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清帝列传)
清帝列传 道光帝 孙文范 冯士钵 于伯铭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5第一版(1995.7第三次印刷)
当此之时,对于大清王朝来说,是一个由盛转衰的时代,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政体行将解体的时代,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则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大碰撞的历史巨变的时代。(p1)
到十九世纪初,清王朝面临的已是列强环伺、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几乎当时世界上所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都来到了中国的大门前面。如何应付这一“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历史呼唤大清王朝推出一位力挽狂澜的圣明君主。(p15)
还在康熙时,清廷府库存银达五千余万两,至雍正六年(1728),府库存银六千万两,乾隆二十二年,府库存银七千万两,乾隆五十五年(1790),高达八千万两。但是,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府库存银则大跌至一千一百余万两,特别是到乾隆末年,府库存银几乎告罄,年存银只剩二百万两。为何至乾隆末年,国库空虚至此?除军费、河工、俸禄、养廉及各级官吏的贪污中饱之外,和封建帝王的大肆挥霍,铺张浪费有着直接的关系。以乾隆皇帝为例,在他在位期间,就曾先后六次南巡,五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孔庙,七次东谒,两次巡游天津,一次登赏嵩山,一次游览正定,多次秋狝木兰、避暑热河,并且大兴土木,修建避暑山庄,修建圆明园,真可谓风流皇帝!(p15-16)
乾隆第五次南巡时,设在无锡附近的黄布城,占地就达六百多亩,黄布城对岸长达二里长的“照墙”,占田多达千亩。南巡时,御舟五只,随行船只四百余只;御马数十匹,随行官兵用马五、六千匹,乳牛七十五头,膳羊千头。如此庞大的开支,国库焉能不虚。直至退位以后,乾隆才对廷臣吴雄光说:“朕临御天下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p16)
针对乾隆末年的吏治败坏现象,乾隆本人亦无可奈何地慨叹道:“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第1484卷)此言并不过分。乾嘉时期,大凡官吏在赴任之前,预先要计算这一任官“出息”多少,“应酬”若干,“可入己者”几何,一年中的“陋规”和“属员之馈遗”多少,然后,方领凭上任。(洪亮吉《卷箷阁文甲集》第1卷)以至上自朝廷重臣,下至胥役小吏,无官不贪,“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金;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万金”,“州县有千金之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章学诚《上执政论时务书》)更有甚者,不仅官吏本人私下中饱,且有上下勾结,集团贪污者,屡见不鲜。(p17)
当时在中央各部,各种腐败现象如吏部吃“通贿”,户部吃“平籴”,兵部克扣军饷,刑部吞没赎款,工部在兴建的工程中渔利,连“清苦”的礼部,也在科举考试中容情受贿等等,到处可见。(p51)
清制,入官重正途。自捐例一开,特别是清中叶以后,“名器不尊,登进乃滥,仕途因之殽杂”(《清史稿》第112卷)。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清中叶以后财政日益支绌,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弥补不足,除变相增加税赋外,便大开捐纳,以卖官来增加收入。捐纳有常捐、大捐,常捐只捐出身虚衔,大捐则可买到知府以下的“实官”。出银买官者,到任后拼命搜刮地方,脧削百姓。在其任职期间,不仅要收回其捐官所用银两,还要“将本取利”,榨取更多的钱
财。捐官成为清代入仕的一条捷径。不仅没有功名的有钱人可以捐官,就是有了功名地位较低的在职官员,也可以银钱捐买较高的虚衔,这就更加促使了官僚集团的腐败。(p52)
清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地丁杂税、盐课税和关税。财政收入又与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是否安定、灾害情况直接相关。(p72)
所谓节用,并非吝惜,而是要汰除奢华,节所当节;帝王治国,要量入为出,皇室的一切费用,都要以节俭为要,要有用有节,不伤财,不害民;要理顺财政,将节俭开支形成制度,财政管理部门要相互稽考。只有这样,国家有事,才不会忧虑国库空虚。道光把节俭不仅视为经济措施,而是作为他的施政纲领,是他要推行的节俭政治的重要内容。(p73)
但是,进入清代中期,经济繁荣的局面逐渐消失。自乾隆末年开始出现的衰败更为加剧。经济上的衰败,首先表现在土地兼并的急骤发展。乾隆时,湖北已是“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十之五六,旧时之人,今俱为佃耕之庄”。广西也因“田大半归富户”,出现了“民大半皆耕丁”的情况。乾隆时大学士和珅有地八千余顷。------土地的高度集中,说明更多的农民失去自耕的可能,不得不向地主租耕土地,忍受苛刻的剥削,把生产所得的五成以上缴给地主作为地租,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在封建剥削下,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再生产只能以简单方式进行,生产技术得不到改进,生产也就不能提高。其次,封建地主官僚搜刮的财富,除供其挥霍外,多投资于购买土地和高利贷剥削,很少投资于农业生产或别的生产行业。(p107-108)
英国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呢绒、哔叽等毛纺织品,在中国却是“一种非常难卖的商品”。一个英国商人说:“我们发现没有人想买它。”整个十八世纪,为了换取中国赚钱的茶叶贸易,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忍痛亏本出卖它向中国出口的毛纺织品。而棉纺织品的情况更糟,英商说:“随便那一种都卖不出去”。原因就是进口的棉布价格太高,而且不大适合中国广大民众的穿着需要。中国老百姓自己织造的棉布,“虽然不怎么漂亮,却更合乎他们服式之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英国的印度花布往往要亏本百分之六十以上才能售出。三十年代初,“中国生产的南京布,无论在质地上和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广州进口的棉纺织品总共不过二百万元,只相当于广州出口丝茶价值的六分之一,英国除了以白银支付外,别无弥补贸易差额的手段。东印度公司船只的舱货,白银经常占了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至百分之九十以上。十八世纪中,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一般都在四五十万两之间,最高达一百五十万两之多。(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第17页)(p192-193)
鸦片战争以前,清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对自己估计过高,形成了以下主官臆断:中国国力强盛,在战争中占优势;它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它有着大黄、茶叶等外人没有而又不可缺少的商品,可使外国人接受臣属的地位。这种臆断,长时间地也就成为他们处理对外关系时的依据。直到十九世纪初,清王朝历史上的“武功盛世”,还陶醉着后继者,不时地去追忆那过时的“壮景”。(p228)
时过境迁,十八世纪晚期的鼎盛,恰是以后清王朝衰败的开始,到嘉庆中叶清王朝已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衰败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诸方面反映出来。“康乾盛世”,急转直下,大厦将倾,油灯将尽。关在封闭天地中的继承者,虽然还依靠着祖宗的“荫福”而自豪,却已失去了祖辈的雄才大略及气魄和品质,只以守好“祖宗家业”为己任。
创业艰难,守业也非易事。就在清王朝滑向下坡的时候,西方殖民者越过大洋直扣帝国的大门,面对着前所未遇而又神秘莫测的扣门者,当时的王朝统治者——道光也只好“应战”。
道光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想守好“祖宗家业”,更想成为一个汉武帝、唐太宗式的有为之君。但道光重内轻外,外国之事从不过问,对变幻着的世界风云一无所知。(p229)
兵士的服装,除了上衣背后有个“勇”字外,余者和普通百姓无甚区别。在西方人眼中,清军不过是“一群肮脏不堪,面似乞丐的傢伙”(梦都思:《中国的现状和前途》,1835年波士顿版,第380-381页)(p245)
西方人说:清军是一支在陆地上全无能力的军队。(《中国丛报》第5卷,第171页)(p245)
道光缺乏实现“宏图大业”的气质。道光把“守业”放在第一位,处理政事谨小慎微,缺乏魄力和坚定性。(p466)
(儒家提倡俭德;坛庙等与天接者为紧要工程,皇帝本身的礼节相比不重要,在王朝财力不足时候,可以因时而省;节俭运用于政治就是节俭政治;以不变应万变是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