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因言被判老红军,尊严何在?

蔡铁根

蔡铁根（1911年12月——1970年3月11日），汉族，生于河北省蔚县塔头村，曾就读于厦门大学，1936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9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军队反教条主义的受害者，文革中被诬陷为“蔡铁根反革命集团”“主犯”处死，是中国1949年以后被处决的最高级军官。

　　蔡铁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干事。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干事，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冀热察挺进军骑兵大队政治教导员，冀热察挺进军第九团政治处副主任，中共桑干河区工委书记兼广灵区大队政治委员。参加了平型关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反“扫荡”战役战斗。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野战军冀察纵队第七旅政治部副主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七旅政治部副主任，第二纵队第五旅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政治教员，一总队副总队长。参加了绥远、张家口、古北口、怀来、新保安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条令处处长，条令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注：该部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平级）军事科学和条令教范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

【正文】 ：

1970年3月11日清晨，常州监狱监区门外的一个房间。一个被麻绳紧紧捆绑的老人被押了进来。一个身着警服的人威严地宣读“逮捕证”。老人轻蔑地冷冷一笑：“我已经被关押六年多了，才宣布逮捕，天下奇冤！”

“老实些！”法警马上大声呵斥老年囚犯。宣读“逮捕证”的警官继续宣读“判决书”：“……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老人昂首怒吼：“你们无权判我！”

宣判者哼了一声：“死到临头，你还嘴硬！”

“我要上诉！”

宣判者蛮横斥道：“不准上诉！”

“你们！”老人怒不可遏，血气暴胀，满脸通红，“简直！”——老人脖子上的麻绳猛然被勒了一下，后边的话即被勒断。稍顷，麻绳稍松，老人仰天长叹：“我革命了几十年——”

麻绳被抽紧，老人再也发不出声音了。

这位老人确非等闲之辈，他跟随共产党革命了几十年，名叫蔡铁根，是一位劳苦功高的老红军，曾在中央军委核心部门工作过，后在军委直属的某军事学院教书，任军事战史教授会主任，大校军衔。

蔡铁根老人与解放军许多高级将领都有交往，而且过从甚密——厄运起自反右派运动。1958年，军事学院为凑够比例数，在深挖右派时，给以前提过一点意见的蔡铁根扣上了“右派”帽子。1959年4月，他被正式宣布处分决定：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大校军衔，撤销军事战史教授会主任等职务，工资降为行政15级。后来，蔡铁根被分配到常州市工业局工作。被贬常州后，老婆与他离婚，蔡铁根一人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

对于强加给他右派帽子，蔡铁根一直忿忿不平。到“文革”前，他曾先后申诉七次，但泥牛入海，杳无音讯——老红军太天真了。

更天真的是，他没有吸取“祸从口出”的惨痛教训。仍然轻信他人，在逆境之中，他结识了几个对他表示同情的人。推杯换盏之际，便引为知心朋友。心情憋闷，酒后放浪，倾吐了满腹委屈的肺腑之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一个卑鄙小人便将这些酒后之言向上告密，并且交出了十多封蔡铁根写给他的信件，以换取自己的升迁发达。

1966年8月27日，常州市工业局人保科长、派出所民警及一大群红卫兵闯进他的家门，翻箱倒柜，抄家搜查。最后，搜出了一把抗战时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指挥刀和40多本日记。

蔡铁根想抢回自己的日记，被红卫兵粗野地推开。他义正词严地说：“这是我的私人日记，你们无权……”

一个红卫兵打断他的话，吼道：“我们有权破四旧，有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搜查者如获至宝，席卷日记而去。

在蔡铁根的日记里，记载了自己对被划右派的不满，对社会状况、国民经济生活和一些政策的意见，还有一些对毛泽东的批评言论。这在当时，自然是大不敬之罪。

从第二天开始，他被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挂上一串子弹头，游街示众，批判斗争，拳打脚踢，从早到晚，有时夜以继日，直到老红军口吐白沫，昏倒在地。

在此以前，蔡铁根已被确定为“牛鬼蛇神”的典型。既是典型，便需要充实材料，于是，蔡铁根那个“知心朋友”，那个卑鄙小人又立新功，再次提供长篇告密诬陷材料，题名《蔡铁根是只蜷伏在阴暗角落里妄图颠覆人民江山的反革命野心狼》，文中处处显示了卖友求荣的恶毒用心：

它罗列了一些蔡铁根和朋友交往的情况，说是“搞反革命组织活动”；它叙述了蔡铁根谈论游击战的一些言论，说是“要成立反革命游击队，要推翻共产党政权”；它记录了同蔡铁根游览卷廉洞的经历，说是“为了打游击看地形”——蔡铁根终于死在这个“知心朋友”之手。

可是，完全归咎于一个卑鄙小人的阴险歹毒也不公允。当时，休说朋友告密，师生告密、父子告密、夫妻告密都屡见不鲜。究其根本，还是由于社会黑暗所致。如若不然，他们的告密诬陷怎能得逞？怎能出现那么多告密诬陷的小人？

至于蔡铁根日记和信件中所涉及的一些内容。历史已经证明，它完全是一个公民正当的合法的起码的民主权利，根本算不得什么犯罪。

1966年8月19日，这份诬陷材料被作为《蔡铁根案件情况专报》上报。不到一个月，中共常州市委成立“蔡铁根专案办公室”。调查蔡铁根的一切社会关系，凡与蔡铁根有过交往的同事、朋友，一律先逮捕，后调查取证。最后有四五十人被定为“蔡铁根黑帮分子”。据统计，一类对象7人、二类对象8人，三类32人。

蔡铁根终于被戴上了镣铐，作为重型犯锒铛入狱。但他威武不屈，根本不承认强加的罪名。一次审讯时，他声若洪钟、理直气壮地质问审讯员：“我根本不是犯人！犯罪的是你！根据《十六条》，我够上哪一条？要我考虑什么？把我关了十几天有什么根据？依据什么法律？”

审讯员无言以对，气急败坏，吼道：“是你讲还是我讲？这里是看守所！”

蔡铁根依然声调高亢：“我也要讲：你就是要我来讲的！你们用反革命的框框，要把我往框框里装，我绝不承认！”

尽管审讯者理屈词穷。然而，在法西斯时代，真理总是屈服于强权。

蔡铁根一案，连同几十个受株连者，被严重升级。

1969年11月，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决定将有关涉案人员集中在一起，深挖猛追。办案处所戒备森严，窗户都糊得严严实实，与外界完全隔绝。每天连轴审讯，威吓、诱供、逼供，无所不用其极。最后一次，所有罪犯一律用喷气式刑罚押上台，拳脚相加，进行批斗。

1970年3月11日宣判书下达，认定“以蔡铁根、关翼为首进行反革命活动，判处蔡铁根、李业航两人死刑，立即执行。”

1970年3月11日上午9时40分，跟随共产党革命几十年的这位老红军，倒在了常州西门外自己党的刑场上，倒在自己党的枪口下。

苍天不公！——当晚，常州市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凄厉的寒风，卷着漫天飞雪悲愤地呼号：

“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时代”啊，人权何在？人的尊严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