨俊明杨真

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6年06期

　　中图分类号：K54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6)01-0112-06

　　自古以来，罗马民族就富有一种世代相袭的传统美德。这种传统美德的主要特征是爱国主义和对权威的尊崇，它具体体现为勇敢、忠诚、热爱荣誉、自我克制、对神与祖先的崇敬、对国家和家庭的义务感等。这种传统美德不仅是罗马民族崛起的精神动力，而且对于当时城邦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从公元前2世纪起，由于海外霸权的确立和大量的财富流入罗马，导致罗马社会秩序混乱，社会道德沦丧。罗马公民原有的传统美德逐渐消失，整个帝国充满着暴力、贪污、贿赂和挥霍无度的堕落景象，从而最终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关于罗马帝国兴亡的道德原因，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在其政治理论代表作《论世界帝国》中认为：罗马民族是高贵的民族，古罗马人建立帝国，统治世界是顺应上帝的意旨。而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认为，古罗马的兴衰是由政治制度的优劣和居民风俗的善恶决定的。两人的观点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又不尽正确。前者认识到罗马强大过程中道德因素的作用，但又认为罗马代表上帝统治世界，这完全是错误的。后者认识到罗马的兴衰与居民风俗的善恶有关，但并未深入探讨。

　　罗马共和国是在摆脱伊达拉里亚人控制后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政治实体。这种政治实体的特点就在于其公民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即作为罗马公民均为国家主人。正如但丁所说的那样：“罗马人所作所为证明了他们征服全球确实是为了追求这一利益；因为他们抛弃了那总是跟国民利益势同水火的一切贪欲而去寻求普世和平与自由；这个神圣的、虔诚的和光荣的民族，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以拯救人类，简直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1] 36这说明罗马人是非常重视国家利益的。罗马的政治思想的基本观念就是爱祖国、爱罗马。

　　在共和初期，罗马公民之间尽管存在着贫富差别，但公民崇尚清贫和节俭的风气却十分浓厚。作为国家主人，公民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公正和善良的基础之上，公民不仅亲自参加劳动，而且与奴隶同吃同住。每个家庭都满足于自给自足的俭朴生活，恪守着朴素、节俭、廉洁、务实之风。正如撒路斯提乌斯所说的那样，罗马人“几乎不知道贪欲为何物，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的公正和善良与其说建立在法律之上，不如说乃是出于本性”[2] 100。公元前290年，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曼尼乌斯·库里乌斯在战胜外敌入侵之后，回到乡间仍旧过着俭朴的生活以娱暮年，萨谟奈人曾送给他一大块黄金，被他拒绝了。他说：“在他看来拥有黄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能统治拥有黄金的人才是了不起。”[3] 28此后的皮洛士战争期间，非布利西阿作为罗马使团的首席代表与皮洛士谈判，皮洛士听说他在罗马不仅颇有势力，而且也很贫穷，因此以高官厚禄引诱他。非布利西阿断然拒绝了皮洛士的请求，他说：“国王啊，无论你的朋友也好，你自己也好，都不能夺去我的独立。我认为，如果联想到忧虑的话，我的贫穷比国王们所有的财富都更加幸福些。”[4] 51罗马共和初期社会风尚比较淳朴还表现在公民的廉洁奉公上。每个家庭都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简朴生活，担任公职除了能给人以荣誉和执行职务时的方便之外，并不给人以任何利益，担任公职的目的就是为公共利益服务。为获得这种美德，人们注重维护自己的人身尊严，并注意发挥自己的才能。当时的罗马既然没有任何惩罚私吞公款的特别法律就颇能说明这一点。以至于当出现侵吞公款之时，人们觉得这是一件极不荣誉的事情，认为被判处如数归还赃款就是最为严厉的处罚。对此，波里比阿称赞道：“在其他国家，要找不到侵吞公共财物的人绝非易事，相比之下，罗马有关文献记载却清楚地表明，在他们之中找一个犯这类错误的人相当困难。”[5] Ⅵ.56李维在回忆早期罗马的这段历史时也曾经非常得意地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比罗马更强大，有过更纯洁的道德和更多样的范例，也没有任何国家如此长期地杜绝了贪婪和奢侈，如此高度而又持续地崇尚节俭和安于贫困，如此鲜明地显示出，财愈少的人，愈不贪财”[6] pref。这些论述尽管不无溢美之词，但多少反映了早期罗马的社会现实。

　　共和初期罗马公民之所以如此崇尚朴素，与罗马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重视农业，重视农业生产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罗马，“一个人被称为好农夫即被认为是得到最高的称赞”[7] 116。在罗马军团里，“最勇敢的人和最坚强的战士都来自农民，他们的称号受到最高的尊重……而从事这种行业的人，也最少受人嫌恶”[8] 10。在罗马公民眼中，一个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缺乏必要农业生产技能和管理经验的人，不仅会受到公民的蔑视，而且也会为社会所不齿。公元前458年，罗马遭到外敌入侵，危难时刻，执政官昆提乌斯·肯奇那图斯被选为独裁官，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当元老院派人通知他统兵迎敌时，他正在自己的土地上扶犁耕地。临危受命之后，他擦干汗水，穿上长袍，立即走马上任。仅用16天时间就挫败入侵之敌，随即就交还军事独裁权力，解甲归田[6] Ⅲ.26。恩格斯对此给以很高评价，称他是“真正的公民美德和异常质朴而高尚的忘我精神的榜样”[9] 260。类似的例子还有曾经两度担任执政官的盖约·法布里奇乌斯，战胜皮洛士之后，他回乡和其他公民一道，耕种自己那分7犹格的土地[10] pref。由于自由民没有脱离劳动生产，因此那种“庄稼汉的朴实”与忍辱负重的精神就被认为是罗马公民的美德。加图就曾经这样说过，罗马人的祖先在称赞好人时是这样称赞的：“‘好农民’，‘好庄稼人’。受到了这样称赞的，就被认为受到了最大的称赞”[11] 2。

　　共和初期罗马公民崇尚朴素的道德风尚是罗马共和国崛起的精神动力，它对于当时的城邦制度起了巩固作用。作为公民集体的城邦必须不断加强公民内部的团结，限制公民内部个人之间的冲突，必须不断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使之保持平等的地位。马克思在分析城邦所有制时曾经指出：“这种共同体继续存在下去的前提，是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自给自足农民之间保持平等。”[12] 476而崇尚朴素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无疑有利于公民保持财产上相对平等的关系。

　　公元前6世纪罗马共和国建立之时，不过是台伯河畔的一个蕞尔小邦。在对外关系方面，还处于极为弱小的地位，对邻近地区外敌的连续进攻还只能采取守势，即使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罗马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之后，由于对手都是强敌，因此在这种多难兴邦的严峻环境之中，罗马公民多能自觉遵守国家法纪，以勇敢和忠于城邦为荣。事实上罗马人的荣辱的确与罗马文明的盛衰息息相关：只要罗马公民集团能够维持其内部统一性，地中海区域便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而罗马人用来领导和推动古典文明的动力之一就是它那一套独特的政治道德。众所周知，罗马人历来将祖先传下来的共和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在一名共和国的公民看来，个人的德行、家庭的利益都必须与国家的荣誉取得一致，真正的美德只存在于为共和国服务所表现的一系列伟大行为当中，人生成功的标志是“职务、声望、美德、荣誉和与生俱来的天才”；如果个人的行为不能导致公共的成就，那么这种行为就只是恶行而不是善行；拒绝在公共生活中担任角色的公民，不仅仅使自己蒙受耻辱，而且使自己的家族遭受亵渎；尽管狩猎和农作也是一种高尚的消遣，但它们不应该占据一个有教养的罗马人的全部时间，因为只有奴隶才会倾尽全力去从事这种事情；甚至像哲学研究或编史这类追求知识的工作，也只是在服务于共和国这一目的之下，才算得上是高尚的。从总体上看，“真正的罗马人应该具备这样的抱负：使自己成为一名第一阵列的战士、最好的雄辩家、最勇敢的将军，尽自己的职责管理好最伟大的事务，享有最大的荣誉，拥有最高的聪明才智，被公认为最杰出的元老，以高尚的手段获取巨大的财富，留下大量的后代，并成为国家中最著名的人物”[13] 24，17-19。

　　这样一来，罗马公民便将政治与道德紧紧结合在一起，政治激情净化着道德行为，道德规范则约束着政治声誉，并保证了政治生活的公开化和政治手段的合法性及廉洁性。这也是罗马古典文明能够全面扩展并达到极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为了罗马的强大和富裕，为了公民的独立和自由，罗马人不惜蒙受损失，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为祖国而死便是死得其所”是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名言，也是罗马人追求的政治情感。可以这样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准备战争时能像罗马人这样谨慎，在作战时能那样毫无畏惧。在战场上，罗马人永远凭着自己的本领作战。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机会，而战争则是他们进行操练的机会。公元前500年，为了抵抗入侵的外敌，罗马青年霍拉希斯·柯克莱斯冒着生命危险，勇挡敌阵，赢得了罗马军队最终夺取胜利的时间[5] Ⅵ.55。而第一次布匿战争后期，由于迦太基人厌战，于是派被俘的罗马执政官雷古卢斯随迦太基使节去罗马媾和，条件是如果和议不成，雷古卢斯必须回到迦太基。雷古卢斯返抵罗马后，不仅不谈媾和问题，反而敦请元老院继续进行战争。他明知回到迦太基，判处死刑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但毫不畏惧[4] 69，195。由此可见，罗马人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对罗马的忠诚的感情，他们爱自己的祖国。这就使得罗马的平民和贵族都能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

　　为了保护国家利益，罗马公民宁愿忍受巨大的牺牲，也要保持相当数量的军队。公元前477年罗马进攻维爱时，非比阿氏族男丁306人除一婴孩留在家外，全部出征，结果全部阵亡。阿庇安盛赞此举为值得赞扬的勇敢范例[4] 32。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罗马与迦太基打得难解难分，罗马军队总共拥有22-24个军团(一个军团约有4200人左右)，而此时罗马全部公民总数才只有137000人。因此，阿庇安在分析罗马共和国崛起的原因时，极为重视罗马公民俭朴、勇敢、自我牺牲等道德因素所起的作用。他说：“由于谨慎和幸运，罗马人的帝国达到伟大而持久的地位，当取得这个地位时，在勇敢、忍耐和艰苦奋斗方面，他们超过了所有其他民族。”[4] 16

　　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基本完成了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罗马公民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海外霸权的确立和财富的大量积聚，尤其是与希腊和东方世界的接触日益增多，这就导致罗马公民身上那种共和初期所特有的朴素和艰苦奋斗的生活方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毫无节制的消费和疯狂的挥霍。小农经济的瓦解，进一步削弱了罗马传统道德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权利道德真空的出现则为这种道德危机提供了一定的温床。据李维记载，罗马的奢侈之风首开亚细亚战争之后。这次战争“第一次把青铜卧床、贵重床罩、地毯以及其他亚麻织物输入罗马。于是，在宴会上出现了演竖琴的歌女，也出现了帮助主人消闲的其他娱乐形式，而宴会本身也开始用极其精密的计划和很大的费用来布置”[6] ⅩⅩⅩⅨ.6。事实上这股奢侈之风随着对外战争的不断扩大，财富的大量积聚，罗马与希腊和东方世界的接触日益增多而愈演愈烈。清贫与节俭受尊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清贫成了无能的象征，而节俭则是可耻的体现。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荒诞无稽的消费和疯狂的挥霍景象。与此同时传入罗马的还有希腊奴隶主阶级腐朽没落的道德观念。公元前156年雅典派往罗马的外交使团中有三位哲学家，其中学园派的卡尔内亚德在罗马做了两次论公正的演说，大讲什么当船破落水之时，你可以牺牲别的弱者，而拯救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是个傻瓜[14] 300。其演讲居然令一代罗马青年为之着迷。这种腐朽没落的思想造成了罗马人价值观念的混乱，严重腐蚀了罗马的社会道德。当时在罗马甚至就有人这样抱怨：“罗马已成了这样一个城市，在那里，情妇的价格高于耕地，一盆腌鱼的价格高于耕地人。”[15] 234

　　此时的罗马公民已经丧失了政治热情，不再关心政治、关心自己的政治权力，将自己沉浸在那些刺激性或粗暴的感官娱乐活动中。为了讨好公民，元老院不时增加节日天数。据统计，公元1世纪中罗马节庆娱乐日每年为66天，2世纪时增加到123天，到4世纪则增至175天。节日期间，国家主动拨款并组织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并不是一般的娱乐活动，而是观看角斗(人与人决斗，人与兽决斗)以及“战戏”等血腥场面，以供公民寻求感官刺激的欲望。自由民的上层更是挥金如土，挥霍无度。为了显示他们的阔气和气派，他们竞相在罗马和意大利各地修建豪华的住宅、富丽的花园和舒适的别墅，并整天沉溺在吃、喝、玩、乐，声色犬马之中。他们聘请专职厨师做饭，用银制的餐具盛菜。每餐规定要有多少道菜，多少客人。宴会自然而然成为罗马人生活的中心，罗马富人争相把宴会办得新奇、巧妙，以此炫耀。据记载，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就曾想出各种稀奇古怪的美食与饮料举行宴会。而卢库卢斯那高消费的“阿波罗餐厅”里，一桌酒宴的费用居然高达5000德拉克玛[16] 454。

　　鉴于奢侈之风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元老院也曾经多次颁布法令以求限制，但收效甚微。公元前215年颁布的奥匹乌斯法规定任何妇女不得带半温斯(1温斯合0.91盎司)以上的金器，穿鲜艳的衣服，除公共祭祀以外，在城市或其一里以内不得乘舆。公元前22年，奥古斯都又颁布《犹利乌斯法》，对饮食上的浪费行为进行限制，但都未产生什么效果。奥古斯都死后，奢侈之风更盛，仅吃喝方面的高消费就足以引起整个罗马城黑市物价的直线上升，从而造成市场及金融秩序的混乱。有的元老建议继位的提比略用立法予以限制，提比略声称当前还不是矫正风俗的时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臭名昭著的纵欲主义者[17] Ⅲ.52-55。尼禄当政时期，由于他本人身体力行的带动，人们更是绞尽脑汁地挥霍金钱以寻求刺激，一般的饮宴已经显得过时，频频举行的各类赛会更是增添了许多新的花样，尼禄与贵族已不再甘心充当观众，他们抛掉惯例直接登台亲自扮演角色。在罗马城内，养娼纳妾达到了公开化的程度，一位贵族妇女甚至还跑到营造官那里去申请卖淫执照。为了安慰极少数正派贵族的自尊心，元老院不得不于公元19年对上层妇女的淫乱行为进行干预[17] Ⅱ.85。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淫乱现象有增无减。有人估计，在“贤明君主”图拉真统治时期，仅罗马城就有娼妓32000人[18] 32。过度的物欲使罗马人基本上丧失了求生的本能，政治气候的变幻无常更是将他们弄到随意轻生的地步，连一贯注重养身的元老贵族也开始表现出一种视死如归的平静态度，如小伽图、布鲁图及安东尼等显赫一时的人物，都先后以体面的自杀结束生存的痛苦。到公元1世纪，由于尼禄的鼓励，自杀竟然成为男性“美德”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受到普遍模仿[19] VOL.1。此时，罗马奴隶主阶级的奢侈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尼禄的王宫“金屋”位于罗马的中心，这里奇花异草，湖光山色，王宫内部用黄金、珠宝、珍珠装饰，餐厅里象牙镶边的天花板、转动的天花板都可以往下撒花和香水，以至于连骄奢淫逸的尼禄都禁不住称赞自己“终于开始像人一样地生活了！”公元三世纪前期在位的埃拉伽巴努斯与尼禄相比也毫不逊色，他的上衣从不穿两次，其服饰以珍珠钻石，榻床满缀金紫宝贝，在他所经过的路上撒布金银粉末，宫廷所有的器具都用黄金制成。他们的名字成了挥霍、独裁和淫乱的象征，充分反映了罗马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情趣的堕落。

　　公元前1世纪以后，及时行乐的思想在罗马颇为流行，诗人贺拉斯就公开鼓吹“及时行乐”为处世之道。北非的塔姆加迪城广场的地上竟然有这样的字句：“田猎、沐浴、游戏与狂笑就是生活。”公元5世纪马赛的主教撒勒维安对当时奴隶主阶级纵欲享乐的生活作了这样的描述：“他们一个劲地宴饮，把他们的荣誉、公正、信仰的名字都置诸脑后。一些政府首脑纵欲淫荡、粗暴的呼喊、喝得摇摇欲坠，完全丧失了神志，既然经常总是如此，因而可以说这倒是神志的常态。”[20] Ⅵ.13。

　　富人们以奢侈享乐为荣不足为奇，严重的是普通自由民也沾染上了这种恶习。大批的自由民“都不沾镰刀和犁，而是躲在城里，宁愿活动于剧场和跑马场之中，却不愿去照管谷物和葡萄园”[21] 92。他们游手好闲，鄙视劳动，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是古代社会典型的“依靠社会过活”的无产者。“面包加竞技场”是他们最为时髦的口号。国家每年都得把大量的年收入用在他们身上。这种情况到了帝国时代更为严重，游民无产者“整夜在酒馆里度过，有些人睡在马戏场拱廊的阴暗处……，他们或在掷骰子争争吵吵……或则从日出到黄昏不管日晒雨淋，张口凝视，聚精会神地评断御者和马，评论他们是好种还是坏种的”[22] Ⅲ.15。这部分人已由国家的主人变成了社会的渣滓，被马克思称之为“惰民”。公元1世纪时，此类“惰民”约有20-30万人，到3、4世纪时竟达80万人左右。此时，鄙视劳动的思想也颇为流行，连西塞罗也认为：“人们借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和自己产品的手工艺。应当视为卑鄙和下流的，因为谁要出卖自己的劳动，谁就要出卖自己本人，因而把他们降低到奴隶的地位。”[23] Ⅰ.2，52

　　奢侈享乐之风如此盛行，极大地腐蚀了罗马民族的躯体，给罗马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原先淳朴的道德观念逐渐消失。人们“崇尚财富，鄙视道德，并认为只有大量的财富才能享有崇高的光荣和价值”[6] Ⅲ.26。著名哲学家卢西安说：“富人的眼睛只盯着黄金，他们由于生活奢侈，有如发了霉的口袋已经腐朽了，装不进智慧、坦率和忠诚。”[24] Ⅺ.4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之下，贪污和贿赂就成为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公元前73-71年，维累斯曾任西西里的代行司法官，离任时搜刮的民脂民膏居然达到7000万塞斯退斯，此外还有大量的古玩和艺术品。在罗马政坛一直以清廉著称的西塞罗，公元前51年任西里西亚总督之后，一年之内居然也搜括民财200万塞斯退斯。内战时期罗马公民被金钱收买去参加选举投票，公元前54年，有人公然以800他连特贿选执政官。普鲁塔克指责了这种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追求官职的人坐在广场上，跟前的桌子上放着钱，用它无耻地收买民众。”[16] 此前罗马人虽然不排斥金钱和财富，但仍旧将安贫与节俭视为有道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对于那些必须经常与金钱发生关系的公民，则要求施予高尚的手段。随着政局的变迁和法制的败亡，人们将发财致富与尽情享受当作惟一的人生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诉诸最为卑劣的手段。诗人贺拉斯就曾经明确地表达了一般罗马公民对于物欲与快乐的追求：“贞洁、真理或任何其他我们过去认为是善行的东西，如果不能有效地消除痛苦和带来愉快，那么它们就不是善行而是恶行。”[25] 13-14当时罗马世界最为流行的一句格言就是：“且尽生前乐，明朝未可期。”罗马作家佩特罗纽斯曾借其作品中的角色发出这样的呼吁：“世上最好的东西就是一个装得满满的钱袋和钱所能买到的酒肉歌舞”，“……我们全都是芸芸众生而已，谁也免不了要见阎王的，所以趁现在还活着，让我们痛痛快快地活吧。”[26] 88，89

　　对于共和末年以来罗马社会道德的败坏，李维曾经痛心疾首地写道：“内部腐败已腐蚀着一个长期优越的民族的生命力”，“近年来财富带来了贪欲，对享乐的无限的支配使人们耽于纵欲，毁灭了他们自己和一切。”[6] pref在这里，李维将财富的增多视为引起道德败坏的原因，这实在是肤浅之见。因为实际上当时罗马社会的道德败坏完全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它是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奴隶制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大批自由民脱离生产劳动，并产生鄙视劳动，毫不爱惜劳动果实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奴隶制的劳动条件下，强迫劳动排除了显著改善生产的可能性，大量的剩余产品，完全用来满足富人的癖好。因此“在古代各民族那里出现的奢侈品生产，是奴隶制关系的必然结果。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消费”[12] 424。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对罗马共和末期出现的这种道德堕落势态甚为不满，除加图和李维之外，作家朗吉努斯和史学家塔西佗等人对这种势态也大加斥责，可惜他们都难以做到挽狂澜于既倒，不能做到“以正压邪”。

　　罗马帝国后期，奴隶制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君主专制的强化，不仅使奴隶主阶级产生末日之感，而且也使被置于专制统治之下的自由民的思想极度没落，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改善现状的可能性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27] 332这时罗马的自由民一方面追逐声色犬马，从下流的肉体享乐中寻求解脱，另一方面却又俯首帖耳地顺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由于社会各阶层都感到没有出路，于是一切奇异的宗教迷信、巫术魔法便广泛流行起来，终于导致基督教的兴起。罗马帝国后期，奴隶主与普通自由民的悲观厌世和追求享受二者并行不悖。他们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渺茫，在娱乐方面便欣赏那些刺激性或粗暴的感官快乐，如赛马、角斗、斗兽和低级趣味的戏剧表演，企图以此来麻痹自己的神经。而人们喜爱流血的残酷，沉湎于酒色之中，这与生命无常的心理紧密相关。有的在宴会上使用的大酒杯上雕镂有亚历山大和苏格拉底的骷髅，提醒人们在享乐时不要忘记荣华易逝，生命无常。

　　公元3世纪以后，罗马帝国进入全面危机时期，道德的解体既反映了也加速了政治、经济的解体，它是促使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人们过分追求享乐和奢侈，从事农业经营的奴隶主便将大量的资金、土地以及劳动人手用于经营设有养鸟室、猎场、鱼池等享乐之用的别庄。结果别庄的发展必然使农业再生产的条件日益恶化，它是奴隶制农庄危机加剧的重要条件。奴隶主追求奢侈生活所造成的恶果不一而足。奢侈品贸易的活跃，又使大批贵金属，尤其使白银不断流于国外，导致贸易上的入超。对此普林尼记述说：“据最低之计算，我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即中国)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塞斯退斯，这是我国男子及妇女奢侈的代价。”[28] Ⅻ.18，84

　　道德的解体必然加剧政治的解体。因为道德上的堕落使统治阶级更加昏庸无道，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动乱之后，罗马公民的爱国心和勇敢精神逐渐趋于消失，并丧失了此前那种政治热情。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卖自己的公民权利和破坏公民集体，而此时的元老贵族更是完全抛弃了他们既定的政治原则和理想，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左右逢源；那些拥有国家政治权利的政府官员也肆意践踏国家法律，公开进行权钱交易，从而导致国家政治日益腐败。与此同时，追求奢侈和财富、贪图安逸的风气也像瘟疫一样迅速地腐蚀了罗马军队，这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时即初现端倪。当时士兵惯于闲散、贪婪和劫掠，斯奇比奥曾经训斥道：“你们更像强盗，而不像士兵。你们是一些逃亡者，而不是军营的保卫者，贪婪使你们更像是一伙假期中的游客，而不像是一支围城的军队。你们在战争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时候，就寻找奢侈享受。”[4] 285朱古达战争中，朱古达由于收买罗马将领而连连获胜，并口出狂言：“如果能替它找到一个买主的话，整个罗马城也可以买得到。”[4] 304到了帝国时期，罗马军队更加腐败。塔西佗借一个不列颠酋长之口，说罗马军队的勇敢，已比他们平时的淫荡大为逊色，“他们在作战时没有妻子在鼓励他们前进，没有双亲在斥责他们败退”[29] 34。

作者介绍：杨俊明/杨真，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杨俊明(1958- )，男，湖南湘潭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