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以身作则,方能令行禁止
“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这句话就是我们常说的“只要以身作则，就能令行禁止”。 此语出自春秋初期政治家管子。管子在论法时说：“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来就是：“不依法行使法令，国家就没有常规；有法不依政令就无法施行；政令已出而不能施行，那是政令不合乎法度，政令不合乎法度而不能施行，那是政令的制定者考虑的不周密；制订政令本身周密而仍不能施行，那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加重而政令仍不能施行，那是赏罚没有真正兑现；赏罚兑现了而政令仍不能施行，那是统治者没有率先自己做出榜样。因此说，禁令能约束住君主自身，其政令就能在百姓中施行。”一个明君，一个智者领导，如能做到这一点，就能把你所管辖的事物治理的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在我国古代，那些使国家大治者莫不是以身作则，来保障法令的贯彻实行。三国时期的曹操，虽被世人称作“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雄，但他却能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使自己拥有了最强大最具有战斗力的军队。为以后的魏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一次曹操带兵出征打仗，行军途中看到麦田里成熟的麦子，于是下令：有擅入麦田，践踏庄稼者，斩！可是命令刚下达，一群小鸟忽然从田间惊起，从曹操马前飞过，那马不由一惊，一声长嘶，径直冲进麦田，将成熟的麦子踩倒一大片。曹操非常心痛，马上挚出佩剑就要自刎，被众将慌忙抱住他的手臂，大呼：“丞相，不可！”。曹操仰面长叹：“我才颁布了命令，如果自己制订的法令自己不能遵守，还怎么用它约束部下呢？”说完随执意又要自刎。众将以军中不可无帅力劝曹操不可自刎。这时，曹操便拉过自己的头发，用剑割下一绺，高高举起：“我因误入麦田，罪当斩首，只因军中无帅，特以发代首，如再有违者，如同此发。”于是人人自觉，小心行军，无一践踏庄稼者。
蜀国名相诸葛亮因误用马谡而痛失街亭，导致北伐失利，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回朝后，又表彰了唯一没有折兵损将的赵云，然后向后主刘禅上疏，请求自贬三级。当时因蜀国后主刘禅昏庸，国势减弱，但诸葛亮仍能以身作则，“禁胜于身”，使得国家法令畅行无阻，方能使蜀国一直能与魏、吴抗衡。
在明朝，朱元璋杀婿灭亲，更是以身作则的榜样。明朝的茶叶是国家和西域人交换马匹的主要物资。为此朱元璋制订了“茶法”，并在茶叶产地和主要关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管理茶叶贸易事宜，严禁贩卖私茶。可是朱元璋的三女婿欧阳伦，仗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目无法纪，贩卖私茶，谋取横财，还怂恿指使家人巧取豪夺，大量收买茶叶。地方官员对其作为十分不满，意欲告发。而欧阳伦不但不收敛自己，反而仗势欺人，对意欲告发者严刑拷打，逼其屈就。朱元璋知道后龙颜大怒，查明情况后即刻将自己的乘龙快婿欧阳伦赐死。同时对那地方官敕令嘉奖。这件事的处理，朱元璋虽然失去了一个女婿，但他却赢得了天下的人心，使得“茶法”更加得以顺利施行。真可谓“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
北宋开过初年，社会混乱。虽然颁布了“盗窃律”，但由于官吏昏庸腐败，而法令贯彻不下去。于是君主赵匡胤把贪赃枉法的商河县令李遥逮到京城，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活活打死在朝廷上，紧接着又连续承办了一批贪官，连大将军桑进也因受贿赂被处死。正是由于北宋初期的统治者如此大刀阔斧惩治贪官污吏，使所有官吏不得不有所顾忌，不敢妄为，才使北宋初年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一般情况下，在打江山时，一心创业，考虑最多的自然是怎样使自己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一旦取得成功，就不免放松思想，安于逸乐。打天下的那些功臣，多居功自傲，什么法律制度，都不在眼中，更用不着“禁胜于身”——以身作则啦，于是做了昏官、庸官。这些昏官、庸官又做下许多扰国扰民、损国损民的荒唐事，最终导致怨声四起，天下大乱，盗贼蜂起，国家法令成一纸空文。
古人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历
史就是一面镜子。在古代竟有如此以身作则，执法如利剑者。用此来照一照当今之某些“人民公仆”又如何呢？你看看那些人民败类，无视法律，无视人民，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无视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践踏法律制度，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为虎作伥。任人唯亲，良莠不辨，是非不分，怂恿包庇亲属犯罪，贪污受贿，出卖原则，买官卖官，上下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全然不顾党纪国法，不顾群众的利益，已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人民期望党和政府，能像朱元璋那样置亲属于不顾，宁可牺牲自己亲生女儿的幸福而大义灭亲，严惩那些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的腐败分子。维护国家的法律制度，使政令畅通施行，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