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牛逼演讲

3月24日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以“一带一路”战略为主题展开的演讲。有关内容如下：

今天就“一路一带”话题和大家交流，我希望我少讲一点，有问题可以交流。“一路一带”是习主席访问中亚“一带”，传统的丝绸之路，“一路”，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今天当然提出来，是不同的时空背景。今天我讲四点看法，第一，“一路一带”中国必须搞。第二，中国有能力搞。第三，这个不好搞。最后，我有信心中国能搞好。

一、“一路一带”必须搞

“一带一路”战略，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世界外部经济失衡的环境要求。

1. 中国的内在需求。丝绸之路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机部分。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改革是指对内，开放是指对外。开放，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重要的一部分。早期的开放，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引进技术，还是出口中国钢铁等，80年代“大进大出”主要是面向发达国家。而现在，需要新形式的开放，因为我觉得中国缺乏新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现在是人均GDP 为7500美金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提升为高等收入经济体。世界银行根据二战以后一百多个国家的情况来看，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了中等收入险境，成为了高收入国家。

2. 外部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失衡，中国作为一个最广泛的发达国家能为世界做些什么？中国现在的国际环境不好，西方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怎么办？13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否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的水平，这个是世界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

中国对世界的担当。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做什么？这个问题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三个世界”这个是世界上的大工程。这不是经济学，而是国际战略意义的表述。无论是国际的经济战略，还是中国自己本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认为中国必须走“一路一带”。

“两条腿一个圈”。习近平中国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外交格局基本形成了。我把它称为“两条腿一个圈”。第一条腿，是和美国；第二条腿，是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一路一带”；核心就是周边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复杂的地缘环境。美国的地缘环境非常简单，北边加拿大南边墨西哥，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非常依赖美国。而中国周边几十个国家，非常难，不好走。

所以中国周边的这些东西，怎么做，做好，这对中国来说是艰难的路子。那么这就是中国丝绸之路整个的国际大背景。

二、“一路一带”中国有能力搞

中国有能力发展“一带一路”战略，原因有三：一是中国资本过剩，二是中国产能过剩，三是中国技术过关。

我说美国有三大负担：一大负担就是美国要做世界警察，是要放钱的。第二就是美国搞联盟，和日本和菲律宾，都有负担。第三个负担，就是民主。中东的秩序，例如埃及和伊拉克。美国建立起来的不是美国想要的民主秩序。以色列政府基本上不相信美国了。美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美国要重返亚洲，它以什么样的东西回报亚洲？二战以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是世界最强。但今天的美国除了军事上还是最强大的以外，其他方面就没有。 黎巴嫩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的资本走向哪里？美国政府没有影响力。资本还是走向自己归去的地方。美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就是美国政府TPP ，当然中国不用怕。

美国的资本还是资本说了算，华尔街是不会听白宫的，这一点大家要清楚。以前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是资本主义的代理人。现在我觉得跨国公司实际上是全球公司，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所以美国没有能力做，欧洲更没有能力做。

1. 资本过剩。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想最成功的一点，就是从八十年代高度资本短缺的国家，到现在资本过剩，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资本过剩怎么办？肯定要走出去。现在西方总是怀疑的态度，看着说“中国政府”怎样怎样。资本走出去是根本，政府只是支持力量，起到顺水推舟的作用，资本才是最伟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也是资本推动的。

2. 产能过剩。第二个，就是中国overcapacity ，产能过剩。国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建立完备了，东部和中部，都建立的差不多了，西部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建。例如钢铁、水泥，这些过剩的产能去哪里？必须找到出路，这和西方以前一样，过剩的产能需要开辟新的市场，资本需要投资的空间。

3. 技术过关。丝绸之路除了传统的贸易投资以外，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最高能力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中国自己知道，经济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路一带”，除了像新加坡这样少数的富裕起来的国家，其他都是发展中甚至贫困的。看看东南亚和中亚的国家，他们这些经济体都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的过剩的产能、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技术都是这些国家所需要的。所以中国成立的亚投行，基础设

施的建设，互联互通的建设，光这一项就几千亿的缺口。西方没钱、欧洲没钱，中国有钱。中国老百姓的银行里有很多钱。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部分的钱不叫资本，叫现金。你想，存在银行里。美国搞量化宽松，欧洲和日本也在搞。所以中国的人民币，价值的不取决于中国本身。美国都搞QE 的话，中国人民币价值又低了，欧洲日本也搞，你怎么办。所以中国要把那么庞大的现金，转化为资本，要走出去。这是必须的，中国有能力。

三、“一带一路”不好搞：诸多挑战

这个项目不好做，有很多挑战。三类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表现出不同态度，有支持的（发展中国家）、有反对的（既得利益国家）、持怀疑态度的（如澳大利亚、韩国、印尼）。

1. 反对派。既得利益国家是反对中国的：美国，日本这样的既得利益。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利益，对既得利益国家造成了威胁。中国改革开放基本上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请进来，中国开放国门，和外面的世界基本上不冲突，把自己的市场开放给国际资本。第二阶段，90年代，中国讲接轨，加入WTO 。接轨意味着中国改变自己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体系，这也不会发生冲突。从本世纪初开始，走出去，就要发生冲突。非洲也好拉丁美洲也好，东南也也好，美国西方也好。所以你进去肯定要发生冲突，丝绸之路和亚投行。所以我想这个反对派，是很容易理解的。

2. 支持派。和反对相反的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支持，因为他们需要发展。尤其是那些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很低的国家，他们大力需要发展。西方不给他们钱。现在西方的一个问题是，西方的资本也不少，但是为什么不能去呢？我是觉得西方的政治阻碍了资本的流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很多条件，民主、自由、人权、宗教，西方本身在早期发展的时候，从来不讲这些，但是等他们发展后，开始讲这些东西。这就是鸡和蛋的关系，我没发展，如何讲人权和自由？西方说，这些附加条件，这使得很多的资本到不了这些所需要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些国家特别希望。中国并不是毫无条件，中国有条件，但不像西方那样过分政治化的条件。所以这些国家是非常支持中国的。

3. 怀疑派。那么中间呢，是对抱怀疑态度的。一种是受到美国的压力，像韩国，它本身其经济体与中国非常整合，但它也不好公开表态，因为美国是它的战略同盟。澳大利亚也是，受美国的压力。而另一种，有些国家，像印尼，对中国到底要做什么，大家不清楚，抱有怀疑态度。当然这和中国做的不够

也有关系，“丝绸之路”说到现在也有一年多了，具体方案却没说清楚，但是究竟是怎么。我们的知识储备不足，人家不了解我们。

所以，这是三个类型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

国家安全问题。另外我觉得，中国的丝绸之路，有很多考量，现在决策就是细节不够。“丝绸之路”做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对很多国家来说是比较麻烦的。当时我们和越南人说，修云南到新加坡的高铁，越南人说为什么要在我的国土上修？这个不是一个经济规划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像菲律宾、越南，和中国有领土主权纠纷问题，所以你修基础设施，他们会怀疑中国是不是对其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包括斯里兰卡也是，科伦坡的港口让新加坡管理，那没问题，因为新加坡国家小不会对其产生国家安全的问题，印度也不担心。但是中国一接手，情况就不同了。缅甸也是一样，大规模的项目，但是都用环保不合格来评估，所以和晓西教授建议发展green economy 。 支持派国家的限制性因素。还有，一路一带的国家，尽管很穷，但是他们的政治比较不复杂。这些发展中国家，赢求不到政治上的支持力量。只有两种力量是国家性的力量，一种是宗教性力量，一种就是军队。但是宗教力量统治国家没有合法性，所以埃及失败了。但是对这些国家来说，最有效的统治就是军人假装贫民。泰国也是一样。好多政党政治，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西方的整合力量，但现在也不行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党政治面临分化国家的威胁。也有发达国家在讲civic society ，非政府组织NGO 。但NGO 比政党更分化，但我们根本找不到哪一个国家的NGO 能主导国家的政治。

尽管这些经济不发达，也不民主。但很多国家NGO 很发达，即使反对党没有公开，但实际上也是存在的。既然如此，西方就很容易影响这些国家，包括柬埔寨，洪森还是很专制很集权的，它的反对力量也在。

下一次颜色革命；越南？越南也是一样，越南也是共产党统治，中国方面要借鉴越南的党内民主。但是我跟越南朋友交流，下一次亚洲如果要发生颜色革命，是不是就是越南？越南是很麻烦的一个国家。因为它的高层的话，四驾马车，总书记、总理、国会、国家主席，（我们习大大是三合一的体制），四驾马车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寡头，有些是亲美的，有些是亲中国的，这很麻烦。越南海外的反对派力量很强，国内反对派的力量也强，就像领导人不团结。

所以中国，即使总体上，发展中的社会希望关联中国的丝绸之路，但是真正落实下去，也是很麻烦。西方制度比较健全，是透明的体制，西方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不让中国出去。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制度化程度非常低，也不透

明，国家腐败，做生意的人就比较麻烦，我和这一个总统签个协议，下个总统上来了就不承认了，这就不好做。

四、我有信心“一带一路”能搞好

即使面临诸多问题，我对“一带一路”战略还是有信心的。为什么有信心呢？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客观需要，世界还是要发展的，发展还是主题，尤其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用说非洲这样的国家，东南亚国家也是很穷。我们的新加坡是个富裕国家，我们总感觉到很不安全，因为旁边都是穷国家。”现在只有中国能帮助他们。我们是最强大的金砖国家，其他四块砖加起来，没有中国这一块砖重。所以，发展中国家中，只用中国才能这样做。

1. 自由贸易的“朝贡体系”。对于中国来说，对中国来说，怎样探索新型的国际合作的路子？中国提出了很多漂亮的口号，例如睦邻共同体。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怎么样，我觉得看中国的未来就是看中国的历史。中国以前比较成功或失败的也好，就是朝贡体系，应该给它平反。从梁启超先生开始，对它开始批评过多。但是我觉得朝贡体系实际上是一个自由贸易体系。和英国人开玩笑，英国打开中国大门是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而朝贡经济之下，小国家要打开中国的大门，要扣头的。那么大个国家，你扣几个头就好了。英国人来了以后，主权国家觉得有失身份，其他国家都没有感觉扣几个头丢脸。只是中国自己做的太吃亏。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那么短时期内能做好，就是类似朝贡体系的，对东盟带来很大好处的。比如新加坡本身富裕起来了，如果旁边的国家不富裕呢，也没有安全感。中国做到可持续发展的话，“富邻”是很重要的。你富裕起来了，其他国家没富裕，那谁买你的商品呢？只有当其他国家也起来了，可以大量买你的商品了，你才可持续发展了。

2. 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中国的文化精神是包容性的，这一点我更加自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非常开放，这很好。中国是主体，是开放的，

inclusive ，丝绸之路也可以成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而且要比它做得更好。实际上，“马歇尔计划”对复苏欧洲经济非常重要，没有马歇尔计划，西欧经济不会那么快复苏。但它是排他性的，不向东欧国家开放，才形成了后来的美苏冷战。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丝绸之路”要做得非常开放，越开放越好。技术上如何安排，又要主导，又要人家来参与，我想不难。因为这是中国所需要的，开放性，并且开放性还可以减少成本。

3. 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像英国学习，它有很多经验。中国改革开放走出去也就是十几年。中国要少交学费，就要学习大国的经验。中国这方面大大欠缺，要谦虚，要开放。有些东西政府资本为主，不仅仅向国外

的企业开放，也向中国的民营企业开放。中国的民营经济走出去非常快，很成规模。所以，政府如何搭台，让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走出去，这个非常重要。资本的构成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中国要学习西方失败的教训。西方老殖民地主义，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应当把“丝绸之路”做得不仅仅作为经济项目，更应当做成一个国际治理的项目，或者说至少是一个区域治理的项目。我们现在的国际秩序，前两天基辛格先生也在这边，现在我们看到的秩序，都是现代西方发展的结果嘛。但我们东亚的秩序，尤其是东南亚的秩序，完全美国地缘政治延伸的产物，西方的秩序延伸到东亚。但是随着美国的衰落，其地缘政治影响力就下降了。但中国的崛起，影响力更大了。

秩序建立者。上次台湾方面找我们探讨国际空间的问题，想找除中国之外的国际空间。那我说，这个世界上哪能找到除中国之外的国际空间啊，到处都有中国。所以我说台湾的生存发展，一定要看中国的地缘政治。以前台湾看美国，那是冷战的地缘政治延伸的结果。现在中国崛起了，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的一部分。新加坡就很聪明，把中国的国际空间看做是自己的国际空间，就共赢。在中国，地缘政治的扩张，主要是资本为前提。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中国的区域秩序、甚至国际秩序，这个很重要，不是说我们要搞帝国主义。你成长起来以后，自然而然会成为秩序。首先是资本秩序，政治、战略的秩序紧随其后。这不是中国要搞帝国主义，而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如果自己走出去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其他的利益就建立不起来。中国实际上很聪明，我不反对这个秩序，我加入这个秩序，但是顺着这个秩序往上爬，遇到瓶颈了。但中国也不是说要从现在的秩序中退出来，中国还是要和西方交往的。新型的大国关系，中国对世界银行的贡献会越来越大。同时也不要忽视自己的秩序。

国际关系里面，有一个定律，如果你不去追求就自己的利益，不把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最后要受到惩罚。就是这样一个道理，中国要追求这样的道理。在中国，区域秩序做好了，昨天王毅部长也说，中国应当对世界的国际秩序有很大贡献。怎么贡献？两条腿，发展中国家区域秩序的腿，另一条腿，对发达国家也会硬起来。

硬力量才是硬道理。我是非常敬佩李光耀先生，他说过，这个世界，你不要管人家怎么看，只有你成功了，人家才向你扣头。世界才认可你。从某些方面来讲，我不相信软力量。硬力量的软用，就叫软力量。美国的航空母舰是软力量吗？所以软力量必须建立在硬力量之上。中国已经到了大量的资本过

剩，要走出去，要建立资本秩序，国家必须有所作为。所以昨天《金融时报》采访我说：“中国最近政策太aggressive 。”我说不是，中国政府做什么，什么都没做，那为什么是aggressive 。

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威胁。中国如果真正对这些国家有威胁了，反而没有威胁了。美国到处去威胁人家，人家说美国有威胁吗？中国还是要看看现实主义一些。为什么大家不相信中国而相信美国？美国这个国家是行动主义导向的，有时候做错事有时候做正确的事，有时候大胜仗有时候打败仗，美国是敢说敢做的，这个大国是经过多次考试的。而中国却一次考试还没参加过。例如和越南的冲突，小冲突没问题，邓小平先生早就说了，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为什么没人理你呢？如果中国早30年开发，就什么威胁都没有了，就是没开发嘛。

行动胜于言辞。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共产党不要成为一个话语党，光说话不干事，而是应该成为行动党。因为有时候我们说的太多而做的太少。即便口号非常漂亮，但实际上找不到这些东西。要实事求是，随着资本出去了，国家也必须走出去。现在我们的结构搞得不好，既借给人家钱，人家还不高兴，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是有问题的，中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本和日本的资本，有什么区别呢？资本就是资本嘛。这就是为什么亚洲基础设施银行。英国就加入了，道理很简单嘛：对什么都可以生气，但是不要对“钱”生气嘛。只有自己有信心，就是可以做好的。中国总是不自信，钱就用的不好。

建立统一的领导架构。柬埔寨等周边国家的人抱怨，日本韩国比较礼貌，中国的话，哪怕广西云南（出访），要人家总理接见、部长接见，人家很烦，拿中国人的钱，喂狗去了，这个就不好，是吧。所以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我希望它马上能启动起来，因为中国的外交角色太多，国防部、外交部、商务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行政级别都差不多，谁也不听谁，是吧，就稀里糊涂地出去了。所以我建议，丝绸之路，国务院必须有一个领导架构。美国有一个国际发展署，中国必须有一个国内的领导架构来来整合这些东西，不然的话，国家利益出去就回不来。真的要学。

而且中国的资本，一方面要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在海外赚的钱，如何让中国人民获益呢？这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出去的国有企业，但是现在国有企业里面很复杂，国企老总跑到另外一个国家设立个自己的公司，赚了钱就放在我自己的国家，亏了钱就放到国有企业。企业走出去，要学习国外企业的税收制度，但这个没人想。所以我觉得中国的“一路一带”要做起来。

4. 呼吁有“智”的智库。我们国内的智库在做什么啊？现在智库都还没有超过习大大的“五通”，大家都在论证习大大的五通有多么高明，但丝绸之路是远远超于五通的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知识储备远远不足。例如中国研究土耳其的文章只搜到两篇，还是写19世纪土耳其现代化构成的文章。以前我在北大的话，西语系是国家小语种人群。现在完全市场化了，没有人学小语种了，85%的人都大量研究中美关系，因为觉得有利可图啊。这个说不过去啊。那么大的国家，我希望大学里面培养一些人才。现在市场经济，那些小语种的学生，对东南亚了解吗？根本不，光靠几个外交官是不够的，好多外交官都是屁股指挥脑袋的，尤其是中国的外交官，我很不喜欢，整天躲在大使馆里，总也不出去。

美国不一样，美国尽管甚至没有那么多智库，但美国各个大学都在研究这些小国家，美国的企业都在研究这些小国家。美国的企业整天向我们新加坡跑，就了解情况。中国的企业刚刚开始，国有企业反正国家的钱输了就输了无所谓，民营企业还处在土豪金的建设，它也不关心。企业不研究，大学不研究，政府官员不行，那怎么研究？做研究非洲的，但一辈子去两三次非洲就不错了。英国研究非洲的学者，至少一年三个月在非洲泡着。

习大大说，为什么要成立智库？因为中国的政策知识啊，远远赶不上中国的客观需要。中国30多年实践发展太快了，我们的制度建设远远跟不上实际的变化。但制度建设的前提就是，我们的知识首先跟得上。所以我希望：年轻一代，大家不要只盯着那几个欧美大国家，以后是亚太的世纪，要从中国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出发，来选择以后你们做什么。知识先行，知行合一，知识最重要的。我们所学的东西远远达不到现实的要求。上次一个领导找我谈说现在我们已有2500多个智库了，但我认为现在是有“库”没“智”。搞个“库”很容易，一百万两百万马上搞一个“库”，但“智”太难的。要让“智”来引导“库”。媒体上都在大肆吹嘘中国智库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很不好。 国际政治是现实的，你要了解这个世界。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很大，资本扩张很厉害，中国现在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民间资本都扩散的很厉害，这是我们需要的。我希望晓西教授、北师大多做这方面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