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二十六):圣诞节攻势的背景及其准备(2)

１１月２０—２１日夜，得到装甲自行火炮支援的约２００人的游击队进攻马转里，突破阵地的一角开始了激战。２１日拂晓，营实施反击，为了追击敌人和向东阳补给派出约１个连西进。但是，这个纵队在北面１０公里的阿虎飞岭上了圈套，丧失了２８人的生命和大部分车辆与重火器。游击队撤走的时候，为避免敌人尾追往往是要设置圈套的。向马转里又增派了坦克排和第２营的１个连。翌日（２２日），为再次向东阳补给派出了配备有坦克的１个连，但由于游击队破坏道路、埋设地雷实施伏击，所以毫无办法。于是向东阳的补给改成了空运。２３日，三次派出配属工兵的１个连，准备与东阳的南朝鲜陆战队实施夹击。然而，在山口有约３００人的游击队打伏击，连损失了１８人被击退，从背后进攻的南朝鲜陆战队也没有进展。这样，三次进攻都失败了。于是２５日，以马转里的第１营主力和东阳的南朝鲜第３陆战营主力围攻山口，遂杀伤１５０人，缴获１２０迫击炮４门，好容易才将其击退。在附近搜索时发现了１个大弹药库。看来，这支游击队不仅切断道路，还奉命确保弹药库。这样，通往东阳的道路终于打通，但不久又被切断了。切断与打通，袭击与讨伐这种拖得人们精疲力尽的事情，在联合国军撤退的１２月中旬以前一直无休止地继续着。

第３师师长索尔少将，考虑到进至长津湖畔的陆战师左翼的安全，命令南朝鲜第２６团将其警戒线推进到黑水里——社仓里一线。团与约１个营的敌人激战数次，１１月２３日夺取社仓里后向柳谭里追击，击破了它的后卫。２４日，又与似乎是从柳谭里南下的敌人遭遇，俘虏了２６名中国兵。这表明，中国军队在沿长津湖畔的陆战师西侧行动。据俘虏说，中国第１２５师从三个星期以前就控制了这条道路。然而，第８集团军从本月２４日起已开始了圣诞节攻势，陆战师准备自２７日起向江界进攻。当敌情开始明了的时候，大局已定了。

１１月下旬，第１０军情报部估计：“在咸兴——元山周围地区，共计有２．５万人的游击队在活动”。１１月份在军的地域内实际发生的游击活动是１０９起，平均每天３．３起。而且其袭击地域明显地是随着中国军队第二次攻势的接近而北上。

汉城—平壤道路是第８集团军的动脉，在１１月中旬以前，由美第９军（美第２５师与第２师主力）负责保护。沃克将军作为下一次攻势的三个条件提出了“右翼安全”、“后勤准备”和“兵力集中”。这个集中的问题，并不是指造就兵力和集中的效率与程度，而是何时能够将警卫这条动脉的第９军从警卫任务中解脱出来的问题。因为万一这条干线被切断即使是一天，以每天３０００吨的比例周密编制的运输计划就必定会陷入混乱。因此，其警卫工作是既重要又周密的，游击队也未能加以有效的攻击，甚至连特别值得记录的事件都未发生。美公开史料中也仅仅记录着：警备平壤以东山地的第２师第２３团没收了隐藏在洞窟和山谷营房里的大批军需品，并在江东东侧的锡矿山发现了以前叫作第６５工厂的有名的地下工厂。这座工厂是原来的平壤兵器厂，拥有美、英、苏、日本的车床等４００台之多，具有制造苏式火器及１２０迫击炮以下所必要的一切设备。据说，发现的线索是地方警察署长密告给的。

简单地讲，在第８集团军和第１０军之间，横卧着一条宽１５０公里的太白山脉，在此山中推测有数万人的游击队在活动，两军的警备地区之间有按道路距离５０—９０公里的间隙。第８集团军对这个间隙感到忧虑，华盛顿似乎也放心不下。但是，第１０军和麦克阿瑟将军并不那么担心。特别是麦克阿瑟将军，他认为，横断太白山脉的道路极少，联合国军不能构成一系列的战线，同样，敌人也无法利用这个山岳地带。正因为如此，才没有把第１０军划归第８集团军指挥。因此麦克阿瑟将军考虑，这个间隙如果通过空中侦察和由两军派出的巡逻哨会合加以警戒就行了，遂这样下达了指令。

然而，１１月上旬好几次试图用车辆进行东西之间的联络，结果一次也没有成功。第８集团军从阳德与孟山，第１０军从永兴与高原派出了营规模的巡逻队，都因遭到游击队的抵抗和道路被破坏而未完成任务。从此山中通过的汽车路一条不剩地都被破坏了，山腹路被彻底削掉并埋设了地雷。谷底路差不多都挖了深５米长１２米的壕沟。因此，孟山的南朝鲜第８师第１０团第２营徒步东进，击退约４００人的游击队，１４日到达松下洞，在这里与第１０军的徒步巡逻队会合，这是唯一成功的例子。据说，即使如此，营返回孟山仍用了１０天多的时间，可见游击队的斗志之高了。美第３８团第３营了解到此情况后，一边补修道路一边进至上东山里，但仍未能到达西海岸。因为桥被破坏不能迂回。这些事实，与接连不断的游击活动结合起来，说明了两军的间隙当中存在着兵力不详的大部队，而且随时都可能袭击自己的背后。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并不重视这一点，仍留着这股敌人下令实施圣诞节攻势。换句话说，联合国军是在自己腹中隐藏着癌细胞的情况下起跑的。它的报复，就表现在下一次的败仗之后，没有能够在平壤——元山一线站稳脚根。

幻影一般突然出现的敌人，在粉碎第８集团军的右翼使之不得不向清川江畔后退的同时，迟滞了第１陆战师向长津湖的前进。而且又突然返回，隐藏到北朝鲜军队的屏障的后面去了。对联合国军来说，这两个星期象是一场恶梦。从１０月２５日起，所谓中国军队参战的报告纷至沓来，不久，不幸的报告接连送到。最初将信将疑的联合国军，及至见到吃败仗之后也感到惊愕，不久又变成了恐怖。然而，１１月６日安心之声四起，不久随着心身的平静，又倒吸了一口冷气，同时产生了很大的疑问：“中国参战的目的和尔后的企图如何呢？”在朝鲜的所有侦察机关都开始活动，朝野的谍报网跑遍了全世界。

第８集团军动员其全智全勇力求解开这个谜，是可想而知的。侦察机昼夜２４小时出动，对整个区域进行空中照相，并向四面八方派出了众多的侦察人员。但是，与所作的努力相比，似乎实际效果并不大，这充分证实了战场侦察的限度及它的困难性。第８集团军情报部在仔细研究情况的过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明白了俘虏所说的“第５４、５５、５６部队”之谜。原来是，中国军队为了让对方把实际的兵力看得很小，规定将称呼下降两级使用，即：军叫作“００部队”让人看成团，师看成“营”，团看成“连”。例如：第３８军第１１２师第３３４团，称为第５４部队第１营第１连；第３９军第１１５师炮兵团，称为第５５部队第１营炮兵连。第８集团军以下的情报部，当初完全上了这个简单骗术的当。１１月１日判断“敌人为２个团”也是因为把第５５、第５６部队分别看成１个团的缘故。４日判断为“２个师”，无非是由于了解到五六个部队的番号。波特记者说：“被微不足道的骗术欺骗了”。

可是，１１月１３日，右翼的南朝鲜第２军报告：“捕获了第４２军所属的中国兵”，接着又送来了引人注目的情报：“其后在德川周围也捕获到许多俘虏，但都是属于第４２军第１２５师第３７４团的”。这表明，在长津湖南侧担任阻击陆战师任务的该军，随着第３野战军第９兵团到达该地，已恢复原属的第４野战军第１３兵团的建制；也是中国军队准备发起大规模攻势的征候。不过好象没有引起太深刻的考虑。１１月２０日以前共计捕获中国兵８４人，到２３日为止共计为９６人。综合他们的供词，这些俘虏属于６个军，即第３８、３９、４０、４２、５０、６６军。实际计算起来，计有１８个师即１８万名战斗员参战。然而，这个数字就当时第８集团军的常识而言，是天文数字，是很不可信的数字。麦克阿瑟在威克岛说：“中国东北有约３０万中国军队，但是可以使用到朝鲜的兵力只不过５—６万人”。这种见解就是一般的常识。总认为俘虏的供词有疑点的情报部，选３名俘虏使用了测谎器。调查的细节虽不清楚，但美公开史料作了这样记载： “在研究调查结果的过程中，对于俘虏谈的大部队已参战的供词越来越感到怀疑了”。

结果，第８集团军关于中国军队兵力的判断，虽逐次增加，但距离实际数字仍相差甚远。完成圣诞节攻势准备的１１月２２日的估计是：１、参战目的大概是为保护水丰发电站。２、兵力是６万，不会多于这个数。３、当前在狄逾山脉构筑阵地的敌人，可能采取如下行动中的某一种。（１）为使北朝鲜军队确保防御线实施有限支援；（２）显示武力以迫使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后退；（３）为集中大部队转为攻势进行掩护。圣诞节攻势就是在这一估计的基础上实施的，但是这种情况判断哪一项都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军队掩护行动和大部队集中都已结束，已完成了攻势准备。

在战场上情报不足和过于自信搅在一起，往往会造成重大错觉，这种估计可以说是个典型例子。然而许多人认为，这个判断不是第８集团军独自的判断，而多半是受了总司令部见解的左右。第８集团军的这个判断，固然是以沃克司令的见解为基础作出的，但是云山不幸的原因却是他相信了逐次投入小部队的战术上的失误。据说，即使是在圣诞节攻势之前他仍确信：“中国军队是由以志愿兵编成的少数几个师组成，没有正规的军建制的部队。中国不会正式地大规模地参战”。但是第８集团军的首脑之中，事实上连参谋也有怀疑这一判断的，作战部长达布尼上校就是个代表。据说他坚持认为：“１１月６日以前中国军队的攻势，是为作出大规模介入的最后决定而进行的威力侦察。中国有可能派大部队参战”。

传说作战部受到云山悲剧的冲击，并从中直感到中国军队已真正参战。另外，从每天的情况中出现的敌情得到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军队正在熙川——球场洞—— 云山的三角地带建立基地”。（这个判断大体上是准确的，不过关于基地的所在地判断的有点偏西，所以就直接关系到后面要叙述的德川的败仗）。然而，这个判断大部分依赖于达布尼上校的“直感”，所以没有说服力，以致不能停止圣诞节攻势。上校无论是在洛东江畔的防御时、在转为攻势时、还是在攻占平壤时，都以其发端于经验、统计性的知识和洞察力的“灵感”，准确无误地指导了作战，但是这一次沃克似乎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麦克阿瑟这位总司令的灵感完全押到仁川的赌注上了，而不过是一个参谋的达布尼上校的灵感是无法制止第８集团军的冒险的。

战后阿尔蒙德军长说明：“为弄清中国军队的兵力规模，曾企图以主力发动攻势”，所以，在督促第１陆战师和南朝鲜第１军急进的背景中，也就是抱的这种想法。在古土里以前的战斗中，知道中国第１２４师已全力参战，接着在长津湖畔和赴战湖东侧又与第１２６师的各一部遭遇，但俘虏们所说的第１２５师则去向不明。１１月中旬，平壤铁路局管运输的两个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们是１０月２６日从满浦镇逃过来的。他们说：“１０月１２日以来，中国军队不断通过满浦镇南下。中国军队的运输军官请求运输的数字有２万至４万人，我们估计约有８万人已入朝”。由于这个数字过大，似乎很不可信。因为，在这个山连着山、连一条象样的道路都没有的人烟稀少的偏远之地，进来８万人的大军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军在１１月中旬的兵力估计是“至少有１个正规师”。

而且，陆战师进至古土里以后的战况全面平静，所以，１１月１８日作了如下判断正式提出报告：“敌人的迟滞作战告一段落。敌人将继续后退。因为，敌人的机动无论是速度和方向都缺乏协同，表现出了败退的征候”。实际上，如阿尔蒙德将军追述往事时所说：“当时，我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大规模地正式介入”。

１１月２４日的攻势日接近了，但仍不承认敌情有变化。似乎军的乐观论有把握实现，在２２日的正式报告中说：“敌人作为迟滞作战的一环，当前显然是在构筑防御阵地。现在，中国军队没有进一步增强的征候”。可是翌日（２３日），在下碣隅里的西面抓到了２名中国兵，自称“属于第８９师第２６７团”。他们说，１０日前越过了鸭绿江，因为太苦而投降的。这一证言如果确实（是确实的），那问题就大了。因为，第８９师属于准备攻占台湾的第３野战军，这可以看作是“从全军选拔精锐部队投入战斗”的有力征候。但是，连这样的宝贵资料也没有相信是真的，似乎是满不在乎地放过去了。

攻势开始的前一天即１１月２６日，军的最后结论是：“第１０军当面之敌有１—２个师，完全处于守势，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有变化。但是必须预料到，在进至江界附近时将可能有激烈的抵抗和来自中国东北的空中、地面的增援。”结果，第１０军也同第８集团军一样，过少地估计了（实际的１/６以下）当面的敌人。

后面将要叙述，判断“敌人的兵力在７万以下处于守势”的第８集团军的正面，有１８个师约３６万人的大军虎视眈眈地窥测发动攻势的机会；在判断“敌人有１～２个师在防御中”的长津湖畔，有１２个师约２４万人的大军已完成三重包围的态势。因此，在现实与判断之间就相差５倍以上。那么为什么联合国军没有能够察觉到数十万大军集中、渡江、机动和展开呢？产生这样的疑问是理所当然的。关于这一点，美公开史料作了如下说明：

１、俘虏和居民都提出了大致准确的资料，只是在未得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一种“不会是那样的”先入观念左右了自己的判断。即使是有历史记载的奇袭成功的例子，受到奇袭的一方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发现征候。情报资料中必定包含着真实的情报。因此，情报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从纷繁的资料中发现真实的情报。……而且这并不是不可能做到的。真正困难的是让指挥官和同事相信它。纵然得到真实的情报，如果指挥官不相信它，也是不成其为情报的。２、第８集团军的情报组织可用贫乏二字概括，而现地没有谍报网是致命的弱点。实际上美第２４军驻扎在南朝鲜时曾建立了谍报网，１９４９年５月撤退时解散了。因而从１９５０年春季开始随着三八线不稳定，总司令部又着手重新建立谍报网，但在即将就绪又未就绪之时爆发了战争，在北朝鲜军队南进的同时，一切关系都断绝了消息。所以，南朝鲜地域自不必说，从北朝鲜地域连一点情报也得不到。３、由于情报技术上的缺陷，没有视破中国军队的夜间机动，是致命伤之一。当时的侦察机不能实施夜间侦察，昼间侦察军官与照片判读军官不具备识破中国军队伪装的能力。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术情报之王就是照片判读。熟练的判读人员可从小小的阴影知道部队的大小，从白色的斑点知道火炮数目。在吉尔伯特群岛从便坑的数目算出了兵力，而误差在２０名以下；甚至有四国的１/４面积的莱特岛的兵力都估计得相差无几。这样，太平洋上的战术情报就接近完美无缺了。然而，这时的第８集团军，不用说这种机构，连飞行人员和判读军官也都没有。急急忙忙召集来的老侦察军官和判读军官，也由于五年的岁月失去了他们的敏感性。除了上述理由之外，美国引为自豪的无线电谍报未能把握住中国的动向，似乎也是一个原因。说“太平洋战争是密码的胜利”的谍报人员，在这次战争中没有用武之地。中国军队可能怕重蹈国民党军队的覆辙，几乎没有使用无线电。这样，中国军队与巧妙的夜间机动相结合，奇袭就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中国军队的土工作业能力、伪装术、人海战术等值得大书特书的特点不少，但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这种机动力。

中国军队的机动以军为单位实施，许多军以１６—１９个夜晚的连续行军行程４５０—５００公里。据说有的师在弯曲的山间乡村路上１８个夜晚行程５１８公里，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夜的行程就有约２９公里。而且行军是在１９时至３时进行，５时３０分以前完成对空遮蔽等，所以时速为３．６公里。作为夜间行军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的。这种机动，乍一看很原始，但却是奇袭以现代军队而自负的联合国军的主要因素。这种机动力也是使联合国军队未能在平壤——元山一线站住脚的重要原因。

就中国军队的参战目的及其兵力加以最彻底的分析和研究的，是现地的最高司令部——麦克阿瑟司令部，它的１０月底至１１月的判断成了决定美国军事政策的主要因素。这看来好象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是个例外。因为说起来，美国搜集情报的责任和决定政策的范围，是按以下系统分工的：作战军队（第８集团军、第１０军）：当面的战术情报；战区军队（远东军、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战区的政略、战略情报；陆军部、中央情报局：世界性的政略、战略情报；总统（直属助理官员——各部部长、联合参谋部首脑）：最终的根本的形势判断和决定政策。

这种责任范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的，对德战争和对日战争都是按这个系统进行的，多次实施的登陆与空降作战大纲[何时、何地、以多大兵力、为何目的登陆]在原委和习惯上都是由华盛顿决定。可是只有这一次战争没有能够遵循这种系统和习惯。因为，无法得到有把握的有助于决定政策的情报。这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空白时期，大概是以往对中国的政策和对中国的看法造成的这种情报上的缺陷。因此，直接与中国军队对阵的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情报资料最多，所以认为可靠性大也不无道理。从结果上看，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判断固然犯了很大的过失，但当时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华盛顿的机关没有得到可以否定麦克阿瑟的判断的资料。这样看似乎才符合事实。总之，当时的华盛顿并没有能够就其情报上的缺陷，适时地给麦克阿瑟以正确的指令。因而麦克阿瑟只能边揣测华盛顿的意图和见解边采取应付局势突变的措施。

因此，在１１月上旬形势发生剧变时，麦克阿瑟的判断当然也就成了决定美国军事政策的基础，不过这是例外的，是华盛顿所不喜欢的。而且，让麦克阿瑟将军有一种把整个手脚都束缚起来而不能进行类似政府的指导的印象，甚至因此而对这场战争的指导有畏惧心理。同时，在这一点上也因此而使第三者产生一种“麦克阿瑟强制着华盛顿”的印象。

战争一爆发，总司令部就理所当然地对中国表现出关心，６月２８日即战争的第４天，在它的情报记录中第一次出现了有关中国军队的记述：“北朝鲜军队有可能得到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中国军队的增援”。而且７月初在向华盛顿的报告中预告：“如果中国军队参战的话，为了切断它的后方可能需要战略空军的支援”。８月—９月上旬，总司令部估计：“在中国东北有正规军约１１．６万人”。并注视着第４野战军的动向，传说它在结束海南岛作战以后正在北上，这方面的情报多半来自台湾的国民政府和香港的消息灵通人士。这些情报，现在看来，时时刻刻有正确的情报传来，但是这种情报当中包含着附属的、以一般常识难以理解的、以及明显地看出是误报的情报资料。

例如：８月２９日关于“中国军队的４个军已越过鸭绿江，在北朝鲜展开”的通报，其情报来源的可靠性就值得怀疑。９月８日，北朝鲜军队对釜山防御圈阵地的９月攻势大体达到顶点的时候，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提供的“北朝鲜军队的９月攻势不如愿时，林彪指挥的第４野战军有介入的危险。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可能作为北朝鲜军队的一部分参战”的情报，现在考虑起来还是完全得当的。然而，如已所述，由于按美国的合理观认为“失败后介入是逐次加入因而不合理”，和因有一部分难以置信的情报就全部认为不可信，所以这种宝贵的资料也被忽略过去了。９月中旬在仁川登陆之前，总司令部了解到“７月中旬的北京会议上，中国决定向北朝鲜提供军事援助”，接着得知１０月１日周总理声明：“如果联合国军越过北部边界，人民军决不会坐视不管”，于是判断：“中国政府显然在为朝鲜问题而焦虑，把联合国军向鸭绿江前进看作是对本国主权的重大威胁”。总司令部对周总理这一声明作了极其正确的判断，但却未估计到中国可能采取哪一种手段。

在夺回汉城以后的９月３０日的记录中写道：“中国政府在８月１４日的最高首脑会议上决定，做好介入朝鲜战争时的准备，要准备２万人的野战师”。正如后面所说的那样，这个情报是准确的，与第３８、第４０军进入中国东北的情况完全一致。接着１０月３日，从华盛顿和印度的尼赫鲁总理那里了解到周总理的如下声明，他在召见印度的帕尼克大使时说：“这场战争是内战，所以没有理由责怪南朝鲜军队越境北上，但是，如果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话就要参战。”当时从北朝鲜的战俘营逃出来的美国军官也报告：“我们受到３名苏联军官的讯问，９月２２日讯问我们的中校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话，共产党新的部队就要介入’。”

这样，１０月５日，总司令部才第一次决定，将搜集中国的情报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是骑兵师越境北上的５日以前的事情。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到第２天（６日）就降为第２位，９日降为第３位，在完成包围金川的１４日再度上升为第１位。所以，当麦克阿瑟将军在威克岛作出乐观的判断的时候，情报部已全神贯注于中国了。如前所述，从９月中旬至１０月上旬，真假混杂的资料纷纷而至，情报部全力以赴地进行分析研究，他们长期研究的结论，在１０月１４日的情报记录中，以“情报部长威洛比少将在参谋会议上发表的正式见解”为题作了记录。“中国在东北集中了９个军——３８个师。苏联不会直接介入。因为在经济上是不利的。如果有介入的必要，可能让中国军队介入。我们的情报机关已集中一切力量注意难以捉摸的林彪和鸭绿江畔，但是无法获得可靠的资料。中国领导人发表的‘如果美军越过３８度线就介入’ 的声明，是策略之类，是试图阻止美军北进。然而，如果万一中国的声明表示的是它的真实意图，那就是克里姆林宫和北京定下的战争决心，所以在我远东军能够搜集到的情报范围中，属于不能判断其真伪的高级情报的性质。但是，中国军队集结在东北是现实问题，仅仅沿鸭绿江配置的即达２４个师之多，所以如果介入，安东附近的军首先入朝的可能性大。最近，韩国军队占领元山（１０月１０日），给敌人以重大的影响，使其整个防御态势陷于危急。当北朝鲜不能恢复其态势的时候，中国和苏联既有反复宣布其不断给予关心的原委和如意算盘的本领，同时为了恢复失去的卫星国，特意进行高昂的投资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

１４日的这个参谋会议，大概是为麦克阿瑟参加威克岛会谈做准备的。威克岛会谈的主题，是战争结束后朝鲜的复兴问题和西欧的防卫问题，麦克阿瑟连希望带愿望地报告了他对作战的预料：“战争在１１月２３日感恩节以前结束，想在圣诞节之前让第８集团军返回日本”。在分别之际，还回答了杜鲁门提出的关于中国、苏联介入的问题。他说：“介入的可能性极小。如果在８月或９月介入，可能会取得决定性的效果，但在北朝鲜军队被击破，我军事态势已经完成的今天，就过迟了。中国在东北地区的兵力有３０万，其中在鸭绿江畔展开的估计为１０—２０万。然而，可以越过鸭绿江进入北朝鲜的兵力不过是５—６万人。……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为了确保平壤而南下，那将会遭到历史上最大的歼灭战。苏联几乎没有介入的机会，没有必要害怕。”

麦克阿瑟以自己的表达方法，将上述参谋会议的结论作了这样的概括。关于这种判断的错误，麦克阿瑟受到社会的批评固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仅指责他个人作了这种错误判断在看法上就过于苛刻了。因为，他在１９５１年５月美国上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上作证（一般叫作麦克阿瑟听证会）时的发言，提请人们考虑过这件事情的责任所在。有人质问他在威克岛的发言时，他说：“的确，我说过‘介入的可能性极小’。然而，那是从纯军事角度谈的专门意见，中国一定会从自己能力上判断：‘如果介入朝鲜，美国就可能攻击华北通往东北的补给干线，从而国内陷入大混乱。’这种担心将会使他们犹豫不决。就是说，如果只是从军事上考虑，中国不会下决心做这种等于自杀行为的冒险的介入，但是，根据政治上的原因，就可能不分是非善恶地介入了。然而，这在性质上应该是政治判断的问题，而不属于远东军的情报责任范围。作为远东军总司令官，我只是从战略角度申述了自己的判断，关于中国介入的最终责任，……”

显然，这里涉及到了总统的责任。实际上，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发表这个意见时，在场的陆军部长佩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们，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布莱德雷还问道：“朝鲜的兵力什么时候能转用到欧洲？”当麦克阿瑟将军回答：“第２师现在就可以转用”时，他作出了满意的表情。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当然也就认为自己的军事判断和华盛顿的政治判断是一致的。有这个印象，就可能对判断中国军队的兵力和定下圣诞节攻势的决心产生影响。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没有理由单单责备麦克阿瑟将军。

占领平壤的１０月２０日，在情报记录中，作为可靠方面的情报记载着：“在国境展开的约４０万中国军队，可能于１８日或２０日进入北朝鲜，需要进行警戒”。这个“方面”是哪个方面？不便明讲，大概是中央情报局吧。美国的对策是大规模地加强鸭绿江畔的空中侦察，其侦察结果是这样记载的：“庞大的汽车纵队间隙地（时常）运行，但不能断定是大部队移动”。如已所述，空中侦察完全没有查明它的情况。１０月２５日、２６日，总司令部正式非正式地透露了中国军队出现的消息，但这两天的记录尽管承认了中国兵出现的事实，却是作为次要的游击战部队对待的。

报纸充分记录了当时的气氛。日本的报纸报道中国军队介入是１０月２７日。据２６日总司令部的发布与现地的特电刊载如下。其版面构成是：“向朝中国境进击/第１军下令”.这是标题，登在头条位置，长达四栏。接着，列出的标题是：“韩国军到达国境？”以三栏的长度作了报道。关于中国军队介入的问题，只用两栏作了如下很不显眼的处理： “与中国军队冲突/发往汉城的无线电报告/向国境进击的韩国军”。而且在说明中写道：“据说韩国军队与大约５０００人的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可是总司令部已将数不清的谣言完全否定了”。这就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气氛。

总司令部的情报记录，在第２天即２７日才第１次记录中国军队的介入情况。其中记录的“中国军队已参战”，是２５日捕获的俘虏１、２、３号的陈述，但在评价栏内写道：“是俘虏的陈述，无法证实，所以不可信”。知道结果的人，常批评他们无能或先入为主作怪。然而，在当时大概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单单靠两三个俘虏的话，是不能够确定中国介入这样一个政治上军事上的大问题的。在２８日的记录中，作为研究的结果写道：“从战术观点看，中国介入的时机已经过了。即使中国有介入的意图，坐等北朝鲜军队被歼灭到如此地步再介入，是难以置信的。”

是反映了这一判断吧？２８日的《朝日新闻》作了如下报道：“美军近日重新配置兵力/以朝鲜撤退的军队加强西欧”（四栏头条）“美军不向国境前进/杜鲁门总统表明”（中间加边框）另一方面，又以“各国军队、可向任何地域进击”为题用两栏长度报道了总司令部发言人的谈话，可以看出华盛顿与东京的矛盾之一端。而且第二天即２９日，以三栏的长度报道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关于中国军队介入的见解：“联总司的中共越境说/难证实的联总司见解/在华的朝鲜人？”它坦率地转达了当时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情况判断。不知为什么？从３０日至１１月１日的３天之间，没有见到战况报道。

１０月３１日的情报记录中，记载了第８集团军抓获了１０名俘虏、和南朝鲜第２军已被歼灭的情况之后，写道：“战争由于中国军队介入趋于严重化了”，好容易才开始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然而，总司令部在今天（３１日）以前向国防部报告的内容尽管谈到了事情的细节，但结论却都是以否定的口吻写道：“没有中国军队入朝的确凿证据”。因此，１１月１日傍晚第８集团军的后退报告，使麦克阿瑟将军以下的总司令部首脑感到吃惊。本来认为敌情并不严重，为什么第８集团军必须要一股劲地后退呢？不知道理由是什么。总参谋长希克给第８集团军参谋长艾伦打了个冗长的电话，听取了具体情况的说明之后，据说才弄明白。３日的《朝日新闻》以四栏版面刊登了气势很大的报道：“美２４师向国境快速进击２２公里”；仅以很小的版面报道了“北朝鲜出现喷气式飞机”。

然而，在清川江畔的战况真正紧迫的１１月３日的记录中，才第１次提到中国的兵力：“中国在东北的总兵力达８３．３万人，其中４１．５万人是正规军。进入朝鲜的中国兵合计推定为３．４万人，当前有１６５００人在交战”。重视战况的五角大楼，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急电：“对中国军队正式参战有怀疑，已成为华盛顿重大关心的问题。想听取您的意见”。麦克阿瑟将军翌日（４日）作了如下回答，表明了自己的判断。“现在，确信中国介入的实情给予评价是不可能的。综合来自前线的报告，认为有以下各种可能的行动：１．中国政府公开声明之后全力介入。２．中国政府暗地里给予军事援助。但出于外交上的理由，尽可能隐蔽其事实。３．中国政府派遣少量的志愿兵，援助北朝鲜军队保住最后的根据地，并使其受到激励。４．现在这样的介入，大概是从判断联合国军不致推进到鸭绿江畔而实施的。但是，现在的兵力要达成目的就太少了，所以估计可能采取类似打扫战场的行动。

第一种可能的行动，意味着定下最大的国际性的决心，其可能性也是明显的。许多外交通告也预言了。然而，因为有否定它的基本的合乎逻辑的理由，所以在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之前，不能肯定这一说法。后三种可能的行动、或这几种行动结合采用，现在看来可能性最大。我认为急于作出结论是危险的。我相信，在掌握更多的军事事实之前，应等待最终的判断。”对于这一回答，杜鲁门总统自己记载：“他说急于下结论危险而表示反对，关于中国介入会发展成新战争的可能性，认为特别要打折扣”。但是，总统未发特别的指令。

还是在３日那天，五角大楼另拍来电报质问：“如何解释１１月１日的北京广播？”所谓北京广播，是指中国各政党的联合声明。该声明说：“联合国军队进入北朝鲜，是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中国人民应以最大的努力抗美援朝”。总司令部情报部给五角大楼的回电说：“我们认为，那个声明充满了豪言壮语，……只不过是中国的骄傲自大”。然而，在５日清川江畔的危机达到顶点，对中国军队来说是攻势的最后一天，其报告的调子却悲观起来，说：“中国军队无须特别准备，随时都有发起大规模攻势的可能”。６日即中国军队后撤之日，麦克阿瑟将军才第一次发表了关于中国军队的正式声明。声明说：“共产主义者，利用我们不允许到达的圣地（指中国东北）……不发宣战布告，就让与这场战争没有关系的外国共产党军队进入了朝鲜。……竟敢采取了无视国际法的最卑劣的行动。……而且在中国东北这个圣地，集中了随时可以增援的庞大兵力，并从那里支援北朝鲜作战。……”“敌人巧妙地设下了圈套，但是由于现地指挥官的敏锐眼光和灵活的指挥以及部队迅速的机动，以最小的损失回避了。”“然而，我们的任务是，……只限于为达成联合国的目的，歼灭当面之敌”。这个声明，是正式确认中国介入，并责难其非法的，但其言外之意却显然是在争辩：“由于华盛顿不允许侦察中国东北，才形成这种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