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涑水记闻]看司马光的著史原则

公元1084年，在西京洛阳潜心著述的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这项浩大工程耗尽了司马光的心血与精力，加上不久神宗去世，年幼的哲宗继位，朝政由高太后主持，高太后起用旧党、尽废新法，司马光被重新征召为相，操持国事，心力交瘁，仅过两年便积劳而逝。

尽管《资治通鉴》只记载到北宋建国之前，但实际上司马光还是为撰写后纪做了大量准备，《涑水记闻》就是他所积累的重要资料汇编。这部书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了从宋太祖陈桥兵变到宋神宗推行变法100多年间，有关国家时局、军政、外交等方面的事项，皆为司马光所闻或所见。显然，在司马光心中，书中的人和事、言与行，都值得载入历史，成为后人鉴古知今的警示。尽管司马光生前对这些笔记并未详加编次刊印，但通过考察他对这些历史素材的选取，仍可以一窥这位史学巨人微言大义的著史原则。

资于治道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既是宋神宗对《资治通鉴》的赞誉，也是修史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引以为豪的使命。因此，在《涑水记闻》中，可以看到，上到天子宰辅，下到州县小吏，但凡在治国理政上有可圈可点之处，司马光均翔实记下，以期作为后世君臣的镜鉴。

特别是，在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中，皇帝无疑是历史舞台最重要的主角；在有着强烈“帝王师”情结的儒家士人心中，著史立说最大的潜在读者同样非皇帝莫属。因此，毫不奇怪，《涑水记闻》记录了大量帝王起居行止，其中又以宋太祖居多，从治国、用人、纳谏、修身等各方面，勾画组合出了司马光关于治道的理想图景。例如，宋太祖有一次退朝后闷闷不乐，身旁内侍连忙询问原因，宋太祖回答：“你们以为当天子容易吗？今天我凭着一时意气处理了一件政事，如今想来却是有误，然而已不可追补，因此大不痛快啊！”显然，司马光记录此事，是为了警醒执政者，权力事关重大，务必慎用善用。

又如，文彦博知永兴军（辖境为今陕西甘肃河南交界一带）时，曾处理一起群体性事件。当时起居舍人母湜向朝廷上奏，说陕西流通铁钱，不便于民，请求废止。朝廷没有批准，但由于母湜是陕西人，其乡人大多知道了这事，争相以铁钱买物，卖家不肯接受，长安因此交易秩序混乱，不少商户干脆关门闭肆。下属请求文彦博干预，文彦博回答：“这样会让民众越发困扰。”下令从家中取出缣帛数百匹到集市售卖，要求用铁钱交易，而不是用铜钱。于是百姓都知道铁钱不会废止，市肆重新安定。显然，文彦博平息这一起谣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十分成功，他没有简单生硬地下命令要求商户开业，而是通过售卖自家缣帛，以实际行动向百姓宣示铁钱不废，从而稳定民心。这种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的执政风格与技巧，自然也得到了司马光的赞赏。

扬善惩恶

扬善惩恶、有助风化，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正如孟子所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光无疑继承了这样的春秋笔法，见善则喜，嫉恶如仇，真正做到了“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文心雕龙》）。例如写参知政事孙抃，称其“性淳厚，无他材”，“多病，志昏”，寥寥数言，一个庸官形象便跃然纸上；写王吉、张节等英勇善战，却以“皆不至显官而卒”，怅然之情，溢于言表。

值得称道的是，在司马光心中，人若有一善行，纵是小人物所为，只要有可取之处，都值得著之于史，以昭后世。王逵本是屯田郎中李昙的仆人，曾跟随李昙日久，后应募入伍，一去十余年。此后，李昙父子因事入狱，由于此案乃皇帝亲自下令查办，李昙平生亲友竟无一人敢去慰问送食。王逵知晓后，早晚守在御史台门前，提供饮食、等待消息四十余日。后经审理，李昙被贬任南恩州（今广东阳江市）别驾，几个儿子皆流放岭外。李昙是北方人，不习岭南水土，随从之人此时又纷纷向他请辞，直言“我们不能跟您去死地”。李昙连遭打击，愤恨而死，身旁竟无一家人。王逵得知后，赶赴岭南为李昙治办丧事，哭得如丧考妣，见者无不落泪，一直将李昙葬于城南佛舍才忍痛离去。王逵的事迹引发了司马光无限深思，洋洋洒洒写下大段议论，感慨王逵虽然身份低微，但其“天性至诚”“终始无倦”，相比那些忘恩负义、“巍然衣冠类君子”的士大夫，何其令人敬佩！

与此同时，对于德行有亏者，纵使身居高位，司马光也必以如刀史笔，刻画下他们的丑陋言行，其笔下的张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张洎本是南唐人，为举人时，百般攀附逢迎当时一个名叫张佖的高官，每每自称表侄孙；后来考中了进士，则称侄；再后来混了个官职，就称弟了；等到当了宰相，便不再与张佖论亲表，而径直以下属待之了。张洎与陈乔同为南唐宰相，南唐国破之日，他与陈乔在李后主面前表示要殉国而死，然而等陈乔死后，他又对李后主说，“若我也死了，到时宋朝怪您久久不降之罪，又有谁来为您分辩呢？还是让我随您一同入宋吧！”就是这样一个小人，却在降宋之后，又盯上了寇准。寇准当时年少得志，每到台省办公，张洎都要毕恭毕敬地站大门前恭候，极尽谄媚之情，经寇准向宋太宗举荐，竟又一路直上，当了北宋副相。司马光虽然对张洎没有直接评论，但褒贬之情，早已溢于笔下。

见微知著

善于从细节中挖掘人物性格，从小事中钩沉历史轨迹，是司马光著史的一大特色。《涑水记闻》中不少事例，乍一看似乎都无关大碍、博人一笑而已，仔细思索，却正是时局大势的折射，引人深思。

例如，宋太祖在开国之初立下重文抑武的国策，宋代文臣地位之高前所未有，其中一些情形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让人疑惑到底是皇帝权力大还是大臣权力大。例如，宋太宗死后，宋真宗于太宗灵柩前即位，垂帘引见群臣，宰相吕端恐非真宗本人，于殿下平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又如，陈恕为三司使，宋真宗有一次问他中外钱谷数目，陈恕连声喏喏，却不肯明说，真宗一再追问，陈恕就是不上奏。真宗大为不满，令宰相责问，陈恕回答：“天子年轻，若知府库充盈，恐生奢侈之心，所以我不敢回答。”话都说到了这份上，真宗也只好“闻而善之”。

在实行重文抑武的同时，宋代将科举作为官员来源的最主要渠道。这固然从整体上提高了执政队伍素质，但也发生了不少书生治国的笑谈。例如，陆参年少好学，为人淳谨，独与母居。有一天夜里邻居失火，母亲赶紧呼叫陆参，却听不到陆参回答，情急之下，一脚把陆参踹下了床。过了良久，只见陆参举着蜡烛，穿得整整齐齐走进屋来，说：“母亲大人您刚才喊我，因我衣服没有穿好，所以不敢答应。”陆参长大后，考中进士，还当上了县令。有一次县里抓到几个强盗，陆参觉得他们很可怜，说：“你们迫于饥寒所以做恶事，并不是天性不善。”下令将他们身上绳索解去。结果第二天这些强盗都跑了，陆参赶紧下令追捕，长叹道：“我以仁恻对你们，你们却如此辜负我，假使再被抓获，你们以何面目见我？”又有一次，有人因田地纠纷来告，陆参不发一言，只在其诉状上写下“汝不见虞、芮之事乎？”所谓虞、芮之事，即《诗经》中所载有虞、芮两国之人因争地起讼，请求西伯姬昌评断，姬昌劝其谦让息讼的故事。如此引经据典，打官司的人自然不懂，于是遍询有司，也无人明白，只好又去找陆参，孰料陆参仍不说话，又判其后曰：“嗟乎！一县之人，曾无深于《诗》者！”迂腐如此，人皆传以为笑。如果说，这在当时还可以说是轶事笑谈，而在后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僵化，不能想象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们一朝为官，便有能力处置政务、调停纠纷、掌管钱粮，这样的故事，恐怕是屡见不鲜了，从这点看，司马光仿佛颇有先见之明。

秉笔直书

不虚美、不隐恶是史家之风骨。特别是对于撰写当代史（当朝史）来说，修史者不但需要有选取、甄别史料的眼光和能力，更需要格外的勇气与担当。叙述帝王自不必说，即使是昔日人物，由于他们的子孙很可能如今同朝为官，因此，对他们历史上“不光彩”的言行，如何取舍下笔，就成了一种考验。

在这一点上，司马光无疑作出了典范。例如，他尊崇宋太祖治国用人的智慧，但对其袒护亲信、选择性执法的偏差，也一一记录；又如，对宋真宗听信小人、迷信鬼神的行为，宋仁宗后宫失范、晚年癫狂的尴尬，也客观叙述；再如，寇准、吕夷简皆为一代名相，但对寇准年少得志的轻漫狂傲、吕夷简算计范仲淹的深沉心机，也毫不隐讳。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书中屡屡有对吕夷简不利的描写，才引得吕夷简后人在《涑水记闻》刊印后大为不满，辩争此书非司马光所作，成为一段不小的公案，而这也恰恰成为了司马光史家风范的印证！

（选自《月读》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