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脉络及主要代表人物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脉络及主要代表人物

目 录

一、绪论.......................................................................................................................... 2

二、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经济思想................................................................................ 2

（一）龚自珍的经济思想 .......................................................................................... 2

（二）林则徐的货币思想 .......................................................................................... 3

（三）包世臣的经济思想 .......................................................................................... 4

（四）魏源—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开拓者.................................................................. 6

（五）关于货币问题的争论....................................................................................... 9

三、太平天国时期的经济思想 ......................................................................................... 11

（一）洪秀全与《天朝田亩制度》 ........................................................................... 11

（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12

四、戊戌维新派的经济思想.............................................................................................13

（一）康有为及其《大同书》 ..................................................................................13

（二）严复的经济思想.............................................................................................17

一、绪论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研究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的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问题的观点、学说的发生、发展和斗争的历史。

鸦片战争前，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末期。虽然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着统治地位。而这时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经迅速地发展起来，并积极地向世界各地进行海盗式的掠夺，寻找和开拓殖民地市场。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大肆向中国贩卖鸦片的同时，又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力图用大炮打开古老的封建帝国的大门。

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在它以前的经济思想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经济思想，不论是传统的或反传统的，全盘支配。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丧失了完全的独立，开始了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悲惨过程，同时也是人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

在经济思想方面，那就是人们积极探求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设施和学说的过程。大体说来，这一整个历史时期都是抄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由浅入深的过程。因此，我们不妨给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思想下一个总的结论，那就是原有中国型的古典经济思想被全部抛弃了，而西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又没有学到手，至少在辛亥革命以前是如此。总的来说，是一个新旧经济学说的过渡过程。

二、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经济思想

（一）龚自珍的经济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人，出身于世代官僚家庭，是十九世纪中期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经济观点主要表现在他的《平均篇》、《论私》和《农宗》等论文中。

龚自珍将贫富不均视为天下“治乱兴亡”的原因，进而反对“大不相齐”，而主张贫富不甚悬殊的“小不相齐”。他还提出改变“大不相齐”以近于“小不相齐”的办法是由统治者主动加以“调剂”而不能通过急骤的变革来达到目的。他的这种“小不相齐”就是要求人们对财富的占有要和自己在封建等级中所处的地

位相称，是一种中小地主阶级的改革要求。

龚自珍的这种思想一方面反映了他担心大地主、大商人的极端惨重的剥削掠夺会迫使广大人民因活不下去而起来造反，以致危及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害怕大地主、大商人的掠夺兼并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

在《论私》中他提出来“不讳私”、“无耻言富”的论点，把“私”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而加以颂扬，甚至认为“大公无私”只有禽兽才可能做到。他提出：对财富的占有应以个人的智力才能为依据。他说：

“天谷没，地谷茁，始贵智贵力。有能者以尺土出谷者，以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十尺、伯尺出谷者，以为倍尺、十尺、伯尺主。”①

他还幻想运用古代封建宗法方式来安定近代农民的生计，进而巩固传统的封建“礼乐刑法”。他把解决整个政治经济问题的重点只放在“食民”上，认为只要能让农民有饭吃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了。他的农宗构想忽略了许多与此同等重要的问题，致使其农宗理想成为历代所有解决土地分配问题的方案中最无实际意义的方案。

龚自珍的全部经济思想既有陈旧的、幼稚的甚至荒唐的部分，也有反映新时代要求的乃至卓越的部分，一般地说来是小醇而大疵。但是他对中国近代思想界所起的首开风气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林则徐的货币思想

林则徐（1785-1850）号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我国近代史上极杰出的政治家。

由于他一生忙于政务，无理论性专著问世。现仅就其论述具体经济问题的一些奏议中所反映出的经济观点看来，一般均颇为合理并具有远识，其中货币见解最值得叙述。有以下几点：

一是认为鸦片贸易是当时中国白银外流和银荒的主要原因。林则徐是当时统治阶级中禁烟派的领袖，他指出“鸦片流毒中华，每年外溢金银数千万，漏卮不塞，足以贫民。”②

二是主张开采银矿。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白银不断外流，他建议开采云南① 龚自珍：《陆彦若所著书序》。《全集》，上册，第197页

银矿来增加铸造银币的币材。而且他还提出私人合伙开矿方式要优于官营方式。

三是建议由官府自铸银币以代替外国货币的流通。官铸币“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轮廓肉好，悉照制钱之式”①。可惜的是，这一合乎客观形势的建议未被统治者批准，否则可以使因银两流通所带来的麻烦提早数十年解决。

四是他支持信用纸币的流通。当时的大商业城市久已行用殷实商号发行的“钱票”。在“银荒”严重时有些思想保守的人士曾把它归咎于“钱票”流通所造成，主张禁止钱票的流通。林则徐反对这种主张，指出钱票的流通“稍可济民用之不足。若不许其用票，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②。从流通中的货币需要去考察纸币的作用并加以支持，在那种看见纸币就摇头的落后守旧分子还占优势的年代里，这样的见解是很难得的。

再者，他的对外贸易见解也极为杰出。当时摄于鸦片进口的危害和迷信“天朝无物不有”，很多人包括一些进步思想家在内，均主张“封关禁海”以杜绝鸦片进口之路。林则徐既是一个坚决的禁烟论者，同时又能认识到对外贸易对政府及内地人民均属有利，故主张把鸦片贸易与一般贸易区别开来，只禁止鸦片进口而继续进行一般的对外贸易。

林则徐作为封建社会的朝廷官员，能够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不仅是因为他是中国近代首先举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旗帜的民族英雄，更是由于他能够以比较开明的眼光和态度对待国际事务。他在广东禁烟期间，曾组织力量编纂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客观上开阔了一向只看见“天朝”的封建士大夫的视野。稍后魏源编写多达一百卷的名著《海国图志》也是在林则徐的启发和鼓励下进行的。林则徐还不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但要说他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驱，那确是可以当之无愧的。③

（三）包世臣的经济思想

包世臣（1775一1855）字慎伯，晚号倦翁，安徽泾县人。他一生主要为封建政府地方大员作幕僚，对农政、漕运、盐政和钱币等问题有很丰富的知识。主要著作为《安吴四种》。

他接触的经济问题比较广泛，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① 《林文忠公政书》，乙集，《湖广奏稿》，卷5，《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② 同上

首先，他虽已儒家自命，但却公然蔑视儒家一贯的讳言财利的教条，一再声称自己就是“好言利”。他曾说过，自己所以“好言利”，是由于：

“鄙人见民生之削已甚，而国计亦日虚，其病皆由奸人之中饱，故平生所学，主于收奸人之利，三归于国，七归于民。以期多助而止奸。”①

这也就是说：他研究经济问题的目的，是提出一些改革主张，以限制或制止权贵势豪、贪官污吏、封建垄断商人等“奸人”削兼并活动，以增加国库收入（三归于国）和减轻人民负担（七归于民）。

其次，他重视人的劳动对发展农业生产的的作用。在当时很多人把人民的生活困苦归因于人口过剩，把农民的贫困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说成是由于“生齿日繁，地之所产不敷口食”。包世臣则驳斥这种观点，指斥它为“小儒不达理势之言”，并且申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见解说：

“夫天下之士，养天下之人，至给也；人多则生者愈众，庶为富基，岂有反以致贫者哉？”②

在这里，他指出人是生产者，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人们的生活问题的根本手段，批判了“人多致贫”的绝对人口过剩观点。能够从生产力角度看待农业问题，无疑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反映出他在财富生产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没有认识到人的劳动只有和相应的物质资料结合起来，才能进行生产。

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他把农业衰落、农民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当时农民所遭受的搜刮和压榨。在《农政》一文中，他尖锐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中官绅勾结鱼肉百姓的情况。

再次，包世臣在海运南漕和票盐等方面的改革建议，在当时可算是权威性的专家意见。包世臣和魏源大体上是同时代的人，两人对于发展商业资本的思想有不少共同之点，对槽、盐两大问题的看法尤其接近;而包对海运南漕和自由销盐的建议，都比魏源早二十年提出。他在改革中经常采取缓和妥协的方式，甚至给胥吏预留贪墨分润的余地，因而使他作为改革家的形象不够高大。③

最后是其对外贸易观点和货币观点。包世臣从“天朝无所不有”和“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须”的基本观点出发，主张“撤光绝市”。 ① 包世臣：《答族子孟开书》。《安吴四种》，光绪十四年重印本，卷二十六，第三十三页。

② 包世臣：《庚辰杂著二》。《安吴四种》，卷二十六，第二页。

包世臣的货币观点主要表现在行钞问题上。他主张的行钞办法是：钞票印好后“由部发政司转发各州县，州县必立钞局，与民平买卖”①，亦即发行兑换纸币。由于其货币观点在实践中不具有可行性，理论上也比较混乱，故不作详细介绍。

总的来说，包世臣是近代地主阶级人物中较早起来指陈时弊、倡言改革的人物。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其未能突破地区局限，提出一些较普遍适用的原则。所以胡寄窗评价包世臣说：“他在一个地区的具体经济问题上颇象个‘巨人’而涉及一般理论原则性时，就成了‘矮子’。”②

（四）魏源—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开拓者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曾遵林则徐之嘱编写《海国图志》，是一位卓越的地主阶级改革家。他的经济思想标志着我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之历史变革的转折点③。

对魏源的经济思想的发展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一个重要的界标。鸦片战争前其主要致力于改革漕政及盐政，借助商业资本以消除盐漕积弊和增加封建财政收入；鸦片战争后，激于民族义愤，积极讲求富国强兵、抵抗外来侵略之术。这一时期他的资本主义思想倾向日益昂扬，认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制胜的根本原因，由于有“船坚炮利”之“长技”，只有“师夷长技”才能“制夷”，故必须向西方学习，“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④。

1.对“本”和“末”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态度

“本”和“末”的问题实质是一个对封建自然经济和在封建社会中产生并发展着的商品货币经济持怎样的立场或态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沿用司马迁“本富”、“末富”的旧说，把农业中所生产的自然形态的财富看作“本富”，而把表现为货币形态的财富称为“末富”。

“重本”思想主要体现为他强调“食源”就，即通过“屯垦”来增加粮食的办法。他主张把靠封建国家赡养过着寄生生活的大量旗民，遣送到内蒙、东北等地区进行屯垦。

魏源在坚持“重本”的同时，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缓本急标”之法，指出① 包世臣：《再答王亮生书》。《安吴四种》，光绪十四年重印本，卷二十六，

②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③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在一定条件下，“货”（即“末”）比“食”（即“本”）更重要。此外，他认为商人“无赋敛徭役，无官吏挟制......是以有田之富民可悯更甚于无田”①，这等于是宣布以“末”致富是较为稳妥可靠的途径，改变了一向认为土地收益最为牢固的传统致富观点。魏源的“缓本急标”的论点，对以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彻底抛弃“重本抑末”的封建理论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2.对“奢”和“俭”的解释和态度

“奢”和“俭”的问题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传统经济思想长期谈论的一个重要问题。魏源对传统的崇俭思想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②

这就是说，崇俭这一美德和美政只能适用于最高统治者和贫苦劳动人民，却不能用来要求处在中间地位的富裕阶层。其理由是，最高统治者如奢侈，则上行下效，“主奢一则下奢一，主奢五则下奢五，主奢十则下奢十，是合十天下为一天下也。以一天下养十天下，则不足之势多矣”③。不足就会产生纷乱和攘夺，使统治者常处于忧危之境。而富人的奢侈会促进“通工易事”，使周围的穷人能得到工作。

3.关于生产经营的观点

魏源认为从事生产经营有不可缺少的三个要素：“财”，即货币资本；“人”即劳动力；“材”主要指劳动对象④。这种分析尽管只看到了资本的货币形态、混淆了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但是在我国过去为数不多的从事生产要素研究的情况下，已算较为全面的论述了。

关于生产经营方式，魏源极力反对官营而力主私营。自两宋以来，主张将盐、茶等政府专卖商品改由私商经营者日渐增多，这是封建经济内部的商品经济长足发展的必然反映。但是魏源所主张的私营范围相当广泛，凡他所提到的官营事业如采矿、盐业、造船及机械制造、屯垦，乃至于漕运，无不主张鼓励或委托私商经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建议军用民用机械均可以让私商设厂仿造，这在当时① 魏源：《治篇十四》。《古微堂内集》，卷3，第四十二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来说是一个极为大胆而又彻底摆脱了传统陈说局限的新观点。①

此外，在他所进行的改革和建议中，不论是盐务、漕运、造船或对外贸易，无不以降低成本为其主要内容之一。就盐务而言，他认识到淮盐的主要困难为“邻私”与“滞销”，只有降低淮盐价格才能抵制邻私和使盐畅销。但降低盐价就必得首先降低淮盐的运销成本（因盐的生产成本不大），而淮盐的运销成本之高主要是由于纲商（即政府特许的盐商）所支付的浮费和勒索太多。如果废除纲商专买制度以散商（即一般私商）凭证票自由运销方式代替，即能大大降低成本从而降低盐价。这样既可以抵制走私，又能使食盐销路不致停滞，并能增加封建财政收入。同样他对漕运、造船及对外贸易也有降低成本的建议，在此不一一阐述。过去思想家中重视成本问题者首推王莽，但王莽仅为实际上的重视，并无理论上的阐述。魏源把淮盐成本高低的原因及其对价格与财政税收的影响作了一定的分析，这在我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经济思想中是极为罕见的。

4.对外贸易思想

在外贸政策上，他和林则徐的观点相同，即坚持禁绝鸦片输入而提倡正常国际贸易。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把鸦片贸易与一般对外贸易区分开来；二是批判了传统的反对“奇技淫巧”的成见；三是纠正了“天朝无所不有”，不必仰赖洋货的盲目自大的思想；四是由前述的理解中的出国际贸易是双方互利的正确观点；五是他对“贸易差额”的分析，这一理论在他以前的中国经济思想中还是一个空白点。②

魏源曾联系白银外流问题来研究对外贸易，他分析了道光十七年（1837）中国同英、美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贸收支状况，指出如果没有鸦片走私进口，中国的进口货总值远少于出口货总值，白银应该是进口而不是外流。尽管他还没有贸易差额的明确概念，但他在实际上已经利用贸易差额的材料来分析、研究对外贸易问题了。

自先秦以来偶尔曾接触对外贸易的思想家们，大都只有一些极片面而又肤浅的点滴论述，甚至在魏源以后的许多对外贸易论述也是肤浅的外贸常识。魏源的分析算是第一次进入理论分析的领域，成为外贸理论的飞跃。

5.货币思想 ①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魏源在货币问题上有两个主要的观点：一是认为行用货币应该“一意便民而不在罔利”①；另一个是认为“权衡万物之轻重”的货币，本身应该是“五行百产之精华”、“天地自然之珍”②，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商品。

从这两个货币观点出发，魏源坚决反对不兑换纸币。他认为如果发行不兑换纸币是“罔民”，会使之贬值成为废纸。对于有管钱为本的纸币（即兑换纸币），他是不反对的，但是坚持发行钞币必须有十足的准备金。显然，他对纸币缺乏正确的理解。

另外，他主张铸造银币，目的在于“仿番以制番饼（即银元）”③。他提到开采银矿以解决币材来源问题。最为落后的是他提出：“仿铸西洋之银钱，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④

6.总评

魏源的经济思想虽存在一些落后观点，但基本上是先进的。他吸收、运用和改造了一些传统思想及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知识，来研究近代初期同外国资本主义接触所引起的新的经济问题。他是鸦片战争前后在经济思想方面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向近代的经济思想转变时期的具有承先启后作用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思想对此后几十年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有深远的意义。自他以后的中国，缓慢开始了一个由典型中国式经济思想到西方经济思想的转型期，我们从他的经济分析中第一次见到望向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曙光。

（五）关于货币问题的争论

由于日益严重的“银荒”和不断加深的财政危机，货币问题成为近代初期讨论的最多、最热烈的经济问题之一。鸦片战争前后关于货币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银荒”和财政困难的原因问题；二是货币改革的主要出发点，也就是首先“足民”还是首先“足君”，首先“益上”还是首先“益下”的问题；三是货币本身有无价值以及纸币和金属货币的关系问题。这种争论，是由道光十一年（1831）王瑬的《钱币刍言》一书的刊行所引起的。

1.王瑬的《钱币刍言》

王瑬（1786-1843），原名仲鎏，字亮生，江苏吴县人。《钱币刍言》一书，① 魏源：《军储篇三》。《圣武记》，卷十四，第三十八页。

② 魏源：《军储篇三》。《圣武记》，卷十四，第四十至四十一页。

③ 同上书，第四十二页。

是他最自鸣得意之作，尽管此书出版于鸦片战争之前，但由于与其后的货币争论有很大的关系，故做一简单介绍。

《钱币刍言》一书的中心内容是鼓吹无限制的发行不兑现纸币。王瑬把这说成是解决一切财政、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

“今钞法欲造百万，即百万，欲造千万，即千万，其为富国固不待言。”① “国用既足，则官加俸，吏增禄，天赋可减，关税可轻......由是水利兴，垦荒田，积义仓，修学校，将是天下无一夫之不获，岂止利国哉？”②

王瑬的“造百万即百万，欲造千万即千万”的观点，是针对前人“钞虚银实”的观点提出的。他否认货币本身具有内在的价值，认为货币的价值是由国家的权势所创造出来的，抹煞了金属货币和纸币的区别。

他主张发钞的基本要求是要“操钱币之权”，具体讲即：“行钞以收银，使银贱而不为币；行钞以收铜，使铜多而广铸钱”③总之，他的发钞基本办法是，发行钞币以吸收流通中的白银，并代白银作巨额交易往来之用，小额交易仍用铜钱作为补充的流通手段。

王瑬的钞币发行的理论可以说全是吸收前人陈说，无所创见。他的理论遭受攻击最多的有三方面，主要是钞币不兑现、以钞币收换民间白银和发钞技术问题。王瑬的钞币理论和发钞具体办法均存在许多缺点，不可能照样实行。他的钞币主张如果实行的话，即使能遏止白银外流的趋势，其后来可能产生的恶果也许比白银外流还要对人民有害。

2.许楣的《钞币论》

王瑬的著作出笼后，一些进步人士群起予以反驳。包世臣、魏源都曾驳斥过王瑬的观点，而许楣的《钞币论》，更是一本为批判王瑬的《钱币刍言》而写的货币问题专著。

首先，许楣以货币的商品性出发，批判了王瑬的货币名目主义，指出货币本身必须具有价值。国家只能规定纸币的票面价值，而不能决定它实际代表的价值，因而纸币不能代替货币。比较明确的指出了为财政目的滥发纸币必将造成纸币贬值和财政匮乏的恶性循环。 ① 王瑬：《拟国富民富第一策》。《钱币刍言续刻》，第一页。

② 王瑬：《钱币问答三十》。《钱币刍言》，第五十一页。

其次，他初步认识了兑换纸币与不兑换纸币的区别。他把兑换纸币叫做“以纸取钱”，把不兑换纸币叫做“以纸代钱”。在他看来，“以纸取钱”是可行的，因为它附着于银，不会有贬值之虑，而“以纸代钱”则是行不通的。

再次，许楣还对银钱比价变动的动因作了些明确的分析，如“由钱贱而银贵者，以疏钱法平之；由银贵而钱贱者，虽暂平犹当益贵也。”①过去的思想家在谈论“银贵钱贱”或“银贱钱贵”时往往不追问其变动是源于银还是源于钱。

最后，他还对王瑬实行钞法的技术问题，逐条驳斥，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意见。

3.王茂荫的兑换纸币论

王茂荫（1798-1856），字子怀，安徽人。他坚决反对铸造低值打钱，并坚持官票与宝钞应酌量兑现。王茂荫的发行兑换纸币的意见是比较成熟的，他考虑到实行钞法所易于产生的弊病有十种。可以概括出他提出的发行钞币有五个必须遵守的原则：一是发钞必须兑现；二是不能借发钞作为财政搜刮手段；三是发钞须有一定限度，不能过多也不能经常改变；四是钞币须制作精致，不能偷工减料；五是发钞不能由官府直接经理。

王茂荫的兑换纸币思想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强调政府发行钞币须得到私商的支持的才能通行无阻。

三、太平天国时期的经济思想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外国殖民主义的侵入，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国内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是，在1851年爆发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给我们留下两个极为宝贵的经济文献——《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前者为前代革命农民的经济要求的最高最完备的总结，后者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较完备的资本主义经济设施的构想。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论述。

（一）洪秀全与《天朝田亩制度》

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他与冯云山、洪仁玕等把宣传基督教教义的思想，结合我国传统观念加以改造，使之成为适合于中国农民革命要求的宗教外衣。1851年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两年后攻克南京，建立太平天国。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定都两年后公布的革命纲领。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其中心和基础是土地制度。它规定一切土地为国家所有：“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①。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宣布把一切土地分给全体农民耕种，并制订了详细具体的分田办法。他的土地分配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较前人更为详细地规定了土地肥度，但这也带来了实行上的困难；二是男女平等分配充分体现了平均主义思想，但忽略了劳动力的强弱。在这种土地分配方式的基础上，实行生产物公有，消灭个人财产私有制。在生产上继续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形式，好像除小农经济外不存在其他社会生产部门。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革命农民所提出的一个激烈的反对封建土地纲领，也是被剥削农民企图建立一个没有私有制和人剥削人关系的理想社会的设计方案。《天朝田亩制度》的历史意义，突出的表现在它把改造社会经济的重点放在土地上。它的局限性表现在无法实现的“处处平均”，排斥一切商品经济因素，否定社会分工，妄想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剥削。

（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

洪仁玕（1822-1864），是洪秀全的族弟。他针对太平天国当时的形势，根据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了解，制定了一个旨在全面革新太平天国内政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资政新篇》的基本经济观点与《天朝田亩制度》判然两样。它是我国仿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最早而有系统的一套经济纲领。

《资政新篇》首先提出一条政策原则，即政策的制定必须能适应客观形势的变化，要“因时制宜、审势而行”②。他所强调的“时”和“势”，其实就是之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的大势。其所要求的“因时制宜、审势而行”，实质无非是要太平天国学习资本主义国家，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包括有以下几项：①建议兴办制造“器皿技巧”的近代日用品工业。他的产品品种更为广泛，连教育用品也包括在内。②在矿产开采方面，他建议开采金、银、铜、铁、锡、煤=琥珀、琉璃、美石、盐之类的宝藏。这样多的采矿种类，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许多先进人物中能设想到的也很少。③主张“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制造“利便轻捷”的火车、轮船。④修筑① 《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一册，第92,93页。

省、郡、县、市镇的公路。⑤鼓励私人房屋建筑。⑥兴办近代私人银行和保险业务。⑦开办邮务及报刊事业。⑧财政制度改革。建议在各省郡设立“钱谷库”，以支应政府人员的薪俸和其他公费开支，也主张征收内地的水、陆关税。

除以上具体经济措施外，更为重要的是《资政新篇》特别强调以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和劳动组织形式来发展中国经济。首先，洪仁玕主张依靠“富民”的经济力量来实现他所提出的建立和发展新式生产、流通事业的方案。其次，他明确主张，在兴办这些生产、流通事业时，应采用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再次，他明确主张采用资本主义的利润制度。最后，他还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投资办新式工商业的富民实行一些鼓励和保护的措施。

总之，《资政新篇》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第二是其内容比较周祥而有系统。第三，最为特出之处是，《资政新篇》的经济纲领的指导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典型思想，其中很难找到中国型的旧经济观点的痕迹。《资政新篇》虽然未能对挽救太平天国危机起什么作用，但却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份宝贵材料。

四、戊戌维新派的经济思想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中国面临着遭受瓜分的危险。对日战争的失败彻底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拆穿了洋务派打了几十年的“自强”的幌子，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深刻不满。这些情况使得以变法救亡相号召的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从而迅速扩大了声势和影响。

（一）康有为及其《大同书》

康有为（1858-1927）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十九世纪末坚持变法的风云人物的首脑。

康有为的经济思想，大体上可以分作两个发展阶段：1898年变法维新运动失败以前，他的经济思想与当时一些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习的思想家的观点大致相同；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大同书》中，此后其思想逐渐落在形势发展之后。

1.戊戌变法前的经济思想

他在这一时期的经济观点以其《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为最具有代表性。

他坚持变法的指导思想是：“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变法之法，富国为先。”①这里所谓“富国”，其涵义不仅限于丰富封建财政收入，兼有改进国计民生之意，故具化为“富国”和“养民”两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纲领。“富国”一类包括“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等六项，概括的说是要求发展近代货币信用制度和兴办近代交通和采矿企业。“养民”一类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穷”等四项。

康有为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各项具体主张，虽然很多是他以前的学者已提出过的；但是，康有为在以下几方面比他的前驱者或同时的学者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1）除货币发行和邮政事业外，他主张一切工矿交通事业均应“一付于民”，“纵民为之”，坚决而全面地批判洋务官僚兴办的近代官营或官商合营企业。

（2）他在一片宣扬重商声中，提出“定为工国”的口号，较流行的思想更前进了一步。

（3）他对货币信用制度方面的议论比前人更有系统。

（4）建议设立“制度局”总揽有关政治经济改革的全面规划任务。

2.《大同书》

《大同书》是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亡日本并赴欧美游历，亲身体验了资本主义经济实况后，与1901-1902年所写成。一般认定此书是其《人类公理》原作的进一步发挥。

由于《人类公理》已找不到只能根据梁启超的追忆加以分析。据梁启超说，《人类公理》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项②：

（1）仿古井田之制，土地公有。

（2）有政府多办公营企业，但也准许由私人资本自由经营。

（3）私人遗产可以继承或分赠亲友，但须一半归公。

（4）二十岁后为公民，可以任意选择职业。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二），中国史学会主编，第140页。

（5）劳动日大大缩短，工资很大增加。

《大同书》与《人类公理》不同的突出点之一是它强烈的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民受压迫的剥削的罪恶，同时也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地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引起的各种弊害。

对于怎样“行大同之法”《大同书》中的主张和《人类公理》有了不同，它不再允许私人占有和经营企业，而是要把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都收归公有。他明确地把“去私产”作为实现“大同”的基本前提，说：“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①

在公有制实现后，由“公政府”设立农、工、商等部对生产和流通事务进行统一的规划。他的统一规划包括社会分配在内，要求做到“工人之作器，适于生人之用器相等，无重复之余货，无腐败之殄夭物”②。在康有为的设想中，各处还设有公共宿舍、食堂和公共娱乐场所工劳动者享用，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极其之高。在思想意识方面，他主张人人都受高等教育，到大同时人人均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在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中，商品和货币仍然存在。货币有金币、银币和纸币，劳动者领的是货币工资，生产管理中广泛使用货币奖金制。这种社会中还将有“商业富人”和“各业大富人”，这些富人实际上就是企业的领导者。

此外大同要“去国界”，即废除国家；要“去级界”，即无贵贱等级和奴隶制压迫，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公民；要“去形界”、“去家界”，即妇女在各方面均与男子平等；还要求“去种界”，主要是指消灭先天的人种区别。

由上可知，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旧有的佛家思想、儒家大同学说和西方的某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许多资产阶级社会的现行措施及管点的大凑合，以致其内容矛盾百出。但是，在当时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处在封建枷锁束缚下的人们的思想有一定的解放作用，尤其是它对封建伦理纲常的揭露和批判。

3.财政金融论

康有为在戊戌后，除《大同书》外，刊行过三本小册子——《物质救国论》、《金主币救国论》和《理财救国论》。其中的经济思想不仅是谬误而且荒唐，现① 康有为：《大同书》。第236页。

略加介绍。

（1）《物质救国论》刊行于1906年，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作。其基本观点是：只讲求“物质”，才能救国，而先进思想是无用的。在经济落后的中国，讲求物质技术，发展工业，增强国防，当然是救国或挽救民族危机的一项意义重大的任务。但是，在帝国主义、封建统治下，想发展工业，增强国防力量，改变中国既贫又弱的状况，是办不到的。

（2）《金主币救国论》原名《货币论》，刊行于1909年。其主要内容是论述实行“金主币”（即金本位制），并称此为挽救国家于危亡的“起死第一方”①。其理由是：世界各国多实行金本位，而中国仍实行银本位，可是世界银价跌落，金价上涨，金贵银贱就造成国家日益穷困危亡的境地。他指出“银落金涨”的三点具体弊端：一是“偿外债息，补磅大亏”，二是“入口货多于出口货”，三是“吾国未能自置机器也，一切购之欧美„„夫价（金价）太贵则费太多。”因此，实行金本位制就能收到起死回生之效。

（3）《理财救国论》刊行于1913年。在此书中，他主张“救国”必先理财，而理财的妙方则是普遍设立银行网，大量发行纸币。他宣扬银行万能的谬论，说什么“善用银行者，无而能为有，虚而能为盈，约而能为泰”②他认为有了现代金融银行网，一些人就能很快成为欧美国家那样的富豪，他们就有充足的资本投资于工商业，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就能发展起来。不难发现，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说法。

4.总评

康有为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是十九世纪末“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但他的经济也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有的曾煊赫一时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稍后很快就被证明为没有什么学术理论价值的东西。他在戊戌以前的经济思想，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习的先行者的意见加以综合，虽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仍谈不上增加了中国经济思想的什么新内容。戊戌以后的经济思想则掺入了许多资产阶级社会才应有的社会经济体制以及一些落后反动的方式，他也逐渐堕落成为与革命为敌的反动人物。 ① 康有为：《金主币救国论》。第63页。

（二）严复的经济思想

严复（1854-1921）初名宗光，字幼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重要思想家，学识渊博并在其阶级视野内常有精辟敏锐的观点曾被誉为五四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大代表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之一。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向西方学习的人们只从学得了一些有关政治和经济的具体而又肤浅的感性知识，从未由理论的深度去理解它们的本质。严复将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逻辑学等理论知识第一次系统地介绍过来，给中国近代思想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使广大知识分子初次突破封闭的封建意识形态领域，接触到世界知识的广阔图景。

他的经济思想基本上表现在他为《原富》的中译本所写的大量按语中。《原富》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名著《国富论》，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翻译此书的人。下面就其在《原富》中所增加的按语来分析严复的经济观点：

1.受斯密学说影响最深刻的部分

首先，他从《原富》所宣扬的“自由放任”和“个人自利”观点出发，极力鼓吹经济的自由主义。指出只有个人自己最能知道自己的利益，欲求利民和国家富强，必须给予个人经济活动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他坚持经济的自由能解决一切问题，反对干预，指出国家干预经济是“强物情，就己意，执不平以为平，则大乱之道也”①

其次，严复受供求价值论的影响很深。他认为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智者千虑之一失”，供求价值论则是“斯密所独到”。虽然他的供求价值论是错误的，却是我国数千年以来第一个正式提及价值论的思想家。

2.对斯密理论进行修订或补充的部分

严复参考了很多斯密之后的经济学的著作，故能根据后起学说对斯密原著的观点提出一些修订或补充意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补充了斯密的地租理论，如阐明了级差地租理论、地租同工资和利润对立的观点以及地租不加入价格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理论。

（2）引述马尔萨斯人口论以补充斯密的人口观点，并用达尔文主义加以说明。

（3）《原富》提到资本之运用分为四个方面，即农、工、商（指大商业）和贾（指零售商）。严复认为应加入一个第五方面，即人民智巧方面的运用。

（4）关于斯密的分工理论，他认为“分工”必须“通力合作”相辅而行。

（5）斯密不反对由资产阶级国家以法令规定利率，而严复认为利率应由市场资金的供求情况决定。

3.对斯密理论的误解或不恰当之处

（1）关于分工概念。①他说：“人群分功之事，莫先于分治人与治与人者。”①②他认为斯密说“有积贮而分功自生”是不正确的，应该是“有积贮而后有分功”。③他认为斯密指出的分工的优点不全，拟增加四点。而他所指出的均是未能深入领会斯密分工论的画蛇添足的意见。

（2）他不同意斯密所谓“古之赢利必先，以其时息大之故”②的观点，他认为不能仅用利息率的高低来证明利润的高低。

（3）斯密认为都市房租昂贵的原因有三个，即地价贵，工资高，材料远来。而严复却说都市房租昂贵是由于供求关系所致。

（4）他把法国重农学派主张的土地单一税等同于中国明代所实行的“一条鞭法”。而实际上，土地单一税是专对土地收入的征课，此外概行免税；“一条鞭法”仅是将农村杂税进行统一征课，而且工商业税仍是要继续征收的。

4.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批判部分

（1）否定传统的“不言利”思想。他说：人们既是“生又不能无所养”，不如不如多言财利之事，使财富“各得其分而无不平”的好。

（2）关于义利之辩。他认为将义与利分离会产生许多害处，故要求“义利合”，使“民乐从善”，才是社会进步的很好办法。实际上，他不是真正要求把义与利结合起来，而是变“利”为“义”，认识“长久真是之利”就是“义”。

（3）关于俭与奢的争议的问题。严复对俭与奢的态度是折衷的，是联系是否该兴办新式工矿企业来考虑此问题的。从扩大国民经济积累的角度出发，他认为“俭”是很可贵的。但同时他又指出如果俭到使财货停滞不通的程度，反而会使国家趋于贫困。可以看出，他主张俭和奢均须有一定的限度，才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① 严复：《原富》，第278页按语。

（4）关于对外贸易问题。首先，对当时很多士大夫都大为焦虑的“漏厄”问题。他指出：所谓“漏厄”问题，实际不外是因进出口贸易之负差所引起的金银进出口问题，是不值得焦虑的。第一，国家有金银不一定就富。第二，金银之进出口虽为补贸易差额之用，但金银本身亦可作为一般商品而进口或出口，故进出口商品的差额与金银之进出口数量不可能完全相同。第三，不仅金银进出口不足为虑，连进出口贸易差负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其次，他不同意当时广泛流传于国内和国外的所谓贸易顺差能使国家致富之说。一国之是否富裕主要决定于国民财富生产的多寡，并不以进口金银之多寡为标志。再次，他认为欧洲各国之于进口货是“务出熟而进生”，而中国通商之货“常出生而进熟”①是反映了先进的工业国与落后的农业国在对外贸易上的不良现象。最后，他反对关税协定和外国人代管海关行政。

（5）农业和荒政

严复很重视农业，一方面他坚决反对用“重本抑末”的传统封建经济教条来反对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他虽用传统的“本”、“末”来分析问题，但无轻视工商业的意思。

（6）驳斥“西学来自中土”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王韬以来的进步思想家中，几乎人人都有“西学来自中土”自我陶醉的思想，到陈炽手中已达高潮，经严复批判后销声匿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形成和宣传，多处于张之洞，虽经严复的有力批判但仍有其追随者鼓吹。

5.总评

严复是中国近代头一个大规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的人，他翻译的著作对当时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单就其所达到的资产阶级古典的和庸俗的经济学理论水平而言，确已到惊人的高度，不独所有十九世纪后期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习的人们远不能与他相比，就是在五四运动以前也是少有的，特别是对《原富》的探讨。但是由于他只有对许多经济学说或问题的片段见解，所以还算不上是一位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三）谭嗣同的《仁学》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

中“戊戌六君子”之一，最终牺牲以殉理想。是一位令人钦仰的爱国主义者，也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思想矛盾特别多的一位思想家。

甲午战争之后，因受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刺激，他的思想产生了根本性转变。一开始他接受当时久已流行的“商战”思想，因而主张废除关税协定，实行“出口免税、进口重税”的保护政策，把对外贸易看成是一切经济改革的关键。后来演变成为以“人通我”、“中外通”的概念表现出的经济自由主义观点。我们从以下几点展开介绍。

1.财富分配的设想

他宣扬井田制是实现“均贫富”的理想制度，赞赏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他将经济上行井田制与政治上改民主并提，他说：“故近改民主以行井田，则地球之政，可合而为一。”①他积极赞赏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和经济富裕，已注意到其内部贫富悬殊状况，并将资本主义的弊害看成是“富而奸者”的操纵或某些富人的“偏心”所造成，故认为是可以消除或防止的。在他看来，必须等到近代工商业已发展到使中国臻于富强的程度，才能采取措施对“过者裁抑之，不及者扶掖之”②。

2.批判黜奢崇俭论和机器夺民之利说

谭嗣同站在维护新兴工商业发展立场，反对“崇俭”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说，财富“为生民之大命”，必须使其能“均以流”，而俭的结果是财富壅塞起来，其终极是“人人俭而人人贫，天下大势遂乃不可以支。”他进一步指出富人从事于生产投资的“奢”，不独不应“黜”，是应该崇尚的，即使是个人消费方面的“奢”也是有其意义的。他认为连国家财政也只能“开源”，而绝不可“节流”。

顽固派提出机器夺民之利的动机，和他们的黜奢崇俭论一样，是为了借它来反对兴办近代工商业。谭嗣同指出：要使人民变富只能采用增加生产的办法，而决不能采用阻碍生产发展的办法。采用机器能使劳动生产率成十倍、百倍的增长，使社会财富大大增加，因而不会使人民贫困而恰是使人民富足。

3.从保护贸易到自由贸易

谭嗣同在甲午战争刚爆发时还是一个坚决的保护主义者，强调“出口免税、进口重税”的保护政策。到1896写《仁学》时，从“人通我”、“中外通”的哲① 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第69页。

学观点出发，坚持经济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既然人们在各方面都要“自由”和“平等”，就得让人们能够“从容谋利，各遂其生，各均其利”。这一贸易原则须应用于国际贸易，因为“有外国焉，不互相均，不言均也。”

他还认为即使是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国，也可以从外国输入商品满足国内的需要。当然，他也意识到此种情况必然会造成贸易逆差，必须以大量白银黄金去偿付。他觉得这种情况出现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进口的乃是有用之物，而“金银则饥不可食而寒不可衣”的无用之物。

4.其他经济观点

（1）人口思想。谭嗣同认为“人满”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人、地分配不均的“土满”问题。积极提倡讲求农学、采取机耕、大量垦荒以增加粮食生产，认为如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可能使收获量增加数十倍。

（2）关于货币与银行

在货币方面，他主张金、银、铜币均须铸造，也赞成发行纸币。他经常强调“金银饥不可食而寒不可衣”，未有新的见解。关于银行问题，他只提到须“建官银行”，而它的作用是为了发行十足准备金的钞票以免私营票号、钱铺“坐盗御世之大柄”。

（3）财政议论

在财政上除前面提到的他强调的“开源”而反对“节流”外，也反对征重税尤其反对不加区别的重征进口税，认为这样不一定对本国有利。

5.总评

总的来讲，谭嗣同与同时的思想家相比，有不少突出精辟观点，但也存在着许多天真肤浅甚至想入非非的奇怪言论。这是由于他的思想转变和形成的时间比其他人的短促，大约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故不论在抛弃旧观点方面或在接受新观点方面，均缺乏足够时日使他能彻底清除旧思想之残余充分领会新观点的真意。就这种情况来说，他对一些经济问题所提出的独到见解已十分可贵。至于他为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表现出的献身精神所起的进步作用，更是受人们所一直敬仰的。

（四）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他是康有为的得意门

生，也是康有为变法活动的主要助手和伙伴，成为与康有为齐名的变法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他谈论经济问题的文章、著作很多，但具有创见的东西却很少。

由于处于一个社会急剧变革时期，梁启超的观点很少有一贯坚持的见解，观点经常改变，每每前后矛盾。就经济思想来说，他前后改变观点的例子很多。如对货币本位制问题，1904年时，批判金汇兑本位制；到1910年，却主张“用金以为主币”①，有主张先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将来慢慢向金本位制过渡②。此后三年又说金本位目前不易办到，应采用银本位制③。产生这种前后矛盾观点的原因，首先在于他是以维护清王朝政权为目的，任何只要有利于这一目的实现的理论，不论是否矛盾，均可加以利用。另一方面，是由于他著作极多，且“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④

1.发展资本主义工业

在戊戌变法前，他的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大力宣扬资本主义工业化，明确提出了“以工立国”的主张。在鼓吹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必要性时，他说：一国的富力“不以地为界，不以人为界”，而“当以力为界”。他所说的力，即是劳动生产力。为了给私人资本投办新式工业争取有利的条件，他极力攻击请朝廷的“病商”之政，尤其是洋务派集团对新式工业的官僚垄断政策。在贸易上他鼓吹自由贸易，反对实行保护关税。

2.银行货币思想

关于银行货币思想，他着重指出了中央银行作用是“掌握全国金融枢纽”，通过货币之收放，“有时贮于中央银行，有时散之于市场，凡以济其平、广其用而已”，同时，中央银行也可以收放公债来操纵金融。关于货币问题，他在《中国古代币材考》一书中介绍了货币的交易媒介、价值尺度、支付标准和价格贮藏四种职能。在货币流通方面，他是货币数量论者，他说：“盖货币价值之腾落与物价之贵贱成反比，而货币流通额之多寡又与价格之腾落成正比”⑤。 ① 梁启超：《中国古代币材考》，《饮冰室文集》，卷七，。

② 梁启超：《外债平议》，《饮冰室文集》，卷七。

③ 梁启超：《政闻时言·大政方针宣言书》，《饮冰室文集》，第十种。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⑤ 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

3.财政问题

梁启超的财政议论中极为突出的部分是公债问题。他强调发行公债不仅以财政用途为限并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他说：“公债之用，匪独在财政也，抑国民生计之滋长，是有待之。„„”其后列举了公债的二十多种用途。此外，他还提出要利用外资，主张由政府出面借外债或借外资。

4.突出之处

梁启超的经济论著不仅在数量上超越前人及其同期的学者，其所接触的经济范畴的面也甚为广泛。除此以外，还有两个极值得称述的特出点。

第一，在辛亥革命以前真正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名著作家中，只有马建忠、严复和梁启超。马建忠涉及的经济理论面较为狭窄，论文不多流传也不够广，而且是以中国型的旧名词来表达资本主义经济事务。严复虽是真正传播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唯一学者，可惜他刻意使译文古典奥雅，没有发挥他应有的传播作用。梁启超的文章接近生活实际，流畅易懂，而且流传极为广泛。在梁启超所传播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限度内，无论从他的形式或内容来说，均系现代化的。

第二，他是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经济文献和经济政策的第一位近代作家。1897年他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一文，后来又写了《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王荆公传》、《中国古代币材考》、《管子传》、《论中国财政不发达之原因及古代财政学说之一斑》等，均属于运用近代经济学观点以整理我国古代经济文献和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著作。

五、孙中山的经济思想

（一）经济思想的基本倾向及其特点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载之、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人。1905年在东京联合几个革命组织建立中国同盟会，宣传三民主义，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孙中山是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代表人物，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渊源来自许多方面，有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因素，而更多的是吸收取自西方的因素。来自传统的因素最基本的是自尧舜禹汤文武以来相继不绝的所谓“道统”，即以民为核心的“厚民生”、“养民”、“教民”等。其次，

来自传统思想的另一个因素是重农思想。再次是传统剥削阶级所宣扬的“均贫富”思想。

孙中山吸收西方思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1.吸收了美国亨利·乔治的土地公有化思想。乔治认为土地私有垄断是阻碍社会进步和促使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要消灭人类社会的贫困状况，只有实行土地公有化。土地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困扰了我国两千多年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所以乔治的学说对孙中山具有很大吸引力。

2.德国俾斯麦的社会政策，也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孙中山曾说：“这种社会进化事业，在德国施行最早，并且最有成效。近来英国、美国也是一样仿行，也是一样有成效。”①这就是他提倡“节制资本”的直接思想渊源。

十九世纪后半期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大都迷信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尽善尽美，所以总是亦步亦趋的“效颦”，以为这样就可以救国救民。孙中山和这些人不同，他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知识，绝不是无条件照搬，总是尽力在借用西方办法的基础上有所取舍和改进。

孙中山思想的另一特点，是他的革命思想包括他的经济思想均在不断向前发展。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思想家的思想观点，由于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他们的观点大都起了一些变化，绝大多数是由进步转到落后，甚至反动。向孙中山这样持续进步，一直保持着其革命先进光辉者，是极少的。

（二）人口与土地问题

1.人口思想

在孙中山的大量文稿中，论及中国人口过多及危害者，屡有所见。主要体现在：第一，忧虑中国“生齿日繁”，人口过剩，担心经济发展和粮食生产不能满足众多人口的需要；第二，认为中国“人满之患”的根源是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第三，他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识到人口是一种经济资源，但人口问题与粮食生产和经济发展是相对的。

还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办法：首先是充分开发土地资源，大力发展农业，如开垦荒地、提高单产等；其次是大力发展经济，使劳动力充分就业；最后是移民垦荒。 ① 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孙中山选集》，下卷。

2.平均地权

孙中山经济思想最早是从一般农业开始，最早的革命的经济纲领也是全部放在解决土地问题上。他早年所谓民生主义是以平均地权为全部内容，他曾说：“若能将平均地权做到，那末，社会革命已成七、八分了。”①他提出的办法是土地价格由地主自己申报，政府即按照地主自报的土地价格征收百分之一的地价税，并有权随时按照地主自报地价予以收购，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上涨的部分地价则全部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他还进一步阐明了平均地权的社会进步意义和进步作用：首先是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其次是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步西方社会的后尘，重蹈其覆辙；三是实现平均地权之后，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

3.耕者有其田

1912年他在北京与袁世凯谈话时第一次公开提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张。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他明确指出只有实现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并指出地主剥削农民是农民不愿意耕田和使田荒废的主要原因。只有从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的公开提出，反映了孙中山关于土地问题思想上的飞跃、理论上的突破。

（三）资本与实业问题

1.节制资本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节制资本的纲领，这也是他进行社会经济组织革命的一项经济纲领。他担心听任私人垄断大资本的发展会在中国产生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地社会问题，为了在中国今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时能避免私人大垄断资本家的产生，故提出了“节制资本”的经济改革主张。

他将资本区分为私人垄断资本和一般中小私人资本，认为对私人资本一定要加以节制，凡具有垄断性质和私人无力办的企业，全由国家来举办和经营。他的节制资本并不反对中小私人资本的发展，把中小私人资本家看成是“劳心劳力”者，应保护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和收入。

2.《实业计划》

孙中山在1919年所提出的宏伟的《实业计划》，主张通过振兴实业来实现国民经济的近代化和求的中国的繁荣富强。他所指的振兴实业的重点是交通、矿产① 孙中山：《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86页。

和工业这三大实业。《实业计划》以交通运输为重点，以农矿和钢铁等原材料工业为发展各种事业的基础，并说“今日所谓实业者，实机器生产之事业而已”，强调应在各生产部门都要“废手工采机器”，要把整个国民经济转移到机器生产的基础上。①

为了发达国家资本以振兴实业，就必须拥有大量资本。为了解决振兴实业的资金来源，孙中山提出了实行开放政策以充分利用外资和国外技术人才的主张，强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他的实业计划和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四）货币学说

在辛亥革命后，为了解决新政权的财政困难而倡议“钱币革命”的电文里，孙中山简要表述了自己的货币观点。孙中山首先肯定：货币是一种商品。他说：“就钱的本质来说„„是一种货物，用来通有无的。”②肯定了货币是商品后，孙中山又进一步说明货币并非一般的、普通的商品，乃是特殊的商品。他说：货币的作用是：“一能为百货交易之中介，二能为百货价格之百货价格之标准者也”，也就是说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而起作用的商品。③

此外，根据纸币取代金属货币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孙中山曾经两次提出过发行纸币的设想。第一次是在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第二次是在辛亥革命后为了解决当时面临的财政困难。从其发行纸币的具体办法中可以看出，孙中山所提的纸币制度是不兑换纸币，由钞票独占货币宝座。

（五）总评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民生主义中，是为了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制度而提出的，它体现了孙中山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谋求国家独立富强和人民生活幸福的伟大理想。民生主义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实际上也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即一方面解决废除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同时又要解决顺利发展中国的经济问题，以此来实现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和中国的富强。但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两个纲领，并不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无论是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存在着不少① 郭庠林，姚家华：《中国近代振兴经济之道的比较》。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② 胡汉民：《总理全集》第二集，上海民智书局版，第235页。

③ 胡显中：《孙中山经济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问题，它不是真正解决当时中国的土地问题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能加以实施，只能是孙中山的一种理想目标和美好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