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共产国际因素
摘要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国共两党的真诚合作，但是国共关系并非单纯的两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国民党、共产党与苏俄的三方互动的结果。国共合作的原因除了大家普遍认为的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共两党的需要和努力之外，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作用也不可小视。不仅如此，国共合作中到处可见苏俄与共产国际的身影。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先后进行了两次合作，一次以革命为基调，一次以民族为重点。两次合作都不长久，但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到1927年蒋介石集团制造的“四·一二”政变和汪精卫制造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为止，这将近三年半的时间，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时期。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反帝反封的革命运动曾一度达到高潮，但是这场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共产国际三方共同策划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却因为中国革命力量的弱小加上蒋介石、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使得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力量悬殊太大加之中国共产党处于缺乏经验的幼年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放弃了对革命斗争的领导权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错误指示而失败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策划的反革命政变，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力量遭受严重损失。
第一次国共合作并非单纯的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它是国共两党的共同需要，同时也是共产党、国民党和共产国际三方的综合作用和互动的结果。[1]在国共合作甚至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作用都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共产国际物质支援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弱小的中国共
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与保护之下，从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开始，步步为营，不断发展壮大，最终长大成人，获取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当时的国民党对幼小的的共产党持嘲讽态度，根本瞧不上，更别提合作了。国民党之所以会和共产党合作，主要的还是国民党军事和物质等方面对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依赖。可以说共产国际因素始终贯穿于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始终。
一、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的促成
（一）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下发展壮大。
中国的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从“嗷嗷待哺”的婴儿长成蹒跚学步的孩童，逐渐长大成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共产国际功不可没。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受到很多共产主义分子的青睐，1919年之后，中国思想界百花争鸣，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许多的报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也出现了很多诸如李大钊式的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他们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我们现在仍然要放假纪念的五一劳动节，就是为了纪念劳动者通过游行、罢工等最终取得合法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初的尝试。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共产党员的努力加上共产国际的帮助，共产党的发展进程加快。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派遣尼克尔斯基、马林等代表来中国，与共产党员李达、李汉俊交涉并建立工作上的联系，提议要尽早召开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向中国人民和世界宣告
中国共产党党的成立。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宣告了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共产之一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政党[2]。共产国际于1922年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37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以及工人、中小资产阶级、学生、妇女、文化团体的代表等。大会上共产国际的报告和宣言都指出，中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谋求民族解放。7月中共二大召开，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特点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在中共二大上提出了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国决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使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建立发展起来，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共产国际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二）共产国际希望将俄国式的革命和思想输出到中国，使反帝反封的革命斗争取得更大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取得的首次胜利，列宁认为这次胜利标志着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胜利即将到来，在社会主义的大革命到来之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激起国际性的革命斗争，中国成为俄国在东方输出革命和思想的主要国家。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意志坚定的想
要探索出一套全新的改良方法，改造中国和全社会，但是由于这样雄心勃勃的人实在太少，再加上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些推行社会主义的新社会的思想家们便败下阵来。进而把改良的思想转向于当时认为过于残暴的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典型的代表毛泽东就曾总结说：“我们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莫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之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3]这是在“山穷水尽诸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毛泽东宣称：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他们急切的希望俄国能帮助中国共产党迅速的发展起来。中国革命得益于俄国革命，不仅仅表现在俄国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思想的指导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扶持和帮助，苏联为他们提供经费，向中共党、团及相关组织派驻代表亲自指导对共产党发展，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协助中国共产党召开各种重要会议、制定各种决策，为中共中央提供人选等等。自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提供了16655元的经费支持，1923年上半年，又提供了15000元供中国共产党发展。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大都靠共产国际的援助，中共方面只在1921年时筹集到1000元，所以，中共对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依赖性非常之大。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中国共产党逐渐发展起来，人们大肆主张在中国主张实行这“有人类以来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心。
（三）苏联促成国共合作是出于其对本国国家战略的考虑。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国就陷入了协约国即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封锁之中。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武装干涉问题。“捷克军团”在西伯利亚收到德奥战服的武装威胁，协约国以此为借口，组成表面援助，实际干涉的武装力量，大批侵入俄国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反对不尔什维克，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俄国不得不想方设法来打破这种干涉和封锁。与俄国相邻的中国由于在沙皇时代就取得的关于满洲、中东铁路的特权以及其对外蒙古的控制权就成了苏联国家战略政策的主要目标。共产国际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由苏俄指导成立的，在对外广泛输出共产主义革命、扩大社会主义革命势力，指导别国革命时必定会以俄国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导向。
（三）苏联想要借助国共合作的力量来牵制日本，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压制。
日本是苏联俄国在远东地区争霸的最强劲的对手和仇敌，苏联与日本的仇敌关系由来很久了。早在1904—1905年的战争中，为了争夺在远东地区的利益，日本打败了俄国军队，迫使俄国让出了南满地区，日本夺取了原来俄国在太平洋上的出海口，而且还把魔爪伸向了中国北满、蒙古和俄国的远东地区。在1917年协约国对苏联的干涉中，日本不顾协约国的规定派出72400人的军队前往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地区，在1919年红军挺进西伯利亚，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被迫宣布撤军的时候，只有日本借口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威胁到了朝鲜、满洲等地的和平，为了维护远东的和平，不仅不撤军，还准备干涉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势力，试图夺取俄国在远东地区的领土和资源。不仅如
此，日本利用对中国北京政府的控制，使中国军队也参加到对俄国的干涉之中，使得中国政府也同日本一样对苏联采取敌视态度，让苏联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以达到其把势力侵入到苏俄远东地区和确立其远东霸主的地位。应对这样的困境，苏联迫切希望与中国开展外交活动，以此来牵制日本，打破日本利用中国来打击俄国的计划。在苏俄来华人员在“苏俄的远东政策必须有利于反对和孤立日本帝国主义，恢复其远东地区的和平和主权”[4]这一对待中国问题一致的观点之下，经过与中国各方势力的交流谈判，苏俄把发展的重心放在了当时势力比较强大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与以孙中山和陈炯明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势力身上，以此来实现其反对日本的目的。“力图在中国寻找具有实力的‘俾斯麦’式的任务”，苏联先后派出了优林使团、越飞使团等前往中国，先后与北京政府、孙中山、冯玉祥、陈炯明、吴佩孚等人进行接触谈判，希望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经过多次交流谈判，最终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关系。
二、苏联与共产国际对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推进
国共之间虽然是实现了第一次的合作，但是最初两党之间的态度是不容乐观的，当时的国民党看不上共产党，认为共产党太弱小，是根本没有资格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也瞧不起国民党，他们觉得自己是新时代的青年，国民党人都是思想腐旧的人，加入了国民党，就等于自己也要落后。但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国共双方抛弃了旧观念，进行合作，最终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列宁在1920年6月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拟写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说到，
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5]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6]我们可以看出，只有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敌，我们才能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为了实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广泛胜利，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共产党给予帮助，并积极奔走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可以说，《《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提供了指导思想。1920年7月, 共产国际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成立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 作为具体指导东方各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专职机构。[7]早在苏联为了应对日本的压制而选择与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时候，苏联就开始了对中国各派势力的考察。“苏俄对中国态度的不断变化，根本上是受其对日本政策的需要牵制的”。在1921—1922年俄共及共产国际代表在综合考察之后做的关于中国政治现状的报告中明确的指出，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斗争中，共产党是不可能发挥作用的，而国民党可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在当时，共产国际也曾想与陈炯明、吴佩孚合作，陈炯明也曾在1922年以前创办的《闽星周刊》、《闽星日报》等报刊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进步思想，后来因背叛孙中山，被广大人民所抛弃。共产国际又转而希望吴佩孚和孙中山合作，但是此合作意向在吴佩孚屠杀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成为人民的公敌之后不了了之。至此，共产国际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确定合作对象之后，共产国际
开始积极促成合作。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12月，马林在张太雷等人的陪同之下来到桂林，与孙中山先生详谈关于国共合作的诸多事项。谈话之后，马林更加坚定了要推动国共合作的想法，在向莫斯科的报告中，马林把这一想法进行了详细介绍，建议共产国际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密切联系。之所以派遣马林来中国确定国共合作事项，是因为他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对无产阶级运动有丰富的经验和自己独特的见解。俄共中央政治局最终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并开始指导国共两党开始准备国共合作。
共产国际之所以要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是因为共产党的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很难得到较快的发展，国共合作，使国共之间相互促进，加快发展。总的来说就是借国民党的旗号，发展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在加入国民党之后，要保存我们的组织，并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言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为基础。[8]共产国际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要使整个中国在足够强大但是仍然要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的共产党的领导之下。1923年7月，共产国际派遣了以鲍罗廷为代表的加拉罕外交使团来华，带来的斯大林的观点更加直接表现出了这一特点，援助并培植中国实力较大的派别，使之接受苏维埃的思想并逐渐强大，他们会感谢苏联。即使强大起来之后会对苏俄在华势力产生威胁，甚至是这些实力派把苏俄在中国的势力全数逐出满洲，苏联不得不以伊尔库斯克以东的地带，我们还能保证苏联的安全。所以苏俄和共产国际才会不遗余力地给中国共产党
的发展和国共合作提供支援。可以说，在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身影。
三、共产国际积极指导下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在指导路线的错误和其“以本国战略利益为重”的政策下以破裂而告终。
从苏俄改变对华政策以来，虽然一直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有利支持，不管是为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活动经费还是在国共合作之初积极为共产党谋求有利地位。但是共产国际在指导国共合作的过程中的不公平的。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弱小，苏俄的重点一直都是放在国民党上，不管是《孙文越飞宣言》中越飞明确表示孙中山“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还是“鲍罗廷拒绝中共中央处理‘三·二〇事件’的正确意见，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与蒋介石彻底妥协”[9]，都表现出苏俄和共产国际对共产党的压制和对国民党的放纵态度。共产国际当初害怕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同化而要求要始终保持独立性，在国民党内部极力争夺领导权的时候，陈独秀单纯的认为这只是国民党的事情，与共产党没有关系而放弃了领导权的争夺。过于重视国民党，忽视了正在不断壮大并初见规模的共产党，犯了右倾的错误。也可以说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不负责任。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指导路线方针的错误，是国共合作失败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俄国的战略政策，从一开始向中国输入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就是为了打破十月革命之后所面临的各国的国家干涉和封锁。在这样的目标之下，实力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被重用，最终会偏向于实力叫雄厚的国民党。所以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之后，在以国家利
益为重的目标下，共产国际对蒋介石“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的疯狂的迫害共产党员的行为一再忍让和妥协，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国共合作开始走向失败。
国共合作虽然失败了，但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国产国际因素是不容小歔的。它推动了国共间的合作，为国民党，国共合作甚至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成长都有积极作用。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共合作的失败，使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很多的经验教训。中国要进行民主革命，就必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不仅仅是只有工人、农民，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必须牢牢的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的领导，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要在事实上成为革命的领袖，首先就必须拥有保证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同盟者。列宁认为，只有在农民加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10]只有坚决依靠农民作为自己的同盟军，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的革命是暴力革命，是进行武装斗争，不管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军事武装力量的大小就决定革命或反革命的胜利与否。武装与革命相辅相成，没有革命的武装，不成气候，没有武装的革命，也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特别是中国革命，没有武装，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武装的革命，才能使中国共产党得到顺利发展，党的建设又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和获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然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
过程中的共产国际，正是忽视了这一点，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发展道路上严重受挫，其一手促成的国共合作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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