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形态构造_陈爱国

2006年第6期(总第185期)学术论坛ACADEMIC　FORUMNO.6,2006

(CumulativelyNO.185)

论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形态构造

陈爱国

　　[摘　要]对于布尔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的形态构造,,它还是可以概括、描述为作用具体性、场域实践性、权力再生性、,并由此建立一种反思性文化社会学。而且,。

[关键词]布尔迪厄;;;;[作者简介],江苏　南京,210008

[]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6)06-0176-03

　　的,被视为正统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和

[1](P267)教育资历等的价值形式”。在布尔迪厄看来,资本存在着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等四种基本形式,不同的形式各有侧重,也互有关联,但以人类学家身份起家的布尔迪厄则对文化资本的形式情有独钟,认为它是考察、反思当

于解释不同社会出身的孩子取得不同学术成就的

原因。由此辐射开去,他认为“:文化资本的大多数特征可以从下列事实推断出来,即文化资本在其基本的状态中是与身体相联系的,并预先假定了某种实体性、具体性。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处于具体状态之中的,即采取了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它预先假定了一种具体化、实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因为由投资者亲力亲为,就像肌肉发达的体格或被太阳晒黑的皮肤,不能通过他人的锻炼来获

[2](P194)

得那样。”这样,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都与行动者、人自身的具体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我们也不可能依靠机器生产和其他外在力量来积累文化资本。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资本的持有者是每一个身体化的“单位人”,这些个体以其自身的各种文化资本在社会中发挥着影响,如商品广告中的名人效应等。再由此推广开去,一个国家必须为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总数而进行最大的努力,一个国家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大,它越有可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到了经济资本有机构成大幅提高的当代社会,更加注重从业者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的培训、开发和争夺在不同的层次中展开,都体现了对具体性文化资本的操纵力度。

二、场域实践性,强调实践过程中社会空间与心灵空间的同质同构。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是人的劳动实践的过程,传统的看法往往将劳动的概念局限于外在劳动,忽略了精神活动自身的价值。布尔迪厄将文化资本生产的焦点置于精神劳动的投

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特征的一个最佳切入点。他将文化资本的存在状态分成三类:一是具体状态,表现为人的肉体和精神活动;二是客观状态,表现为各种书籍、工具和工艺品等文化产品;三是体制状态,表现为一定时期的教育体制、资助形式等。布尔迪厄充分考察、反思了一个文化产品背后被遮蔽的人的创造性活动,以及社会体制、等级意识对该产品的影响。他实则是将社会生活中的部分资源、价值形式笼统地视为一种处于一定场域的文化存在,而密切关注其社会操作过程和现实命运。诚然,布尔迪厄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思想家,他竭力以反对权力话语和既定思想的方式进行思考,也一向反对各种僵化的教条,并不愿意自己的理论概念具有某种恒定的特征。但是无论如何,他关于文化资本的探究还是贯彻了自己注重将行动者生存心态置于实际活动进行综合考察的基本原则,沿着这条标识性的基本原则展开搜索,其文化资本概念大致可以勾勒出以下几个形态构造部分:

一、作用具体性,必须由鲜活生命的身体活动来承载。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是人,是身份。其初衷是作为一种社会学的理论假定,用176

入和精神财富的积累,并突破文化本质主义的观点来认识文化实践与文化消费活动,将人类的智性实践对应于一系列具有符号特征和自主逻辑的利益行为。他十分重视实践,重视学术理论的现实渗透力,反对形而上学。马克思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人是在物质和精神生产活动中形成自己的意识的。对此,布尔迪厄表示认同,但他更为侧重考察的是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强调文化资本获得的亲力亲为性,文化资本的获得与每个人的身体实践行为紧密联系,必须经过“参与性对象化”,置于一定的体制性、境遇性的场域去获得,通过自己在文化场域中的奋力拼搏和不懈努力,去变化、发展,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正如可变资本在不变资本一定的条件下,通过各种公式和途径,在实践范畴上,他强调的是,征符号和意义系统,而且倡导实践的“模糊逻辑”和“关系主义”的原则,力图将内在与外在、意识与无意识、身体与话语等彼此对立的二元因素,笼统地作为一个可供“实践与反思”的整体性对象[3](P20-21)。这就突破了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还原了人类实践活动中社会空间与心灵空间的共时性双重转化的过程。

三、权力再生性,其核心是一定的文化体系如何被合法化、特权化。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不是简单复制和机械运动,而是在原有文化基础上不断更新,人的主体意识时时参与其中,而且,它既联系着具体的人,又与社会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布尔迪厄特别注意文化资本再生产中的社会体制问题,在他看来,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是一种“社会炼金术”,其核心问题是“占据社会权力的集团以及社会成员,试图以当代文化再生产制度和组织,通过文化再生产的运行机制,玩弄一系列象征性策略手段,保障他们一代又一代地连续垄断文化特

[4](P70)权”。如果说,经济资本是“生出货币的货币”,可以不断再生出剩余价值;文化资本就是“生出身份的身份”,可以不断再生出文化特权,当前文化研究中的名人家族史研究,就是一个例证。布尔迪厄注意到特权阶级怎样使他们的统治权力合法化、符号化、隐蔽化的问题,而且将社会制度的变革看成是文化体系的合法转化过程。针对现代社会权力斗争的新特点,他强调的是斗争的正当化形式“、公正游戏”,即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只有通过

合法化的途径才能争取到一定的制度变革。通过

“公正游戏”取得胜利的新阶层必然也要通过立法、舆论等手段,使自己的文化资本再生产出文化资本,即使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合法化、特权化。而这场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就在于各社会集团对文化资本等各种资本的拥有数质与规模的较量,这就揭示了文化资本等级和社会权力等级的结构同源性。

四、阶级自反性,可以对其他资本形式和权力话语构成反作用。,布尔迪厄发→文化教育程度/。同时,机制性的社,国家、团体和他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影响人们获得文化资本的数质。当然,文化资本与其他资本形式之间并非总是一致,文化资本的获得固然依赖于其他资本形式的一定聚合,但由于它更多地与个人行为相联系,外在条件必须通过具体个人才能发挥作用,从而使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存在形式。这就是布尔迪厄要求不断反思的矛盾与悖谬之处。人的出身阶级和他日后的社会阶级之间并不总是一样,文化资本的流动就在不断重新配置人的社会成分,促进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且“,‘文化资本’是一个在隐喻意义上运用的概念,它最终指向作为支配杠杆的经济资本。相对于经济资本的权威而言,文化资本的富裕使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阶级中的被

[1](P280)

统治者”。布尔迪厄运用文化资本概念考察知识分子问题时,其本质规定性就得到重要拓展。他认识到知识分子从文化、经济和社会地位上来说虽然置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但是一些知识分子对自由和真理的不懈追求,如德里达、福科等,拒绝向体制妥协,往往使他们背叛自己的阶级,身处边缘化的位置。历史表明,许多社会变革都肇始于知识分子对自身阶级的批判,知识分子/文化资本的这种特点不是单纯通过经济状况所能解释的。

布尔迪厄的悖论思维模式使得其文化资本概念的边界处于移动变化之中,但这种移动变化毕竟有一个相交、叠合的大致范围,这就是以上的四个部分和层面。其形态构造各部分是共生、互涉、有机的,其中作用具体性是物质载体和前提条件,场域实践性是应用范围和论证过程,权力再生性是主要功能和问题本质,阶级自反性是自律机制和现实出路。它们的具体结构关系实际上呈现为一种竖三角形的动态结构(见图1),权力再生性和阶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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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性成为两个互相牵制、激荡的作用点,一起玩着关于文化符号的跷跷板游戏。阶级自反性跳出了权力设置的圈套,使得一些优秀知识分子能够保持当代自由主义者的“公共”姿态,客观冷静地观察社会,思考问题。由此可见,布尔迪厄要建立的是一种反思性文化社会学,这就是其文化资本概念提出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但是也不能忽视布尔迪厄关于“象征暴力”的一个论断“:被统治者推进了对其自身的统治,他们促使统治延续下去,不断地参与

[5](P209)

令他们遭受统治的东西的构造。”或许批判的自反性只是人们的一个愿望,现实生活场域中更多的是沉沦的自虐性。但无论是批判还是沉沦,都指向了文化特权

。

产之镜”理论达成了某种共识。

一定的形态构造、学术镜像和理论维度,必有一定的结构性支架和焦点,同时必有一定的话语阐释力和间隔区。马克思基于人本主义之上,从生产资本、政治经济学着手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本质和阶级本质,从而抵达一种所谓的“历史现象学”,而布尔迪厄基于结构主义之上,从文化资本、文化社会学着手分析社会权力的配置和变化。他深入探析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因,强调文化象征性因素的巨大影响,,人,、

[6](P117)

。马克思的经,入,而文化资本理论的引入,就是将人类活动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定位,强调人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实践功能,尽管布尔迪厄过分强调文化资本的实践力量,关注文化嬗变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使其文

图1　文化资本各形态构造部分的相互关系从以上对其形态构造的勾画和梳理,我们可以相应地考察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与马克思的经济资本概念之间的历史渊源和“区分”。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学,他没有过多关注马克思主义,但是也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正如他所说的“:我对青年马克思特别感兴趣《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

[2](P1)

学的终结》曾令我心醉神迷。”经典马克思主

化资本理论具有它的深刻性,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

它的局限性。可以说,他在吸收、整合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等学科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资本理论,而且在马克思很少涉及的文化领域和话语层面创建了自己的社会理论体系。或者可以说,在知识经济和第三产业崛起的时代,整个社会生活是以文化实践和文化再生产作为它的基本运作动力的。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就在于提出一个崭新的、独到的文化资本概念,从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马克思经济资本概念相补充,丰富了我们观察、揭示当代社会基本形态特征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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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影响了他的文化社会学的构建和完善。他“不同意经典马克思主义将人的社会关系禁锢在物质性‘生产关系’的框架之内的做法,主张深入揭示人的社会关系结构中那些起积极作用和主动作用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心态因素和文化象征性因素。但同时,布尔迪厄又接受马克思的影响,重视社会结构,特别是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对于行动者的客观制约功能,强调社会结构本身也是人的历史活动的产

[4](P5)物,是富有内在生命力的”。布尔迪厄重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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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对行动者的制约功能,强调对社会体制的反思与批判,这点与马克思是一致的,但19世纪上半叶的自由资本主义与20世纪下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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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资本主义毕竟有着不同的时代特征和语境,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正是建立在对新的社会形势的考察基础上的,在问题提出的时代语境上,它与伊格尔顿的“文化生产”理论、鲍德里亚的“生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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