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中国博物馆 四不象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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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与青少年”，但在中国，虽然在2000年底就已经达到两千多家的博物馆，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却与民众有着一段遥远的距离。由于被政府垄断又缺乏有保证的资金支持，管理上条块分割厉害，中国的博物馆已面目模糊，基本上已丧失了公共服务的性质，更淡化了教化的功能。
在国外，公共服务产生与管理都很成熟，主要依靠公共资源的支持。选民会主动要求政府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受到选民对服务质量的要求。因为选民关系到选票，而选票则决定着当局执政地位的稳固与否，在这种压力下，政府自然不敢懈怠，想的自然是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反观中国，博物馆等公共服务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进行指令性建造、搜集藏品，没有动力更没有压力，更没有人监管其效果如何。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此后两馆合并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筹建之时，中宣部、文化部曾专门下发红头文件，全国范围征调文物，已知的名器直接开单调拨，同时派人分赴各地查访搜检。四羊方尊，1938年在湖南由农家两兄妹上山取土时无意发掘后，一直存放湖南省博物馆。“它们和1973年在河北挖防空洞挖出的金缕玉衣一样，都是调令一到、立马送京。”上海当时仅有两大镇馆之宝，青铜重器“大盂鼎”、“大克鼎”，二选一送到北京。广西，博物馆库门洞开，堆积如山的文物随挑任选。听闻国家征宝，北京古玩店主找上门作揖，上海钱币藏家设盛宴相求，就为了“交给国家最光荣。”“那尊著名的唐三彩‘骑驼乐舞俑’，干脆是从陈列室里直接撤下支援中央的。”当年奔赴西安征集的杨文和感叹：“陕西省博物馆的同志还主动推荐一尊全身纯蓝的骡俑，说蓝釉彩是唐三彩中最难得，一块儿拿去吧。”在这样全国性的调集下，历史博物馆在1958年冬起的短短半年内，奇迹般汇集全国二十万件文珍。
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
如此全民动员地大调动，其结果如何呢？据报道，合并后的国家博物馆目前已门可罗雀。即便是馆藏最精粹的173件“珍宝特展”，也是乏人问津。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博物馆的命运并不是个案。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博物馆总数为1384座，加上其他部门和民间兴办的特色博物馆，全国各类博物馆已达两千余座，博物馆藏品超过两千余万件，而年举办展览则只有八千余个，平均每个博物馆每年仅举办四个展览。
究其原因，原因不外如是：公共服务由政府垄断，并由政府一手掌控其协会等部门的成立；对于公共服务最重要的资金又得不到保证，没有资金保证的公共服务又能提供怎样的服务呢？其质量如何，不言而喻；另外，中国政府还没有形成一整套的公共服务战略，更没有专门的部门对其进行管理，如博物馆归文化部管理，医院则归卫生部管理，如此条块分割管理的方式，其效率不容乐观。
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公共服务大多与市场之间没有一个明晰的界限，于是我们就在展览馆里看到家具展销，在博物馆看到服装展览等等。
在藏品与展品的处理上，中国的博物馆几乎是藏而不展。卢浮宫将镇馆之宝悉数陈列出来供游人瞻仰，故宫却很难使人想起哪几件展品可作为标志性的宝物。卢浮宫的藏品共有42万件，展出的约占三分之一，而且，卢浮宫都是将最好、最有价值的藏品展示给民众看。而珍藏着占全国文物六分之一近百万件文物的中国故宫博物院，截止到1998年，藏品总数是994747件，其中一级品8288件，二级品619069件，三级品367390件，但展出的藏品却少得可怜。
卢浮宫博物馆中的阿波罗长廊
藏而不展也就罢了，由于资金来源不能得到保证，作为公共资源的博物馆向民众收取门票，而且价格也并不低。故宫博物院的门票旺季为80元，就这样故宫还曾酝酿将门票上涨40元。公共服务，顾名思义，就是政府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行为的总称。只要是公共服务，就应当是免费的，或者只象征性的收取一些费用，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公共服务。在国外，这一点显得非常明晰，如卡耐基艺术博物馆、克林顿图书馆都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即便是收费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其每年门票收入才区区几百个美金，而其主要营业收入却放在了参观者购买纪念品等上，这方面的销售收入达到了每年五亿美元的水平。
作为公共设施，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具有社会教育的功能，在文化传承、审美情操、道德教化、礼仪风尚、民俗蕴含等多方面都肩负着社会责任，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知识给养与人格塑造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中国的现状是，博物馆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资源，它混淆了市场与公共服务的区别与分野。政府掌握公共资源却不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则是一种公权的腐败。而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教化的结果，也必然是没有教化。
（文/ 星岛环球网 舍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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