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动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作者：郑真真吴要武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5年04期

　　中图分类号：G4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468（2005）02-0084-07

　　人口与教育之间存在各种关联。人口领域的各个方面，如生育、死亡、迁移引起的人口变动，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和社会结构，人口的婚姻家庭特征，人口的地理分布等，都有可能与教育的各方面或某个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关联（见图1）。自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间经历了高生育率和快速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和降低生育率、实现稳定的低生育率和人口缓慢增长几个阶段，由于人口惯性的作用具有较大的波动。与此同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经历了几番起落。在人口发展和教育事业同时变动时，两者无疑会互相产生影响，这些影响都应当纳入人口政策和教育政策制定的考虑范围。如果能及时把握变动趋势，决策得当，人口与教育的互利作用将会被充分有效地利用；而忽视了任何一方面的影响则可能会增大相互的负面作用。

　　

　　图1 人口与教育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口变动及其一系列后果可能对教育产生的影响，有助于国家或地区在制定教育近期规划和远景规划时准确地判断发展趋势并做出适宜的决策。例如，生育率的变动引起适龄入学人口的波动，从而导致教育资源的不足或过剩；学龄儿童随父母的迁移给迁入地教育设施带来压力；就业人口增长和经济衰退迫使一部分人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从而增加了成人教育和大学教育的需求等。研究教育发展对人口变动的影响，有助于较准确地把握人们的相关行为变化，从而预测人口变动趋势，如由于正规教育时间的延长使年轻人推迟初婚年龄以及初育年龄，受到较好教育的父母可能偏好少生育子女，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能会更注意改善个人及家庭的生活质量等。同时，人口和教育还有互相影响的作用，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可能会对子女的教育有更高的期望和更多的投入，子女少的家庭会有能力供养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由出生率降低导致的学龄人口减少会使国家和学校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改善教育质量，从而使青年人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所以，人口与教育的关系是千丝万缕、不可分割也不可忽视的。

　　本文将分析发生于过去20多年里中国人口转变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对教育的影响，包括学龄人口变动的影响、人口流动引发的教育问题、人口老龄化对继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影响、国民教育期望的提升以及教育投资的增加等，并就这些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一、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学龄人口变动

　　人口转变是指人口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的再生产类型，经过死亡率降低和出生率降低，最后达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变化过程。我国人口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快速增长之后，生育水平在70年代迅速下降.到90年代后期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阶段。由于国家人口政策的有力干预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全面开展以及快速的经济发展和急剧的社会变革，在短短的50年中，我国经历了西方国家历时百余年方能完成的人口转变。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实现如此迅速的人口转变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人口增长速度的有效控制缓解了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为中国赢得了更有利的可持续发展条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使得新出生人数逐步下降，导致随后几年少年儿童人口总数和比重的下降，从而减轻了在校学生对中小学的压力，有利于办学条件的改善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家庭规模的缩小使父母有能力在子女教育方面增加投入，从而使这一代人得到更好的教育。中国当前的人口形势无疑有利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但是，中国的人口转变不同于常规情况下比较自然的转变，主要是受到有力的政策干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我国人口变动在数十年中经历了几次起落，形成了人口年龄结构上的较大波动。而因为我国大部分人口的婚育年龄都比较集中，人口年龄结构的波动比较显著地直接造成了新生人数的波动，从而导致学龄人口的波动。在我国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基本按照常住人口的社区分布的情况下，这种波动对及时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提出了挑战。

　　图2显示了我国5～14岁人口总量在过去50年间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在1982～2000年间这个年龄的人口数量有明显的起落，如1990年10～14岁人口总量为9723万人，2000年增加到12540万人；与此同时我国在大部分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增长和教育普及几乎同时发生，这无疑增加了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不过这种增长不会长期持续，由于90年代以来出生人数基本上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全国少年儿童学龄人口总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将逐渐减少。

　　

　　图2 我国5～14岁人口总量的变化

　　资料来源：姚新武、尹华编：《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版；国家统计局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注：由于误差，2000年5～9岁人口数量偏低）

　　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不同、各地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具有多样性，所以人口转变模式和完成人口转变的时间也不相同。按照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自然增长水平，我国人口转变的区域模式可以归纳为五种（见图3），即以上海为典型的都市模式、以辽宁和浙江为典型的东部模式、以湖南为典型的中部模式、云贵青宁新的西部模式和西藏模式。[1]其中上海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东部的转变时间比都市模式相对要长，但也已经基本完成了转变；中部的高生育率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而西部当前的生育水平仍然比较高；西藏则是另一个特殊的类型，其人口转变是一个无政策干预的自发过程。

　　

　　图3 我国人口转变的不同区域模式

　　人口转变的不同模式决定了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同和人口变动速度的差异，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各地的教育问题。在已经或接近完成人口转变过程的大城市和东部地区部分农村中，持续的生育率下降造成中小学学龄人群逐渐萎缩、小学在校生规模缩小、小学合并、班级数量逐年减少、班级规模缩小的现象。以北京为例，2000年城区的小学生人数只有1990年的51％，小学学生和教员之比达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小学教育资源明显过剩。[2]由于学龄人口的减少和初中入学方式的变化导致部分地区初中教育资源闲置的现象已经引起了普遍关注。[3]由于适龄儿童减少而关闭合并了一些小学，使学生上学的距离拉长，由此又会引发学生上学的交通问题，增加了学生上学的成本。这个问题在交通不方便的山区农村更为突出，并严重影响学生完成学业。另据报道，初中人口波动在有些地区和年代造成了教育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如在2000年，农村初中在校学生比1995年净增1300多万人，致使初中校舍严重不足。[4]

　　基础教育相对落后、9年义务教育尚不能很好解决的西部地区，恰恰又是出生率连年相对较高、家庭规模相对较大、少年儿童占人口比重较大的地区，这些地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相对较为滞后。6～14岁学龄儿童在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地区，总和生育率和0～14岁儿童比例几乎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山西、安徽、江西、河南、广西、海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而且这些地区大多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改善初等教育的任务更加艰巨。因此，解决这些地区的义务教育普及问题，不可忽视人口因素。

　　另据分析，“十五”计划时期为12～14岁初中阶段学龄人口的高峰期，2001年达到最高峰值7700多万人，2002年后逐年下降，2007年在约5000万人的“谷底”基础上将有所回升，2010年将恢复至5800～6000万人。因此，初中学龄人口的高峰，对各地巩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形成很大的压力。另外，“十五”后期，初中阶段学龄人口将呈现下降趋势，甚至低于2000年6256万人的初中阶段在校生规模。[5]以上仅是对全国总人口的分析，不同地区的学龄人口波动会有各自的特点[6]，如山东对未来50年的学龄人口变动进行了预测，并据此提出应对学龄人口波动的对策[7]。因为中小学教育主要是在青少年的户籍地完成，更小区域的人口分析和预测将有利于当地准确把握学龄人口波动的规律，及时合理地制定相应对策或调整教育资源，减轻学龄人口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有学者根据上海户籍人口变动趋势预测，分析未来出生人口波动可能发生的“大起大落”现象以及对托儿所和学校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建议加强上海市出生人口波动的预测和预报。[8]

　　除小学和中学教育外，未来的人口变动也会影响到高等教育的规模。根据预测，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在2009年后开始下降，这将会对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产生影响，使其得到快速的增长。如果能够在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保持高等教育的扩展速度，我国有望在20年后达到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50％的水平，进入普及高等教育阶段[9]。但是，如果不能解决普通高中入学率持续走低的状况，届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将面临生源不足的困境。[10]

　　二、人口流动与迁移引发的教育问题

　　人口的流动也对我国传统上以户籍学龄儿童为招生对象的初等教育系统提出了新的问题。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超过1亿人，其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有1982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其中不乏和父母一起流入城市地区的学龄儿童。为了解决滚动儿童入学难的问题，有些城市开始出台政策着手解决，如指定学校招收外来儿童入学等。根据北京市的一项调查，在北京市外来人口的学龄子女中，有32.5％就读于北京市正规学校，46.1％就读于外来人口自办的流动人口学校，有15.8％的子女在老家上学。[11]可见，外来儿童在流入地正规学校入学的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根源在体制。户籍儿童和流动儿童在同一个城市得不到相同的社会公共服务，其中不仅包括教育，还有卫生、防疫等问题。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多、携子女在流入地居住的比例增加和农民工在城市中居留时间的延长，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将不仅影响这些儿童本身的教育和他们的未来，也会影响到流动人口的工作和生活，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发展。

　　2003年11月，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全国妇联公布了我国9个城市流动儿童状况调查结果，揭示了流动儿童中存在的基础教育问题：失学率较高（达到9.4％）、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不在学儿童“童工”问题突出。调查显示，6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有近19.7％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人占相应年龄流动儿童的31％和10％。该调查报告提出，应采取保障流动儿童权益的综合性措施。如将16周岁以下流动儿童纳入暂住人口登记体系，并以此建立流动儿童卫生保健、教育信息网络，以社区为中心进行登记；将流动儿童纳入地方日常管理服务工作，成为当地政府的法定责任，以实际儿童数代替户籍儿童数作为各项管理考核的基数等等。该报告建议有条件的城市和发达地区加大对流动儿童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逐步实施对包括流动儿童在内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将流动儿童纳入继续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范围，提供灵活的经济支付方式，相应调整教学内容。[12]

　　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同时，城市人口分布的变动也要求教育网点随之改变。从一个地区来说，由于城市建设的加快，如在准备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北京和举办2010年世博会的上海，道路建设和旧住宅区的拆迁造成了城市人口分布的大规模变动，一些中小学教育比较发达的市中心地带的居民总数已经减少，而且市区人口的老化现象相对严重，年轻人以及他们的子女逐渐迁出旧住宅，迁入离市中心较远的新建住宅小区。由于学校建设的相对滞后，不少学生还要回到原住地或祖父母的住地上学，对学生本人、学生家长和城市交通都带来不便。目前已经有一些城市采取在新居民区办分校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些分校的网点布局、规模和发展规划方面，同样需要比较可靠的人口数据和近期、中期人口与家庭预测作为主要依据。

　　图4为北京市2000年两组城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图中显示西城、东城、崇文、宣武四个中心城区老年人比重显著大于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四区，后者则有更大比例的0～4岁儿童和35岁以下的年轻人口，显然朝阳、丰台、石景山、海淀将来小学和中学适龄人口会逐渐增多。随着城市道路建设和郊区住宅的增加，还会有更多的青年人在城市边缘定居，因此，将来这些地区会对初等教育设施（包括学前教育）有更大的需求。

　　

　　图4 北京市不同市区的人口年龄结构

　　三、人口老龄化与成人教育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年轻型人口向老年型人口转变，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如果保持现有生育水平，我国少年儿童比重将持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同时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据预测，2010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8％，老年人口规模超过1亿人。[13]最早进入人口老化行列的地区是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和广东，人口老化进程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沿海向内地发展。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必然对教育需求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有多个方面，在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和预见未来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时，不可忽视这些影响。

　　1.少年人口是教育的主要需求者，这个群体的数量和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减少，意味着需要接受初等正规教育的人口减少，对教育的需求产生抑制作用。这种影响的另一种可能是，由于小学教育规模的萎缩导致小学师资和设施的老化。

　　2.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上升意味着社会资源必须有越来越大的部分用于老年人赡养，因此会间接影响正规教育需求。例如，随着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改革发展，当地居民对社区内的资源配置有更多的发言权。当居民家庭和年龄结构发生变动，有学龄子女的年轻夫妻在社区中的比重越来越小、老年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时，社区资源的配置可能会逐渐向老年人倾斜，从而影响到初等教育的发展。

　　3.老龄化负担加重时，年轻人口必须大幅度提高生产率才能应对这种变化，这要求劳动年龄人口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接受更多的培训。这时，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需求必然会有更大幅度的上升。

　　4.老年人口在规模增大的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将会有更多的健康老年人口。尽管国际上大力倡导的“积极老龄化”在我国也得到响应，但目前在讨论我国老龄化问题时，主要围绕老人的社会保障和老年照料，对健康老年人的教育需求考虑相对较少。实际上，随着形势的发展，未来老年人对继续教育和社区教育的需求可能快速上升，而目前在这方面我们的准备工作还差得很远。

　　四、教育期望、教育投资与教育需求

　　人口的变动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教育期望和需求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家庭和个人对教育投入的改变。

　　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家庭规模在不断缩小，更多的夫妻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见表1）。而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家庭经济收入相应地得到提高。因此在子女数量减少时，父母对子女的质量会有更大的需求，这就意味着更多更好的教育、更高的营养水平和更多的健康投资等，对子女教育期望将会相应提高。

　　表1 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30～35岁已婚妇女生育子女数量（单位：人）

　　年份城市 镇

　　乡

　　总计

　　19821.77 2.34 3.08 2.88

　　19901.17 1.54 2.32 2.05

　　20001.20 1.42 1.78 1.59

　　资料来源：1982、1990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在家庭收入增长和对孩子教育的投资增加时，另一个因素同样影响着孩子的数量和质量——父母的人力资本状况。如果用25～34岁年龄段的人口代表年轻的父母，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后，市场收入水平会提高，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提高，父母就会选择更少的孩子数量和更高的孩子质量。因此，父母的受教育状况决定着未来孩子的数量，也间接影响着孩子的质量。表2显示了三次人口普查时25～34岁人口受教育状况。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近20年中增长了44.3％，比孩子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速度更快。根据2000年我国人口受教育的现状估计，这种增长的势头仍将持续，因此，对子女质量的较高期望和需求只会增强而不可能减弱。

　　表2 三次人口普查时25～3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1982 1990 20001982～2000增长（％）

　　城市9.15 10.6110.4 13.66

　　镇 8.06 9.75 9.57 18.73

　　乡村5.33 7.32 7.77 45.78

　　总计6.03 8.12 8.7 44.28

　　资料来源：1982、1990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

　　在过去的近20年间，家庭对教育的投入有显著的增加，尤其在农村更为显著。从表3可以看出，1985～2001年期间城乡家庭用于食品和衣着的开支呈现稳步下降，而用于教育、医疗保健、通讯等与人力资本投资密切相关的支出项目所占比例迅速提高。以教育为例，城镇居民家庭用于教育的开支从1985年的8.17％上升到2001年的13％；农村家庭则从3.89％上升到11.06％。与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等也大幅度上升。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开支增长速度超过城镇。尽管同期城乡家庭的子女数量减少了，但是，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反而更为迅速地增加了，可见孩子数量减少对教育需求的增加效应超过了孩子数量减少对教育支出的节省效应，无论城乡都是如此。

　　表3 1985～2001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构成（％）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食品 52.2554.25 49.92 39.18 37.94

　　衣着 14.5613.36 13.55 10.01 10.05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8.6 10.14 8.39 8.79 8.27

　　医疗保健 2.48 2.01

　　3.11 6.36 6.47

　　交通通讯 2.14 1.24.83 7.9

　　8.61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8.17 11.12 8.84 12.56 13.00

　　居住 4.79 6.98

　　7.07 10.01 10.32

　　杂项商品与服务7.01 0.94

　　4.28 5.17 5.35

　　食品 57.7958.8

　　58.62 49.13 47.71

　　居住 9.69 7.77

　　6.85 5.75 5.67

　　衣着 18.2317.34 13.91 15.47 16.03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5.1 5.29

　　5.23 4.52 4.42

　　医疗保健 2.42 3.25

　　3.24 5.24 5.55

　　交通通讯 1.76 1.44

　　2.58 5.58 6.32

　　娱乐教育文化服务 3.89 5.37

　　7.81 11.18 11.06

　　杂项商品与服务1.12 0.74

　　1.76 3.14 3.2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

　　综上所述，孩子数量减少和质量提高的最终结果是提升了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期望、增加了家庭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的支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当家庭的孩子数量减少后，家庭对教育的需求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因为提高孩子质量的需要而有进一步的上升。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即使家庭生育子女数量继续减少，对教育的需求增加趋势也会持续下去。

　　中国的经济改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间接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一系列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研究结果得到一个相同的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的回报率迅速提高，不但城镇劳动者的受教育回报率迅速上升，在农村也出现了同样的上升趋势，这种上升趋势在参与到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民工中尤为显著。教育回报率的提高会刺激城乡家庭的父母对自己和孩子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可以预期对教育的需求在下一个10年将会有更快的增长。

　　未来教育需求会进一步增加的因素还包括城乡人口分布的变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中国的城镇化在过去的十余年里一直在快速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城镇化的速度还会进一步加快。城乡分割体制障碍的消除和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都会促进农村人口加速向城镇迁移，而且迁移模式也更可能逐渐从来回流动转为到城镇长期定居。城镇人口受教育水平高于农村，农村孩子如果也迁往城镇，其教育水平将会与城镇的孩子趋同，这将加大对教育资源的需求。

　　劳动参与率的变化也是影响教育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比较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时劳动参与率变化发现，近二十年来，城镇25岁以下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18.4个百分点；5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9.1个百分点（见表4）。劳动参与率下降虽然意味着社会抚养负担增加，但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来说或许有着不同的含义。50岁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意味着社会养老负担在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和对在岗劳动者生产率有更高的要求，25岁以下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一方面说明就业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则是对教育需求的增大，即年轻人选择延长受教育年限，从而增强竞争能力。

　　表4 三次人口普查时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15～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50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总计 男女总计 男女

　　1982 75.2974.4476.21 40.67 61.4218.39

　　1990 65.7966.0265.54 35.95 54.3716.46

　　2000 56.8756.8356.90 31.58 44.6918.81

　　资料来源：1982年、1990年和2002年全国普查数据。

　　五、政策性建议

　　我国在发展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就，有学者认为未来20年将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14]，应当抓住机遇，创造条件，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民的受教育水平。我国当前的人口受教育状况可以概括为：初等教育基本普及、高中教育成为发展瓶颈、高等教育仍有待完善和发展。针对我国人口变动趋势和人口受教育状况，本文提出以下相关的政策性建议。

　　由于1980年以来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以及部分地区长期处于相当低的生育水平，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出现或将会出现学龄人口的波动；加上城镇化的加速、城市建设和住房建设的飞速发展以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城乡人口布局也在快速变化，人民对教育的需求也在改变。准确科学的区域性人口信息和预测将有助于各地区制定教育发展计划和规划教育设施布局。

　　由于人口转变发生的时间不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地域上的不平衡，农村集中了更多的学龄人口，中西部地区集中了更多学龄人口。如果政府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把教育投入的重点集中在普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那么，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特点决定了政府应在这些地区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缩小地区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要求，也决定了政府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

　　研究表明，城乡家庭对教育的需求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为了保证对教育需求的实现，需要社会进一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扩大供给。近年来，城乡小学入学率都已接近100％，初中入学率也都在90％以上，高中阶段的入学率则上升缓慢。近年来城镇非农行业成为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方向，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有更高的要求。综合以上因素，应该扩大高中阶段的教育供给，满足城乡家庭日益增加的需求。

作者介绍：郑真真，吴要武，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 郑真真（1954— ），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吴要武（1968— ），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