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惰"的德国人
有100多年历史的社会福利制度，让德国人享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国家照顾。这个曾经让德国人引以为豪的体系，现在却让德国社会不堪重负。 19世纪末，社会福利保险开始在德国形成，当时的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为了缓和同产业工人的矛盾，制定了社会福利法。此后，德国的社会福利体系不断完善。 德国宪法确定德国是一个社会福利的联邦国家，国家必须保障所有公民起码的生活条件，有责任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必须促进工作条件和工人收入的改善。在这样的规定下，德国建立了广泛的社会福利网络，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事故保险以及各种国家补贴。这些福利费用由社会交纳的保险金和政府财政补贴构成。 德国的社会福利之高，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据统计，德国现在享受社会救济的人有290万。目前，德国一年的社会福利支出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高福利让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衣食无忧，然而也有很大的副作用。高额失业救济金，就让很多失业者宁愿呆在家里而不再工作。德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懒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高福利也给国家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从1991年算起的11年间，德国政府债务整整翻了一番。政府负担过重导致国家投资行为减少。同时，企业因为承当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发展活力受压制，企业的竞争力受到限制。很多企业因此不愿意雇佣工人，不愿意在德国境内投资。 高福利带来低发展。最近一些年，德国的经济增长很多时候接近零,这又进一步对福利系统形成威胁。德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德国政府终于认识到，社会福利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最近几年来，德国政府一直在处心积虑推动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希望以此重新振作经济，保持国家的活力。但是进展缓慢。 施罗德政府2002年重新执政之后，制定了“2010年议程”的改革计划，着手改革福利制度。主要措施包括：通过降低税率增加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刺激消费和投资；改革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逐年削减失业者的救济金，对拒绝再就业者予以削减救济金惩罚；推迟甚至暂时冻结退休者养老金的增加；参加医疗保险的职工，除交纳保险金外，就诊、领取药物和住院还需额外付费等。 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为例，其主要内容是增加法定医疗保户的自费内容，如免费看病将改成每次看病收费10欧元，住院治疗费以及药费个人要承担10％，非处方药品的费用全部由个人承担等等。虽然这是二战后德国医疗保险体系最大的一次改革，但实际上它并未触及德国医疗市场的根本性问题。 养老金在德国的福利支出中比重最大，因而改革遇到了强大阻力。在德国是由正在工作的人缴纳保险费，来支付退休老人的养老金。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德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已入不敷出。目前，德国人每月缴纳的养老保险总额为160亿欧元，为了支付养老金，联邦政府每年还要拿出729亿欧元来补贴。 拟定中的改革方案包括提高养老保险费、降低养老金标准、推迟退休年龄等。但这些改革举措还没最后敲定，就遭遇来自居民特别是中老年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抱怨政府“没有良心”，说自己多年来辛辛苦苦地工作，缴纳保险费，让上一代人享受了优厚的养老金，到头来自己却得不到什么。 从2005年起，德国政府将失业救济金和社会救济金合并称为失业金，社会救济金尽可能只发给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而目前德国18岁至65岁之间丧失劳动能力者仅有20万人，其他原来领取社会救济的人员被归入失业行列，领取失业救济。失业者必须接受劳工局介绍的工作，否则每月减少100欧元的失业金。此外，政府为失业者代为缴纳的养老保险也将从明年开始减少为每月40欧元。 施罗德推动传统福利制度的改革，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成千上万的德国人走上街头，抗议这项改革“对社会弱势群体过于强硬和无情”。施罗德以及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很多社民党党员看到一直代表普通劳动者利益的社民党现在向民众的福利开刀，十分不满，因此退党以示抗议。德国新的“左翼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 由奢入俭难。已经获得的利益，很少有人愿意再拿出来的。分析者认为，德国民众其实是福利制度改革的最大阻碍。要推动福利改革，民众根深蒂固的福利观念需要动摇。现在的德国，也更是牺牲一些个人利益而顾及大局的时候。德国政府在宣传福利改革中也如此劝说国人：小的临时的个人付出是为了今后更大更稳固的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