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和主要途径

作者：刘崇顺

武汉学刊 2005年08期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根据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什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接着又提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它的现实根据是什么?有什么现实意义?我们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和谐社会是自古以来人类普遍追求的基本的终极价值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社会 的一个普遍性原则。

　　什么是和谐社会，人们已经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归结起来，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 的社会，美好的社会，是一种良性运行的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 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今天的追求是昨天的继续、明天的开始。从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和 谐思想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人类在历史上曾经作过的追求。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文 化中关于“和为贵”、“君子贵和”、“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合而为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治乱兴衰”的思想，关于“修身养性”的思想，关于“不 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关于“大同社会”的思想，等等，从各个不同的侧面 诠释着“和谐”这个概念的丰富内涵。这些原始的和谐思想，都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及其观念意识有某种渊源关系。在西方，从十六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 莫尔设想的“乌托邦”，后来康帕内拉所杜撰的《太阳城》，到十九世纪著名的三大空 想主义思想家所描绘的理想社会蓝图，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反映 了作为近代工业社会发祥地的欧洲有关和谐社会思想的发展轨迹。和谐，本来就是社会 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普遍的价值原则。从早期的空想主义到十九世纪中叶 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其间三百多年，如何建立和谐社会一直都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 探讨的主题，也是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奋斗的目标。我们今天所提出的和谐社会， 既有丰富的包容性，又饱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有浓厚 的历史传承性。我们今天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在更高起点上、更高层次上的和谐社 会，既要有所继承，又要有所创新和发展，只有继往开来，才能达到既定目标。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中就包含着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 可见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二者之 间一脉相承。我国现在已经达到的整体小康，还是不均衡、低水准、不全面的小康。整 体小康看重的是经济发展和物质基础；而和谐社会则更加注重社会进步和人文环境的优 化。这就不仅需要促进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全面建设和发展，而且需要促进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全面建设和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 目标，就把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提高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无疑会大大推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进程。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进入新的战略机遇期之后应对新形势、新挑战 的需要。

　　21世纪的前2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既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黄金时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凸现期和多发期。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人均GDP达 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风险就会增加，我国目前就正处在这样一 个发展阶段。为了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就必须解决好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各种问题。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正是适应了这样的需要。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

　　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既来自国内，也来自国外，既有整体性因素，也有结构性 因素，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主体性因素。

　　从国外因素看，世纪之交，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正在经历着重大转折，世界变局 的不确定性增加，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新的发展观，新型工业化、新型现代化日 渐形成一种新的潮流，而传统的发展观、传统的工业化日益式微，旧式的现代化已经进 入明显的危机时期，发展风险和生态危机增加。西方发达国家转嫁风险和危机的企图， 始终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威胁。在这一方面，“拉美化”现象也为我国构建和谐社 会提供了重要教训。

　　所谓“拉美化”现象，主要是指拉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经济社会发展过 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经济发展中重增长、轻分配，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基尼系数高达0.6，贫富悬 殊极为严重。

　　2、过度城市化导致城市与农村发展失衡。拉美国家城市化率达78%，而我国同期只有3 6%。超越发展阶段的城市化使拉美国家付出沉重代价，带来了城市与农民的强烈反差， 也使城市管理难度增加；非正规经济大量发展，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与欧洲一起成为世 界上犯罪率上升最快的两个地区。

　　3、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由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十分惨重。

　　4、教育事业落后，受教育年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

　　5、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民族工业陷于困境，导致失业率高居不下。

　　“拉美化”现象对我国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我国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决不能重 蹈拉美国家的覆辙。

　　从国内因素来看，影响社会地区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社会分化加剧。表现在地区分化、城乡分化、行业分化、个体分化等诸多方面 。

　　首先是地区分化。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发达，西部落后，中部塌陷。武汉市作为中 国少有的几个特大中心城市之一，虽然地理区位优越，但缺乏吸纳力和辐射力，边缘化 趋势明显，这样的区域发展格局，是和谐发展的一大影响因素。

　　其次是城乡分化。从全国范围来说，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大约是3∶1，如果加上 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公共的服务等因素，有专家估计两者的差别大约是6∶1。城乡二 元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构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突出的制约因素。武汉市是一个带郊 区的中心城市，农村人口300多万，二元结构的问题同样突出。从某种意义上城乡差别 更加突出，因为现代化的大都市中心区与贫穷落后的边远郊区农村之间的反差更大。

　　再次是行业分化。垄断产业和竞争性产业、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新兴的现代服务业，乃至于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之间，都会因资源占有、技术含量 、员工素质、竞争条件、经营利润等等的种种不同而形成巨大的差异。

　　又次是个体分化。或因先赋条件、或因后致条件的不同，在社会流动中或处优势或处 劣势，有的左右逢源，有的四处碰壁，有的步步提升，有的每况愈下，有的在流动中跻 身到强势群体的行列，有的则滑落到弱势群体的圈子。

　　贫富分化是各个社会领域分化的综合性表现。近10年来这种分化一直呈扩大趋势，标 志是基尼系数的不断上升。

　　第二是社会矛盾凸现。一类是由于在改革开放、结构调整、利益重组中，有的个人和 群体受益或受益较多，有的个人和群体受损或受益较少，由利益分配的不均等、不公正 而引发矛盾。二类是在价值多元、文化多元的社会环境中，因文化冲突而引发的社会矛 盾。三类是由于制度安排的缺失或政策导向的盲点和误区引起的社会矛盾。四类是由于 政府的缺位或越位，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引发的社会矛盾。五类是由 于信息不对称，诉求表达不通畅、主体互动不及时引发的社会矛盾。近年来，由于征地 拆迁、企业改制、社会保障等方面问题而引起的投诉上访、群体事件呈上升趋势，矛盾 冲突在局部范围有激化的表现。

　　第三是社会风险加大。广义的社会风险包括金融风险、经济风险以及生态恶化的风险 。由于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金融信贷方面潜藏着危机，房 地产开发方面也潜在着泡沫风险，经济交易中存在着欺诈行为。由于管理不善、监控不 力、防范不严，生产安全、交通安全、卫生安全、生活安全和公共安全均存在诸多隐患 。在狭义的社会风险方面，由于社会矛盾、文化冲突和社会竞争而导致的群体事件、焦 虑心理、不良情绪，都是引起社会失衡乃至动荡的诱因，因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第四是社会问题增多。所谓社会问题，按照社会学家的定义，即“在一定时期和一定 范围内产生的客观存在的影响(或妨碍)社会生活和社会机能，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并期望 予以解决，且需要和只有以社会力量解决的社会失调现象”。简言之，社会问题即一种 社会失调的现象，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一种不平衡、不稳定、不协调、不和谐的现象。致 力于社会和谐，就必须克服和消除这些现象。

　　当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社会问题是大量存在的，例如劳动就业、分配不公、人 口老化、官员腐败、青少年犯罪等等。

　　劳动就业方面的突出问题是供求矛盾，即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整个就业形势十分严 重。通常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国家会出现劳动力短缺，但我们国家非常特殊，非但 不短缺，反而过剩，而且这种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不是短期的，还要持续很长时间。 由此导致的下岗失业的人员再就业问题，新生劳动力就业问题，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 都面临严重的挑战。劳动就业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就业结构问题，目前，我国从事农业生 产的人口虽经大量转移，但在整个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仍达50%，而农业增加值在整个 国内生产总值中只占14%。按正常比例(30—35%)，我国农业劳动力仍有数以亿计需要转 移到二产、三产。这是一个大工程、大难题，但又是一个必经完成的工程，必须破解的 难题，否则，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无法达成。

　　分配不公的问题。改革开放前后不到30年时间，我国的社会分配格局可谓今非昔比，3 0年河西，30年河东。反映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从20世纪70年代的0.2以下一直上升到近 年来的0.45，超过国际公认的社会安全警戒线。武汉市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由1984年的 1.28∶1上升到2003年的2.41∶1。而全国范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这一时期则由1.8∶1 上升到3.2∶1。如果加上城乡居民在国家福利补贴方面的差别，有专家测算，二者的差 别比值达6.1∶1。贫富分化的成因有必然性的因素、合理的因素，但也有分配不公的因 素，利益关系没有协调好的因素，制度安排不到位的因素，政策选择不当的因素等等。 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人口老化问题。我国由于人口寿命的延长和严格的人口控制，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6 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亿，占比10%。武汉市的老年人口则超过全国的平均比值，800多 万人口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近百万。与一些国家先富裕后老化的情况不同，我国是 尚未富裕先老化。这样的人口结构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 为深刻，全社会的抚养系数上升，社会保障的压力加大，整个社会的代际关系、生活方 式都将发生变化，代际间的和谐相处也将显得更为重要。

　　影响社会和谐的不和谐因素，并非只有以上所列。处在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问题的 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否认这些社会问题或不和谐因素，到公开承认昭示天下并欢 迎广大人民群众来讨论，这是一大进步。具体分析各种社会问题的成因，形成的社会条 件和环境，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综合考察社会问题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作用和联系，从 而全面把握社会问题产生、发展的规律性，这对于我们减少和消除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 制约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途径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根据当前我国的社 会实际和所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优化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有很多方面，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区域 结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等等，这里主要指的是阶层结构，这不仅因为阶层结构问题 突出，而且因为它带有综合性。阶层结构的模型，反映了社会主体在社会空间中的分布 情况，可以全面而又直观地反映出结构类型及其存在的问题。阶层是执政党的第一政治 资源，也是可贵的执政资源，阶层的关系、结构，是执政党确定任务、制定政策的根本 依据。我国目前的社会阶层结构，虽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宝塔型”结构，但也还远没 有形成比较合理的“橄榄型”结构，而是呈现出一种近似“宝塔型”的穷多富少的“洋 葱头型”结构。所以，优化社会结构的目标是减少穷人，扩大中间阶层或中等收入阶层 。中间阶层收入比较丰厚，生活比较稳定，心理素质比较全面，行为方式比较理性，对 现行社会和主流文化的认同度也比较高，因而是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除了阶层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是影响社会和谐的和最突出的结构性因素，破解“三农”难题，统筹城乡 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是实现全面小康、促进和谐 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是调整利益关系。在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兼顾各社会阶层的特殊利益 前提下，更加注重弱势群体的利益，国家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政策要更多地向弱势群体 倾斜。弱势群体一般文化素质较低，经济收入菲薄，生活质量较低，心态不够稳定，对 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认同度较低，有一种本能的自发的反社会倾向。善待弱势群体，就 是维护社会稳定，就是维护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善待弱势群体，是一个社会成熟的表现 ，是一个社会文明水准与和谐程度的标志，构建和谐社会，始终要对弱势群体给予更多 地人文关怀。

　　调整利益关系，关怀弱势群体，并不是要“压快等慢”、“杀富济贫”，不是要损害 富裕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但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富裕阶层、强势群体理应对社 会尽更大的责任、更多的义务，譬如富裕阶层理应尽更多的纳税义务。和谐社会应该是 各个社会阶层、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共同体，各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诚信友爱、互助 合作、竞争进取的关系，相互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互动的结果是互惠互利，实现 双赢、多赢、共赢。

　　第三是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完善的利益诉求机制，拓宽党和政府与全社会的互动沟通 渠道，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在信访工作中取得的成效 ，他的先进事迹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共鸣，产生的广泛影响，充分说明了信访工作对于 化解社会矛盾的巨大作用，充分说明了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的必要性，充分说明了政府 机关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国家工作人员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和积极沟通的必 要性和重要性。要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减少各种纠纷，尤其要在制度安排和政策选 择上正确反映、多方兼顾和妥善协调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高度重视和维护广大群众最 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充分发挥基层自治 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在民事调解中的作用；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协调工 作机制，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各种手段和引导、疏通、协调，调解等各 种方法，及时合理地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要 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第四是防范社会风险，建立和健全社会风险的监测、预警体系，维护国家安全、公共 安全、生活安全、生产安全、卫生安全。居安思危，见微知著，对于潜在的社会危机和 安全隐患保持清醒和警觉。充分认识现代社会和社会转型期的社会运行和发展变化特点 ，充分认识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负面影响。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的社 会，转型时期是社会风险的多发期。但这种高风险并不都是现实的风险，也就是说，这 种“高风险”或“多发”的特点只是一种可能性、或然性，而并非都有必然性。例如有 学者预测2010年前后是我国社会风险的多发期，是以特定社会条件为基础的，只是具有 相应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风险多发期并非风险必发期。可能发生的社会风险最终是否 一定发生，关键在于是否具有诱发、必发的现实因素。防范社会风险，就是要消除社会 风险的诱发、必发因素，一旦消除了社会风险的诱发、必发因素，社会风险是可以规避 的。

　　第五是整合社会资源。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 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一大优点。政治协商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主要形式， 作为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现代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的一大创新。我国在实 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同时 ，通过政治协商的形式维护多数人的选择，又尊重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使不同的意见 ，特别是重大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都能得到表达、得到尊重、得到保护。这种具有高度包 容性的政治民主，正体现了和谐社会兼容并蓄、和谐共融的重要特征。在通过人民代表 大会行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的同时，实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制度，由各党各 派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就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重要问题进行经常性、有序性和制度化 的协商讨论，这就为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的渠道，为整合各类社会资源生成 一种完善的机制。在政治协商中，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 的代表人士，可以界别、团体或个人的名义，反映各自的意愿和要求，使各种意见包括 对立的意见都能得到诉求表达，在协商讨论中求同存异、促进社会在多样性发展的基础 上形成一致性的共识与规范。通过民主协商，加强社会各界之间的联系，使各种利益群 体在表达本方意愿、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的意愿和利益，从而有利于完善和 谐社会的规范机制，形成和谐社会形态。

　　第六是发展基层自治。如果说政治协商制度是由各党派各族各界代表人士以其所代表 的那一部分群众的名义参与的精英民主，那么，基层自治制度则是底层民众直接参与的 “草根”民主，比较而言，后者更具广泛性，更能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 利。对于构建民主法制的和谐社会，也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和作用。为此，坚持和发展 村民自治制度、社区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应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 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通过实行基层自治，由基层民众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 我服务、自我发展，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为全体社会成员自由 个性的全面发展营造环境，培植土壤，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打造坚实的微观基础。

　　具有中介性的民间团体也是一种自治性的社会组织，这是一种非政府非营利性质的社 团组织，因而被称之为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其社会职能是开展非营利 性社会服务活动，协助政府解决过去管不到、不好管或管不好的社会问题，因而成为社 会的“稳压器”和“润滑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市场”和被称 作“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之间具有不可互相替代的作用。过去，人们对民 间团体亦即非官方组织抱有很大偏见，传统观念只习惯于单一的官方组织类型，单一的 行政运作模式，有些人甚至存在一种“社团恐惧症”，因而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团体的生 长发育。近年来，民间团体、社会组织虽然获得迅速的发展，但仍然缺乏强有力经济和 社会的支撑，它们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但也面临着难以承受的巨 大挑战。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接纳一个真正多元化的社会，就要多方扶持民间团体、 社会组织的成长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第七是坚持制度创新。和谐社会是一种规范有序的社会，而转型社会的一大特点是社 会示范。新体制被打破，但仍然以既有的惯性在继续运行，新体制在建立，但又很不完 善，或在初始运行中存在许多问题，这就造成了许多制度的真空，导致无序和不和谐状 态的出现。要改变这种失范或无序的不和谐状态，就要坚持制度创新，而不仅仅只是填 补制度真空。制度创新不仅仅只是正式制度即成文的法律、法规、条例、纪律、规章等 等，而且包括非正式制度即道德、风俗、习惯、乡规、民约等等。非正式的制度或社会 规范往往可以起到正式制度所起不到的作用。

　　第八是培育社会主体。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反过来，构建和 谐社会也必须依靠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和谐社会的建设者也正是和谐社会建设成果的享 用者，更是和谐社会建设成果的保卫者，和谐社会良好秩序、温馨氛围、“祥和之气” 的呵护者。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体，这种新型的人，才能成为和谐社会的建设者，才能建 成和谐社会并成为它的主人，它的享受者，它的保卫者与呵护者。这样的新人，就是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培育新 的社会主体即“四有”新人的过程，只有两个“过程”相同步、相协调，构建的目标才 有可能达到。

　　构建和谐社会，也需要物质基础、经济支撑。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构建 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解决我国现存的一切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都要靠发展来创造 条件。只有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才能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所以，我们构建 和谐社会的基本路径是：在求和谐中谋发展，在加快发展中促和谐，只有在追求和谐中 才能加快发展，也只有在加快发展中才能达成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武汉市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