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学博士论文看我国政治学研究之取向

学人介绍

桑玉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光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学界普遍认为，我国政治学的恢复与发展，直接得益于邓小平同志的积极倡导。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谈到，“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①此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得以恢复并获得了常态化发展。不仅国家及地方陆续成立了政治学的专业研究机构，普通高校也分别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博士生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素养的综合反映，是评价博士培养质量的核心指标。”②中国本土培养的第一届政治学博士生毕业已三十年，为中国的政治学发展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本文试图对近些年来的政治学专业博士论文进行一些分析研究，研究的取向主要包括：毕业论文的研究主题是什么，研究范式是否发生了变化，研究结果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等等。我们认为，对类似问题的回答不仅是政治学研究者关心的，也是社会需要了解的。

目前，对于博士论文的评价性分析基本是沿袭McCurdy和Cleary提出的六项指标进行的，即研究目的(purpose)、研究方法有效性(validity)、理论检验(the testing of theory)、因果关系(causal relationships)、论题的重要性(topic)、论题的前沿性(cutting edge)。③运用上述方法，部分学者对政治学的相近专业行政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研究，也在个别指标设定上增加了自己的阐释。本文无意于进行政治学博士论文质量的比较，也无意于对样本高校的政治学发展情况进行评价，仅仅是对政治学在研究什么进行描述性分析，因此，我们将放弃采用McCurdy和Cleary提出的六项指标分析方法，主要对政治学科排名前十名高校2011-2015年间(2011年至2015年9月)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研究，集中探讨政治学博士论文在研究什么、如何研究、研究成效，关注选题来源、主题分类与界定、定性与定量之争、殿堂与田野之争等相关的问题，以此关注中国政治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向。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政治学研究中的价值取向与现实关怀进行反思，对政治学与行政学的“边界”、交叉学科等“身份危机”予以关注，对政治学在中国与中国政治学的论争进行辨析，力求未来的政治学研究体现出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主题关怀、“问题与主义、政策与理论、制度与价值”等一般走向。④

一、本文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

对于案例分析式的论文，我们认为，其最大的难度不在于分析，而在于如何选取案例。案例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最终的结果。在本文中，我们对于政治学科排名前十名的高校的选取标准依据的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12年的全国高校学科评估结果。结果显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并列第一，华中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云南大学分列四到十位，其后是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在所列排名前十名的高校中，云南大学的政治学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在2011年获得的(一级学科政治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同时获得)，因此，其最早招生应该是在2012年，首批学生最早毕业也应该是在2015年。因为我们选取的时间跨度在2011-2015年，故而本文未能包括云南大学。在后续的高校递补中，清华大学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在2011年获得的⑤，查阅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网发现，清华大学2012年才开始招收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专业的博士生⑥，故而本文所及之论文也未能包括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政治学理论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在2011年获批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时具有的⑦，因此，本文也未能包括东北师范大学。综上，本文的样本高校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苏州大学。

确定高校后，为了高校政治学理论专业之间的一致和便于比较，本文对有关高校的论文数目进行必要的增删。(1)部分博士学位论文涉及保密，导致搜集的论文不全，但此部分论文数量极少，对结果的影响有限。我们在尽可能搜集的基础上加入数据库，充实样本，如，吉林大学曾颖如的《治理创新：共青团与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基于广东共青团实践的研究》(2014)。(2)十所高校中，中国政法大学的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在2011年获得的⑧，且在此之前并未获得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政治学二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因此在2011年前其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方向的招生是以政治学理论的名义进行的，这就使得其培养的学生中存在不少以政治学理论专业毕业但实际上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的。为了和其他高校保持一致，样本中将不包含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全球学等方向的论文，删减的标准是：导师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系的，学生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写明了是全球治理、外交学等方向的，且博士论文摘要中明确提出该论文关注的是国际关系、外交等方面的。(3)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可以开设的专业包括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七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原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于2005年分离单独设立一级学科)。但是，由于各个高校师资分布、学科特色等原因，在学科专业的设置上缤彩纷呈，各具特色，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比如，教育部曾经规定每个高校可以自设两个专业⑨，中国人民大学就开设了中国政治专业，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与政治学理论专业相当；华中师范大学先后于2002年开设地方政府学、政治社会学⑩，2003年开设政府经济学、国家治理与考选制度、政府管理与电子政务(11)，2004年开设宪政与法治(12)，一共自主开设了5个专业。但是，为了一致与可比，我们将不包括非政治学理论专业的论文，这就使得我们的考查范围有所缩小，在共时性的比较上呈现出一定的误差，所幸上述高校专业增设的时间都比较早，在历时性的比较上并不存在问题。(4)高校学科专业增设导致的问题只是减少了所选取论文的范围，然而，由于中国政法大学、苏州大学等部分高校没有行政管理的博士点，因此，其政治学理论论文中包含了部分行政管理的研究。由于政治学理论与行政管理过于相似，我们很难将两者严格区分，故而本文样本选取时仍然将它们包含在内。

(二)研究假设

本文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假设。一是认为博士学位论文代表了该学科的发展水平。博士学位论文是现行培养体制下最高的学位论文，代表着一个博士生学生生涯的终结，是学业生涯最后的(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最重要的)学业成果，博士学位也就相应地成为了学业生涯的最高荣誉。“我们把博士学位视作一个集智力与道德力量于一身的学位，并期望博士学位获得者能够担当起学科或专业管家的责任，为知识的生产、评判、转换、传播和应用等这一整套工作奉献终生。”(13)二是政治学理论博士学位论文对政治学学科论文的代表性即政治学理论专业对政治学学科的代表性。按照一般的理解，政治学理论主要研究政治现象及其一般规律，涉及政治和政治学的一般概念、范畴、原则和理论，主要包括国家、政党、政府、权力、阶级、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政治参与、政治思想等，具有一般性和基础性的特点。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治学理论的突破和发展。可以说，政治学理论发展与积淀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余专业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政治学学科的发展。

确定样本学校、时间跨度、取舍原则与研究假设后，我们搜集了上述高校的政治学理论博士学位论文，共369篇，各高校分年度论文数分布如表1所示。

从高校论文数量来看，表1反映出各高校论文数量相差较大，吉林大学(77篇)、南开大学(60篇)、北京大学(53篇)论文数量位居前三，山东大学(20篇)、中国人民大学(17篇)、华中师范大学(14篇)论文数量靠后，甚至于这三所高校的论文数量还没有某些高校某一年度多。一方面，这是由于各高校专业设置原因所致；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中国高校培养博士生在存量上的差异。

从高校论文数量年度分布来看，表1反映出各高校年度博士生毕业数量大体上是一致的，除个别高校个别年份外，波动不大，这说明各高校招生计划较为稳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部分高校一年内博士论文答辩次数多于一次，而我们的统计只到2015年9月，故而2015年度的博士论文数量普遍较往年少。

二、研究主题

(一)选题来源

虽然好的论文选题未必能做出优秀的博士论文，但是选题不当是绝不可能做出好的博士论文的。不管该选题是政治学领域里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还是单纯的个人兴趣问题，这些问题都应该是来自于文献或事实，具体而明确。

虽然我们难以知晓每一篇论文的选题来源，但通过研读论文摘要、论文后记及查阅导师的课题情况等途径，我们发现，博士论文的选题来源至少有以下五类。

一是来源于导师或学生自己的课题。部分导师指导的学生博士论文的选题较为接近，这样的选题很有可能是来自导师课题，而我们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查询的资料也佐证了这一点。如，围绕苏州大学金太军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研究”(批准号08 & ZD010)，先后有赵军锋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协调治理研究》(2014)、袁建军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和企业互动研究》(2013)、徐婷婷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协调能力研究》(2013)三篇博士论文通过答辩。除了导师课题外，也有学生的论文选题来源于学生自己的课题。如，华中师范大学王勇的博士论文《划界定牧与国家建构》(2013)后记中明确指出论文的选题来源于他自己所申报成功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草场产权制度改革与甘青藏区基层治理研究”(批准号11BZZ029)和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骨干项目)“草场权属、边界冲突与纠纷解决机制研究”(批准号SKQNGG11024)。

二是来源于学生个人旨趣，对某一领域的长期关注。如，复旦大学陈媛的《解构中的建构：福柯思想解读的一种视角》(2012)即是在长期关注福柯的基础上(其硕士学位论文《权力的“政治解剖学”——福柯权力观论略》亦是关注福柯)完成的；吉林大学张平的《民主与经济发展：亚当·普沃斯基的研究逻辑及评析》(2014)即是在长期关注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其硕士学位论文《利普塞特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相关性理论分析》亦是关注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完成的。

三是来源于学生的个人经历。如，华中师范大学王元成的《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2013)即是以其本人作为一名进城务工青年成长起来的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实践和亲身经历为研究对象的；吉林大学张义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急管理研究——基于吉林省甲型H1N1流感防控的实证分析》(2011)即是其长期从事卫生工作的经历写成的；复旦大学杨英的《合成型文人控制：一项对亨廷顿军-政关系理论的挑战》(2013)即是作者从一名军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亨廷顿的文武关系理论。

四是并非来源于导师课题，但与导师研究方向一致，最明显的体现在(但不限于)政治哲学的论文中。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主要是学生在报考导师时是有所选择的，在很大程度上会选择与自己的兴趣、研究方向一致的导师。如复旦大学邓正来教授指导的学生无一例外研究的都是政治哲学，如，王升平的《自然正当、虚无主义与古典复归——“古今之争”视域中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研究》(2011)；吉林大学周光辉教授的学生中绝大部分研究的是共识、正当性、平等、义务、承认等政治思想，如，王宇环的《从同意到公共理由——论政治正当性来源的发展》(2013)；孙晓春教授(先在吉林大学，后入南开大学)指导的学生绝大部分研究的是沈家本、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等个人政治思想，如，吉林大学薛锋的《沈家本人权思想研究》(2013)；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指导的学生绝大部分研究的是西方政治文化、政治文明，如，何涛的《神学个人主义的此世化——加尔文政治思想》(2013)。在政治哲学之外，如，苏州大学沈荣华教授指导的学生绝大部分研究的是政府理论，如，吕承文的《法治政府制度创新路径研究》(2015)、陆永娟的《我国地方政府职能优化工具研究》(2014)。

五是学生没有明确的兴趣指向，选题来源于文献阅读或经验观察过程中的偶然性发现，亦或是导师指派，但这种类型的比例我们很难概括。

虽然我们很难一一了解每个博士生选题的真实来源，但是我们认为，上述五类的选题来源基本上是囊括了学生的选题基础。需要指出的是，博士论文是一个博士生学生生涯的总结，更应该是学生生涯学识沉淀与能力积淀的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了解到，大多博士生不大希望导师为他们指定论文选题，特别是不希望导师为完成自己的研究课题而给博士生分摊研究任务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从导师的角度来说，大多数导师也反对博士论文纯属是为了应付毕业而进行的应景之作。

(二)研究主题的分类与界定

1.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分野。政治学的研究至少可以分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政治哲学的研究是对政治价值与政治思想等进行纯哲学思辨式的分析，进行概念阐释、要素分解、理路厘清及路径供给；政治科学的研究则是从经验出发，试图对发生的事情、制度等进行理论考察与案例分析。从表2来看，政治哲学论文共98篇，政治科学论文共271篇，政治哲学论文数量相对较少，除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之外，其余高校的政治哲学论文数量均为个位数，即使是以政治哲学理论研究著称的吉林大学也是政治科学的论文数量相对较多。虽然我们很难定论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文章数量的对比能够说明什么，但是，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分野至少说明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两种基本取向，对政治科学论文的偏爱可能表明了学生对经验、事实的关注，尤其是随着定量研究的崛起，政治科学论文将会更加受到青睐。

2.研究主题的学校分布、主题分类与年度统计。我们在统计369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对研究主题进行了类型学的划分。如表3所示，我们将样本划分为政治思想、政党理论、政府理论、政治文化、国家治理、民主理论、政治发展、政治制度、国家理论、比较政治、公共政策等十一个主题。研究较多的主题是政治思想(98篇)，政治制度(48篇)，政府理论(48篇)，国家治理(39篇)，这四类主题的论文数量占到了63.14%。“政治学是一门集‘价值、知识、智慧、技艺’于一体的学问。其意义是表明价值、知识、智慧、技艺等既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同时也是人类优良政治生活的要义。”(14)如果我们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认为，价值和知识是政治哲学的话，那么智慧、技艺就是政治科学。实现善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政治学提供价值与知识，贡献智慧与技艺，因此，政治学博士论文中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府理论、国家治理的篇目较多可以说正恰逢其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政治学推动政治发展何以可能的问题，展示了政治学的进取精神与为政治发展所做的贡献。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高校在培养政治学理论博士生方面的学科特色与专业优势较为明显，如苏州大学对政府理论的研究，复旦大学对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的研究，吉林大学对政治思想的研究，南开大学对政治制度、政府理论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对国家治理的研究等。高校学科特色与专业优势是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相结合的结果。国家政策导向，尤其是院系调整致使部分高校在学科分工上优势尽显；新兴高校在专业设置上尽可能的与老牌高校相区分，发展出政治学的新兴领域。当然，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忽略师资流动对高校政治学科研的影响。

政治哲学论文主要是针对个人政治思想(如，亚里士多德、中江兆民、章太炎、梁漱溟、罗尔斯、康德、普沃斯基等)、政治思想史(如，对明末的思想、权力思想史、社会契约论的历史等)、政治思潮(法团主义、法西斯主义、中国革命中的“资本主义”等)、政治价值(如，平等、正义、机会、义务、博爱、合法性、政府责任、服从、道义、功利、秩序、共识、正当性、公平等)进行研究。政治科学论文主要涉及对政党、国家、制度、政府、治理、文化、民主、政策等问题的关注。就研究的比较多的政治制度、政府理论、国家治理而言，政治制度的研究主要分为宏观制度与微观制度，前者涉及国家元首制度、权力制约与监督制度、省直管县体制、军政关系等，后者涉及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高校权力运行体制、公务员考官面试管理制度等。政府理论主要涉及对政府职能、政府责任、政府规制、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行政软实力、府际关系、政府公信力、政府竞争、政府利益等。国家治理则主要集中于区域治理与主题治理上，前者主要涉及乡镇治理、社区治理、城市基层治理等，后者集中于对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抗争治理、环境治理、空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健康贫困问题治理等。表4是我们对上述主题的一个简单举例说明。

三、研究范式

研究范式对政治学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往往是决定研究成果水平的重要标尺。传统而论，研究范式主要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369篇论文中，定量研究的较少，定性研究中的比较研究、个案研究、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田野等方法日趋突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趋于平衡，殿堂到田野之争使得研究重心逐渐下沉。

(一)定性与定量

定性定量之争贯穿了政治学研究的始终，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更加加深了对量化操作的可能与需求。如果说“定性研究提出命题，定量研究验证命题”(15)的话，那么，“定性研究工作可以帮助定量研究更好地对概念进行操作化与测量，处理异常案例等。而定量研究可以为定性研究在选择案例、提出假设和概化结论等方面提供支持”。(16)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定量研究方法虽然已经引入中国多年，且呈现出越来越热门的趋势，但是，我们的样本中定量的文章仍然较少，北京大学刘祥军的《绩效认知与政府评价关系的实证研究》(2011)是较为典型的定量研究。该论文使用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于1995-2004年的连续进行的“北京地区调查”数据，从描述性统计与多元回归分析两个方面对绩效认知与评价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了影响公民的政府评价的绩效认知模型。

定性研究方法包括思辨研究方法与质性研究方法，前者包含有语义分析方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后者包含有民族志研究方法、批判研究方法、行动研究方法和个案研究法及历史研究法。(17)在我们所选取的样本中，上述研究方法绝大部分都已经有所涉猎，类似于比较研究(如，北京大学吉家伍的《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动因分析——中国、美国和法国学生运动比较》(2011))、历史分析(如，中国人民大学马飞的《1931年国民会议研究：宪政失落语境下的政治整合》(2011))、个案研究(如，复旦大学杜何琪的《现代化、开放的村庄与国家政权建设——一个村庄人际关系与民间信仰的变迁》(2015))、田野(如，华中师范大学赵德健的《乡村治理视角下土地股份合作的崛起与影响——以鲁西南六个村庄为例》(2015))、文本分析(如，南开大学王涛的《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正义理论转向研究》(2011))等方法已经使用广泛且较为成熟。

考察样本，我们发现，定性研究仍然是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一方面，这与中国政治学发展较为滞后、学生国际视野狭窄有关；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知识背景，决定了定性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压倒性地位”。(18)除了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之外，定量研究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更多的是选举、财政、腐败等领域，而这些领域恰恰是中国政治学较弱的。未来的趋势是，在加强定量研究的基础上，“将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弥补劣势”。(19)

(二)殿堂与田野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建构了政治学研究的两条路径，规范研究追求应然，力求探寻应当怎样，实证研究则追求实然，通过方法、手段等探求客观世界。但是，“不论是对规范研究者、还是对实证研究者来讲，基本价值与基本制度是他们所共享的社会性研究前提”。(20)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剥离现实价值与制度对我们研究的影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应该更多的关注中国的情况。从我们的样本中可以发现，实证研究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利器”与主要方向。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即使是实证研究的论文，文中的数据、案例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二手材料，一手的田野调查的较少。

徐勇与邓大才曾经讨论过中国政治学实证研究中从殿堂到田野的变迁历程，文章回顾了实证研究方法进入中国的历程，并用较大的篇幅肯定了以华中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为代表的学界重心下沉的努力。(21)长期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呈现出重视“高层”，不重视“基层”的情况，“缺乏实证研究、严重无视政治实践案例，使学科长期处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状态”，(22)难以建构学术共同体。注重中国价值与现实的中国政治学研究不管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不管是实证研究还是规范研究，都应该实践从殿堂到田野的路径，真正的体会田野，获得一手的材料，在经验的基础上更好的体认概念与理论。“田野调查提供一手尤其是微观/个人层次的数据，以检验同一层次的政治理论，调查者还通过识别场景特殊性来创造新概念或拓展现有概念的内涵。更重要的是，田野调查帮助研究者认识到现有理论的不足，发现新的经验模式或因果机制，并直面政治世界的真问题。它同时还是证实和证伪政治猜想的利器。”(23)

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与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

(一)政治学价值取向的坚守与现实关怀的立足

政治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有三个，一是“构筑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蓝图并致力于将它付诸实践”；二是“探寻科学有效的方法，提高在非暴力状态下解决人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三是“设计优良的制度和组织，使千差万别的人类能够各安本分、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共存共荣”。(24)也就是说，政治学的研究要将描绘蓝图与寻求道路结合起来，设计优良制度与探寻有效方法结合起来，寻求价值与现实的对接，坚守价值取向与立足现实关怀。一方面，“我们必须对政治价值体系、国家的伦理诉求、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基础等更具前提性和根本性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进而形成中国自己的但又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哲学理论，用政治哲学思维形成我们自己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并以此参与世界秩序重构的历史进程”。(25)另一方面，“政治学产生于社会生活的深层需要，它必然关注现实生活，并为现实生活不断提供政治智慧和决策参考”，“中国政治学应当更多地关注与回答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26)价值取向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关怀的实践关照是政治学不可分割的双重任务，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与契合时代的现实关照都是值得肯定的。

(二)政治学的“身份危机”

1.政治学与行政学的边界问题。威尔逊创立行政学与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开启了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分野，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世政治学与行政学的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身份危机”。如果不恰当的比喻的话，在通常意义上，政治学被认为是探求国家治理之道，是形而上的价值追求，行政学被认为是探求国家治理之器，是形而下的技术理性。也正因为此，政治学不敢逾越价值，如果选题过于偏向行政学，则被视为有损政治学的“母体”地位；行政学不敢逾越技术，致使公共行政学“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常常令人敬而远之的、二等公民(second-class citizenship)的地位”，在政治科学家看来，公共行政学本应“关注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而非重大的、持续存在的学术性问题”。(27)

由于行政学是从政治学分离而来，因此，目前的学术界对行政学的“身份危机”讨论的较多。除了Waldo Dwight外，丁煌(28)、王惠娜(29)、何艳玲(30)等学者亦有研究，但是，却很少有学者讨论政治学的“身份危机”。也许政治学的强势与“母体”地位使得政治学并不存在“身份危机”的问题，即使是政治学的研究涉及行政管理、公共政策等也亦最多被视为“过于关注政府的日常具体的行政事务而对于重大价值判断的学术性问题关注不多”。(31)然而，政治学的发展需要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现实关怀，应就政治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而不能过多地涉猎行政学学科。从我们所选取的样本来看，政治学进行公共政策与公共行政方向研究的论文数量为数不少(24篇)，政治学与行政学的“边界”重叠现象不容小觑，而这在没有获得行政管理博士学位点的高校表现得更为明显。当然，这种情况实际上也表明了政治学与行政学之间难以真正地把边界划分清楚的现实。

2.交叉学科的迷思。“在‘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催化下，政治学研究围绕所研究的问题，展开多学科、多层面、多领域和多方法的学术领域拓展，由此使得政治学学术研究形成了在传统政治学学科之外的若干新兴研究领域。”(32)目前，政治学的交叉至少有以下种类：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警察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网络政治学、民族政治学、预算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法政治学、产权政治学、军事政治学、经济政治学、博弈论政治学、生态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灾害政治学、城市政治学、风险政治学、资源政治学、生物政治学、教育政治学、友谊政治学、身份政治学、认同政治学、交易政治学、绿色政治学、气候政治学、转轨政治学、分析政治学(计量政治学)，等等。上述交叉学科在我们的样本中大多已有涉及。

样本中，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明显，博士论文的选题超越了传统的权力、国家、政党、民主等研究领域，开始涉足劳工(如，复旦大学李中仁的《比较视野下当代中国的工业化模式与劳工整合问题研究》(2013))、社区(如，山东大学张卫静的《城乡一体化视域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以山东省莱芜市农村社区建设为个案》(2013))等领域，甚至对体育彩票(如，苏州大学朱小龙的《体育彩票与城市发展的互动研究——基于体育彩票政治功能的分析》(2013))、股权分配(如，北京大学胡冰的《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股权分置及其改革研究》(2012))、家庭关怀(如，吉林大学刘笑言的《走向关怀——性别正义视域下家庭政策的理论模式比较研究》(2013))、医药健康保险(如，南京大学胡敦富的《制度变迁视角下台湾健康保险制度发展之研究》(2015))、农会(如，北京大学卓仕文的《试析台湾农会政治功能》(2011))等更为细致的领域有所研究。同时，更加注重研究的科学化，对个案分析、社会调查、数据统计等更为重视，这就在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两个维度上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范畴，涉猎社会学、行政管理学、经济学、医疗卫生、体育学等领域。甚至我们可以发现，诸多政治学理论博士生导师的最后学位是经济学(南京大学张永桃教授、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南开大学程同顺教授)、社会学(南京大学张凤阳教授、苏州大学金太军教授)、历史学(北京大学袁刚教授、南京大学李里峰教授、南京大学闾小波教授、南开大学徐行教授)、哲学(南开大学沈亚平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林存光教授)、管理学(苏州大学赵康教授)等。“政治学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新联姻，必将使那种所谓纯而又纯的专业精神和学院派走向孤寂”。(33)交叉学科的发展是政治学发展壮大的标志，是政治学拓展其学科边界、强化其母体学科地位的标志，作为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我们应该对此感到高兴与自豪，我们并不否认学科的交叉有助于政治学的研究，也不否认学科交叉对繁荣社会科学的意义。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正是由于交叉学科的发展，政治学原有的研究领域被打破，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的引入加深了这一趋势，使得政治学的发展更加的与数据、公式、技术等相联系，造成了政治学内部之间对话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既然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寻求更宽广的对话之路才是更加突出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政治学还是需要有明确的学科边界，过于模糊、研究问题过于跨越的政治学，不管是政治哲学还是政治科学，都是需要我们尽量避免的。“突出学科特点、建构学科边界、明确学科范畴、确定学术范式和分析框架”(34)，应是政治学发展的一种取向。

(三)中国的政治学与政治学在中国

如果说政治学“身份危机”的第一层含义是政治学过于涉猎行政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形成交叉学科，开拓分支学科的话，那么其第二层含义就是中国的政治学与政治学在中国的论争问题。作为一门外来学科，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并不算长，如果以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的重建作为起点算的话就更短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引介与运用、创新与传承、提炼与发展中展现了中国政治学强大的后劲与潜力。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中国的政治学还是政治学在中国的两极化，甚至出现了反思这个现象的博士论文(南京大学杨洋的《构建政治的知识世界——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形成》(2015)，文章认为，“政治学在中国”的成分似乎大于“中国的政治学”的成分，而后者应该是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志向)。一方面，中国政治学在立足本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引介国外理论的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属于中国本土的政治学理论——中国的政治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美中不足的是，这种理论的特殊性意味似乎过于浓厚，普遍性不足。华中师范大学陈明的《家户主义的行为逻辑及其公共治理——基于皖北陈村农民行为的日常考察》(2015)即是运用徐勇教授的家户主义分析框架回答中国农民同公共治理的逻辑关系是什么的问题。然而，家户主义的分析框架似乎并不具有普遍性，尤其是对西方社会而言。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仍然呈现出政治学在中国的缺憾，我们自己的理论并不多，为数较多的博士论文所做的仍然是运用中国的实践与经验作为材料去检验国外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的理论。北京大学陈嘉玉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社会化分析——以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为视角》(2012)即是运用政治社会化理论去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况；复旦大学娄万锁的《中国海关改革的政治学分析——国家自主性理论的视角》(2012)即是运用国家自主性理论对中国海关历时三十多年的改革进行宏观透视；南开大学李艳的《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2013)即是运用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三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等等。

我们无意对中国的政治学与政治学在中国有所判断，毕竟，一方面，“补课”中的中国政治学需要引介理论，实现赶超型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中国需要理论创新以提升政治学的竞争力与影响。我们认为，无论是引介还是创新，“无论是理论提炼还是经验应用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就要立足本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35)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一是依靠中国政治的发展进步，“面对国家进步与发展所给予的丰富政治研究资源和政治研究的新空间，中国政治学必须有积极的响应，并给予社会和国家以积极的学术和理论回报。”(36)二是依靠中国政治研究、比较政治研究的努力，中国政治的研究可以以最大可能的扎根中国实践与现实，对中国政治特有的政治协商、统一战线、党校、秘书、村民自治、民族区域自治、共青团、信访、小组体制、合署办公、党国体制等现象予以解释和回答；比较政治的研究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中国的政治学在比较中发展，为中国政治学与世界政治学的接轨提供路径。也只有在此基础上，中国“不再仅仅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实验场，还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37)

博士学位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研究的基本取向，甚至是最高水平。应该说，众多政治学理论博士论文在关注中国政治现实、政治发展以及政治学学科发展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展现了一定的潜力。“中国政治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政治观念，传播了新的政治意识。观念和意识上的变化和发展，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38)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党的十八大“双百愿景”为中国政治学下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使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通过政治学的研究，探寻我国政治发展之路显得更加任重道远。

我国政治学博士研究队伍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学术团队。众多政治学博士生导师与其更多的博士研究生一起，构成了当今中国政治学研究队伍的基本力量。因此可以认为，这支研究队伍所关注什么问题、所提出什么学术观点等等，既直接关系到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我国政治发展的知识储备和智力支撑。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我们注意到，从近几年来的政治学博士论文情况来看，尚有非常大的发展余地和空间。

我们无意影响现在就读或者以后就读博士研究生的博士论文选题。通常而论，博士论文选题既具有导师学术取向的影响，又往往取决于博士生自己的学术意趣。但是我们认为，作为政治学学科的中坚学术力量，当有共同的责任和使命来通过我们特有的学术工作，多多吸取人类共同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知识，多多挖掘我国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以为我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作出积极的学术贡献。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