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我所知道的斯大林
提要：斯大林，一个时代的领袖，一种制度的代表。人们对他的评判各不相同。大文学家罗曼·罗兰曾与斯大林有过零距离的接触。今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罗曼·罗兰在《苏俄观察·莫斯科日记》中对斯大林的描写。
在我眼中，斯大林时时表现出一副镇定自若的气势：既有力量，又不失机敏；既能控制自我，又能控制局势。有时在激情的冲动之下，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把握不住局势，这极有可能，因为他自己也承认如此。在最近的局势下（基洛夫被暗杀），他被情感冲昏了头脑，置合情合理的政治利益蒙受损害于不顾。但他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就十分了不起，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在既满足自己的激情，又效力于国家的同时，即使他有些昏了头，但也未逾越他应该采取对策的界限，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一个例子表明他多么善于控制自己的性情。他非常爱他的妻子，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情深意笃的爱决定着他们的结合是坚实的、是幸福的。去年，他妻子突然神秘地去世了，在莫斯科有人悄悄地向我们披露了实情。莉吉娅（她是共产党员）告诉玛莎，说斯大林的妻子对一批乌克兰的谋反分子被判处死刑深感震惊，大概她很信任这些人；而且，据说人们强迫她去参加对这些人的审判，因此她服毒自杀了。对于这场悲剧，高尔基没有向我透露任何细节，只是淡淡地说，这对斯大林来说犹如一场灾难。尽管发生了这样一场灾难，但斯大林的脸上却未露出一丝痕迹（但与他过去几年所拍摄的肖像相比，他显得衰老了），他的举止依然十分快乐，他还可以同伏罗希洛夫一起谈笑风生，像个大小孩儿似的。涉及他本人的话题时，他将其珍藏在自己的心底里；当话题既涉及到他本人，又涉及到国家时，他便讲出来，但并不提自己的名字，仿佛在说另一个人。这样，当他在我们面前暗示有人试图暗杀一位国家领导人，而刺客就是他所雇用的图书管理员，要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从未想过这是在说他自己。他的微笑富有传奇色彩，微笑的模样在张张照片上都没有变化，然而却不显得那么僵硬。人们很难理解他的笑意，那微笑与其说是一种表达方式，毋宁说是某种表露平衡的状态，他的思想似乎处于休眠的状态，但却让人看不出来，在他那身铠甲上恐怕连个接缝都找不到。他的那脸微笑可视不同处境作出调整，那要看是友好会谈，还是在讥讽他人，或是针锋相对的斗争。人们有时在他的笑意中看到狡黠，而我却没有发现这一点。他的聪明才智始终处于活跃的状态，即使他看着自己手中的笔记，也丝毫未放松对你的观察。他不喜欢转弯抹角，他会沿着自己的思路走下去，既坚定又审慎；既坦诚又有些凝重，但总是准确的，他讲话时决不会兜圈子，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决不是他的习惯；直言不讳，免去繁缛的客套就是他的外交手段。他虽然严厉，但却通情达理，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变得十分谦恭，但这番谦恭不会持续得很久。他喜欢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不时佐以粗犷的语气和挖苦人的话语，唯有这时他才进入自然的正常状态。我觉得他的性格是集通情达理、果敢、谨慎、有意志、镇定自若于一身而形成的。至于他的勇气，那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样的人身上，勇气肯定会少不了，勇气与他结伴而行。他对我所说的一切似乎没有任何虚情假意，我对此毫不怀疑。他并不害怕把他所想的全说出来（至少对那个他知道抱着某种意图的人），决不设法掩盖或隐瞒自己的想法（比如像雅戈达所做的那样），这是需要勇气的。他更不会害怕去说（这才是最难的）“我可能搞错了”。他并不试图人为地去作出安排，让事情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他总是不断地观察和研究具体事件，在其发生之前，发生过程中，及事后都去观察和研究。虽然坚持不懈的观察依然难免犯错误或产生疑问，但最为难得的是，他的观察决不会在任何程度上延迟或削弱他采取决策及行动的魄力。他附带地对我说，在任何时候，即使当局势处于危急时刻，他都不会中断自己的行动。“因此，”他补充道，“当年莫斯科陷入敌人的包围时，敌军只需几个小时即可攻克该城（已抵达斯摩棱斯克），这时，我们依然在为建设未来的新世界而工作。必然要实现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实现（我们对此了解得很清楚）。那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因此必须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持续不断地奋斗。”他有幸经历了整个革命的全过程，从本世纪初从事恐怖（几乎是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动，直到革命建立起国家的最高秩序。更为幸运的是，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他都参与了创立国家秩序的伟业。人道主义及思想的普遍价值又重新夺回自己的权利，焕然一新的人类社会，精力充沛，充满活力的新阶层、新阶级也使那权利得以提高和更新。他有足够的智慧，（总是在恰当的时刻作出周密的判断），在伟大的转折时机，亲自采取必要的决策：他呼吁尊重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相对于机器及机械领域的优势；将党的观念、等级观念扩大为群众观念，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将苏联建设成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他为人民、为世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新纪元可谓是历史上的典范。这样一个丰富的时代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为他赢得新世界“奥古斯都”的美誉，他象征着胜利的新秩序。
“奥古斯都”一直在遭受着打击和诋毁，有些人对他恨之入骨，这些打击和诋毁不仅来自党外的敌人，而且还来自党内“安东尼-托洛茨基”的战友，或来自“恺撒-列宁”的捍卫者（我当然不是在拿性格作比较，远不是这么回事，而是由兴致所使然，在拿局势作比较）。这是两个时代的冲突，他们根本就不明白，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帝国”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获胜的理性时代，他正在各军团的簇拥下努力从事建设。
难道是6月30日那场古罗马式的盛典让我想起这出乎意料的对比吗？那次庆典在我的思想上诱发了一个心理上的问题，而我却不知该如何解决：斯大林在其言谈举止中始终是一个纯朴、粗犷的人，根本不愿接受别人对他的恭维。在苏联，他整个被笼罩在浓重的阿谀奉承的氛围里，他又怎么能容忍这种氛围呢？当我最后一次和高尔基谈话时，我不知当时他是否就是在说斯大林：一些作家向某些政治家大献殷勤，不择手段地利用他们，其手法令人恶心，他对此不禁表露出鄙夷和愤慨。我认为他大概就是在说斯大林。只需打开任何一份苏联报纸，读一读在共产国际会议上的任何一篇讲话稿（任何一个政治的、非政治的集会；任何一种文化、医学、体育、艺术会议等），人们总能在那篇篇讲话稿中发现对斯大林的赞美之辞：“我们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同志，我们英勇的领袖，我们战无不胜的英雄……”这是每首颂歌中必唱的一段。无论在街头，还是在群众游行的队列中，斯大林的画像大得像一座房子；十几幅巨幅画像排成纵列，放在人群的肩头上，从斯大林面前列队而过……实际上，他总不会同那些扛着偶像的人群一起欢呼吧。有人对我说（我似乎也看到了）他那样子有点窘迫。从这种局面出现到现在，大概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呢？假如这真的让他感到不愉快，他完全可以发表一次讲话，以嘲笑这种个人崇拜风气的口吻来排斥它；几百万追随者就会在瞬间和他的想法一样。让民众对他的形象产生着迷心理，以此来维持民众对他的忠诚，难道这就是人们所声称的必要手段吗？对一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而言，这种手段是十分危险的，它只适合于在国民中维持灾难性的个人崇拜。我真的感到茫然。但（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为像莎士比亚那样的作家从事奇特的心理分析提供了素材。人们不禁想起了恺撒：安东尼曾两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将皇冠献给他，但每次恺撒都作出拒绝的手势，而每次罗马的平民们都天真地高声欢呼，根本不顾恺撒是否处在癫痫病的“煎熬之中”。只不过，恺撒当时可不该昏死过去。因为全体民众都像安东尼一样愿把那顶皇冠献给他，恺撒以为必须要拒绝这顶皇冠。他完全可以毫不后悔地去拒绝，因为不管怎么说，皇冠所代表的权力都掌握在他手里。我真的佩服那些声称自己一无所有的人，他们说任何东西都不属于他们，他们也没有别墅，而他们正是国家的主人。
我把这个费解之谜提出来。假如未来不能以实际行动给予解答，我真的不知历史是否能提供答案：得意地生活在颂扬之中的主子，嘴上却说“我可不喜欢别人的奉承”，谁又能知道他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呢？我们不妨用马萨林当年的说法去想象，他对巴黎人说：“咳，只要他们交钱，他们爱唱（嘲笑）什么就唱（嘲笑）什么！”而现实的格鲁吉亚人却在想：“只要他们照我的意愿做，他们爱怎么恭维就怎么恭维！”（实际上，最终人们便对那些恭维习以为常了，也就高枕无忧了！）
注：我刚看完巴比塞写的一本有关斯大林的书。书的前几章细腻地刻画出斯大林的人物肖像，描绘了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人们注意到，他在少年时代，个子又矮，又瘦弱，1900年（他21岁），当叶努基泽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肩膀很窄”。1903年前后，他甚至染上了肺结核病，在流放期间，正是西伯利亚寒冷的冬天将他的病治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