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哉,上将军
张自忠,字荩忱,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民国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一 那是几年前的事,为了写赵登禹将军,在采访29军老兵的时候,有个老兵说:“张自忠是汉奸,后来变成了烈士。”说毕,摇摇头。 我当时大吃一惊。将军殉国多年,而汉奸一说还在某些人心里发酵,不由使我心颤。 张自忠是1936年6月任天津市长的。当时日本人为了控制29军军长兼北平市市长宋哲元,1937年3月底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以天皇生日为由,邀请宋哲元组团访日,费用由日本人支付。宋哲元不愿意去,他说:“我作为一把手要是去的话,日军就会谈修铁路,要长芦盐场、煤矿什么的,就是掠夺华北资源。”宋哲元就派张自忠作为自己的代表到了日本。 在日本期间,日方曾提出“中日联合经营华北铁路,联合开采矿山”的要求,要求张自忠在《中日经济提携条约》上签字。张自忠断然拒绝并决定提前回国。七七事变后,随着佟麟阁、赵登禹殉国,宋哲元7月28日决定率29军撤退到保定,并决定留下张自忠与日本人周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长都由张自忠代理。 当晚9时,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出北平西直门,转赴保定。临别时,张自忠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语言沉重,但沉重里自有一种担当,一份责任,将军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使我想起了李陵的那句话:子归受荣,我留受辱。 为了免于生灵涂炭,这种委屈是那样的悲凉锥心。 尽管张自忠将军曾指出自己留在日据的北平不是要当汉奸,而是“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并表示为此不计毁誉,但是“汉奸”帽子和四处涌来的鄙夷唾弃,令他压抑怆怀。 对于这段历史,张自忠将军的老上级冯玉祥在《痛悼张自忠将军》文中予以澄清,冯说:“在北平苦撑之际,有人以为他真要浑水摸鱼。当时我就说,他从小和我共事,我知道他嫉恶如仇,绝不会投降敌人,后来果不出我所料。” 张自忠在北平市长任上只短短8天,就宣布辞去一切职务。两天后,他化装离开北平南下,舆论界对他的攻击指责还是有增无减。就在这时,南京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将其撤职查办。 张自忠失望了。 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自忠却被赋闲,他形单影孤地困处南京,整天无事可做,度日如年。我们不难设想,张自忠将军后来一死报国,以示清白的决心,怕也是萌生于这极端苦闷的时候。 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回到河南道口李源屯59军军部。与大家寒暄见面后,张自忠只硬硬撂下一句话:“今天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部下听到此言,眼里都噙满了泪水。 二 在张自忠将军殉国前一年,他来到重庆看望隐居读书的冯玉祥先生。张自忠是西北军瓦解后仍对冯玉祥忠心耿耿的少数几个将领之一。他自认为之所以能有今天,实乃冯玉祥栽培的结果。尤其是在他几次危难坎坷之际,冯总是力挽狂澜,伸以援手,更使张自忠感激不尽。最难风雨故人来,张自忠的来访把抑郁的冯玉祥心里的阴霾一扫而空。两人联床夜话,相谈甚惬。张自忠对冯先生再一次说到慷慨赴死:“我不管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我总要拼命地干一场。做一个榜样给人看,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力量,报效国家,不给先生丢脸。活着我要活个样子,死也要死个样子!” 第二天,两人互道珍重,依依而别,马鸣风萧萧,落日照大旗。张自忠走出不远,却又折转身来,怀着诀别的心情回到屋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重重地向冯玉祥磕了个头。冯先生被这一情景惊呆了,忙说:“荩忱,你这是干什么?”只见张自忠眼含热泪,神色庄重地说:“我这一生是先生培植了我,我活着要一心一意地为国尽忠,像个人,像个军人,不辜负你培植我这一生;我死了也要像个鬼,像个忠魂,不会辱没先生练兵带兵的英名!” 冯玉祥因惊愕而语塞,但他内心明白,荩忱行此大礼,作这样的告别意味着什么。就这样的一跪,成为一个血勇的将军震撼抗战历史的一瞬。 1940年日本发动了旨在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的“宜昌作战”。战役开始后,张自忠决定渡河督战。他是为一洗身上所谓汉奸的污垢,渡河赴死。 那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3时许,在襄河东面有一个叫南瓜店的地方。天空有沥沥细雨,面对步步逼来、怪声吼叫的大批日军,跟随张自忠多年的忠诚士兵,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顽强,他们用血肉之躯将绝对优势之敌阻于山脚下达两个多小时。厮杀在雨中持续,张自忠身边的士兵所剩无几。将军眼看前方弟兄一个个倒下,再也按捺不住,提起一支冲锋枪,大吼一声,向山下冲去。就在这刹那间,远处的日军机枪向他射来,将军全身数处中弹,右胸洞穿,血如泉涌。马孝堂见将军突然向后一歪,飞奔上前为他包扎,鲜血溅了马少校一身。 伤口还未包扎好,日军就一窝蜂地冲了上来。危急中,张自忠对身旁的马孝堂等人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己有办法。”大家执意不从,张自忠拔出腰间短剑自裁,卫士大惊,急忙将他死死抱住。 弥留之际,张自忠躺在地上,脸色苍白,然后平静地说:“我这样死得好,求仁得仁,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这时,日军步兵已冲至跟前,从日军战史资料中,我们找到了这场战斗的最后情节:第四分队的一等兵藤冈元,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 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地出现了难受的表情。 与此同时,藤冈像是被枪声惊醒,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时间仿佛蓦然停滞,历史留下了一个静穆的场面,殷红的热血交织着迷蒙细雨,构成一个永恒的瞬间――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一代抗日名将,怀着平安的良心死去,时年49岁。与他同时殉国的还有500多人,张自忠殉国后,南瓜店一带枪声骤停,格外寂静。 日军开始打扫战场。堂野和藤冈估计刚刚死去的这位军官一定是位将军,便翻动遗体搜身,堂野从他身旁的手提保险箱中翻出了“第一号伤员证章”,藤冈则从遗体的胸兜中掏出一支派克金笔,一看,上面刻着“张自忠”3字!两人大为震惊,不禁倒退几步,“啪”地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遗体行了军礼。接着他们把情况报告了上司横山武彦大佐,横山下令将遗体用担架抬往战场以北20余里的陈家集,日军第39师团司令部,请与张自忠相识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亲自核验。 专田盛寿手举蜡烛,目不转睛地久久注视着张自忠的面颊,突然悲戚地说道:“没有错,确实是张君!” 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遗体仔细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并命人从附近的木匠铺赶制一口棺材,将遗体庄重收殓入棺,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 当奉命驰援的38师到达南瓜店时已是深夜,黄维纲师长得知张总司令战死,当即率领数百人的便衣队夜袭陈家集,在混战中将张自忠遗体抢走。 18日上午,忠骸运抵快活铺,33集团军将士痛哭相迎。将军的属下含泪查看了张将军伤势,发现全身共伤八处:除右肩、右腿的炮弹伤和腹部的刺刀伤外,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额各中一弹,颅脑塌陷变形,面目难以辨认,惟右腮的那颗黑痣仍清晰可见。然后前方医疗队将遗体重新擦洗,作药物处理,给张将军着马裤呢军服,佩上将领章,穿高筒马靴,殓入楠木棺材。5月21日晨,六辆卡车从快活铺启程,护送张自忠灵柩前往重庆。 车抵宜昌,十万群众自发送殡,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张自忠灵柩在此换船,溯江而上重庆。28日晨,船抵储奇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孔祥熙、宋子文、孙科、于右任、张群等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船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在场者无不动容。后来人们说,蒋介石的办公桌从此就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 张自忠将军死了,一个上将军,只有在血与火的呐喊里一死才心安。死是容易的,赴死前他的身上有着怎样的隐忍与血泪,别人是无法筹算的,也无能筹算了。 (摘自《散文・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