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碎片化的历史学_理解与反省--章清

“碎片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问题笔谈（下）

能力的枯竭和理论抽象思维能力的退化。以蓬勃发展的中国近代史而言，这些年的进步不少是由

“区域经济理论”、海外输入的理论模式来推动的，如施坚雅的萧公权与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理

“市民社会”论、罗威廉的理论、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

“内卷化”“地方性知识”基层政权的研究、吉尔兹的理论、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抽掉这些来自海外的理论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立刻会显露它在理论创新方面的贫乏。没有理论，中国史学只能拘泥于考证，而无法对中国历史做出宏观性的解释。

正是因为缺乏理论，史学才会在当今世界一些重大问题上沦为看客。如果要枚举最近20年来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社会科学领域最著名的著作，亨廷顿的以及福山的《历史的终结》

肯定名列其中。两部著作都是建立在对人类历史的高度理论概括之上的，都是在对历史深湛的解读之后展开现实和未来想象的，因此它们既是政治学著作，也可算作历史学著作。亨廷顿通过考察

福山则通过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以自由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来推演历史发展的道路，

“历史的终结”的假设得出这一石破天惊的结论。两部著作在宏观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

的理论修养和宽阔的历史视野方面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亨廷顿和福山的工作，本可由历史学家

“碎片化”来完成，但在的历史研究中，却是绝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两部著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说

明，貌似被后现代思想所颠覆的宏大叙事仍然是人们展开历史想象的重要工具。历史学家如果只满足于在小块的田畦上耕耘，其历史想象将无法超越他的作业边界，也难以逃避由一个政治学家来为其示范如何从整体上研究历史的尴尬。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重返宏大叙事并不是要重蹈已被推倒的宏大叙事的覆辙。这里提倡的宏大叙事不再以西方为蓝本，不再以西方为中心。它将着力于中国历史进程本身固有的结构和动力，搭建符合中国历史道路的新结构和新框架。它不把历史建立在启示录式的形象化描述中，更不把历史当成一出单维的人类戏剧。它也不排斥微观历史，相反，它将牢固地依托于那些差异化

微观历史能给新的历史模式提供更广阔的语境。的历史主体。在它看来，

“：理解与反省碎片化的历史学”

章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碎片化”在今日已成历史研究热议的话题，而且，明显是批评的声音居多。问题的存在，或许

，“理解”谁都难以否认，关键是成因为何？又如何面对？依拙见问题之由来，或是对此进行“反省”

的必要前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想略加说明的是，史学研究中所谓的“碎片化”问题，并非今

“古已有之”，日才发生，说并不为过；晚清以降史学成长为“现代学科”的过程中，类似的问题更是

则与当下史学的学科评估机使史家产生不小的困惑。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问题尤为突出，

“新材料”制有着密切关联，如对的迷信即是表现之一。相应的，值得检讨的重点当是史学的学科

制度。

今日对史学研究“碎片化”倾向的批评，皆热衷引述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多斯撰写的《碎片化

——从〈年鉴〉“新史学”》。多斯指出其“最重要的断裂表现是对历史知识的解构，的历史学—到对

。甚至认为由此导致了史学学科“内部的重大裂整体观念的放弃，从而使历史从单数变成了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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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主张细碎的历史和照搬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另一些人则主张全面的历史和在吸取痕

①”“年鉴学派”社会科学成果的同时保持史学的根基，即追求总括的雄心。作为20世纪史学发展的

“权势集团”，其经历的转向，确呈现当下史学发展的趋向，自值得加以检讨。不过可稍加补充的

“碎片化”，是，所谓端赖如何去看，如果不是取狭义的标准，可以说类似的问题早已存在。不仅“年

“整体史”“总体史”鉴学派”所标举的或的目标，难以为该学派的第二、第三代继承；作为中国史家

“究天人之际，，楷模的司马迁所立下的通古今之变”也难为后代史家所承继。

“一部廿四史，从何说起？”这一困惑中国史家的问题，究其实质，正揭示出读史、治史不免遭遇

：“历史范围极其广博，如何选择的难题。梁启超曾表示凡过去人类一切活动的记载都是历史。古

：‘一部十七史，人说何从说起？’十七史已经没有法子读通，何况由十七史而二十二而二十四呢？

，“我年轻时曾经有此种野心，何况正史之外，更有浩如烟海的其他书籍呢？”他还以个人经验印证

”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绩，便踌躇满志了。据此他也

，“我们应该在全部学问中划出史学来，提出又在史学中划出一部分来，用特别兴趣及相当预备，专

②用不着特别指明，”门去研究它。专门以外的东西，尽可以有许多不知。梁的“困惑”正是一般史

，家的共同感受，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无疑抬高了读史、治史的“门槛”只有致力于通过新的书写

“紧张”。样式化解所产生的

熟悉中国史学发展史的，都不难了解其中所经历的曲折。过去是“通史”与“断代史”的争辩，

“通史”“专史”。过往对史书体例之思考，近代则表现为如何平衡与所争论的大致不出通史、断代

“通例”，“通史”二途；而且班固之后，断代为史，渐成正史之也是不争之事实。刘知几指出往往“劳

③当然，“断代”“易为其功”，，“断而无功”而之史就揭示出对“通史”之体例，史家普遍视为畏途。

：“自《春代为史”之流行也促成史家追求“会通”之旨趣，郑樵《通志·总序》即阐述了对此的思考

《史记》秋》之后，惟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

④对于”“通史家风”不相因，古今成间隔。之流行，梁启超也有所解释，认为纪传体“贵在会通古今，

，：“不追叙前代，观其沿革”而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

⑤只是所，“统扩史志之必要”。“通”厌”于是乎有为何，却也只能说各有擅长，未必尽如人意。可

“通古今之变”，司马迁为后世史家奠立的发展到后世，由于材料愈积愈多，即面临如何“通”以说，

，“三通”、“九通”的难题之出现，即可视作化解这一难局之努力。

“通史”“专史”与则是影响至今的历史书写样式，滥觞于20世纪初年梁启超阐述“新史学”的几篇文字。问题的提出，紧扣的是对“史学”新的界说，即所谓的“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

”，界说。欲知新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之所以要重新界说“历史之范围”乃是质疑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亦即是“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

⑥如。他强调“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史”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

何拓展历史研究的范围，确可看作20世纪初年思考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向，马叙伦为此还阐述了“史学大同”，“若是推史，的主张，在其看来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

，“凡四库之所有、更何必六经而为史宗？”换言之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①

②

③

④

⑤

⑥：《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新史学”》，239—240页。弗朗索瓦·多斯到第234、：《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六家第一》，《史通通释》，16页。刘知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通志》，“总序”，郑樵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页。：《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第21页。：《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梁启超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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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问题笔谈（下）

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文者文史，学者学

①”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伙矣，而史界始大同。

，“专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历史范围不断拓展，甚至毫无边界可言，也增添了书写历史的难度

“通史”“专史”史”应运而生，部分原因正是试图解决此造成的新的困惑。我们也看到，撰写与构成

了20世纪中国历史书写蔚为大观的一幕，在史学成长为现代学科的过程中，此亦构成大学史学学科的课程主干，形成了研究方法、两门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的架构，至今还鲜有改变。只是问题并

“专史”，未因此得到解决，如何才能担当的书写责任，又如何平衡“专史”与“通史”史家围绕此的

“编年”“断代”争辩似乎又在重复与之争的话题。

，“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按照梁启超的设想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

②何炳”，“专门史多数成立，。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换言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

“各类历史联合之必要”，“专门家每以考证一己范围中之事实为限，此种单独考证之松也同样提出

结果，必再有人焉为之权其轻重而综合之。此通史家之职务也。通史家必须明白各专门家研究结

③此似乎是有效的解决问题之道，”，“撰史”果之价值如何，然后方得评论其得失。然而时却未必容

：“凡陈一事，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率与他事有连，专治一目易抉择。柳诒徵谈到文化史之写作，

④在治学上”“专”者，必旁及相关之政俗，苟尽芟重复，又无以明其联系之因果，此纵断之病也。与

“通”：“专题考证的具体结论和通史所需要的综合论断未必能完全融兼顾的钱穆，亦有这样的困惑

⑤”合无间。

略为勾画中国史学发展的旅程，不难看出的是，史学研究总是不断调整方向，调整视野，也不断“过去”。以此审视“碎片化”在重塑倾向的出现，值得强调的正是相似的出发点，那就是重新提出“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不必讳言，对历史的看法，从来都寄托着现实的关怀，过去史家津津乐道于“以《禹贡》《洪范》《春秋》，治河，以察变，以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自是典型的事例⑥；同样的，

⑦史20世纪初年围绕“有史”“无史”与的争论，也须援据晚清同时发展的政治概念才能很好把握。

“碎片化”“现代性”（不入流者）学研究中的出现，则可视作反思的产物，重视对历史上的“失语者”

“国家”“地方”，的研究，将目光由转向以及关注物质层面的历史，凡此种种，皆可归于以新的眼光

，“历史研究的单位”也拓展了历史的范围。而在历史范围不断拓展的情形下也需要重看待历史，

“碎片化”，“历史研究的单位”新选择。所谓就其根本来说，即是将缩小。就中国近代史来说，尽管

“时段”并不算长，但因其呈现的复杂性以及文献资料的丰富性，也不免走上这一步。

“历史研究的单位”，汤因比提出是基于以“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大大限制了

“欧洲没有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能够说明它自己的问题”，历史学家的眼界。由于因此，应该把历

⑧很显然，史现象放到更大的“文明”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是着眼于拓展“历史研究的单

，位”提醒历史学家不要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力主以全面的眼光看待人类历史。同，“历史研究的单位”，样的也可以缩小，柯文标举“中国中心观”就主张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史界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年9月21日。转引自邓实辑《光绪丁未（廿九年）政艺丛①马叙伦第2年癸卯第16号，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28），书》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620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第38页。：《通史新义》，何炳松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228—229页。：《弁言》，《中国文化史》柳诒徵上，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1—2页。：《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钱穆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5页。：《经学历史》，皮锡瑞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页。：《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王汎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研究》⑧〔英〕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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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开展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

①这样的“取向”，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很显然是将中国划

“单位”。这也算不上什么特别的“发明”，分为更小的研究而是史家持续的努力，由最初的“南与

②”、“沿海与内地”“复数”“多个世界”。北的二分，逐渐过渡到的

何以将近代中国的历史划分为更小的单位，其原因也并不难理解。最基本的，乃是面对近代中

“近代中国”国复杂的状况，以为对象，任何立说都不免问题重重。而且，以往流行的“通史”与“专

，“通史”，“专史”，史”也难以使史家安顿。实际上，所谓所写的不过偏重于某一方面的通常是偏重

“政治兴衰史”“经济变迁史”。近些年出版的几部通史性的著作，与普遍的批于政治与经济而成为

“通史不通”，评即是认为尚有不少该写而未写的内容。同样的，针对“专史”的“写法”也不乏检讨的声音。罗志田就注意到近年来各“专门史”的区分较以往更受关注，并致力于划清学科的“边

。但他也明确表明，“边界”这些更多是人为造成并被人强化的。根本的是史学本身和治史取界”

径都应趋向多元，虽不必以立异为高，不越雷池不以为功；似也不必画地为牢，株守各专门史的

③樊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史学研究中所呈现的“碎片化”的倾向，完全可以理解为针对过去史学的“反动”。“年鉴学派”“新史学”，“理解”：“新史学渴望走向即有值得的一面，按照勒高夫所强调的

④但同时又要防止”“总体的历建设一种从人体到生物、置于社会历史时段中的总体的人的历史。

“专门化”史”被分割为许多个各行其是的部门（经济史、思想史等）。正是因为看到从社会背景中

“专门史”，“肯定会使人误入歧途”，，抽离出来的缩小“历史研究的单位”走向微观的研究，便成为

⑤同样的，、“新文化题中应有之意。似乎要为史学研究的“碎片化”承担主要责任的“新社会史”

，“整体的历史”“专史”也主要体现在对的追求，将多重因素都纳入对的审视上。如赵世瑜就强史”

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史是一种整体研究”，。调不应被误解为“通史”或“社会发展史”显现出所

“碎片化”“全面的”、“整体的”谓只是两难中不得已的选择，既然要写的历史，势必会缩小“历史研

，究的单位”走向微观史的研究，舍此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碎片化”，理解的成因，甚至抱持一定的“同情”却并不意味着回避由此所产生的问题。问题倒是提示我们注意今天的学科制度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对于史学研究中的的存在，

“碎片化”进行检讨，或可从两个方面展开。

其一，即便是个案的研究、微观的研究，同样可以区分为好的与不那么好的研究成果。关键在

、“微观”，于，史学研究原本有超越所谓“宏观”以及所谓的“理论”的标准，那就是是否增进了对

“过去”“好”的了解。所谓的历史研究成果，也仍是有共识的。那就是是否提出有价值、有意义的

发掘新的史料进行研究或赋予史料新的解读，并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个人独特的见问题，

“碎片化”解。甚至可以说，所谓其实与题目的大小无关，重要的还是如何研究。微观研究中出现

《蒙塔尤》、《奶酪与蛆虫》。“小题材有时也能写出好的诸如等著作，就完全符合对好的研究的期待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①〔美〕柯文著，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②参见罗志田群体

》，《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研究的可能走向

：《近代中国史学十论》，“自序”，③罗志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新史学》，：《新史学》，④〔法〕勒高夫勒高夫等主编，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1页。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⑤〔英〕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5—56页。

⑥：《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赵世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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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视微观研究者或许都应该有勒华拉杜里这样的信心。以写作”《马书，至少我们应希望如此。

，“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丁·盖尔归来》而享有盛名的新文化史家娜塔莉·戴维斯就指出它应

，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为

“应该在某个时期尝试进行不同模式的研究，此她也建议历史学家这样就可以了解问题所在、了解

②因此，。，地方性的和普遍性的框架之间的联想”透过细部的深度描绘，讲述精彩的“故事”捍卫

“叙事性”，史学的传统，自有其积极的一面。如能做到这一点，不仅谈不上“反对”毋宁应积极鼓

“天马行空”“宏大叙事”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至今仍充斥着不少式的理论以及基于的著励。试想，

述，这未必是大家乐于见到的。

“地方”“近代中国”真正值得检讨的是，原本是基于的研究，却将问题上升到对历史的把握，史

“伟大的不确定性”学所捍卫的因此也难以得到足够的尊重。而原本没有多少见解的研究，却因为

，发掘出此前鲜少利用的所谓“新材料”便容易获得积极的评价。之所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

“碎片化”倾向更为普遍，即是因为近代历史所留存的材料，此前的历史不可相提并论。而对“材

“新材料”“新材料”的迷信，也促成所谓成为引导学术的关键，甚至将和好的研究等同起来。依料”

“保守性”“学无新旧”，拙见，这甚至可视作史学研究难以避免其的一面，所谓同样可以说材料也无

“新旧”，所谓甚至也无所谓第一手、第二手之优劣之分，以及档案资料和非档案资料的高下之别。材料不会说话，说话的是历史学家，因此，新史料是否有价值，仍需审视其是否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增进对过去的理解。值得担心的正是，对此的迷信往往导致我们丧失对史学的学科规范的把握，模糊好的与差的研究的界限。

，“碎片化”其二，史学的训练与史学的研究成果，本不是一回事的出现当引发我们对学科制度

“误导”，的检讨。此所产生的于史学新人的培养，问题更为突出。史学的“通”与“专”未必有理想

的解决之道，但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于学术新人的培养来说，自是应该加以重视的。欧美大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在博士生的培养上，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其中对于博士生“资格”的考察，就

“知识”（不仅仅是所谓的“近代史”，立足于让学生具备多个领域的甚至“史学”还包括更广的知识

，领域）；同时改变学生归属于单一导师的状况，以研究所作为培养的“机制”使学生可接受更多教

授的指导。总之，其为各学科、各领域的人才培养所设置的基本的门槛，往往致力于解决学生偏重

。而反观我们，某一领域的知识导致的弊端。从中也不难看出，所强调的是史学当有的“训练”很

“研究成果”，“发表”“任务”。的取得成为必须完成的显然是重视

“述而不作”，“读书绝不做著述想”，古人强调不仅对“开笔”也慎重其事，然而伴随近代出版

“革命性”业所发生的转变（尤其是报章媒介的兴起），这样的学术生态却发生了改变。1918年张

即已道出“西土学者著作之方今古已有不同。古之学者毕一生之力，汇其所申府在一篇短文中，

学，成一大典，以为不朽之业。今之学者学有所得，常即发为演讲，布诸杂志，以相讨论，以求增

③这也是晚清以降中国读书人的写照。张本人曾列出其撰写的主要文字，”由这个清单便不难益。

④即便是看出，民国时期的读书人和期刊的关系是何等密切，投稿报刊构成了基本的生活形态。

“单行本书及小册子”，》、《胡适文存》，也主要汇集发表于期刊的文字，我们所熟悉的《独秀文存便

《晨报副镌》：“古人著书为传世，是如此。1923年刊载的一篇文字，为此还愤愤表示今人著书为

：《蒙塔尤》，“序”，①〔法〕勒华拉杜里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页。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②〔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劝读杂志》，《新青年》1918年10月15日，③张嵩年（申府第5卷第4号，第433页。

④：《所忆》，《张申府文集》张申府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565—6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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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卖钱。

“今人著书为卖钱”“今人读书为发表”，所谓未必典型，但却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吾生晚矣，尤

“板凳要坐十年冷”，记得步入历史学门槛时，老一辈多少都会念叨所谓的甚至告诫50岁之前别想

“落伍”“发表”。正是这样的学的，学术制度所鼓励的是写文章的事。这样的训诫置于今天显然是

“碎片化”“碎片化”，术制度，推动着史学研究愈演愈烈。这样的之所以值得高度警惕，原因在于这

“发表”样的研究明显是由所推动的，而且是学科制度驱动的结果。由此，史学研究必需的基本训

“发表”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往往都让位于的驱动。1933年章太炎在一次演讲中曾批评过这练，

②：“今之讲史学者，”样的现象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致之外吹毛求疵，此大不可也。

“先对普遍史求了解，钱穆也曾指出历史研究的步骤，当然后再分类以求。从历史的各方面分析来

③这些意见，”然后加以综合，则仍见此一历史之大全体。对照今日史学所出现的种种不能令人看，

“通人”满意的现象，可谓一语中的。进入史学研究，不用提这一目标，即便是进入某一个领域的研

也要求对那个时代的基本史料、史事有初步的掌握，非三五年可为功。但在当下鼓励“发表”的究，

“碎片”，“碎片”。这些或都被搁置在一边，进入的是出来的自然也是制度下，

学科是特定历史时空的形式，就史学来说，更呈现出一代有一代之学的特色。它所意味的是，

“过去”“碎片化”我们对于的看法，并非牢固不变。因此，今天引起史家关注的问题，细究起来也算老生常谈，或许也未必有理想的解决之道。甚至可以说，所谓“碎片化”实际是难以有所谓的标准

“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专门史”的。由来看即不免有“碎片”之嫌；而在“断代史”看来，“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如果了解其中原本存在的起伏，同样是“碎片”或许就不必为此揪心。

“过去”“历史记忆”每一代对的感受，本难求一致，相应的延续的方式也代有不同，难说什么样的书

“史无定法”，写体裁更为理想。所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意味着针对“过去”的复原，选择任何的

主题皆是可以接受的。反过来看，任何史学书写样式，都不免存在问题。今日我们重视对“碎片

，的检讨，实际上，汤因比以一己之力完成皇皇巨著《历史研究》所招致的批评，更是再尖锐不化”

④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通史”过。哪一位研究者撰写类的著作，哪怕是“专史”的著作，同样是很难

“了解之同情”获得肯定的。既如此，对于宏观的、微观的研究，保持一种或许就显得尤为必要。倒

“学科制度”“学科共同体”是中存在的问题，值得共同面对。

历史研究的碎片化与现代史学思潮

王晴佳（美国罗文大学）

《新史学》梁启超的为大多数历史研究者所熟知。在其《新史学》的第二章“史学之界说”中，

：“第一、梁公对于历史的性质做了如此的阐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

①

②

③

④：《出版与文化》，《晨报副镌》，1923年8月9日，臧启芳第1版。：《历史之重要》，：《章太炎讲演集》，章太炎马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153页。：《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15页。：《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巴勒克拉夫第263—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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