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未来中国发展的关键

基督教在未来中国发展的关键

因本人学术水平及个人原因，本文并未按照严格的论文格式来论述，请各位弟兄姊妹见谅，如有论述不当或错误之处，请弟兄姊妹指出，不甚感激！

基督教到中国的发展，如果从马礼逊1807年到澳门开始算起，那么，也不过200多年，然而，奇妙的是，比起早就在历史上曾多次来华传教的天主教相比，基督教却在改革开放后的信徒人数超越了天主教徒的人数，不得不说是个奇迹，然而，即使把中国主流的基督宗教人数（包括，天主教，东正教）都囊括进去，加上粗略统计的家庭教会的人数，中国的基督教徒顶多也就1亿人，这个数字，虽然从世界范围内看很大，但是，相比于13亿多的总人口而言，这个数字还是一个少数，并且，相比于已经融入中国主流文化的佛教而言（广义上的佛教徒却达到了2.6亿人，其中还不包括与佛教有关联的民间信仰和原始信仰等），基督教徒人数还是属于少数，由此可见，福音要在中国的复兴，还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行。

本文试图通过借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以及通过探讨从新文化运动到当今中国的三大思潮的发展来反思及求解、在当今中国，基督教要在转变的大潮中最终胜出并且使福音传遍中国的几个要点。

一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掠影

佛教本是正宗的外来宗教，发源于印度，后大约在中国东汉元帝时期传入，而兴盛于五胡乱华及南北朝，其发展顶峰，是在具有胡人血统的唐朝，但自给佛教以沉重打击的“三武一宗”及宋朝理学的复兴之后，尤其是朱熹调整了儒释道的三教教义、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慢慢从与儒道的对抗，走向了融合，并且，最终成为了中国三大文化之一。

佛教原本有多个宗派，然而，在当今中国，最有活力及最吸引大众的，应该属民间流行的被称为专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和精英分子喜欢的禅宗，而从他们最终胜出的这个结果来看，可以大致得出这个结论：中国人对待宗教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因为前者的拜佛烧香求平安等更多的成为了一种与佛的交易，而后者最终适应了中国儒家传统的无神论思维--即成为了一种没有佛的佛教，甚至可以说，仅仅只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精英喜欢的、另类的心灵鸡汤而已。

纵观佛教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壮大，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一是异族的入侵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另外就是从五胡乱华、南北朝佛教在乱世中的避世思想一直到因而唐朝部分皇室的支持从而造成异族文化的大规模入侵，并由此而形成了全民信佛的一种热潮；而到了宋代儒家理学的重新兴起以及禅宗的发展之后，佛教文化才真正从民间一直到文化层面完全适应了中国文化，被中国文化所改造及融合。

那么，就可以提出疑问了：既然佛教可以说是一种完全的异质文化和外来文化，同样是具有有神论（当然，两者的有神论不是一回事）的基督教怎样在当今的中国能够获得和佛教一样的传播和地位呢？如果观察基督教来华发展史，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因为佛教捷足先登并且经过了将近1000多年的发展与融合，早就成为了基督教的信仰替代品从而，基督教在中国的发扬壮大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呢？

二 基督教面对的问题

首先回顾基督教来华传教史及观察当今的基督教发展现状，可以看到，现今阻碍基督教发展的因素有如下几点：

1曾经与外国殖民者挂钩的不光彩历史（因为是中国的大门是经由武力打开的，而由此传教士得以重新进入中国）以及由此造成的在部分中国人心中的不良印象，现今，部分原因是因为今中国政府的刻意扭曲及有目的的负面宣传。

2因文化与政治原因遭到当今中国政府的严厉打压。

3异端的兴起及某些缺乏正确牧养的教会及信众的不良行为从而并没有给主做光做盐，因而让周围人并没有对基督徒产生良好的印象

4和中国文化本质上的对立导致了遭到了保守精英的抗拒。

其中几个原因是基督教自身的原因，几个原因是中国这个大环境所造成的，那么，再次来借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可以看到，佛教最终融合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得以继承至今，一部分原因是其中有宗教信仰的外部包装，尤其是净土宗的偶像崇拜的表现，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佛教异化成了一种思维模式的禅宗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即，这种思维具有一定的宗教的出世式思维，与道家的自由主义及自然主义的思想，同思维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相得益彰，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体两面，但是，因为没有神的圣灵，所以，在此，仅仅是一种不同于儒家思想的形而上的一种思维方式而已，并没有成为一种能够像基督文化一样的入世的生活方式。

然而，因为坚持传统儒家无神论思想的知识分子改造了这种佛教，从而，佛教，或者说佛学在中国得到了异质化的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无神论的宗教学说。而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和继承者，往往也是官僚阶级，而很多统治者本身也是知识分子，所以，就出现了一个中国历代以来特有的现象：统治者为了和官僚知识分子合作，就不得不接受知识分子的喜好，即使其本身并不是特别理解和相信，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原来信奉伊朗传来的拜火教，即后来的明教的朱元璋，为了能够得到浙东以刘基为首的士人的帮助，不得不放弃了被认为是“邪教”的身份，从而，摆脱了其类似于黄巾起义的宗教起义的性质，从而，获得了中国传统士人的认可而获得了支持；另一案例是，清朝统治者为了和前朝的汉族官僚知识分子合作，就不得不在文化上采取一种兼容并包但是明显倾向于汉族知识分子的文化倾向，比如，清朝统治者虽然本民族信奉原始萨满教，尤其皇族成员公开信奉藏传佛教，把西藏的法师请入故宫并且教授佛学，但是，为了迎合作为主流的汉族官僚知识分子，在表面上，仍然不得不时刻表现出维护中国儒学正统的态度来；而另外一个近代的例子就是，曾国藩反抗太平天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继承正统，所以，有学者曾经指出，中国发生过宗教战争，太平天国战争就是典型的受了变异的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农民和为了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的宗教战争。

所以，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对待外来宗教信仰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信仰能不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尤其是在基督教在中国多次传教但最终失败的历史中得出这个结论，具体

案例如景教在唐朝随着唐武宗打击佛教的运动中而立时消亡，并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其发声；天主教随着元朝统治者的垮台而并没有获得汉族知识分子的信任从而同样被扫地出门；以及天主教在明朝及清朝早期和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争端从而导致基督宗教两次被赶出国门的惨痛历史。

然而，即使失败多次，仍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经验教训，尤其是参考当今家庭教会的迅猛发展，可以看到，因为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以及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基督教想要在中国广泛传播，仍然可以寻找到某种契合点。

三 基督教能够在当今中国大有发展的原因和时机

首先讨论契合点，并且，首先讨论在民间为何教会能够得到迅猛的发展。

首先需要看到，很多家庭教会强调圣灵的充满及恩赐，所以家庭教会多强调医病赶鬼，而如果马上见效，那么，将很快在小范围内引起轰动，因为任何人对眼见为实的超自然现象，可能除了仍然极其强调理性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普罗大众，都不得不立时信服，这一种方式，虽然也有可能会走向异端，但是，正因为其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基督教在中国的农村地区能够得到迅猛的发展，往往会形成一个村出现神迹，整个村庄都信主的现象。

另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满足了安全及生存的需求后，还会希求和他人交往及获得认可的需求；每个人都希望加入某种团体，希求从团体生活中得到某种关怀，从前中国传统模糊的团体就是乡村的宗族社会，然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和现代城市化的发展破坏之后，乡村的传统的熟人社会已经破坏殆尽，而新的城市中的陌生人之间的常态的生活方式因信任的缺乏，并没有得到多么有效的建立，很多人虽然已经从农村人转变成了住在城市里的人，可是其生活方式并没有得到改变，很多人并没有感受到像其在乡间时所获得的那种近邻和亲族的温暖，所以，无论是留守在农村的老人还是孤身在城市打拼的青年，都感到个体的孤独；而另外一方面，因为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及西方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寻求一个能够提供新的认可、温暖及获得保护的团体，而基督教徒生活方式中占重要地位的团体生活，就成了很多人寻找温暖的港湾；很多人发现，在基督教的团体内，能够得到比其他社团或因生活、学习或工作等方面从而产生联系的团体，比如社团、同学或同事团体，得到更多的帮助及温暖，在基督教团体内，孤寡老人得到了安慰，青年人能够在其中得到心灵的滋润、寂寞的缓解甚或寻得另一半，因而，基督教温暖的团体式生活、相亲相爱的教义，能够吸引很多处于孤独状态中的中国人。很多家庭教会的建立及发展正是基于这种爱的相互付出。这是城市化给基督教发展带来的另外一个的契机。

上述两点主要是针对一般信徒而非知识分子而言的，当然，知识分子也应用于上述契机，然而，仍然会发现，很多知识分子仍然会硬着头颈，高谈理性，拒斥甚或冷淡对待基督教这种外来文化，也有些对基督教比较感兴趣，虽然还没有重生，却成了对基督教比较有好感的文化基督徒，这些，都是需要关注并且需克服的现象和问题。

那么，对于能够引导整个中国舆论走向甚至未来中国变革的知识分子，基督教该如何去寻求认同呢，笔者认为，一，是要坚持上帝的真道和相信圣灵的做工，因为，基督教向来是穷乏人的宗教，一个人往往只有到自己走投无路、求鬼拜佛都不灵验的时候，才会尝试着来到上帝面前，而这个时候，正是圣灵在他里面做工的好时机，也的确有很多刚硬的心，是在这个

绝望的时候，幸而得到主大能的帮助或医治，从而归向主的，因此，仍然要坚持和相信圣灵的做工能够改变知识分子刚硬、怀疑和骄傲的心。

二，从社会发展变革的需要来看。

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就一直在寻求着学习西方从而超越西方的捷径，然而，从洋务运动的器物学习到百日维新的制度学习，我们发现，都没有完全解决中国的根本性问题，即中国的救亡问题，而中国的启蒙问题，向来都是和中国的救亡问题相关联的，所以，在100年前，一场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从北大开始了。

这场文化运动是要求从根本的文化上改变中国，而不是像之前从器物再到制度上去变革中国，因为洋务运动到甲午海战的失败，百日维新到清朝的灭亡，很多人看到，这些东西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中国危急的状态，也并没有改变大部分中国人麻木的生活态度，因此，知识分子，尤其是从西方、日本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从根源上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运动，而这个运动的后果，持续至今。

这个文化运动的最大后果，是产生了至今为止仍然主导中国舆论和思想发展的三大流派，即，主张复古的新儒家学派，现在可称为国学派，主张学习苏俄共产主义的左派，及主张学习英美自由民主宪政的右派。

众所周知，最终，主张学习苏俄的左派及其信徒夺得了政权，并且在夺取政权之后，对另外两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压，无论是建国后批斗中国最早的自由主义代表胡适还是后来的三反五反一直到打到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都可以看到，持有另外两派思维的人士在这些活动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压。

然而，一个没有料到的后果就是，原本和基督教矛盾最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历次打压之后，几乎遭到了毁灭式的打击，从而令当今的传统文化失去了传承的根基，其恶劣影响存续至今，而左派因其恶劣的历史及全球大势，也失去了其执政合法的根基，旧的文化已被除去，而新文化却最终并未得到大众的认可，于是，中国人自文化大革命后陷入了自己造成的信仰真空中去了，而这个，给基督教的传播，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当今，虽然执政的仍然是左派，然而，因其在文化上的弱势，不得不援引强调封建等级制度的新儒家来补充其在文化方面的劣势，而新儒家并未在经济纲领及政治纲领上提出能够和左派旗鼓相当的理论，大部分仍然在于重申传统文化的回归，因此，和当今左派一拍即合，于是，国学大热就在近年政府的支持下，兴起了。

而另外一方面，曾经活跃的自由主义思潮，即使经历了历次“专项打击”之后仍未在中国断代，现今，随着网络信息的公开化及人们获得资讯的便利化，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渐渐看清了当今的形势，从而，由从对当今社会的不满以及兴起再次向西方学习的呼吁。而随着中西方的对比，在经济方面需要实行市场经济及在政治方面需要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正慢慢深入人心。

然而，虽然现今很多的知识分子都偏向于自由主义的思想，在经济及政治方面都认同自由主义的理念，可是，因为自由主义并未提出如新儒家在文化方面的如回归中华传统等理念，而

只是提倡一种对待文化的态度，即，自由开放的态度，所以，现今很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陷入了一种尴尬，也是很多知识分子所没有看到的，即：在经济及政治方面向西方看齐，而论及文化，很多知识分子却不免的认同新儒家的口号，即，又滑向了“为帝王师”的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伦理文化中去。

然而，政治制度本身，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所在的文化，文化本身延伸出了政治架构，就好像儒家文化会在上世纪几乎消失殆尽，原因在于儒家文化是种政治伦理文化，其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帝制结构的政治伦理模式，由政治伦理从而延伸出了社会伦理，所以，君君臣臣的关系要先于父父子子的关系，君与民的关系，以温情化的方式演化成了父与子的关系，而这种强调等级制度的文化本身，是和基督宗教改革以后演化出来的新教，即今日的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是相悖的。

四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回到基督教本身

就好像100多年前的知识分子一样，很多知识分子提倡市场经济和法治民主，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可是，大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看到，无论是经济方面的强调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还是强调限制权力从而发明的民主宪政制度，其发源来源，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来源于基督教新教文明。

马克斯·韦伯因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为刚刚从梦寐中觉醒的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而熟知，他在考察了美国之后，发现美国当时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达或者联邦制度，而发现了美国人奋斗的动力及精神来源，由此而发现了美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就是来自于加尔文派清教徒严于律己及努力工作、建成地上的新的“山上之城”的生活理念和方式。

从上述至今，仍然可以看到，尽心维护现有制度的左派和旧传统的新儒家等知识分子唯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走到神的面前，然而，信奉从基督教文化中而来的自由主义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却并未成为基督徒，可能和自由主义坚持宗教的绝对自由有关系（参看洛克《论宗教自由》），所以，让自由主义者陷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即，虽然在经济方面提出的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方面提出的民主宪政理论也为普世所认可，但是，因为其在文化方面只坚持一种态度，即，自由开放而并没有一种扎实的文化底蕴，就好比虚无的左派所提倡的所谓劳动者的文化一样虚无，所以，在文化的宣传上，反而弱于现今的新儒家知识分子，所以，导致了一个矛盾，即，很多知识分子在经济和政治理念上认同自由主义的理念可在文化上却大部分认同本国的儒释道的传统，而儒释道的传统本身，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儒家文化圈的发展来看，尤其是刚刚脱离专制的韩国、台湾以及新加坡来看，并没有对真正的市场经济（不同于强调等级的权贵资本主义，比如在当今中国大陆和韩国）和真正的民主（不同于虚伪的家族政治，比如新加坡的李氏王朝），形成提供多么强大的文化基础，（从历史上看，倒是在这些国家，基督教徒越多，民主化的趋势越明显，尤其是上世纪当韩国基督教徒人数超过总人口30%左右的时候，韩国民主化的成功）；所以，一方面是政府的打压，另外一方面，因为自由主义在文化方面的弱势，并没有同某种强大的文化相结合，所以，自由主义在文化方面，很明显，在当今中国，弱于强烈宣扬恢复民族传统从而有意识的想要恢复另类的新君--臣制度的新儒家，这是很多自由主义者并未意识到的问题，能够意识到的，可能只有像作家余杰和经济学家杨小凯、赵晓等人。

而今天，正是中国转型的关键时期，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能否获得突破并且真正传遍神州，关键就在于能否取得大部分知识分子的认同，而对于已然大部分认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能否让其明白无论是成功的市场经济还是成功的政治制度，并非是来自于几个思想家的空想，而是要建立在一套强大的文化基础上的----就是基督文明这个事实（具体阐述请参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而，基督教可能可以在中国转型的关键时期突破长久以来作为一种社会边缘文化的尴尬境遇，而这个转型的关键，就在于知识分子能否认识到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信仰的内在联系。

而能否达成此事的关键，一方面在于圣灵的做工和感动，另外一方面，在于我们每个基督徒能否活出基督的样式，让周围的人看到活生生的见证，就好像一位学者说的，很多人都没有读过四福音，但是，很多人都读过第五本福音，那就是基督徒本身；三者，在于基督徒能否走出教堂，与整个社会进行更良好的互动和发声，融入并努力影响这个社会；这些是基督教能否能在即将来临的中国大变革时期助力改革并且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新信仰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所需担负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