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经济的发展

第四章 中国工业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一、传统中国的手工业

1、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分工

社会分工指不同的社会劳动部门之间的分工，它是在农业发展到除供应农业

人口之外，还能供应一部分非农业人口或半农业人口之后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经历了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和农业、商业和农业三次社会大分工。最早产生的手工业是原始手工业。它是在农业不断发展，增加了粮食产量，为一部分人脱离或部分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其他生产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人类的定居活动使社会生活内容更加丰富。为了满足衣、食、住和其他生产活动需要，人们要求制造种类更多、数量更大的、质量更高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在这种需求下，手工业开始兴起。原始手工业主要是制石业和制骨业、制陶业、冶铜业。

夏商西周时期，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进一步扩大，

越来越多的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商朝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专业化的氏族。如施氏（旗工）、樊氏（篱笆工）、陶氏（陶工）、索氏（绳工）、尾氏（酒器）等。

周朝时，因人口之增加，专业人员已经不再限制几个氏族，于是打破了氏族

界线，形成了大的职业集团。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士农工商四大职业分类。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主张严格社会分工，反对兼业或副业，要求人们“不败业”、“不迁业”。

两汉以后，主张专业化生产是统治者的基本原则和主张。“工作贸易者为工，

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皆家专其业。”也就是说，古代中国统治者强调专业生产原则。他们还采取了若干措施以达到此目的。一是划定专业区域。“百工居肆，已成其事。”二是设立专门管理百工的政府机构，成立官营生产单位。三是设立“市籍”制度。春秋战国到两汉，各种职业从业人员都尽可能的专业化。

东汉末年到南北朝，一方面由于连年内战使货币金属的开采中断，货币发行

无法正常进行。社会上没有足够流通的货币，市场交易无法正常进行，因此，人们开始用实物作为流通手段，代替金属货币。此后，战乱加深，市场机能退化更为严重。另一方面连绵战乱使各地出现了很多“坞壁”的自卫团体。“坞壁”内人数很多，耕地很狭小，农耕以外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从事其他生产活动。因此，“坞壁”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经济形态。

隋朝开始，国内局势稳定，市场交换的商品生产恢复，生产专业化也得到恢

复。一直到明中叶，又发生一次大的转变。这次转变可以说是全国性的，十分普遍，持续最久，影响最深远。这种变化是人地比例恶化的结果。明朝中期以后，由于人口增加，每户平均耕地已经下降到十几亩，在江南地区甚至降到每户只有几亩。于是，家家户户都有很多的剩余劳动力要安排用场。这些剩余劳力的机会成本是零。只要技术上可能，用剩余劳动力生产任何东西，比用现金购买要合算。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家家户户选择几种最合适的副业生产，充分利用家中的剩余劳动力。可以说，到明清时期，生产专业化的趋势被扭转了。各地快速出现了非农业生产的乡村化和家庭化现象。每户平均投放副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逐步增加。这是农民们在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时不得不实施的适应办法。也就是说，在没有过剩人口时，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是最佳制度，但在人口大量过剩时，多种多样的生产方式才是最符合需要的。

2、古代手工业生产方式

（1）官营手工业

中国古代手工业生产有两种主要方式：官营手工业和民营手工业。官营手工业起源，大多数认为是由殷商的专业氏族发展而来的。统治者为了充分利用这些专业的氏族，授予氏族首领以官职，命令他们管理这些专业生产，于是这些氏族的专业生产便变成了官营的专业生产单位。春秋战国时期，手工业生产主要是以官营作坊为主，史称：“工商食官”。据《周礼·考工记》当时官营手工业种类分三十种。“凡攻木之者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殖之工二。”手工业技术工人大多数是自由民，此外还有刑徒及奴隶。官营工匠3月-8月半年在官营作坊劳动，其他半年在私营作坊工作。

秦汉时期，官营手工业加强了制度化。西汉初年，中央级工官大体分两个系

统。为民间大众生产的官营手工业划归财政部门，由大司农管理，其收入列为国家财政收入。负责皇室及宫廷生产各种必需品，归少府管理。中央以下，地方郡县设置了地方性的官办作坊。汉武帝时还推行了盐铁专卖制度（禁榷制度）。实行这样的制度，主要目的有四，第一，专卖制度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第二，民间工商业发达产生了许多比王侯还富有的素封之家，凭借财力，对政府行政形成威胁。而盐铁专卖，可以抑制他们势力扩展。第三，私人工商业发达，民间财富分配，更加不均，禁榷可以平均财富。第四，民营冶铁作坊设备不良，技术水平不够高，产品质量不够好。汉代官营手工业劳动力主要有自由工匠、服役的兵卒和服刑的罪犯和官奴婢。其中，工匠多数是自由劳工，且为技术工人。起初，汉代卒徒比重大，但是，后来发展趋势是手工业技术要求越来越高，自由工匠的比重不断上升。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工匠逃走，官营手工业呈现衰落之势。唐朝时

期，官营手工业达鼎盛时期。唐朝官营手工业归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机构管理。其中，少府监主要管理宫廷使用的器物，如服装、玉器、仪仗等，少府下设中尚书、左尚署右尚署、织染署、掌冶署等专业部门，还管理各地的冶监和铸钱监。将作监管理土木工匠及房屋等营建事宜，其下设立左校（木工）、右校（土工）、中校（周车工）、甄官（石工、雕刻工）、百工等五署。军器监掌管甲弩，下设两署。这些署下设立许多专业性的作坊。官营手工业中的劳动者除少量是官奴婢及刑徒，主要是靠征役的工匠和雇佣工匠，按其身份和技术分为短番匠、长上匠、巧儿和雇匠等。短番匠和长上匠都是征役的工匠，和雇匠则从民间雇来的工匠，多半是按日计酬。各种番匠和雇匠都是自由民，但一旦受政府雇佣，也要接受政府的管制，不得别入诸色。在地方政府上也别有户籍编制。

宋代是中国手工业史上发展一个重要转折点。从广度和深度上来讲，官营手工业到两宋达到高峰。此后，不但没有新的突破与发展，反而日趋衰落。两宋时期，民营手工业的发展已经超过官营手工业的发展，官营手工业失去领导地位，其后，官营手工业除元朝外，长期处于下降的趋势。

宋代工业政策较为开放，官营手工业规模和组织仍然很庞大。官营手工业隶属于少府、将作和军监器，此外还有一些小的独立官营手工业单位和地方单位。其中，少府监下设各种大规模的生产单位，如其附属的文思院下设42作，其中造作所又设81作。除京师官营手工业外，地方政府还经营手工业，其中西京、定、真、青、益及江宁府设立纺织工业的场院。浙江明州官府设立了造船场，专门修造海船。其他各地还设立官窑，出产青色瓷器。宋代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来源与前不同，它是以雇募制度为主，强制性的征役比重很少。宋代中的军匠和工匠多是应募来的，只是具有军人身份，不同于招募来的普通工匠。宋代官营手工

业的工匠待遇比较好，他们多乐于前往。

元朝官营手工业除了兵器及原料工业——冶铁外，其他部门均处于衰落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元代是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无法治理一个经济文化发达的社会，处处管理不善，无法发挥生产潜力。第二，元朝匠户大多数是冒称的工匠，实际上多不懂技术，生产力低下，加上元朝工匠待遇恶劣，士气低落。第三，元初手工业几乎全面国营，没有竞争，没有比较，效率低下。

蒙古人攻陷中国之时，到处杀戮，唯一可免的是匠户。在这种“唯匠可免”

的政策下，元政府网罗了大量的工匠，然后，把他们集中于城市里，就地设官管理，称“匠户”。匠户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即官人匠（官匠），在官局或官院工作；军匠，隶属军籍，战时是士兵，平时造军器；民匠可以自由造作买卖，但也要受官府差遣。元朝匠户颇多，其中多名不副实。一则由于元朝惟匠得免政策，很多非工匠之人，冒充工匠以求免死。这些冒充工匠被编入匠户，受到严格管理，无法摆脱匠户身份。他们不懂技艺，生产力低下，加上心有不甘，士气低落，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而且元朝政府对官人匠管制十分严格，平日匠不离局，没有行动自由，其家人和儿女没有婚姻自由。而且这种身份是世袭的，不得更改。官人匠报酬也很少，故官匠逃亡或怠工常有发生。元朝占领中国时，网罗大批工匠，同时在短时间成立许多官营手工业院局来收容安排这些工匠，形成国营手工业垄断局面。元初至元年间，政府成立官营局院70多处，其下属单位313个，各单位平均规模极为庞大，常多达数千人。而主持官营匠局的多是军事将领，自然毫无效率而言。

明朝建立后，匠户保留下来。但是，明朝政府认识到没有必要保留庞大而五

效率的官营手工业系统。于是，对官营手工业进行裁撤。将部分工匠保留外（住坐匠），其他工匠放归为民，定期轮番赴两京为官营手工业操作，称“轮班匠”（班匠）。这些轮班匠服役期限，因工种不同期限有别，短者一年一轮班，长者五年轮班一次，每次轮班服役3个月。在轮班匠下，匠户可以有大部分时间为自己或民营企业中生产，轮班匠制度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导致了一些匠户逃亡，另一方面无法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工匠，使得这些技术队伍无法扩充。明政府在成化二十一年采用双轨制，工匠可以选择按期轮班服役，也可以出银待服役。这种双轨制是过渡性的。到嘉靖四十一年，便改为一律实行以银代役。至此，匠籍设立成为一种户口登记中的职业分类，工匠基本上已经有充分的工作自由。因此，匠籍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到清顺治二年，便全部废除。

明朝官营手工业已经大为縮減，许多必要产品，政府可以靠“和买”方式向

民间生产者采购。在留存官营手工业作坊中，工匠多以正常的雇佣方式招募而来的。明朝手工业中最大的官营工业是兵器和军服制作，其次是造船和瓷器。其中，瓷器制作中，官窑在景德镇、仪真、宁国府等地设立，烧制陶器以供应尚膳监。纺织业中工部设立织染所，内府设立内织染局。地方政府在苏州、杭州，江宁等处设立织染局。明代的矿业是官营与私营并存。大体上说，民营的重要性超过官营。

清朝官营手工业进一步衰落。政府从明朝接收而继续经营的手工业主要包括

苏州、杭州、江宁三处织染局；景德镇的御窑；负责铸钱的宝泉局和宝源局，福建造船厂及几处军器火药制造工业。清代矿业完全放弃了官营，开放给民营。清代官营手工业工场劳动力全部采取雇佣方式，来自劳工市场。但是，政府对工匠也没有什么人身自由的限制。

对于官营手工业的评价：

以往学者对官营手工业的功过评价，往往过分强调这种制度的缺点及所造成

的不利影响。具体观点有：一是官营手工业夺取了商品市场，使民营手工业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二是官营手工业管理不良，人员腐化，工匠受到奴役，不能发挥生产积极性等等。这些情形不可否认是存在的。但是官营手工业也有其巨大的贡献。

首先，历史上中国官营手工业曾经十分发达，在整个手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

重很大。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手工业生产技术进步迅速，远远超过了当时世界各国。这是因为民营手工业企业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能够发挥企业精神，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一定会注意经营效率，防止腐化。可是另一方面非农部门，对规模经济的要求高，只有在大规模经营下，才能细加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也只有在大规模的生产方式下才能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与创新设备。民营企业在这方面受到严重限制，资金筹集不容易，积累耗费时间，规模扩充慢，技术改进不够快。而中国早期的官营手工业在技术上领导和促进民营手工业方面起到巨大作用。当然，民营手工业本身具有潜力，只是在初期发展速度缓慢而已。最理想的配合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官营手工业以其本身之特长，领导并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旦民营企业成熟壮大以后，官营手工业就应该退出或逐步縮小，以免与民营企业在资源和市场上继续竞争。中国官营手工业的发展几乎符合这种理想，在宋朝以前，官营手工业发挥自己特长，引领生产发展。从宋朝开始，逐步让位于民营企业。

其次，中国早期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作为促进社会分工的政策措施。就总体

而论，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结果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就官营手工业本身而言，这些生产单位的规模极大，可以进行内部的分工。统治者又以政治权力组织技术力量，这些技术人员进一步的发明更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工具和设备。另一方面又有系统的不断的培训技术工人。这种后果通过各种方式，逐渐的扩大到民间。所以在中国早期历史上，官营手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先导，加快俩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

（2）民营手工业

中国上古时期手工业专业化生产发生很早，殷商时期，个别氏族进行专业生

产。到周代，专业氏族被网罗在政府下，转化为官营手工业。但是私营手工业还是存在，不过人数不多。战国时期，民营手工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如煮盐和冶铁两大部门有很多是私人自由经营。民营手工业生产有两大主要方式：一是大规模的私人作坊；二是民间农村副业，就是农民家庭利用农闲时节，以家庭劳动力生产非农业品。前者是官营手工业工匠每年三月到八月为官营手工业工作，其余六个月便可以为民营作坊工作。后者主要限于丝麻纺织等。不过，当时农村副业范围相当有限，基本上并没有破坏社会分工大原则。

秦汉时期，中国手工业发展大体是沿袭战国之发展趋势，官营与民营并存。

西汉时期，民间大企业家大都是依靠盐铁起家的，如当时蜀卓氏、邯郸郭纵、临邛程郑、南阳孔氏、鲁曹邴氏等。这些人致富后，又从事商贩，身兼工商两界。汉朝私营手工业工场主要是利用童奴和雇工。汉代民间纺织业主要是以民间副业为主，仅限于绩麻、织麻布及缫丝等。但是，汉代丝纺织业有了很大进步，非家庭副业可以胜任，出现城市的民营纺织业作坊。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官营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同时衰落。不过，

私营手工业衰落更甚。唯有民间纺织业例外，并成为一枝独秀的局面。

唐代时期，民营手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战国到两汉时期，实行市制。（大

市，日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而且手工业者居住在固定的作坊地方“肆”，必须把产品拿到指定的市场去买。这种制度规定对他们的生产当然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唐朝时，手工业者可以合法在自己家中从事生产并就地贩卖其产品。唐朝时期，废除了北魏政府的禁止私家蓄养有技巧工匠的规定，城市中的手工业生产单位，不仅仅是家庭工业，已经有雇佣劳工从事生产的手工工场，大规模的生产单位出现。唐代劳工市场相当制度化，出现了“佣作坊”。各种各类的劳工集中在佣作坊中等候雇主招募。在农村不安定时期，大批农民流入都市，佣作坊更加活跃。而且，劳动者有决定受雇与不受雇的自由，雇佣者工资水平不低。许多工匠还可以参加官营和私营手工业的生产。官方在雇佣民间工匠时需要参照民间劳工市场的工资水平。即“和市和雇，并须先依时价给钱。”

民营手工业到两宋时期发展到巅峰时期。以前是官营手工业在技术和规模上

领先民营手工业，到两宋时期，官营手工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民营手工业规

模已经扩大，技术已经提高，在加上其他条件，便开始凌驾于官营手工业之上。

北宋冶金业开放民营，实行二八抽分之制，民营矿业蓬勃发展。如徐州利国

监共36冶，每冶100多人，利国监一处共四千左右的冶铁工人。江西信州铅（yan）山当地“坑户”常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集，得铜铅数十万斤，钱百余万贯。煤炭、煮盐等规模不小。

唐朝末年开始，原来的坊市制度破坏，居民区的坊墙被撤除。工商者不必集

中于市场内买卖，可以自由选择店址，而且营业时间不受限制。在自由选择店址的制度下，各种行业散处全城各地，而同一行业的工商业者又倾向于聚集在同一街上，因而形成各种专业化的街道和坊巷。都市中的手工业以丝织业范围最大，水平最高。宋代以前，我国丝织业主要以华北平原和四川成都平原为中心，南方以生产麻布为主，北宋后，丝织业向南迁移。南宋时，两浙替代华北成为丝织业中心。丝织业重心南移后，最初形成了城乡分工。乡村养蚕缫丝，供应城市中的专业手工业者。城镇中的专业纺织业工人称为“机户”，有的世代相传，有的组织手工业工场，称为“机坊”。除丝织业外，民间如造纸、印刷、制糖、陶瓷等在宋代都有快速发展。

宋代雇佣劳动力市场很普遍，不但农村大量使用雇工，民营手工业也招募家

庭以外的劳动力，而且官营手工业也向劳动力市场“和雇”工匠。此外还有各种独立手工工匠每天到市场等候雇佣。在这些劳动力市场中，已经产生了某些组织和佣工介绍。这些雇工比较自由。

总之，宋代开始，我国城市手工业及民营矿冶及煮盐业到两宋时期都发展到

高峰。此时，官营手工业退居次要地位。但是，宋代以后，不幸的是民营手工业发展却遭受了本身及外界经济条件的阻力而迟缓下来，有些部门甚至全部停滞不前。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情形呢？在中国早期历史上，商业和手工业发展不

平衡，商业遥遥领先。两宋以后，尽管手工业生产已经停滞，但是商业还在继续发展。如棉布生产为例，鸦片战争前，我国棉布生产为6亿匹，其中52·8%在市场上出售，计31500万匹。此数超过同期英国棉纺织业在全世界销售量。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国棉布不但有国内市场，还运销海外。就市场来说，明清时期，中国棉布市场是世界最大的，然而中国却没有一家纺织棉布的手工工场。所有棉布都是45%的农户以农村副业方式生产出来的。由此证明庞大的市场并不能保证大规模生产。很显然，决定生产单位规模大小的因素不是市场需求，而是

在生产本身。从生产方面来看，制约因素不是资金。中国历朝有钱的大商人不少。但是，这些大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手工业纺织工场，直接从事棉布生产。相反，有些小生产者起家，略有资金便转向商业。

中国私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是否受行会限制呢？也不是，中国行会制度发生很晚，而且对工人和业主没有太大的约束力。大多数的生产者根本不参加任何行会，全然独立经营。

中国民营手工业在两宋以后，受两项独特的阻力。一是来自民营手工业的内部家庭技术保密制度。这种保密制度起源很早，在殷商时期的氏族专业就是后世的保密制度。在中国家族保密制度下，企业规模受到极大限制。为了技术保密，业主不愿多雇工人，宁可小规模经营，博取垄断技术的利益。中国历史能大规模经营的都是那些技术无可保密的生产部门。而那些靠秘方生产的手工业，不论市场发展多大，都无法扩大经营。更有甚者由于秘方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往往因为家族之凋零而失传。同时，为了使技术不传到别人家，中国形成传媳不传女的传统。其实，传统中国手工业，扩大生产规模不是难事，先从小本经营起家，逐渐积累资金，扩大规模，完全可能。但因为受技术保密制度的自我制约，业主们都是在发展到略有规模时，便不顾市场需求和产品商誉，都不再扩大生产规模。

手工业工场发展另一种阻力是家庭生产，尤其是农村副业的影响和竞争。工场生产与家庭生产最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雇佣劳工为主，工资有其下限的；家庭生产是利用家庭劳动力进行生产劳动成本没有下限。在社会尚没有劳动力剩余时，这两种方式虽有竞争，但无重大冲突。但是，一旦社会出现劳动力过剩时，工场生产就会受到家庭工业的排斥。因为对于劳动力而言，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是其下限，如果超过这个下限。雇工就不划算。他们退而从事家庭生产，而且，大量的劳动力剩余也只有在家庭中生产中解决。而且，家庭不需要支付工资，生产成本也低，这样，家庭生产的产品，可以以更低价格出售。这样，工厂生产恐怕就无利可图，势必难以继续存在。当然，家庭工业对工场排斥具有条件限制。有许多行业家庭生产无法胜任，只好留给工场生产。在家庭生产可以胜任生产中，家庭会挑选最适合的工作来做，这些最适合的家庭生产的部门，工厂生产就无法立足了。一些勉强家庭能生产的部门，手工工场也受到家庭冲击。

但是，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那些没有受到家庭工业（农村副业）冲击的手工业部门，无论金额、工人人数、组织形态和技术水平，都已经接近工业革命的西方新兴工业的水平。

二、近代中国工矿企业

1、手工业发展趋势

中国手工工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没有大规模的机器工业，但传统的手工业相当的发达，民间存在着许多手工业作坊和工场，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的入侵把中国卷入世界市场体系，中国传统手工业不能感受到这种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到甲午战争前夕，西方国家对华商品输出，大量的机器制造工业品输入我国，与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发生冲突。由于各种不同商品间的竞争和替代，传统手工业产品遭受着不同程度的竞争。甲午中日战争后，由于允许外国人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而且给予进口洋货的同样的特权和优惠，外国商品在中国迅速扩张，其质量、成本、技术乃至管理和推销手段等各种优势非常突出，很快盛销一时，对中国幼稚的机器工业和传统手工业形成巨大的压力。除

此之外，民族机器工业逐步壮大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国内外激烈的商品竞争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刺激下传统手工业出现了更为深刻的变化。

（1）向机器工业转变的手工业。

国内外生产技术的进步和近代机器工厂的实践，在生产工具、经营管理等方面为手工业发展提供示范作用。一部分传统手工业作坊直接引进新式机器，成为近代机器工业。民办的机器工业很多是从原有手工业作坊基础上引进新式机器而建立的。如规模小的船舶和机器修造厂、机器榨油厂、轧花、棉纺织厂、火柴厂、面粉厂、造纸厂等基本上时手工业生产和机器生产并存。某些部门虽然以手工业生产为主，但个别工序开始使用动力机器。如缫丝、陶瓷等。有些部门新的原料、辅助材料和新工艺的使用机器。如纺织业的机纱、人造丝做原料，造纸业中用化工原料处理纸浆，铸铁业中改泥模浇铸为翻砂冷模铸造。

（2）趋向没落的手工业。

一些手工业行业无力抗拒洋货的竞争，生产急剧萎缩，终于销声匿迹。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如棉纱、棉布、鸦片、煤油、金属制品、食用糖等大量涌入，逐步破坏了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使中国固有的纺织、榨油、冶铁、制糖、蜡烛、染料等手工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3）延续于传统轨道的手工业行业

一些既不于西方机器制造工业产品争斗市场，又未与国际市场发生联系的传统手工业，大多仍沿着传统轨道运行。如手工棉纺织业，传统棉织机是投梭机或抛梭机。清末出现拉梭机，不久出现铁轮织布机。缫丝业和丝织业中出现足踏丝车、手摇丝车等。机器丝厂出现后，出现改良足踏丝车。

（4） 我国手工业发展特点：机器工业出现后，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但手工业生产的重要性却丝毫没有减少，相反，工场手工业、包买主制手工业、小商品生产城镇手工业以及相当家庭内副业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即使比重有下降的趋势，在社会经济中仍占据统治地位。比较1920年和1933年手工业产值和工业产值，见下表：

年份 工业产值 手工业产值 比重 机器工业产值 比重

1920 550345·6 462058·6 83·96% 88287 16·04%

1933 653961·3 435343·7 66·57% 218617·6 33·43% 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机器工业不断发展，使用蒸汽、电力和内燃机动力的企业有所增加。但是，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企业的和劳动力的数量的结构关系，并无显著变化。据统计当时从事机器工业的劳动者大约350万人，与此同时，从事手工业的人数则有1750万人，是前者的5倍。

这种机器工业与传统的手工业生产并存的状态，主要源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首先，区域间不平衡。一方面通商口岸、沿海沿江城市与边远内地的差异。与南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相比，边远内地的经济发展简直落后一个时代。其次，行业间不平衡。一些行业已经开始向机器生产过渡，另一些行业滞留在后；一些行业中已经出现近代工厂，另一些行业则仍沿着传统生产方式。在同一地区，缫丝机械化程度及对小手工业劳动的取代率，往往比丝织业高。再次，更值得重视是正在同一地区、同一行业内部，机器工业与传统手工业共荣的行业内部的不平衡。这在通商口岸和沿海沿江城市表现十分明显，如天津面粉工厂，1920年有面粉工厂4家，日产面粉12020包。同时1916年旧式的磨坊400多家，石磨总数多达2000部。甚至在同一企业内部，也是机器工业与手工操作并举，在一些工序上使用机器，另一些工序上使用人工。

传统手工业与机器工业同时并存，一方面反映这个时期机制产品取代手工产品、机器工业排挤手工工业的不同结果，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手工业不同的发展方向：一部分沿着上行的路线发展，由传统手工业进化为机器工业，一部分则沿着平行的轨道运行，继承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特点。两者之间关系，即是互相对立，时时发生此消彼长的演变，同时又互相依存，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互补的格局。这些互补性质决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机器工业和传统手工业会长期共存。

2、工矿企业的发展

工业和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学和现代经济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而近代工业并非由本国原有手工业进化发展而来，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从西方引进的。中国出现最早的近代工业是外资在华企业。19世纪60年代外国人为了贸易和航运的需要，先后在广州、上海等地开办船舶修造厂，修理和制造配备蒸汽机动力的轮船。这是外资在中国最早经营的近代企业。此后，砖茶制造业、铁工、炼钢、印刷、榨油等行业都有外资建立的新式企业。1845年到1895年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工厂至少有100多家。美商7家，俄、法、德商开办33家。这些工业分五类，即航运、船舶修造业、各种加工业、轻工业、租借开办的公用事业。外资投资资本为1424·5万美元。外资在华开办企业，客观上引起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某些变化。

首先列强在华开设新式企业，为中国注入新的生产方式，并以先进生产技术、管理方式和高额利润、优质产品逐步引起中国人注意，乃至直接仿效，从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工业的兴起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外资企业聘用中国商人为买办和职员，或出任董事参与企业经营，使这些旧式商人逐渐转变为精通业务的新式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而且这些买办由此积累大量资本，后来这些成为自办近代企业的创办人和经营者；外资企业在中国雇佣大量工人，不仅使中国产生第一代产业工人，而且为后来华资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部分技术工人来源。

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对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启动起着关键作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启动的真正动力还是来自洋务运动的“富国强兵”的工业企业，这是中国走向工业化道路的标志。洋务运动主要以军事工业为发端，到1890年清政府创办军工企业24个，主要有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的制炮局，1865年在上海创立的江南制造总局以及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广东枪弹厂。19世纪70-90年代洋务派还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洋务派创办的支持的民用企业涉及到航运、采矿、电信、铁路、纺织、冶铁等部门。到1894年民用资本总额为3961元，加上军事工业资本总额1071万元，合计达5032万元，占当时中国工业资本总数6749万元的74%。在洋务派开办民用工业的同时，一些官僚、绅士、买办和商人投资工业。1895年后，由于西方国家在中国取得了开设工厂的权力。20世纪初，外国在中国掀起筑路和开矿的高潮。1895-1913年外国在中国兴办资本在10万元的企业达136家，资本共计1·03亿元。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晚清政府也主动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国人自有投资兴办企业，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政府方面，官营军工企业设立江西子弹厂、山西制造局、河南机器厂、湖南枪厂、北洋机器局等；民用工业方面，1897年-1913年设立资本1万元以上的新式工矿企业549个，资本2949·6万元；成立了湖北织布、缫丝、制麻、纺纱四局，南洋印刷、汉阳度支部造纸厂等，涉及丝织、制革、水泥、印刷新兴行业。

19世纪70-80年代，中国在国内掀起了一个私人办厂的高潮，行业涉及机器工业、民间采矿业、面粉业、火柴、造纸和印刷等。近代中国工业企业不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第一，早期的商办新式工业，主要是官僚、买办、商人等三部分组成的，此外还有少量的地主、手工业作坊主和归国华侨等，大部分投资较少，规模小，无法与外资在华企业和洋务派企业相提并论。1872-1894年商办、官办或官商合办及中外合办的企业中，资本在1万元以上74家，平均资本为88970元，19家官办或官商合办企业中，资本有16203098元，平均为852794元，为商办的9倍。第二大部分买办商人的资本以房地产和商业流通等旧式产业，只有小部分资本投入到近代工业。第三，中国近代机器工业产生有其独特的道路。商办工业是从轻工业和小规模的采矿业开始，这是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中国却是一开始是发生机器工业，再发展民用工业；中国民用工业发生一开始面临着外国资本和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的竞争；不得不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和各种手段的倾销。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中国民营工业进入一个短暂的发展繁荣时期，1912-1927年被批准的工商企业1627个，平均每年102·8家。从注册资本来看，企业主要集中在纺织、矿业、化工、机械、电力、航运、火柴、医药及农、林、牧、副、渔等。这个时期，工矿业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展最快、幅度最大的是轻工业，纺织和面粉是当时民族工业两大支柱。虽然，民族资本积累增加，逐渐向重工业领域投资，但是，民族资本在重工业领域占据的比重少。重工业主要是政府投资和外资企业投资，尤其是外资企业在重工业领域所占比重大；第二，大小企业并举，以中小企业为主，技术落后，竞争力低；第三，随着资金集中的大企业发展，企业集团出现。如荣氏三新企业集团（无锡）、郭氏永安系统企业集团、周学熙的华北集团等；第四，由于民族资本力量的软弱和利润追求，中国民族工业，特别是大企业集团依靠大量举债来开办和维持经营，负债经营严重。由于上述特点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西方资本卷土重来，许多华资企业相继陷入困境、停业或倒闭、拍卖，即进入萧条和停滞的状态。在民营工业发展同时，北洋军阀政府还兴办了一批军火工厂、扩充了船舶制造厂，兴建了一批煤、铁公司。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和法规。尽管这些法规和政策多未能完全实现，但在客观上对工业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时在国内发展较快的工业部门主要有

棉纺织业：1927年全国华裔纱厂达119家，纱锭369万枚；1930年增加到130家，纱锭450万枚。1932-1935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华资纱厂机纱有所减少，纱厂织机产量有所下降。1936年棉纺织业明显回升，机织工业的布机数和产布量达到近代最高峰。

缫丝业是国内工业发展另一个较快行业。1927-1930年中国出现了缫丝工业发展高潮，主要集中在上海、无锡和广东三地。1930-1936年缫丝业急剧下降。 化学工业在1928-1937年发展较快，其中，天津的永利制碱公司的范旭东和创办上海的天厨味精的吴蕴初，号称当时“北范南吴”。永利公司的红三角纯碱获得1928年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金奖。

矿冶和军事工业。南京政府十分重视矿冶的发展，1928年建设委员会专理矿业企业的接管和创立。1930年颁布《矿业法》，对国营矿业作出广泛的规定。1935年资源委员会制定一项包括矿业在内的三年建设计划。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南京政府十分重视军事工业。

机器工业在此时有较快的发展，一批大型的企业建立了。1933年上海机器业中资本在1万元以上有114家，资本在10万元以上有19家。机器工业由原来从事修理和制造零部件为主，转向仿制一些技术要求不高，成本低，售价低的机器。

1914-1936年中国工矿业发展基本特点：第一，工业的发展改善中国经济结构。工业和农业比重发生了变化，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1920年为4·9%，1936年占10·8%；重轻工业之间也发生变化，中国轻工业进口1912年为54·7%，1936年为14·3%。重工业产品进口1920年为13·7%，1936年提高到47%。从某种程度上讲，轻工业进口减少，说明中国轻工业获得了发展，中国重工业进口增加说明，中国工业化水平提高。第二，1914-1936年中国工业发展速度与世界工业发展相比应当说是比较快的。第三，华商企业除兼并同行外，还进行各行业之间的投资，甚至产销营一体化的纵向联合和兼并发展起来。第四，抗战前，中国近代工业发展速度较快，但具有地区不平衡性。1937年国民党经济部统计，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不含东北）有3935家，创办资本380000万元。但是整个工业布局极为不平衡，工厂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关内70%集中在江苏、浙江、安徽。全国工厂总数60%在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等5大城市。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后，中国上海和沿海地区工业遭受严重破坏，沦陷区的部分工厂向内地搬迁。1939年内迁钢厂1家，纺织厂92家，机械厂168家，食品厂22家，电器厂28家，化学厂54家，文教用品厂31家，其他14家，共计410家。1940年增加到452家。政府迁西南后，把西南作为中国抗战基地，拟定西南和西北工业建设计划，把西南作为工业建设的重点。国民政府对大后方工业发展实行奖励政策，使大后方工业发展呈现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由于战时大后方发展时间短，能源、动力和原材料工业薄弱，特别是民营工业仍未摆脱规模小、资本少、设备简陋等特点。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交通线被封锁，国统区经济发展急转直下，而且，因通货膨胀、粮价上涨等工业生产发生逆转，出现衰落现象。

3、近代中国工矿业发展基本态势（见书150-159页）

三、现当代工业经济的发展

1、工业化战略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什么要实现工业化呢？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就提出，“没有工业化，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富强。”这段话旗帜鲜明的点出了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原则。

第一，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需要。1952年，我国使用机器的现代化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是28％左右，我国钢的年产量人均只有2．4公斤，棉花的年产量人均只有9斤。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2年，我国许多重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远远落于不发达国家。毛泽东在1944年就提出：“中国落后的

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 “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第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物质基础。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发展农业的大机器工业。” “原来那种贫困不堪的农民经济如果不加改变，就谈不上巩固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只有在大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建成。中国在新民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毛泽东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问题。” “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才能克服我国现在先进的政权和落后的经济之间的矛盾，而把贫弱的中国变成真正富强的中国”。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就指出：“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

第三，农业社会化的需要。农业的社会化必须有赖于国家的工业化，使工业化能够为农民提供大量的农业机器。毛泽东早就指出：“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适应。”“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1953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宣传提纲》用全称时指出：“实现国家的社会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的改造。”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明确指出：“讲到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总之，农业和工业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农业生产，而农业社会化有赖于工业，“如果在国营工业和农业经济之间没有牢固的经济联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强大发展，也不可能把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轨道”。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实现工业化，为农业社会化创造条件。

第四，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经济封锁的需要。建国之初，由于我国在冷战的国际格局中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再加上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陈兵台湾海峡，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这就使新中国加快国防工业的步伐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外来侵略。同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双方的武装对峙，1950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禁止一切在美注册船只开往中国港口，并于1951年5月18日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关于对中国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日本参加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定期公布对新中国禁运的战略物资清单。最后参加对中国禁运的国家达36个，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禁运物资的管辖，专门设立一个中国委员会进行监督。禁运使我国很难从西方国家获得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设备和原材料，我国要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只有寻求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援 助。而要获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就必须实施借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中国在提出和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各种客观因素中，面临西方经济封锁的国际形势因素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也只有向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寻求发展工业化的援

助，而朝鲜战争更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实施工业化的紧迫性。

那么，如何来实现中国工业化？1950年，刘少奇认为，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后，第一步要以主要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第二步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建立重工业；第三步，就要在已经建立和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轻工业。这是中共关于中国工业化的最初设想。但是，朝鲜战争的发生，改变了中共对工业化的设想。当时，中共中央提出，“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用二十年左后的时间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但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成为中共的目标选择。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标志着中国选择了优先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中共提出两点特征：一是将发展重工业为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二是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份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长。中共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历史机缘造成的。

第一，重工业不发达制约国内其他产业发展。重工业部门是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由于当时中国重工业落后，大量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需要从国外进口。但是，在当时封闭的国际环境下，大量进口不太可能，而发展其他工业和农业需要重工业作支撑。因此，依靠自己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一种迫切的选择。

第二，苏联工业化道路的示范效应。苏联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只用十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历史，不仅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经济实力仅次美国。苏联工业化的成功对当时急于实现工业化的中国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以俄为师”再次成为中共的选择。1953年9月，周总理在谈到优先发展重工业时，指出：“苏联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重工业基础比我们大，但他们仍然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我们更需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因为我们的底子不行。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级的炮。苏联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计划建设，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机器卖给苏联，国际形势还不像后来那样紧张，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可以按部就班地做，我们现在额情况与苏联当时的情况不同，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最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号召，认为“苏联过去走过的路，正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榜样·······我国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正是依据苏联经验从建立重工业开始的。”

第三，战争因素的影响。在中国确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之初，朝鲜战争就发生了。当时中国武器装备不如美国等，关键是工业发展不够，尤其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发展不够。朝鲜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长期对立，战争的阴影不散。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直接面临着苏联的军事威胁。因此，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压力就长期保持着，影响中国工业发展的方向。

第四，工业投资扩张是政府需要的必然要求。20世纪50年代，中国当时确实需要发展工业。但是，由于政府政绩、党政换届等因素都导致了政府固定资产投资的急剧扩张。

2、工业经济的发展

1）改革开放前工业经济发展

1953——1957年中国政府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的重点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 “‘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主要依靠我国人民的力量，加上当时苏联等国家的大力援助，到1957年底胜利完成，使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确定。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21.3%上升到92.9%；建成了一大批重要工程，五年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5亿元，相当于1952年底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总值的1.9倍。595个大中型工程建成投产，初步铺开我国工业布局的骨架；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五年合计钢产量1656万吨，等于旧中国从1900年到1948年49年问钢的总产量760万吨的218%，煤产量达到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在工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重工业的比重由26.4%提高到48.4%。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都超额完成计划。”

在一五计划即将完成之际，1955年中共提出用大约10-15个五年计划，大约50-75年赶上或超过美国。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正式通过由周恩来主持编制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建议》明确规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一）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和全民所有制 三）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四）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五）在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建议》从1958年到1962年五年内的主要指标是：工业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钢产量1962年达到1060万吨到120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由“一五”时期的35%增长到40%左右，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一五”时期增长一倍左右，职工和农民的平均收入增长25%到30%。1957年7月中共提出40-50年赶上或超过美国，11月，毛泽东提出15年要超过英国。即“赶英超美”战略。为了实现这个战略任务，中国提出了“全面大跃进”。工业大跃进时围绕大炼钢铁展开的，具体办法是通过开展群众运动，土洋结合、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并举、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并举，全民发动，大炼钢铁。1958年基建投资269亿元，比1957年143亿元增加77%。施工项目由1135个增加到1587个。1958年最后两个月抽掉劳力9000万人去找矿、炼铁炼钢，共举办小土炉100多万座。同时，中共和中央政府要求区域经济均衡布局，各大区、省、地区要建立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1958年底，全国工业企业达26·3万个，比1957年增长50%。社办企业260万个，产值62·5万元，职工1800万人。1959年庐山会议对中国经济工作进行调整，但是，会后继续大跃进。1958-1960年，我国基建投资分别上升到349·72亿元和388·69亿元。1960年基建投资占全国国民收入的30%。这段时期是我国经济波动幅度最大的时期，工业产值增长速度最高时达54.8%，最低时至-38.2%。1960年9月，中央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到1962年年底，“二五”计划实际执行结果与原来提出的八大建议相比，除原煤、

原油、发电量达到规定指标外，钢、水泥、粮食、棉花等都未达到；粮食、棉花的产量甚至低于1952年的水平。

1962——1965年，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继续调整。在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取得良好成就时，中国边界出现不安定因素。第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苏边疆陈兵百万；第二，因中印边境冲突发生，西南边境未能解除战争；第三，东南沿海，国民党在宣传“反攻大陆”；第四，美国居军韩国和日本，第五，越南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南大门。在这样国际形势，为了国防和战备需要，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设战略后方工业基地的设想，史称“三线”建设。“三线”是一个国防概念，它是按着假想敌人的攻击区域来划分。及沿海和沿边易于受敌人攻击的地区为第一线，缓冲地带为第二线，战略后方为三线。按着地理区域沿海为一线，中部为二线，后方为三线。三线分二片，一是云南、贵州、四川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为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四省全部或大部分和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三线有大、小三线，西南和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和沿海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1965年10月，中国决定“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以国防建设为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三线建设的总目标是争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三线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比较完整独立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建设战略的再一次发生重大变化，即由和平建设转向备战。以备战为中心的三线建设，长达15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三线建设对中国经济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家预算投资中，工业比重由47%提高到52·4%；农业由20%下降到14·1%，交通运输由11·5%增加到15·6%，国家建设1475个项大中型项目近60%放在三线地区；三线地区投资占国家总投资的42·4%。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制造和铁路运输投资占三线总投资的72%。通过三线建设，短时期使我国工业生产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投资重点既不再沿海，也不是东北（一五计划的重点）新建项目基本放在三线地区，逐步改变了中国工业的不合理的布局，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三线建设重点是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使我国经济建设的发生不平衡严重破坏；工厂大量内迁对生产形成严重影响。因此，从总体来讲，中国三线建设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的。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政府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再次提出“我国国民经济必将出现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局面。”1977-1979年，中国出现“洋跃进”。同年，我国基建投资总额达364亿元，1978年达480亿元。1978年大中型建设项目增加20%。全国基建项目总投资达3725亿元。其次，盲目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在引进项目中大部分是成套设备进口的钢铁、化工等。基本没有引进制造技术和技术专利。由于盲目引进，超过国内能源、材料的使用范围、国内技术吸收能力和管理。

1957-1979年中国工业建设的成就

第一，基本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20多年的中国工业化建设，极大改变了旧中国落后的工业结构，既充实了原有的工业部门，又出现了新兴的工业部门，基本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中国新兴工业如核工业、航天工业、石油化工和电子产品等工业部门，为中国工业追赶世界工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发展了交通运输工业和县域工业。

为了三线建设需要，中国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在三五、四五计划期间，中国修建了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线、焦枝线、枝柳线等铁路干线，总长5000公里，增加运输能力8000万吨。同时，公路里程增加到37万公里。

在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时，地方五小工业发展起来。1970年四五计划，要求各省区发展，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并决定中央财政拨出专项资金80亿元用于发展地方“五小”工业。1975年五小工业产量占全国煤、钢、水泥、化肥产量的37·1%、6·8%、58·8%、69%。五小工业的发展改变了我国工业经济结构，扩大中小企业在工业企业中的比重，使大中小企业能按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的原则，进行合理分工。中小企业可以为大企业起到补充作用；更重要是小企业能更好利用当地资源，不仅增强了地方经济实力，使县域经济面貌得以改善，从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向农业生产为主，兼顾工业，适度提高农业外收入水平。

第三，逐步调整了中国地区经济结构，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

旧中国工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广大内地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少数分布在内地工业主要集中在少数城市。沿海内地工业发展极不平衡。三年恢复时期，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在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和华北和华东地区。一五计划的156个工程为中心的基本建设，和中国自己设计的694个重点工程主要分布在沿海和内地。但基本是偏重于内地。60年代的三线建设主要放在内地，特别是西南和西北地区。三线建设国家投入资金2000亿元，形成固定资本产值1400亿元，建成了29000个国有企业，使中西部地区形成了一个以重工业为主体，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从而使中西部地区的能源和资源得到初步开发；工业设备和技术得到提高，交通运输条件得以改善等，通过三线建设，中国地区经济布局较为合理，使沿海和内地畸形的地区经济结构发生明显改变，有力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建设。

教训：

第一，由于对当时形势判断失误，使中国工业化长期处于战争影响下，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片面发展，轻工业发展迟缓，工业经济结构失调。

第二，片面强调地区经济发展平衡性，没有将资源合理配置在最有效的地区、部门和行业中。

第三，工业建设中，过于强调速度，没有注重质量。

第四，工业建设追求小而全，大而全，形成遍地开花，浪费资源和能源，不利于地区和企业的分工协作，严重影响经济效益。

第五，工业建设是以剥夺农民，牺牲农业为代价，形成中国经济结构中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二元性结构特征。

2）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趋向

1979年到1983年是我国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重点在于调整工业结构，而不是追求工业发展速度。首先采取措施加快轻工业的发展，其中包括增加轻工业投资，提高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实行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和改造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技术引进优先，交通运输优先；各行业大力支持轻工业的发展；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等办法，提供劳动生产率。其次，调整重工业的结构和服务方向。重工业在降低发展速度的同时，着重调整内部结构，、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减少自我服务比重，加大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服务。在国民经济调整结构，整个工业着眼调整，轻重工业的比重逐步协调，他们的生产能力得到提高，为以后工业的高速发展奠定基础。1983年以后，中国工业迎来了持续的高速发展，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16·5%。在整个工业增长经历高速发展——软着陆——高速发展波动性特点。同时，工业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了中国经济过热，引起了国家宏观政策

在紧缩和放松之间摇摆。在工业高速发展过程中，中国工业生产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第一，大多数年份，轻工业增长速度超过重工业增长；第二，以电子、电器和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型工业成长迅速，而传统工业部门在工业发展中的地位现对下降，第三，非国有工业取代国有工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成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导致经济过热，1988年9月，中共在十三届三中全会实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持续的决定，1988——1991年我国进入了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这个时期，我国工业增长速度迅速回落，生产率有所提高。但是，中国工业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效益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工业再次出现了6年持续高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为21·1%；1992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高达24%，1993年高达23%。过快工业经济增长引起了基础工业、基础设施远远不能适应工业生产的高速增长的需要，也加速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1997年，我国采取了紧缩通货、治理整顿和加强宏观调控结合起来，成功实行了经济发展的“软着陆”。此时，中国工业发展面临国内外一系列不利因素。从国内看，买方市场初步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出现了需求增长的制约机制；从国外来看，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受到很大制约。由于上述因素作用，我国经济增长明显趋缓。1998年——2000年，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国债的发行筹集资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内需。1997——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较高的增长。1997-2000年，分别增长为8·8%、7·7%、7·1%、8%。不过，工业增长速度仍然较慢，1998年为4·7%、1998年为5·9%。1992年后，我国工业发展主要特点：一是重工业增长再次超过轻工业增长。20世纪80年代，我国轻工业有补偿性快速发展，90年代后，轻工业比重在工业总产值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而重工业比重高于轻工业比重。1990年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占51·5%，1993年占59·9%，1999年达57·2%，2000年达59·9%。中国工业再次进入重工业带动工业发展阶段；二是新兴工业在工业中以更快的速度增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产生和发展，90年代我国新兴产业如高新技术产品、通信业务技术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1999年电子计算机产量比1998年增长196·4%，大规模集成电路增长149%，复印机增长78·2%，通讯设备增长43·5%，微机、彩色电视机增长26·&%。三是非国有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得到发展，1992——1998年我国集体工业、城乡个体工业和其他工业产值平均增长分别高达20·8%、40·6%和47·5%。1998年非国有工业产值为85583·8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71·5%，比1991年提高27·7%。

总体来说，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基本从一个农业经济打过，变成了工业经济大国和世界性的经济大国。这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从产业结构看，工业产值占决定性的主导地位。第二，我国已经形成庞大的生产产业，如钢铁、水泥、棉纱、棉布等很多产业位居世界第一。第三，从进出口贸易角度看我国已经形成一个进出口的贸易大国，工业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第四，从具体的工业化进程看，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提升工业质量，从而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实现工业现代化。第五，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和为工业服务的业务。第六，我国进人工业化时代，工业开始反哺农业。

然而，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面临一系列的矛盾，（1）相对快速增长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转折性的变化。（2）我国的工业结构正在升级，必须解决加工装备制

造业发展缓慢，高新技术产业水平和研究开发的能力较低，环境污染严重，工业发展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中国还不是一个工业强国，工业现代化水平较低。（3）工业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的矛盾、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与自主创新能力低的矛盾、巨额贸易顺差与平衡国际收支的矛盾、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资源状况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体制改革深化与既得利益集团阻力增大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工业现代化的进程，积极推进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升级，提高工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区域工业协调发展，积极开发新能源和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理顺上述五大矛盾根本途径在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探索出一条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