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意义和影响

作者：崔斌

许昌师专学报：社科版 1998年10期

　　援建坦赞铁路是我国政府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重大决策。中国政府和人民为这条铁路的修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仅提供了巨额的无息贷款和无私的技术援助，而且还有59名优秀的中华儿女长眠在乞力马扎罗山下！然而，“现在有些人对我国援建坦赞铁路有些不同的看法”，（注：何英《对援建坦赞铁路决策的回顾》，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第42页。）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援建坦赞铁路的意义和影响作深入的论述。

　　一、援建坦赞铁路的意义

　　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中经坦桑尼亚的南部，西南部地区，而后进入赞比亚的北方省，在卡皮里姆波希与赞比亚原有铁路线接轨，全长1860公里。这条铁路从1967年开始勘探设计，1970年10月正式开工，到1975年6月全部完成铺轨任务，1976年7月14日正式投入营运。坦赞铁路是中、坦、赞三国政府和人民友好合作的丰硕成果，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一〉坦赞铁路的建成，有利于坦桑尼亚南部、西南部和赞比亚北部地区的经济开发，有利于两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分别在1961年和1964年获得政治独立后，迫切要求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从经济上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以实现完全的独立自由，而铁路交通的落后状况却严重地阻碍着两国的经济发展。坦桑尼亚独立时仅有从达累斯萨拉姆到坦噶尼喀湖沿岸的“中央线”，南部交通极为落后，为了带动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坦桑尼亚迫切需要增建新的铁路线。赞比亚是一个以产铜为主的内陆国家，铜矿的开采加工和出口是其经济的主要支柱。过去铜主要通过三条铁路线外运：一条是通过扎伊尔到安哥拉的洛比托港；一条是通过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到莫桑比克的贝拉或马普托；一条是通过津巴布韦到南非的开普敦或伊丽莎白港。独立后三个外远通道都被葡萄牙殖民者和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者所完全封锁或半封锁，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和赞比亚的卡翁达总统决心修建这条铁路。

　　铁路建成后，直接促进了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民族经济的发展。赞比亚物资的进出口获得了一个新的、重要的运输线，可以不再依赖传统的、仍然在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控制下的出海口；坦桑尼亚可以通过铁路运出内地的煤、铁和木材，带动了整个不发达的鲁菲吉盆地的经济发展；坦、赞两国间的贸易获得巨大发展，并促进了东部非洲和南部非洲之间的贸易。如今，这条铁路已成为连接坦桑尼亚和扎伊尔、津巴布韦、南非等中、南部非洲国家的贸易通道，正在为东，南部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这条铁路的修建，对于加快整个非洲的解放进程功不可没

　　70年代中期，正是非洲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者和白人种族主义者斗争的关键时刻。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处在这场斗争的最前沿，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也比较坚决。铁路建成后，外界的援助物资可循此铁路源源不断地、顺利地运抵反殖、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斗争的最前沿，有力地支援了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

　　继70年代中叶安哥拉、莫桑比克等葡属非洲殖民地获得独立后，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运动集中在南罗得西亚（独立后称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反殖、反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上。由于能够及时得到各种援助，尤其是来自外界的军事援助，上述几国的民族解放组织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赢得了民族解放和民主进步。津巴布韦在1980年4月实现独立；纳米比亚于1990年3月独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94年5月6日举行的南非首次全民大选中获胜，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南非的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三〉这条铁路的修建，对发展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意义重大，有利于在外交上打破美苏等国对我国的包围

　　坦赞铁路从1965年决策到1975年基本上建成通车，中经十年左右的时间。这一时期，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可谓腹背受敌。美国一直对我进行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威胁，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制造北部湾事件，发动侵越战争，支持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从南韩、日本、台湾、南越等地对我形成新月形包围圈。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后两国关系也不断恶化，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大量增兵，不断制造事端，1969年3月，苏军入侵我珍宝岛，挑起武装冲突，苏联霸权主义成为对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1962年9月，中印边界冲突事件发生，中印关系恶化，我国一时处于被包围之中。

　　为了打破美国、苏联、印度从几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企图孤立中国的局面，周恩来总理曾在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3月1日，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出访亚非欧14国，重点访问非洲十国，期望“增进同非洲友好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注：周恩来1964年1月15日答加纳通讯社记者问，载196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因此，当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分别向中国提出援建坦赞铁路的要求时，我国政府经慎重研究，决定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铁路，并以此为契机广交非洲朋友，推动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向前发展。

　　通过修建坦赞铁路，中、坦、赞三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修建坦赞铁路过程中，我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尤其是选派了大批高级工程师，运去了当时最好的国产筑路机器和设备，甚至不惜动用外汇，从其它国家进口再转运到坦、赞。例如1970年初，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一次性地从日本进口了98台大型推土机运往坦、赞铁路工地。（注：艾周昌、沐涛著《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261页。）中国人民无私的国际主义奉献精神最终赢得了非洲人民的赞誉，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曾称：“巨大的成就需要巨大的努力才能完成。坦赞铁路就是这样一项巨大工程，后人将永远感谢它的缔造者。它将永远是中、非团结的一个里程碑。”

　　〈四〉对于戳穿西方谎言，扩大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树立中非人民合作自强的形象意义重大

　　修建一条连接坦噶尼喀和赞比亚铁路的想法起源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1952年英国殖民当局派人对这条铁路线进行了最初的测量，后因政治原因而搁浅。1964年，坦、赞两国政府曾一起向世界银行提出援建坦赞铁路的要求，但遭婉拒。当时的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访问苏联时，也曾要求苏联政府援建，同样遭到拒绝，理由是缺乏经济价值（注：艾周昌、沐涛著《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258页。）。而当中国决定援建这条铁路时，西方国家极为震动，并竭力制造舆论加以诋毁。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题为《中国对非洲的野心》的社论，称中国援建这条铁路是为了“给中国渗入非洲的计划增加吸引力”。美国报刊则攻击坦桑尼亚“正被中国共产党用作颠覆基地”，并胡说尼雷尔同意以接受2000万中国人去坦桑定居作为回报，惊呼“这将是西方国家在非洲遇到的最强烈的外交挑战。”他们还宣称由中国援建铁路是幻想，“梦想这条铁路要比修筑起来容易的多”，声称要看筑路失败的笑话，拒绝提供贷款和任何技术援助。

　　坦赞铁路的修建成功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现出的坦荡无私和至真至诚，使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的弥天大谎不攻自破，同时，它也显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有国际上树立了中非人民合作自强的伟大形象。

　　二、援建坦赞铁路的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到1995年期间，我国曾先后向52个非洲国家提供了各类援助，援建项目达500多个（注：1996年5月8日《人民日报》。），而在众多的援非项目中，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是最大的援建项目之一。谈到援建坦赞铁路的影响，周恩来总理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可以比拟的。”（注：何英《对援建坦赞铁路决策的回顾》，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第34页。）归纳起来，其影响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通过援建坦赞铁路，中国和坦、赞两国政府和人民增进了彼此了解，结下了深厚情谊，成了患难之交。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极其需要修建这条铁路，而世界银行和一些西方国家则认为“没有必要”，这显然是从政治上而不是从经济上考虑的。社会主义中国一贯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并把支持这些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视为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真心诚意地帮助坦赞两国修建这条铁路，而世界上所有国家又都知道中国仍然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而需要帮助的人却慷慨解囊帮助别人，仅此一点，在政治上所产生影响就是巨大的，正如周总理所说：“这不就是通常所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嘛！人世间穷人帮穷人是出于真心真意，不会有什么企图，被帮助者会受惠不忘；富人帮穷人即使没有企图，也会使人感到是恩赐或施舍，被帮助者不会受之坦然……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注：何英《对援建坦赞铁路决策的回顾》，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3月第一版第33-34页。）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中、坦、赞三国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尤其在修建坦桑尼亚境内从姆林巴到马昆巴科155公里的地段时，因铁路要穿过东非大裂谷，地面坡度大，地表水强烈冲蚀下切，造成深山峡谷相间，冲沟、滑坡、错落现象极常见。筑路工人克服重重困难，用一年时间填烂泥塘，架高桥，穿隧道，完成的工作量占全线工程总量的1/3。为修筑铁路，不少中国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赞比亚北方省的姆皮卡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郊区都分别建了中国烈士墓。

　　艰巨的工程、惊世的壮举、无私的援助，真诚的友谊，我们在政治上打了一场胜仗。坦赞两国人民亲身体验到中国援助的真诚无私，正如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在铁路营运十周年庆祝仪式上的讲话中说：“患难知真友，在我们困难的时期，中国帮助了我们。”孙健副总理在坦赞铁路交接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自豪地说，这条铁路是一条钢铁的友谊纽带，它把坦、赞、中三国人民的心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了。”

　　〈二〉援助从来都是相互的，绝不是单方面的恩赐和施舍。中国通过援建坦赞铁路无私地帮助了坦赞两国或者非洲，而非洲各国则通过联合自强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中国能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合法席位就曾得力于非洲朋友的大力支持。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有23个国家（非洲占11国）联合提交了提案，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注：1971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1971年10月25日联大对此提案进行了表决，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在表决中，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在大会表决现场，支持中国的提案获得通过后，坦桑尼亚代表首先起立，离开席位在主席台前跳起舞来，以非洲朋友特有的方式表示对中国的祝贺和支持。

　　〈三〉通过援建坦赞铁路，中国筑路工人和技术人员以实际行动宣传了由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许多非洲国家正是由此真正了解了中国政府和人民，视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可信赖的朋友，这为我国顺利开展与非洲各国间的经贸合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按照1970年7月12日中、坦、赞三方在北京签署的协议，中方为修建坦赞铁路提供4亿多美元的无息贷款，偿还期长达30年，从1983年才开始以可自由兑换的外汇或中国可接受的货物偿还。铁路开工后，由于工程量比原先估计的要大得多，使得中国政府提供贷款的数额一增再增，但中国人民对此义无反顾、庄严地履行了了自己的承诺，做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与坦赞两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同甘苦、共患难，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谋求特殊的利益和享受，中国在帮助修建铁路的同时，还负责培训了数百名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火车司机，以及一些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坦桑尼亚的曼古拉和赞比亚的姆皮卡各建了一所铁路技术学校。

　　人民中国真习实意地帮助新兴国家发展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不以大国自居，不谋求私利的行为，同当时某些大国对非洲提供的援助和技术支持形成了鲜明对照，由此也得到了坦桑尼亚、赞比亚和其他非洲国家的信赖，这为我国后来顺利开展与非洲各国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资料证明，我国近年来能够承租尼日利亚境内铁路线的改造和重建规划就得益于我国当年援建坦赞铁路的良好声誉。

　　三、对发展面向21世纪中非关系的几点看法

　　世纪之交，各大国都在加紧构建面向21世纪的发展战略，近几年来，随着非洲各国政治经济状况的逐渐好转，非洲的国际地位上升，对非关系成了各大国构建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向来重视发展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对新的形势，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

　　〈一〉从战略高度认识发展中非关系的重要意义，构建面向21世纪的中非战略合作关系，“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注：江泽民主席在非洲统一组织发表的演讲，载1996年5月14日《人民日报》。）

　　西方各国近年来明显地提升了对非关系的等级，除了他们看重非洲重要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之外，也更多地注目于非洲的战略价值。法国总统希拉克上任伊始，一年内就三访非洲，重建“法非特殊关系”，为的是法国在法语非洲的重大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左翼的若斯潘政府上台后，更把对非政策列为其对外政策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美国也开始更积极地插手非洲事务，前商务部长布朗在访非期间坦率承认并强调指出：“资源丰富、市场广阔的非洲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忽视了非洲。”（注：王莺莺、孙巧成《大国开始重新认识非洲》、《国际问题研究》1996年第3期第27页。）克林顿总统1998年三、四月份刚刚结束的十一天非洲之行，是在任美国总统规模最大的一次非洲之行，反复强调要建立新型的美非伙伴关系，也可看出美国对非洲战略地位的重新估量和定位。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1996年1月访问非统组织时发表演讲，呼吁“走向合作的新时代”，提出要改变“广泛存在的给与取的心态”，而代之以“互利的伙伴式交流”。（注：王莺莺、孙巧成《大国开始重新认识非洲》、《国际问题研究》1996年第3期第27页。）英、日、俄等国也不同程度地重新认识到非洲的战略价值，强调要同非洲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注：郭靖安《非洲的重要发展趋势》、《国际问题研究》1997年第4期，第5页。）

　　中国一贯重视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同西方与非洲的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出发点和目标。中国同非洲同属发展中国家，历史遭遇极为相似，这就使中国同非洲国家几十年间一直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及国家主权，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剥削，争取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相互支持；世纪之交，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中非双方同样面临着维护国家稳定，反对强权政治，发展本国经济的任务，我们有着大体上一致的战略目标，能够成为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伙伴。同时，随着非洲形势的变化，一大批非洲领导人的更替，一些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新领导人对中国尚不了解，甚至带有某些偏见，而中国对他们也需要了解和认识，这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中非友好关系的大局。另外，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困难，对我提供援助期望值很高，而我无力也不可能完全予以满足，台湾当局借机推行所谓“银弹外交”，扩展“国际生存空间”大搞分裂祖国的活动。我们要加强对非的宣传、沟通、交流和磋商、团结大多数，对极少数的见利忘义行为要晓以大义，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扩大我们在非洲的影响，有效地遏制台湾当局分裂祖国的图谋，这同样也是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江泽民主席在1996年5月对非洲五国的成功访问，以及中非双方其他高层互访对于增进彼此了解、信任、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关系是颇具有战略意义的。

　　〈二〉加强与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内的合作，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

　　非洲现有53个国家，约占不结盟国家的1/2和联合国成员国的1/3，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非洲友好国家的声援和支持，对于中国战胜形形色色的反华活动相当重要。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一度处于非常时期，一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夸大其词，混淆视听，企图在国际上孤立中国，此时非洲不少友好国家顶住西方大国的压力，敢于站出来主持公道。毛里塔尼亚、加纳、埃及、肯尼亚和加蓬等国政府在6月份都先后表示，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希望中国保持稳定。其后第一个来华访问的外长和国家元首均来自非洲大陆，他们分别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外交部长卡洛斯·达格拉萨和布基纳法索人民阵线主席、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布莱斯·孔波雷。1989年7月22日至8月8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杨福昌应邀访问了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冈比亚、塞拉里昂和加纳等西非五国；7月26日至8月12日，外交部长钱其琛应邀访问了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安哥拉、赞比亚、莫桑比克和莱索托等6个南部非洲国家。我国外长出访的首批国家也是非洲大陆。从1990年起，又有些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国议会联盟、世界人权会议等一些国际会议上，企图用人权问题向中国发难，要求对中国进行制裁。又是由于众多的友好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大力支持，才使西方的图谋未能得逞。

　　非洲国家数目虽多，但大都是小国，弱国，加上前几年世界性政治自由化的泛滥使许多非洲国家政治内乱四起，经济发展缓慢，某些西方国家为富不仁，对非援助往往附加极为苛刻的政治等方面的条件，打着“人权”和“民主”的幌子干涉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非洲国家政治上也需要中国对现政权的支持，外交上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多为第三世界说话。

　　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内加强国际合作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在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干涉各自的内部事务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中非合作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持久的国际政治新秩序，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三〉对非提供援助，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方式、方法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也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但中非友好合作的精神永远不能丢。

　　非洲各国的经济在经历80年代的低速徘徊甚至衰退之后，虽然从1994年开始步出低谷并持续增长，但大多数非洲国家仍然贫困落后，缺乏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和专门人才，因而亟需外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经济正经历着堪称世界之最的快速增长，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很感兴趣，而且对中国提供援助寄予厚望。

　　从建国初期直到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有限，但是仍然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在众多的援助项目中，最大的援助项目当然是坦赞铁路。这些援助项目有助于非洲国家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帮助他们逐步摆脱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严重依赖，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进入80年代后，我国的对外政策因国内四化建设和非洲大陆形势的变化作了适当的调整，在双方经济技术合作中，更加讲求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互利合作的关系。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管理合作成为我国与非洲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1983年8月，中、坦、赞三方在坦桑尼亚举行了坦赞铁路第四次技术合作会议，此后由中国专家对坦赞铁路的运输、机车、车辆、工务、电务、物资、计划、财务、人事劳资等九个方面进行技术指导并参与管理。中国铁路专家组长还参加坦赞铁路董事会所有会议，并应邀出席坦、赞两国部长理事会会议。由于科学的经营管理，1984年坦赞铁路第一次获得税后利润二亿坦桑尼亚先令，此后，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92年12月，中、坦、赞三国政府代表在卢萨卡又签署了关于坦赞铁路第七期技术合作议定书，中方人员继续为管好这条象征中非人民友谊的大动脉做出重要贡献。1996年1月中国又为坦赞铁路提供30辆客车，以帮助它提高客运能力。

　　近年来，为适应中非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中国在真诚援助非洲国家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推行政府贴息优惠贷款和援外项目合资合作等援外方式的改革，中非合作的主体由双方政府转为双方企业。这一方面扩大了对非援助资金来源，提高了援助效益，更好地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以收到中非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效果。但是，一定要防止某些企业、公司一味地追求利润，甚至见利忘义；不了解、不遵守当地法律，甚至胡做非为；不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感情，甚至伤害当地人民的民族自尊。“在合作中要坚持守约，保质、重义等原则”，使中非友谊“世代相传，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注：江泽民主席在非洲统一组织发表的演讲，载1996年5月14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