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对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第11卷第4期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8月JournalofZunyiNormalCollege

Vol.11,No.4Aug.2009

战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对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杨

娟

（遵义师范学院马列部，贵州遵义563002）

摘要：战后美国基础教育进行了认知结构主义改革、人本主义改革和建构主义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通过对这三次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及措施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究，并分析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状，揭示其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战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启示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583（2009）-04－0064-04

TheRevelationoftheInfluenceoftheUnitedStates’Elementary

EducationReformonChina’sElementaryEducationReformAfterthe

SecondWorldWar

YANGJuan

(Marxis-LeninismOffice,ZunyiNormalCollege,Zunyi563002,China)

Abstract:TheUnitedStates’elementaryeducationhasmadecertainachievementsthroughthereformsofcognitivestruc－trualism,humanismandconstructionalism.Byexploringthehistoricalbackgrounds’ofanalyzingthethreereforms,theo－reticalbasisandmeasuresandthestatusquoofournationalelementaryeducationreform,thispaperlaidbarethehelpfulrevelationoftheinfluenceoftheUnitedStates’elementaryeducationreformsonChina’selementaryeducationreform.Keywords:aftertheSecondWorldWar;elementaryeducationofU.S.A;thereformofChina’selementaryeducation;revelation

面向21世纪，国际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提高有赖于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而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则取决于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质量。1993年我国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谁掌握了21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战后美国进行的三次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当前以实施素质教育为指导的基础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战后美国的三次基础教育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初期，美国整个教育界受到杜威等教育思想的影响，学术教育得不到重视；美苏由战时盟友走向敌对等等，这些都促使美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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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娟，女，湖南洞口人，遵义师范学院马列部讲师。

反思。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基础教育经历了三次改革浪潮。第一次是50年代末60年初的认知结构主义改革；第二次是70年代的人本主义改革；第三次是80年代至今的建构主义改革。

1.认知结构主义改革

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国防教育法》的出台，使美国认知结构主义改革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布鲁纳的结构主义课程论理论对整个认知结构主义改革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它是一种以开发智力，培养科技人才为宗旨的教育思想。布鲁纳在改革一开始，就鲜明地提出了其改革思想，即要解决有限的学习时间与无限的知识增长之间的矛盾，必须将学生掌“不仅握学科的基本（知识）结构与开发智力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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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育成绩优良的学生，而且要帮助每个学生获得最好的智力发展，教育旨在发展潜力。一方面，教育过程向学生传替作为组成人类文化的总和的某些部分，形成个体的生活能力、自觉性和生活方式。教育还必须寻求发展学生的智力以便学习者有能力去超越现有社会的文化水平，以适当的方式革新现有的

文化以营造本身的内在文化体系。”[1]

其指导思想的

主要内容是：一是革新课程内容，力求现代化，着重教授每门学科的基本结构；二是选取螺旋式课程的编制形式，打通中小学和大学同一学科的界限，强调基本学科的早期学习；三是广泛采用发现法：注意发展学生的直觉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对学习材料本身的兴趣等等。

2.人本主义改革

由于认知结构主义改革忽视教师的作用以及编制的教材脱离师生的实际水平，再加上战后60年代中后期，美国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而以失败告终。基于对认知结构主义改革“非人性化”的批判，主张“人本化”的人本主义改革理论的兴起，引领了60年代中后期人本主义的改革。人本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存在主义和马斯洛的“第三思潮”。它把存在主义者追求“人的存在”之观念作为核心内容，并以动态的观点发展了“存在”的概念，把“人的存在”看成人的潜能得到实现的一种能动的过程。在情感发展问题上，它也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家布贝尔提出的著名的“我与你”（I-YOU）关系理论，强调师生之间的对话。[2]人本主义改革适合学习者的需要，把学生作为整体的人看待，倡导思维、情感和行为的“统合”，强调个性和自我实现的个人价值，提倡为学生提供有个人意义的学习内容。

但也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在理论上，人本主义改革理论过分夸大自然潜能的作用，没有看到“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3]忽视社会对学生发展的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必然制约的一面，这种制约又影响到人整体的发展，使人的自我实现最终难以如愿。人本主义课程论者对课程评价作了大量的探索，设计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评价方法，如“陈述性报告”、“学习档案法”“、契约评价法”“、自我评价法”等等。这些过程方法强调多元化评价，注重学生的积极参与，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和评价过程。总之，这是一种以“促进”而非

“检查”为宗旨的评价，有助于帮助学生“打开他获得经验的道路”。[4]人本主义改革的评价方法对促进评价方法的多样化起了开先河的作用，至今仍具有

极大的现实意义，这也是人本主义改革对现代课程理论的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3.建构主义改革

1983年美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发表了《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揭开了80年代美国教育改革的序幕，掀起了美国战后第三次基础教育改革的浪潮。这次改革在吸取前两次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向综合治理阶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基础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是

“大众教育”，与20世纪60年代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这次改革强调“科学为人人”，要求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此次改革理论基础是建构主义。

80年代是美国“基本的智力训练与学术性学科教学”的年代，其核心是“优异”与“质量”。进入90年代，美国继续致力于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在《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的指导下，美国教育界又掀起了一场以建立全国统一课程、提高教育质量为主旋律的新一轮改革。

进入80年代，美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课程结构的调整。课程结构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也指出：“造成美国长期教育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课程上的问题。”因此，美国80年代基础教育改革首先从抓课程结构的调整入手。

改革后的中学课程加强了必修课程，减少了选修课程，在保证一定的必修课的前提下，又给学生留有选课的余地和自由。这一措施对改革美国中等教育长期以来在课程设置和选课自由化的不良倾向上起到了很好的扭转作用，对保证美国基础教育的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我国目前基础教育改革的现状

世纪之交，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国际基础教育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改革也轰轰烈烈地进行。毫无疑问，当前基础教育改革是我国21世纪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关键所在。

1.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已取得的成绩199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都提出了改革现行基础教育体系，研制和构建面向新世纪的基础教育改革的任务，第一轮基础教育改革也开始启动。理念的创新是本次改革的一个最显著特点。新的改革理念提出要充分关注学生的态度、情感与价值观的形成，注重学科的综合性与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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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性，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显示情境，注重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性，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的三级课程

管理。

[5]

2003年3月对13个国家级改革试验区的教师和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当前基础教育课程取得了一些成就：教师教学观念和方式有所转变；学生学习表现出合作、探究与交流的学习行为；学校评价追求多元性、过程性和发展性评价；学校呈现出教师合作的文化氛围。[6]

2.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必将对我国未来的基础教育改革带来深远影响，对推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素质教育的实施，为培养新一代创新人才发挥重大作用。但是，基础教育改革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攻坚战，对于新理念、新教材、新教法，必然要和一些旧有的一切教学观念、教学模式发生激烈的碰撞和摩擦。目前在改革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

）高考、中考改革滞后要落实基础教育改革，就要重视考试改革。在调查中发现，高考、中考几乎成为制约改革理念真正落实的一个瓶颈问题。教育行政管理者、校长、家长、教师，尽管他们处于改革的不同层次，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即是考试。高考和中考作为一个导向，一根指挥棒，对于改革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羁绊与束缚。

只要国家的高考、中考仍然保持原有的取向，学校、教师就不可能真正贯彻落实改革精神。当前，

要促进基础教育改革，国家急需出台与新改革理念相应的考试政策，进行考试改革。

（2）教师面临的压力重重

主要表现在：第一，超负荷的工作量。调查中发现，有92.2%的教师反映“工作量”有所增加，普遍反映感觉教学工作负担重，心理压力很大。第二，教师学历亟待提高。教师学历影响着教师对新改革的适应性。一般来说，学历较高的教师对新教材比较适应。而现实的情况是教师提高自己学历的机会相对较少。因此，应该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在职进修机会。第三，教师培训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教师培训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忽视了教师专业发展中的自我需要与意识。二是培训的内容与形式难以符合教师的需要和特点。三是缺少教师专业发展的网络组织。[6]

（3）课程资源严重匮乏

课程资源对基础教育改革至关重要，课程是基础教育的核心，因此，要充分挖掘课程资源，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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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施所需要的空间、材料、设备、环境、场地进行改善，保证基础教育改革顺利进行。

因而，为保证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健康、持续地发展，借鉴战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三、战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对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启示

通过对战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

措施及成败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究，总结其得失，并揭示其未来发展趋势，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1.要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危机意识与基础教育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

美国的整个基础教育改革与国家的危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的教育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被揭示出来似乎只有美国才如此尖锐，其他国家没有与整个国家的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如果承认美国教育在危机中，并导致国家在危机中，恐怕多数国家也得承认自己的教育在危机中，并导致自己的国家在危机中。只是有的国家视而不见，满足于自我陶醉罢了。中国的教育存在着各种各样地问题，但每次教育改革都没有把教育危机与整个国家的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

危机的警钟也应对我们敲响，真正的危机不在教育问题的严峻，而在于我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多一分危机感，多一分批判，我们就会多一分成就，多一分强大。因此，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应该与国家的危机联系在一起。

2.加大财政投入，保证教育经费

教育的发展需要经费，教育的改革也需要经费，而经费的来源应该是多渠道的，不仅要求政府增加拨款，也要求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捐钱捐物支持教育。目前美国对教育的总投入已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9%,各州的教育经费也有明显的增长。而中国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有限。

3.地方、国家管理和学校管理相结合

从战后美国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美国的基础教育已形成了国家建议、州级标准、学区决策、学校实施的一体化的教育管理体制，这也是当前世界各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趋势。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完全用大一统的要求，显然不能满足不同地区学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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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需要。因此，本次改革要妥善处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建立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管理体制。三级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是：国家制定发展总体规划，确定国家管理体制，宏观指导。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国家的总体设置，包括地方课程的开发与选用：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课程。这样，使基础教育改革更适合我国不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更有利于调动学校和教育的积极性，使学校办学更有声有色，学生发展更有特长。

4.改变教育理念，加强师资建设

战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表明，如果在教师群体中，没有观念与实践上的深切变化，改革就很难成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都是由于教师对改革的新理念没有正确理解、充分把握，而且教师的能力亦不能胜任新任务。联系目前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确实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

例如，在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上，政府和学校都应在时间与经费上提供保障。教师的人事管理制度不完善，不少地方教师待遇偏低等。就教师的继续教育而言，尽管各级政府都纷纷出台相关文件，要求各级政府与学校为教师的继续教育在实践和经费上提供保障。然而，由于执行力度和监督力度严重失衡，许多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没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不少文件都只能是“空中楼阁”。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教师质量的不断提高，进而直接影响了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因此，加强师资建设，成为目前我国推进基础教育改革的紧迫任务。可以通过多级多元培训，转变教师的教学观念，使教师认识到师生互动的重要性；此外学生的学习过程不仅是一个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展示聪明才智、独特个性、创新成果的过程，教学不仅是教书，而且还要育人，特别要关心学生道德生活及人格的培养。

5.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形成良好的尊师氛围纵观战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我们可以看到教

育改革的问题应提到国家的层面来对待，并应举全国之力，动员全社会来参与，才能取得较好的整体效果。

而在我国，由于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主要是教育家以及政治家，缺乏广泛的社会参与，最终使改革停留在形式上。我们目前迫切所需要的是充分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和支持基础教育改革，形成专家、行家、教师和广大师生、家长相结合的改革队伍，为推进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添砖加瓦。

尤为可贵的是，党和政府在21世纪基础教育改革中已充分注意到这一问题。

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明确强调：建立教育部门、家长以及社会各界有效参与课程建设和学校管理的制度。[5]有了这样良好的开端，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将会迎来美好的明天。

当今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已开始，它不仅牵涉到观念层面的问题，而且要解决的往往是长期积累的问题。改革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次改革尽管面临诸多来自旧观念与旧体制的抵抗，只要我们坚持将改革的新理念与实践紧密结合，贯彻到底，一定会看到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的胜利曙光。

参考文献：

[1]（美）布鲁纳.教育过程[M]．邵瑞珍，王承绪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30．

[2]单中慧．西方教育思想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970-97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8．

[4]（美）罗伯特·梅逊．西方当代教育理论[M]．陆有铨译．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4．234．

[5]钟启泉，崔允郭，张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15．

[6]教育部“新课程实施和实施过程评价”课题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成就、问题与对策－部分国家级课程改革实验区问卷调查分析[J]．中国教育学刊，2003，（12）：10．

（责任编辑：魏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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