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青春岁月

　　那些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自愿走向农村的年轻人，注定将在70年代末之后的中国变革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他们在乡村已进行了深入思考，讨论，现在他们要寻找实现抱负的入手之处 　　 　　汇聚 　　 　　当孙方明第一次到达河南的那天，他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 976年的1月8日，他在火车上听到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从这个日子开始，中国连续地出了太多的大事。 　　其中也许最为重要的是“四五运动”。4月5日这天，天安门爆发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示威，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被再次撤销一切职务。 　　参与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有不少是从农村回来的知青。比如贺延光。他当时已经是北京市崇文区工业局最年轻的党委委员，崇文区化纤厂革委会副主任、团支部书记。他带头往广场送花圈并举行悼念活动――后来，贺延光被捕，几乎被枪毙，在四人帮倒台两个月后获释，成为这一事件中的英雄。 　　这一天，汇聚到天安门广场的，还有邓英淘、高晓蒙等日后在改革开放中崭露头角的青年人。张木生的同学李零――日后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75年从内蒙古回到北京，那一天也在天安门广场的现场。 　　这一事件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及其背后的政治构想，已经在人们心目中丧失正当性了。中国必将要换上另一条轨道，而一群又一群青年人为此进行着大胆且认真的思考。 　　“文革”后期，北京已有了很多沙龙，参加者多是回家探亲的知青。他们急切地交流着各自的见闻、思想。李零回忆说，“当时聊天是主要的精神享受。大家关起门来，什么话不说?品鉴领导，纵论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漂亮女孩，也是很多人的兴奋点。……外面天很冷，但屋里很暖和。强烈对比下的温暖，让人‘心里头热乎乎’。我们是在时代的洪流之外，寻找另一番天地。” 　　“沙龙都是地下的。我们的幻想，就像石板下的草籽，是从石板的缝隙往外长，只等春天的来到。上世纪80年代，很多东西，从地下变地上，全是从这种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我说，革命的种子早晚要发芽。”历史确实如此。 　　不过，真正让他们汇聚起来，成为一支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力量的、还是高考制度的恢复。 　　陈锡文，1 968年9月由上海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先后在生产连队当农工、文书、营部书记、新闻干事。1 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 　　邓英淘，毕业于北京景山中学，1 974年到河南插队，1 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 　　罗小朋，1 97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后，到河南农村插队。1 978年的次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读研究生； 　　周其仁，1978年1 0月走进了人大的校门，从此踏上了他的经济学家之路。 　　 　　“改革四君子” 　　 　　上学以后周其仁发现，周围同学中有那么多人与他经历类似、观点相投，说起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对“文革”的总结，他们一拍即合，很快成为朋友。他们的家庭背景并不相同，有许多是干部子弟，但也有不少来自平民的知识分子家庭。如果没有这场“文革”，他们或许不会成为一个圈子的朋友。但是“文革”和下乡的共同经历，把他们推到了一起。 　　“1 978年10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大学里的气氛非常活跃。”周其仁这样回忆。 　　人民大学距北京大学不过数里之遥。当时的大学生流行到外校听课。周其仁就是通过这样听课，结识了不少外校朋友：有北京大学的学生邓英淘、老师杨勋与何维凌。通过朋友介绍朋友，他们又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小强、王小鲁；北京经济学院的江北辰、杨冠三等等。周其仁还与人大资料室老师白若冰成为朋友。白若冰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对理论问题有浓厚兴趣。后来周其仁才知道，白若冰的父亲与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是老战友，这成就了杜这位中共老资格政治家与这批青年学子间的一段缘分。 　　当时聚集在北京的，还有通过各种途径来的青年才俊。翁永曦本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一个村子当大队书记，1979年，经北京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重新分配，他回到北京进《农民日报》当记者。在内蒙古一个商业学校当教师的知青张木生，通过研究人员招考，于1980年回到北京，进入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 　　由于不少青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这里也成为思想的另一个“策源地”。 　　时过30年后，当年的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生黄江南回忆道：“当时研究生院还寄居在北京师范大学，社科院的朱嘉明、王小强、王小鲁和我，还有两个女生李银河、林春，一共十来个志同道合的关心国家大事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经常骑车到香山，将讨论与郊游结合到一起，兴之所至，还会翩翩起舞。王小鲁和他太太就是在某次聚会中认识的，我们一致认为他是最大的受益者。” 　　这些讨论原本是在一个较小圈子里进行的，后来黄江南认识了翁永曦，他希望将他的一帮朋友也带到这个圈子里来，于是约定一个时间，在《农民日报》开了一个“青年经济问题讨论会”。没有请帖，没有固定的参加者，但黄江南回忆。那一天，“三五十人挤了满满一屋子，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趣味相投，意犹未尽，于是相约再组织第二次。” 　　第二次聚会也是一个星期天。这一次的与会者大概有上百人，“很多人慕名而来，因而有不少生面孔，很多人虽然不认识，但凭借着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头儿，会议又很成功。”后来他们再搞讨论会时，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就借了北京市委党校的礼堂，礼堂里满坑满谷，与会者大约千人左右。 　　身处一个刚刚走出灾难的时期，青年人抱着希望，在急切地寻找中国的出路。但他们的取向各不相同。 　　翁永曦后来与黄江南、朱嘉明成为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们研究的，都是宏观的国民经济问题。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宏观经济该怎么调整?我们觉得，在研究整个社会中的问题时，我们除了有研究现实、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还应该有一个研究历史的。”翁永曦回忆说。林春介绍了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助理研究员王岐山。 　　于是，这四个人成了一个“托拉斯”式的小小联合体，“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时候在王岐山那儿，有时在我这儿，我这里的办公室大。”翁永曦说。他们很快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 　　1 979年，高层提出建设十个“大庆”，30个“大化肥”……摆出一个“大干快上、大跃进”的局面。这几个青年却清醒地意识到，计划经济必然不断经历平衡――结构失调――危机――再平衡的发展规律。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当时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调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不应该大跃进，而应采取危机对策。后来，他们在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问

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了后来流传甚广的24字方针：“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 　　报告直达中共最高层领导手中，受到首肯。陈云同志将“舍发展”的“舍”改为“节”，更显准确，并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正式引用。后来，他们四人有了“改革四君子”的美称。 　　 　　在北京思考农村 　　 　　另一些年轻人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农村的难题。 　　来自贵州的孙方明回忆说，当时，“有些人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比较关心，他们就老聚集，这帮人越来越接近。有一些人可能对中国农村问题比较感兴趣，那么慢慢地在这个过程中，这部分人逐步就聚集起来了。”青年人开始各有所专，一部分人更关心从政治改革上来改变中国，另一部分人更关心以经济改革来发展中国。 　　那么。经济改革从哪儿入手?那些从农村返城的年轻人很自然想到了农村。“我们这部分人选择农村问题做研究突破口，是个‘无选之选’。”孙方明说，“我们都曾经历上山下乡，对农村有很深的理解，我们都是经过独立思考而选择这个方向的，从心里觉得这一块很重要，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系统里面，农村是一个苦难深重的系统，相对来讲，它又是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我们的经历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感悟深度，决定只能选这个方向了。” 　　到1 978年时，陈一谘已在河南农村待了10年，担任河南驻马店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但他的政治抱负和眼光远在一个公社书记的范围之外。他与北大的朋友们依然保持联系，包括另一位北大青年教师何维凌――他后来成为这个圈子中思想上的灵魂人物，陈一谘则依然是主要组织者。 　　陈一谘的回京实际上走了“上层路线”。陈一谘不是干部子弟，但他的许多朋友是。早在1 975年左右，他就通过邓英淘认识了其父邓力群。他们之间有过不少交流，邓力群对那时陈一谘的思考与见解很欣赏。在他和胡耀邦的促成下，陈一谘得以进入中国社科院的农村经济研究所，到人民公社室担任研究人员。 　　回到北京，陈一谘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青年思想沙龙的中心。张木生是这个经常聚会的团体中的重要成员。张木生对马列著作研究下过很大功夫，在这一群人中，有个“马家枪”的绰号，就是说他的马列理论造诣非同一般。研究马列是当时的青年精英们倾入精力、展现才华的一个重要领域，李零当年也有《(论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合著)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中的唯物主义原始表述》的长文问世。 　　陈一谘与周其仁建立起直接联系，是通过周其仁的一篇关于农村问题研究的投稿，这篇文章后来被转到了中国社科院的一本叫《未定稿》的内部杂志，该杂志的编辑之一就是王小强。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成员。 　　1979年7月，郭崇毅，安徽省一位政协委员，带了一份介绍农村“包产到户”的材料来到北京。“包产到户”在当时还是非法的，各个单位避之惟恐不及。经过多番曲折，郭崇毅找到了社科院，见到了陈一谘。两人谈得非常投机。 　　这次谈话，促成陈一谘启动关于“包产到户”的农村调查，农村改革也终将从农民的自发创造开始变成政府的普遍政策。(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