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的前半生

　　2009年8月29日,高岗的半身铜像在陕西省横山县高家沟村高岗的故乡落成。这个曾经跟随刘志丹,参与创建中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人物终于魂归故里…… 　　“跟定志丹闹革命” 　　1927年春,高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高岗被派往陕西地方军阀部队开展秘密兵运工作。在这次兵运工作中,高岗结识了刘志丹。对刘志丹的胆大心细、智勇双全,高岗一直钦佩不已。从这时起,高岗在以后的岁月中几乎从不间断地追随刘志丹,为中共在陕甘边地区播散火种不停奔走。 　　1933年7月28日,贾拓夫、袁岳栋(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中共陕西省委常委,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红26军政委)和高岗在西安骡马市福盛楼饭馆吃饭,研究西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起义事宜,却被已叛变的原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程建文发觉,程随即带领特务前来抓人。贾拓夫利用算账的机会逃脱;高岗推开人群,绕道跑开;袁岳栋、杜衡则被捕叛变,供出他们知道的所有中共陕西党、团组织,使得全省的秘密组织遭致重大破坏。1935年2月5日,陕甘边、陕北两特委的联席会议召开,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先后成立。西北军委主席由刘志丹担任,副主席为谢子长、高岗。 　　就在西北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时,“左倾肃反”的狂飙悄然降落。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到了西北以后,听信了有人对刘志丹、高岗的诬陷,9月17日,在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的主持下,西北军委改组,刘志丹不再担任主席,高岗也不再担任副主席。稍后成立的红15军团中,高岗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对于这一任命,高岗表示不满,遭致批评。10月1日,陕北“肃反”拉开帷幕。高岗原来同红15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住在一起,劳山战役结束后不久,高岗即被逮捕。遭五花大绑的高岗碰见了红15军团团长徐海东,他对徐说:“说我是反革命这是愧心,前次红军打垮了,我化装木匠逃回陕北又组织红军,怎么说我是反革命?”这次“肃反”对西北苏区的破坏程度很大,幸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赶到,才把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从左倾暴力的屠刀下解救出来。 　　毛泽东称高岗为“我们的老高” 　　高岗获得平反以后,担任三边特委军事部部长。一开始,习仲勋、张秀山、高岗等一批原陕甘边的骨干力量在工作安排上一般说来是偏低的。但是,这一现象很快被毛泽东发觉,毛泽东特别提出:“只有本地干部大批的成长起来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成长,否则是不可能的。” 　　由此,高岗的职务开始有了新的变化。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西北局的通知,高岗任书记。 　　毛泽东很注意调整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这些干部中也包括高岗。毛泽东曾告莫文骅:“你们驻在陕甘宁边区要好好注意搞好与高岗的关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是行不通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成立时,毛泽东指出:“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边区百姓亲热地叫高岗为“咱们的高麻子”,胡乔木就此写到了《解放日报》上,毛泽东看到以后改成了“我们的老高”。1953年东北人民出版社就以“咱们的老高”为题编撰了一本小册子《咱们的老高――高岗同志在陕北的一个故事》,一度流传甚广。 　　1945年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党史座谈会,第一次大面积地触及了西北党史上的一些敏感话题。也就是在这次会上,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的历史地位排列上书写了高岗的名字,最后确认的排名顺序是:刘志丹、谢子长、高岗。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指出:“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 　　毛说过:“高麻子这人能干事” 　　高岗颇有工作能力。毛泽东曾对秘书叶子龙说过:“高麻子这人能干事。”1937年底,王明、康生返国,王明被誉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高岗却异常反感这些教条主义者,在背后提醒说:“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原来是祸从天降!”而作为旁观者的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也说高岗是一个“能干的、意志坚强的人”。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把战略目光投向了东北,为此专门成立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出大量干部前往东北,高岗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949年3月11日,高岗正式就任东北局书记。在高岗主导东北期间,东北地区的工业经过三年多的恢复,在1952年工业生产总值已经超出历史上最高水平(1943年)10%以上。而农业生产也与历史最高水平相近。 　　高岗的用人虽有所偏狭,但在东北时期至少保持了一部分“五湖四海”的优良传统。他不以“山头”为唯一依归,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搞论资排辈”。对于那些因为党内斗争而坐了“冷板凳”的老同志、“老资格”,高岗也不避忌讳,一体信用。例如张闻天,他虽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已没有多少权力。但高岗对张很尊重,称他是“翰林”,认为他有学问、有能力,在制订很多重大方针、政策时都请张过目或起草。高岗甚至还提议张闻天重新担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但被刘少奇否决。 　　高岗虽人在东北,却对身处北京、操劳国务的毛泽东的身体健康极为惦念。有一次,他打了一只老虎,用虎骨泡酒专程送给毛泽东滋补。毛泽东看后,说了一句:“这个高麻子。” 　　然而,伴随着高岗优异工作能力的还有他的一些缺点和缺陷。建国后,毛泽东一次同罗荣桓谈及高岗时指出:“高岗听不得反对意见。”李锐作为高岗的秘书和助手,因长期接触,对高岗的缺点看得一清二楚。1950年,他与黄克诚坦率谈及高岗:“其一,此人根本不读书,文化也低;其二,生活作风太乱;其三,用人搞小圈子,对不喜欢的干部排斥甚至记仇。” 　　这些性格上的致命缺陷,终因高岗地位、身份的变化和政治角色的更替,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