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不交党费不入党

　　欧美政党提不出有吸引力的纲领，人们立场摇摆在具体利益间摇摆。　　住在英国利物浦天堂街的15岁小男孩艾伯特?史密斯，最近常与父亲发生争执，起因是艾伯特选择加入英国工党，而他的父亲则是保守党的坚定支持者。老史密斯希望儿子延续这种支持的传统，但艾伯特则坚持自己的选择，他对朋友们抱怨说：“你知道，工党的党费更便宜。”英国工党的党费是每年15英镑（1英镑约合10元人民币）一年，对于从两年前就开始送报纸挣零花钱的艾伯特来说，选择政党完全是钱的问题。　　在英国老式家庭里，拥有自己支持的政党、发表自己的政治言论，是一个孩子成年的标志。而在欧洲，像小艾伯特这样愿意缴纳一定数额的会费加入一个政党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尽管现在加入各国的政党都在纷纷调低党费标准。　　在法国，每年花20欧元（约158元人民币）就可以成为社会党的党员；在英国，保守党收25英镑。新兴政治组织更便宜，英国海盗党的党费只有12英镑，有些政党甚至更像是社交网络：在网上注册就可以成为美国茶党成员，一分钱也不用掏。尽管入党成本越来越低，但欧美人却在大批离党而去，这背后到底有何玄机？　　英国只有780位共产党　　成立于1920年的英国共产党，二战期间党员人数超过5万，而到2011年却只剩下780个党员。英共国际秘书约翰?福斯特博士说：“我们一度很难稳定局面……尤其是苏东剧变后，大家觉得社会主义似乎不是答案了，我们想要夺取工运领导权也比以前困难很多”。　　英国共产党面临的困境并非特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政党的党员人数一直在下降，本世纪头一个十年中，缩减的速度尤其快。自世纪初到2008年，德国党员人数减少了20%，瑞典减少了27%，挪威减少了29%。英国的幅度最大，达到36%。目前，英国房车俱乐部的会员人数比英国所有政党的党员加起来还多。　　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在澳大利亚，政党依然强势，在黑帮传统浓厚的意大利，由于新兴政党如北方联盟的出现，党员人数甚至有所回升。　　而在美国，连政党的概念都日益模糊了，人们可以在选民注册时才表明政党倾向。去年，不归属任何政党的“独立选民”达到了创纪录的40%。通常，在总统选举年独立选民的比例会下降，但今年5月，这个比例达到了44%，比2008年大选年同期高出9个百分点。　　华盛顿公共政策研究和宣传机构“美国进步中心”副总裁塔拉?麦吉尼斯指出：“现在一般美国人都愿意称自己为独立人士，”她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特征，也是一个政治特性”。　　政党群众基础不断缩小，使得一些欧美政党领导人头痛的同时，也被迫施行一些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但正像雷登大学的英格丽?毕珍和她的同事们在论文中所说，那些促成群众性政党兴起的因素正在消失，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拉索尔?达尔顿也把政党称为“过时的技术”。　　无党派人士左右选举结果　　人们对政党失去兴趣的原因很多。首先，随着民主政治和公民文化的发展，更多的选民对政治家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前不久，美国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有60%的选民对美国现状感到不满，许多人表示谁在国会当权，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要把他选下台去。越来越多的选民对民主、共和两党都加以拒绝，因为“两党都把自己的特殊利益放在全体国民利益之上”。甚至有多达53%的人表示，任何政党都是小集团，因此都不值得信任。　　其次，媒体和科技的进步也对政治部落意识弱化起了很大作用。40年以前，媒体大体上对政党还是恭顺的，今天，互联网已经给多元化的政治活动家们创造了蓬勃发展的空间。很多选民感到，不通过政党，他们的诉求能够得到更好的表达。博客论坛上的话题比任何选区会议上的议题更为有趣。此外，互联网也使表明政治见解的成本大为降低。既然在网上请愿书上签名、发微博就可以表明你的关注倾向，何必还要找麻烦填写表格、携带党员证呢？　　对于曾经非常强大的左翼政党来说，欧美真正的“工人阶级”也逐渐减少了。英国共产党的约翰?福斯特博士就指出，从深层次上影响了英共发展道路的是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和苏东剧变。撒切尔夫人的“去工业化“改革，把英国的发展重心放到金融业，令采矿业和制造业逐步萎缩，英共和许多其它左翼政治力量失去了最重要的群众基础——“工人阶级”，工会的功能也在不断削弱。　　结果就是一种新型选民的兴起，对传统党派选民造成很大冲击。他们被称为“无党派选民”。这些人年轻、受教育程度高，和属于某些党派的选民一样愿意参加选举。他们可能是左翼，也可能是右翼。他们没有兴趣聆听各个政党宣讲政策计划，相反，他们试图让政党接受他们自己在所关注问题上的立场。　　无党派选民目前已在美国选举中引起极大震荡。最显眼的例子是茶党。无党派选民在欧洲政治中也已出现，在德国和瑞士都已占到选民的1/5。他们的选举意向非常易变：在2009年的德国选举中，一半无党派选民说，他们在选举的最后一周才拿定主意选谁。看起来，选民脱离政党的趋势将会继续下去。这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吗？　　机遇还是危机？　　政党领导人大概不会对此太过担忧。在政党的会议上，混日子的党员提出的各种不靠谱的提案会少一些了。虽然志愿者减少会使竞选活动更困难一些，但这对执政可能并无坏处，政党选举所需要的是充足的资金、发达的传媒、精英干部和专家顾问团，而为数众多、观点和利益各异的党员反而会在设计竞选策略方面束缚政党领导人的手脚，与党员的意见相比，党魁们更愿意倾听党外的声音。　　即便如此，负面影响还是有的。英共就表示，“我们需要党费来运转，我们没有其它收入来源。”英共拥有一份英语的社会主义日报《晨星报》，不过除此以外并没有自己的产业。付费党员减少，会迫使政党把筹款的目光转向别处，这意味着，他们会更加依赖那些既得利益集团。　　另外，政治生活似乎越来越与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脱节。在60年前，大多数英国人都会有熟人是政党党员，人们习惯在酒吧里边喝酒边争论党派政治，这让他们感觉亲密，但今天，酒吧里这样的话题已很少了。随着政党人数缩减，政治名人和世袭政治家会更为流行，而更为支离破碎的政治派系会使组织政府更加困难。　　而最危险的在于，那些群众性政党在党员逐渐离去时可能表面上看来仍然强大，但可能会在突然间瓦解。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那些曾经占支配地位的组织不知不觉地被蛀空，然后突然垮掉。这样的转折点可能正在到来，特别是在欧洲。假如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西方政治格局可能会发生的任何改变，我们都不会觉得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