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政治动荡的原因与前景

泰国政治动荡的原因与前景

周方冶

2013-2-15 17:45:36 来源：《当代世界》(京)2008年10期

2008年9月9日，泰国宪法法院宣布，沙玛•顺通卫在总理任职期间，四次主持电视烹饪节目，并收取报酬8万泰铢(约合2300美元)，违反宪法第267条款，立即剥夺总理职务。随后，经过一周的内部协商，以人民力量党为首的执政联盟于9月16日提名颂猜•翁沙瓦参选总理职位。9月17日的众议院表决中，人民力量党副主席颂猜以298票对163票压倒反对派候选人——民主党主席阿披实•维乍集瓦，成为泰国第26位总理。

从2006年2月政局陷入动荡至今，泰国已在两年半的时间里，相继更换了四位总理。从他信到素拉育，再从沙玛到颂猜，尽管泰国总理“走马灯”似的更迭，而政局在各派力量的冲突与纠葛中，却始终未见平息的迹象。

“街头政治”与“选票政治”之争

尽管颂猜已荣登泰国总理宝座，但目前却不得不屈尊在廊曼机场的国际候机厅临时办公，因为，泰国总理府已被“鸠占鹊巢”。2008年8月26日，泰国反政府的人民民主联盟(简称民盟)率众冲击并占领总理府，声称将坚守到沙玛“傀儡政府”下台。虽然沙玛已于9月9日离职，但民盟认为以“他信妹夫”颂猜取代“他信代言人”沙玛，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傀儡政府”的性质，因此拒绝妥协。这使得颂猜“打道回府”的日子颇感遥遥无期。

对于曼谷的城市中产阶级而言，尽管早已习惯于通过“街头政治”的方式向政府施压，以此争取政治话语权和经济发展资源，但是，“非暴力”原则始终是

抗议示威和游行集会的重要底线。事实上，无论在2006年“反他信”运动中，还是在2008年“反他信傀儡”运动前期，都不难看到民盟的“非暴力”初衷。不过，民盟最终还是迈过了“法律”的红线，从“自由民主”走向了“无政府”。通过民盟的蜕变，我们不难看到“街头政治”与“选票政治”的交锋，以及城市精英对于农村贫民“挺他信”的深切焦虑与强烈不满。

20世纪60年代以来，泰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7年人均GDP已增至3700美元。但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缓解。长期以来的“重城市，轻农村”政策倾向，使得占到全国总人口近七成的广大农村地区，始终未能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政治话语权的匮乏，已成为阻碍广大农村民众争取经济发展资源的关键所在。对于脱贫致富的渴望，使得农村选民在他信提出“草根政策”的农村发展纲领后，很快就成为泰爱泰党的追随者。2001年众议院选举后，成立不到3年的泰爱泰党成为泰国第一个拥有简单多数席位的政党。他信在第一任期(2001-2004年)相继落实了多项“草根政策”，其中包括：“负债农民三年缓债计划”、“一乡一特产”计划、“乡村基金”计划、“三十铢治百病”计划、“仁爱”系列计划等。泰爱泰党的“言出必行”，进一步赢得了农村选民的认同与信任。2005年众议院选举中，泰爱泰党在农村选民，特别是东北部和北部农村选民的支持下，赢得了全部500席中的377席，他信不仅成为泰国第一位成功连任的民选总理，而且也成为泰国第一位“一党执政”的总理。至此，泰爱泰党与农村选民之间的政治互补与利益合作已然相当牢固，前者为后者争取政治话语权和经济发展资源，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选票支持以确保议席优势。基于切身利益的考虑，农村民众始终坚定地站在“挺他信”阵营。正是看到这一点，他信才敢于在2006年2月解散下议院，提前选举，并且宣称“拿不到过半数选票，我就不出任下届总理”；而“他信代言人”沙玛也敢于在面临民盟政治压力时表示，“举行全民公决，让真正的民意决定政府的去留”。

虽然“少数服从多数”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曼谷的部分城市精英看来，如果广大的农村贫民已成为“肮脏政客”攫取国家权力的工具，那么，采取精英政治将是最为合理的选择。对此，民盟甚至明确提出“众议员三成民选，七成任命”的政治要求。尽管迄今为止，这还仅是激进分子的口号，但城市精英群体对于维护长期以来政治话语权优势的热切与执着，却是由此表露无遗。而且，如果能得到同属于“反他信”阵营的官僚集团、军人集团以及议会反对派的全力支持，那么，威权时代“众议院任命制”的复辟，其实也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谭。事实上，通过军人政变集团颁布的《2007年宪法》，“参议员任命制”已然先行复辟，现在泰国近半的参议员不再通过民选，而是经由遴选委员会任命产生。《1997年宪法》中曾被誉为民主里程碑的“参议员全部民选”制度，须臾间轰然坍塌。

“反他信”的“街头政治”与“挺他信”的“选票政治”之争，所折射的其实是泰国长期以来“重城市，轻农村”政策所引起的城乡割裂。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化解这一矛盾，那么城市精英与农村贫民之间的政治对立，必将成为长期影响泰国政治稳定与民主发展的症结。

“一党制”与“多党制”之争

从2006年到2008年的泰国政治动荡，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反他信”。尽管泰国各派力量站到“反他信”阵营的原因彼此不同——军方反对他信的“军队国有化”政策，官僚反对他信的政府体制改革，中小商贩反对他信的放开国内市场政策，国企职工反对他信的国企私有化政策，中小政党反对他信对各政党的“鲸吞蚕食”——但最终目标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彻底瓦解他信主导的泰爱泰党

“一党独大”格局。

泰国政坛曾长期处于“小党林立”的格局之中。20世纪70—90年代的泰国历届众议院中，拥有议席的政党通常都在10家以上，而且从未产生过真正的全国性大党，即使是有着60多年历史的民主党，在其鼎盛时期也仅拥有三成的议席，政治影响力也始终未能从南部地区向北扩展。因而，历届泰国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面临党派争权的政治重压，由此产生的联合政府脆弱性问题，随着90年代初威权政治的结束，更是日趋明显。从1992年到1996年，泰国连续举行了三次众议院选举，其原因就在于各党派始终未能在利益分配方面达成妥协。虽然联合政府的脆弱性严重损害了泰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但对于“小党林立”格局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言，却是难得的发展契机，无论是军人集团、官僚集团还是地方性政党，都试图在“弱干强枝”的局势中保持独立性，并从中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和利益。

不过，随着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的崛起，泰国政坛却在短短数年内迅速形成“一党独大”的格局。对于泰爱泰党的崛起，有三项因素相当关键。其一是制度因素。《1997年宪法》对于政党制度和选举程序的修订——特别是“政党名单制”(即1/5的众议院席位根据各政党所得选票的比例分配，但得票率低于5％的政党除外)的首次引入——有利于大型政党的发展。其二是资金因素。选举政治是地道的“金钱政治”，即使排除贿选举动，仅是宣传、声援、拜票等常规举措，就要耗费大量的经费。因此，泰国各政党的背后从未少过商界财团的身影，不过，像他信那样，倾尽家族财团之力直接参与政治角逐的，却是凤毛麟角。曾一度是泰国首富的“电信大亨”他信的雄厚资金，成为泰爱泰党起家的根本，而各大财团的加盟，更是使泰爱泰党的财力水涨船高。从自由正义党(2001年2月)到新希望党(2002年2月)，再到国家发展党(2004年9月)，不少中小政党倒在

了“银弹攻势”之下，相继并入泰爱泰党，而其余政党，也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挖墙脚”问题。其三是群众因素。正如前文所言，通过“草根政策”赢得农村选民的支持，是泰爱泰党能够迅速占据议席优势，并能在2006年和2008年的动荡和冲击中，始终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

随着泰爱泰党“一党独大”格局的日渐成型，原有“小党林立”格局之下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版图不断受到挤压，而他信强硬的CEO作风，也使得双方的矛盾未能通过妥协的方式化解，最终引发了政治动荡。从2006年2月的民盟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到4月以民主党为首的三大政党拒绝参选，再到9月的军事政变，泰国历史上的首届“一党政府”在各派力量的围攻之下土崩瓦解。不过，双方的冲突并未就此平息，“反他信”阵营对于彻底瓦解“一党独大”格局、维护以往既得利益的要求相当坚决。2007年5月，政变集团任命的宪法法院宣布，泰爱泰党在2006年4月众议院选举中存在贿选行为，依法强制解散。2007年9月，政变集团颁布《2007年宪法》，其中不仅修订了政党制度与选举程序——比如，政党名单制的议席比例降至1/6，并且取消了对5％以上得票率的限制——以牵制大型政党的发展，并且增补规定，“凡宪法法院裁定强制解散的政党，其执行委员在5年内不得从政”，从而截断了包括他信在内的111名前泰爱泰党骨干回归政坛之路。与此相对，已然在“一党独大”格局中有所收益的“挺他信”阵营，并不甘于放弃。前泰爱泰党的政治力量通过“借壳上市”的手段，以人民力量党的旗号再次登上政治舞台，尽管面临政变集团设下的重重牵制，但在广泛的农村民意支持之下，人民力量党依然在2007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胜出，赢得近五成的议席。这一结果显然不符合“反他信”阵营要求彻底瓦解泰爱泰党政治势力的预期。于是，随着沙玛政府表示将推动修宪以解除对前泰爱泰党执行委员的从政禁令，“反他信”与“挺他信”之间战火重燃。2008年5月，偃旗息鼓一年多的民盟再次走上街头，掀起了迄今未息的大规模反政府浪潮。

政治动荡的僵局与出路

泰国政治动荡的背后，所折射的是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故而，如果未能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达成妥协，那么任何强硬的政治举措，都很难从根本上化解目前泰国的政治难题。军人集团在时隔15年后再次发动的武装政变，虽然中止了2006年的政治动荡，但在“还政于民”后，却是继而迎来了2008年的政治动荡。年初以来，“反他信”阵营高举“反腐败”的道义旗帜，不断以“贿选、贪污、渎职”问题为突破口发动冲击。此举在微观层面成效显著——他信自2月归国以来就深陷司法困局，并在8月再次流亡英国寻求避难；5月30日，总理府秘书长乍甲博因涉嫌“亵渎国王”而面临司法审查，被迫辞职；7月8日，人民力量党前副主席、众议院议长荣育因贿选而被剥夺众议员资格；同日，外交部长诺巴敦因签署“柏威夏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泰柬联合公报的行为被判决违宪而被迫辞职；7月9日，卫生部长猜耶因违反内阁成员财产申报制度而被迫辞职；9月9日，人民力量党主席沙玛成为泰国第一位因司法判决而被迫离职的总理。但在宏观层面，“挺他信”阵营却在“民意”的旗帜之下，始终屹立不动。双方的冲突开始陷入僵局，而泰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国贸、金融、投资部门，则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颂猜继任总理之后，已向民盟递出了协商的橄榄枝，但要通过双方的协商达成妥协，其间是困难重重，因为双方的政治底线存在根本性的冲突。对于人民力量党，9月2日选举委员会有关“人民力量党在2007年12月众议院选举中存在贿选行为，依法应强制解散”的裁定，已成为高悬的达摩克立斯之剑，只待宪法法院的最后判决。虽然解散后还是可以再次“借壳上市”，但如果未能完成修宪，那么包括颂猜在内的34名执行委员都将步他信的后尘，被禁止从政5年。至于

民盟，其实从暴力冲击并占领总理府之时起，已是踏上有进无退的单行道，如果不能阻止修宪并迫使人民力量党下台，从而为暴力行动赢得“正当性”，那么日后在面对司法审查时势必陷入困境。对于民盟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僵局，虽然通过宪法法院判决强制解散人民力量党，或是通过军方的再次政变推翻政府，都能立竿见影地化解短期危机，但从中长期看，却有可能因矛盾的积聚而引发更大规模的动荡。因此，司法部门和军人集团在介入方式与程度方面一直相当谨慎。泰国国王普密蓬或许是目前最有资格平息事态的政治力量，尽管遵循君主立宪的基本原则，普密蓬国王很少介入政治，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他曾多次力挽狂澜，堪称泰国政治的中流砥柱。

不过，泰国政治难题的真正化解，最终还是有待于各派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这是相当考验政治智慧的艰难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时期的试探，协调与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