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戎生父亲粟裕的未了心愿

　　爸爸喜欢保存的东西有四样：枪、地图、指北针和望远镜。他爱枪，不仅仅是对过去战斗生活的感情寄托，也是他时刻关注着战争风云，时刻注视着现代战争和国家安危的反映。

　　爸爸教我爱枪，主要是培养兵的气质，初步具备兵的思想和技术素质，以便将来做一名合格的现代军人。无疑，爸爸的言传身教，对我有着极大的示范、熏陶作用。

　　教我当兵。并要我当一个好兵

　　20世纪60年代初，我高中毕业，本来我不太想再读书了。当时，蒋介石正在叫嚣反攻大陆，中印边界反击战也打得如火如荼，我想直接去作战部队，渴望走上战场，与敌厮杀。

　　爸爸虽很满意我的态度，但他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他对我说：“现代化战争需要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你应该下决心掌握一门至几门真本领。”是以他坚持把我送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66年，我以较好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组织上尊重家长的意见，没有把我分配到机关，而是分配到了云南前线某地空导弹部队，长年驻扎在祖国南陲的抗美援越前线。前线生活紧张而艰苦。敌情多时，每天要跑四次以上的战斗警报，谁也不能远离阵地，警报一响，就要拼命跑到战位。但艰苦中也充满了欢乐，到部队的第二年，我们的部队在一次实战中击落了一架敌机，我也立了功。

　　爸爸常对我说：“在部队，最好是从战士当起，逐级取得经验，半路出家，基础是不扎实的。”我当了一年战士，以后又当班长、技师、排长。四年时间，跑了上千次战斗警报，住了一千多天帐篷，经历了十几次移防。爸爸是个老军人，他曾问我：“艰苦和死，哪个更难受？”还说“死的过程很短暂，艰苦却要熬很长时间，非有很强的耐受力，才能熬过去。当兵就要吃苦受累，你既选择了当兵，就不能怕苦怕累”。过去，他只要看到我们做事有一点拖拉，动作磨蹭，就会很严肃地批评我们：“这不行。”他特别不喜欢我们边吃饭边聊天，一顿饭要吃好久。他说：“我参加南昌起义前，在叶挺的部队，要求非常严格，连吃饭都很紧张，个个都是狼吞虎咽。长官有时会故意把头发和沙子掺在饭里，你要挑拣就吃不饱。”他还说过：“在战争环境中，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你们要想在意志上、性格上、身体上，都能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平时就得多吃苦。”他还动情地讲到我军在战争年代，有时好几天吃不上饭。只有打了土豪，才有顿饱饭吃。战士们都是有东西就吃，没吃的，行军打仗也能熬几天。机动全靠两条腿，经常一天跑一百多里路，还要打几仗。行装都很简单，每人一床夹被，冬天睡觉时在里面塞上稻草，行军时就把稻草倒出来，下雨，就披在身上当雨衣。他要求我在部队的东西一定要少，要符合战备要求，时刻都要有高度的战斗警惕性。

　　当兵后，有次我休假回北京，爸爸看到我睡觉时衣服、鞋子放得很乱，就批评我说这样不行。所有的东西都应放在固定的地方，随手就能摸到，只有这样一有情况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准备。他自己就一直是这样做的。每晚，他都会把脱下来的衣服、鞋袜放在固定的地方。不仅如此，作为一个老兵，他还很注意自己的军人姿态。按照军人着装规定，总是把衬衣、毛衣扎在裤腰里。只要穿军装，风纪扣都会系得好好的，从来没有敞开过。病重期间，他已经偏瘫了，要别人协助他穿衣服，也仍然这样要求。

　　我就这样在爸爸的教导下，努力按照一名合格的战斗员的要求来约束自己，渐渐养成了习惯。习惯后，就是再苦再累也不会觉得反感、枯燥和乏味了。后来，我向他汇报了这四年的体会，他很满意，说：“当兵嘛，就需要有这样艰苦的锻炼。”

　　教我带兵要我带好兵

　　1969年秋，我所在的地空导弹部队移防内地。任务变了，训练和生活条件也大为好转，但爸爸偏不愿让我在较为舒适的环境中工作。那年春天，发生了珍宝岛事件，爸爸便同组织商量，把我调到了北线一个已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的野战部队。

　　爸爸这样做，还不仅是帮助我成长，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1958年以后，爸爸实际上已被林彪一伙排挤出了军队。他曾向周总理恳求：“一旦打起仗来，我还是要回部队的。”总理的回答是：“那当然了。”爸爸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把我送去前线部队的，也是委托我，为他尽一个老战士渴望参战的心意和义务。

　　作为一个基层指挥员，如何带兵是一门十分重要的学问。一开始，我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欠缺的，爸爸针对我这方面的弱点，和我讲了很多。他教育我说，你要熟悉你的战士，和他们做知心朋友，使他们既尊重你，又喜欢你。而你要想让他们完全信任你，首先你要完全信任他们。怎么取得信任？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要身先士卒，凡是要求战士们做到的，你自己必先做到。

　　爸爸还说：虽说打仗就要死人，但我们的战士把生命贡献给了祖国，作为指挥员就要特别爱惜战士的生命。在作战时，为了夺取胜利，我们不怕牺牲，不惜牺牲，但不应该有的牺牲，哪怕是一个人，也要避免。

　　爸爸的这番话，使我很受教育。常听一些叔叔们谈起，战争年代，每到一个地方，爸爸都会亲自勘察地形、布置检查岗哨、作出紧急情况下的处置预案。他带领的部队在突发的紧急情况下，很少受到损失。特别是他亲选的驻地，在敌人千方百计想要偷袭的情况下，从没有遭受过重大损失。过去，我以为这只是反映了爸爸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现在看来，周密细致还只是外表，爸爸关心战士、爱护战士，对每个战士的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和感情才是核心。

　　我在当排长、副连长、连长期间，每到一地，也会亲自安排岗哨，将驻地附近的几个山头都爬一遍，熟悉地形和进出山道路，发现天然岩洞，也一定要钻进去看一看，以备紧急疏散时用到。

　　我所在的连队并没有打上仗，而是开进了山沟，一连挖了三年的坑道。我们作业的地段石质很不好，经常发生塌方。排险中，我有三次险些丧命。一次，六米高的坑道塌方到了九米多高，有块大石很难排除，我让战士们离开，自己架梯子上去排险。正排除着，突然另一块大石砸下，和我擦肩而过，正砸在梯子上，梯子断了，我和上半部梯子摔了下去。如果落石再靠过来十几厘米，肯定要砸在我的头上。当时，我还暗自庆幸，幸亏没让战士上，万一砸了战士，我怎么向战士的家长交代，又有何脸面去见爸爸。这当然不是说我自己就该鲁莽，但施工总是有危险的，我身为一连之长，学的东西、经验肯定要比战士多一点，理应身先士卒。另外，排除哑炮，几乎都是我先上，完全没有危险了，再让战士们上。三年施工，全连没有发生过一起伤残和死人事故，我也由此赢得了战士们的信任。

　　在北线，虽有生命危险，倒没人问过我这类问题。也许，我调动的时机已能说明了一切，这是祖国母亲的需要，爸爸就是要我把自己的生命同祖国的安危联系在一起，同战士们的生命结合起来，共同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