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农村劳动力现状调查

　　73.7％的外出农村劳动力是通过同乡、亲友找到工作；13.3％的受访对象是自由就业；另外还有7.3％的受访对象是通过职业中价机构、劳务市场和招聘会找到工作；3.8％的受访对象是由“包工头、老板直接招募”；而“由家乡政府、社会组织介绍”找到工作的仅占0.5％。

　　

　　安徽是农业大省，也是农村劳动力资源大省。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就有以无为保姆为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被人们誉为“皖军”，与川军、湘军、豫军、赣军等齐名，形成中国的民工潮。千万“皖军”浩浩荡荡，足迹遍布京、津、沪和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

　　那么，这些在外务工的安徽籍农民工到底过得如何？他们为什么外出务工？工作如何？收入如何？生活又如何？他们又面临着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呢？

　　近日，国家统计局安徽省调查总队就此在安徽33个县（市、区）进行了调查。调查形式为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调查问卷660份。调查对象为农村家庭成员中外出从业者与举家外出家庭。

　　从获得的调查数字信息显示：2007年，相对于安徽省2006年农村外出的1046.1万劳动力，增长了4％，增幅处于相对稳定增长期，而值得注意的是外出劳动力从业现状有喜有忧，且喜大于忧。

　　

　　4.4%成为私营企业主

　　

　　2000年，安徽农民劳动力2821.5万人，流动劳动力在外地的时间按超过半年计算，就有513万人，其中安庆、阜阳、六安三地流动劳动力占全省50%以上。如果把短期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计算在内，安徽外出农村劳动力有800万以上，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8.8%。

　　现在，安徽外出农村劳动力已经在1100万以上，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占50％左右。流向省外的劳动力按流量大小排在前列的省区依次为：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福建、天津、山东、新疆等，其中前5个省市吸纳了安徽流动劳动力76.3％。这说明过去以“空间距离远近来决定流向”的情况，正在逐步转向“以经济发达和资源丰富程度来决定流向”。

　　

　　这些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驱动力各异，但是最主要还是追求收入最大化与未来发展。本次调查显示，85.9％举家外出家庭是“为多挣钱，改善生活”，61.1%是“寻找更合适自己发展的地方和职业”，48.6%是“为了孩子上个好学校”，23.5%是“务农太辛苦，羡慕城市生活”，23.2%是“在家无事可干”，而“没有耕地”、“逃避家庭和社会矛盾”的分别占10.8％和3.5％；

　　在外出农村劳动力中，女性外出的规模和频率正在得到迅速提高，流动的主动性正在加强，男性占57.4％，女性占42.6％，男女比例为134.6：100。这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从年龄结果上看，20―34岁人群占外出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4％，40岁以上的人群则呈递减趋势。

　　安徽外出农村劳动力中68％在民营企业就业，其中有4.4%已在流入地脱颖而出成为私营企业主，甚至成为拥有资产上亿、上10亿的企业家。其他的自谋职业、从事营销经营、充当自营劳动者占17.7%；大部分则为各类企业和家庭的雇员。即便在从事雇员的安徽外出农村劳动力中，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逐步在从低层次转向较高层次，本次调查的数据还显示，他们成为单位负责人或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占到了整个调查人群的7.6％。

　　也许正是务工层次的提高，安徽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明显高于安徽省内的平均水平。从收入来看，独自外出从业者的月人均纯收入，2006年为1324元，是同期安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中的劳均纯收入的3.73倍；2007年为1638元，是同期安徽劳均纯收入的3.89倍。

　　从消费支出看，独自外出从业者2007年每月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71.5元，是同期安徽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3.36倍，其中：交通和通讯、衣着、饮食支出是安徽农民平均消费水平的7.21倍、6.08倍和3.41倍。举家外出家庭的生活费支出也明显高于安徽农民的平均水平。2007年他们每月人均生活费支出448元，是安徽农民平均水平的1.95倍，其中：交通和通讯、衣着、食品消费支出最多，分别是安徽平均水平的2.89、2.31和1.91倍。这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同时，随着务工层次的提高，安徽外出农村劳动力的从业也渐趋稳定，40%举家外出家庭有住房。独自外出从业者从事当前工作的时间人均29.5个月，其中28％的人在2000年之前就开始外出从业，举家外出从业者，30.5％是在2000年之前外出从业。与独自外出从业者相比，举家外出从业者更倾向于自家住房。31.4％的举家外出家庭在城镇购房居住；8.4％的家庭搭建住房；51.4％的家庭租房居住。举家外出从业者虽以租房为主，但2007年在城镇拥有住房者高达39.8％（包括自购住房和自建住房）。购房者主要集中在35至45岁，收入相对稳定，比较适应城镇生活。而独自外出从业的购房者仅占2％，搭建住房的占5.3％，住集体宿舍比重高达44.1％，租房的比例也高达43.9％。这些都是历史性的进步，对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产生了促进作用。

　　

　　56.4％从未接受技术培训

　　

　　安徽外出农村劳动力面临着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困难。这些问题与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安徽外出农村劳动力的外出途经狭窄，仍然依靠劳动者自我闯市场，寻找就业岗位。在本次调查的受访对象中，73.7％的外出农村劳动力是通过同乡、亲友找到工作；13.3％的受访对象是自由就业；另外还有7.3％的受访对象是通过职业中价机构、劳务市场和招聘会找到工作；3.8％的受访对象是由“包工头、老板直接招募”；而“由家乡政府、社会组织介绍”找到工作的仅占0.5％。

　　足见，安徽外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仍然还是通过亲友介绍，地方政府在劳务经济的服务上仍然十分薄弱。而正是由于外出就业渠道的“陈旧”，安徽外出农村劳动力在找工作过程中有14.1％被欺骗过。

　　其次，安徽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未能有效地帮助找到工作。农民外出从事工作技术含量一般较低。本次调查显示，独自外出从业者，49.8％是建筑、市政环卫等普通工人；12.7％是技术工人；11.4％是各类服务人员和一般职员；12.3％是个体业主或小商小贩及其他人员。而需要有较多经验和较高素质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占13.8％。与此相互印证的是，在本次调查中，独自外出从业者中，84.1％的人过去一年中未受过技培训；56.4％的人从未受过技术培训。在已经受过技术培训的人当中，51.4％的人认为技术培训对找工作“有一定帮助”；36.8％的人认为技术培训对找工作“非常有帮助”；也有11.8％的人认为技术培训对找工作“没有帮助”。

　　三是外出农村劳动力遭遇的教育制度困境一直没有改变。外出从业农民普遍重视子女教育，为让孩子受到良好的城镇教育，他们应支付高昂的借读费、赞助费。在独自外出从业者中，有11％的人把孩子带到从业地上学。这些在外地从业地上学的孩子中，在公办学校上学的占44％，在私立学校上学的占40％，在民工学校上学的占16％。他们都是外出从业者自己或通过亲戚与学校联系，使得孩子能够上学。这些在从业地上学的孩子人均支付学杂费2938元，其中借读费650元，所支付学杂费比当地居民高很多。举家外出家庭更重视孩子教育。他们外出从业的原因中，48.6％的人是“为了孩子上个好学校”，他们的学龄孩子都在从业地上学，他们中87.4％的人在公办学校，在民工学校的仅占4.1％。平均每个孩子一年的学杂费1936元，其中借读、赞助费228元。

　　四是外出农村劳动力合同意识不强，劳动者权益得不到保障。用工合同能够保护劳务供需双方的权益，外出从业应从签定用工合同开始，但很多人未能应用合同保护自己，以规避从业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在独自外出从业者中，70.5％的人未签定用工合同，而在所签定的合同中，无固定期合同和临时合同所占比重高达34.9％，签定固定期合同的，合同期也较短，平均仅14.1个月。非固定期合同和临时合同不规范、不合法，强调用人单位享有的权利和从业者义务的较多，保证从业者权利的较少。在合同签定过程中，一些用人较多的单位往往不直接

　　 与从业者签合同，而是先与包工头签合同，包工头再与从业者签合同。很多签了合同的从业者，对合同的内容不了解。对合同的内容“比较清楚”的仅占67.2％，“完全不清楚”的占13.8％。

　　最后，拖欠工资现象仍然严重。在本次调查中，从业者在获取报酬的方式上，“干完领取、按周领取和按月领取”的占56.4％；“按季度领取、按半年领取、按年领取、工程完工后领取”的占20.7％；“支取生活费，以后补发”的占15.3％。按季（半年、年）或在工程完工后发放工资，依法都是变相拖欠工资行为。在独自外出从业者中，20.9％的人“偶尔被克扣”劳动报酬；2.1％的人“经常被克扣”；77.0％的人“未被克扣”。有69.7％的人被克扣的是正常工资；11.2％的人被克扣的是加班报酬；19.1％的人被克扣的是其他补助、津贴和资金。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多数农村外出劳动力是直接找老板，而老板往往找理由拖延或搪塞，从业者无可奈何。有的因农民工为讨工资闹事，影响社会稳定，政府相关部门才出面调处解决问题。

　　上述这些数字情况表明：当前农民工的处境依然令人揪心！

　　2005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中央红头文件就这些问题作出了40条政策规定，强调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国家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按照本文件的要求，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和完善配套措施及具体办法。积极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确保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中央下达这个文件三年过去了，从国家统计局安徽省调查队对33个县（市、区）部分农民工问题调查的结果说明，中央解决农民工问题的40条政策规定，有的已经落实了，有的还处于落实过程中，但涉及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的政策规定至今还没落实。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推行大包干责任制的农村改革30周年，是中国“民工潮”形成的20周年。当我们欢庆改革开放30年辉煌成就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包括千万“皖军”在内的全国1.3亿农民工所作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