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的爱情生活

　　俞惠如， 1 9 2 4 年生于安徽省五河县， 1 9 4 0 年入党、参军。经李雪三将军介绍， 与吴信泉将军结成伉俪。战争年代，生下6个孩子。和平时期，曾任东北军区幼儿园园长，军委炮兵司令部直属政治处干事、副主任等职。

　　吴信泉， 1 9 1 2 年生于湖南省平江县， 1 9 3 0 年参军、入党，曾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沈阳军区参谋长、军委炮兵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我和信泉相识在我入伍前的一次欢迎会上。1 9 4 0 年8 月上旬， 八路军第二纵队新编第二旅进驻皖东北泗县魏营子， 地方上召开欢迎会。那天，区里领导都到地委去开会，我当时任区工委委员兼妇救会主任， 我主持了欢迎会， 致欢迎词，新编第二旅政委吴信泉代表军队方面讲话。会后，我到部队驻地看看住处安排情况，在院子里遇见信泉， 他就请我进屋歇会儿。他问我：“你这位主任尊姓大名呀？你上过什么学？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 ” 我一一做了回答。吴信泉说：“1 2岁就参加工作了，现在才1 6岁呀！1 6岁就能管这么多事，上台讲话不用稿子，讲得那么流利，能力很强啊！”我被他表扬，心里高兴，又有点不好意思，说：“多谢首长表扬，我讲得不好，你讲得才真好，使我们了解了不少党的方针政策，给我们上了一课。”这就是我们相识的经过。后来信泉告诉我，就是这次相见，他就开始爱上了我。

　　8 月下旬， 经中共泗县县委批准， 我由地方转入部队，分配到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原第二纵队新编第二旅）政治部宣传队，担任分队长。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思想单纯、感情真挚，任何事情都解决得快，当然也包括恋爱婚姻。信泉见到我后，产生了想和我恋爱的念头。他把想法告诉了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李非常赞同，连说“好，好，好，非常好，我去找她谈。”李主任很快找到我，向我介绍了信泉的家庭情况和革命经历，说：“吴政委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指挥员，也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我愿做你们的介绍人，希望你们结成革命伴侣。”我一时不知所措，只说了一句：“让我想想。”

　　那一夜， 我没有睡好， 仔细地回想着李主任向我介绍的一切。信泉1 9 1 2 年3 月2 6 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何家段一户贫农家庭，上有一个从小患小儿麻痹症的哥哥，下有一个六七岁上就送给人家当童养媳的妹妹。信泉自小过继给六伯， 5 岁后上了两年半私塾， 一边还帮父亲干农活，放牛、捡狗粪、打柴禾。信泉学习非常认真、刻苦，书背得好，字也写得好，教书先生很喜欢他，对他父亲说：“这伢子读书肯用心，将来定有出息。”后来六伯病逝，信泉辍学，9岁就跟父亲学种田，1 3岁便和父亲一起担起养家的重担。超负荷的劳动使小小年纪的他得了腰腿病，一双脚在水田里跋涉，冬天冻得青紫，夏天在水田里泡得溃烂，入夜，痛得不能入睡，父亲没钱给他治病，只得采来狗柑刺条，在他背上、腿上抽打， 直至抽出血来， 以此止痛。他曾被野蜂蜇、毒蛇咬、犁头伤腿，三次险些丧命。他和父亲终日辛劳，却换不来一顿饱饭，一家人仍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1 9 2 7年春，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信泉1 5岁加入农民协会，1 6岁参加赤卫军、互救会，积极参加减租减息和打土豪劣绅的斗争。1 9 3 0 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 2月入党。红军时期，历任红3军团战士、班长、参谋、副官、连指导员、小团教导员、大团特派员、军团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等职。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千辛万苦，出生入死，两次负重伤。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七十三师特派员，七十五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政治处主任、六八七团政委，第二纵队三四四旅政治部主任、新编第二旅政委，随部队转战晋东北、冀西、晋东南、豫北、冀鲁豫、豫皖苏等地区，在战火的锤炼中，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和优秀的政治工作者。

　　我从内心敬佩这位首长， 但终身大事不可草率从事。我出来工作后，有很多人追求过我，都被我拒绝了，我想自己年龄还小，不要早早成家。这次是组织上找我谈话， 我不能不认真考虑。另外，虽然我年纪不大，但信泉已经2 8岁，答不答应要早做决定。我心底里还有一层想法，我不想嫁给一个只会打仗的“大老粗”，和那样的人生活一辈子，恐怕不会幸福。此后，我开始留意起信泉的各方面表现。

　　信泉早上和机关人员一起出操跑步， 从不缺席；晚饭后常到操场和干部战士一起打篮球，而且球技高超，十分出众；他也常到宣传队看排练，每次都能提出中肯的意见；信泉会吹口琴，有时为宣传队伴奏。信泉还是个彬彬有礼的人，在我没有答应之前，他每次见到我都热情地打招呼， 从不提这件事。看来他并不是一个“ 大老粗”，称得上文武双全，人也长得英俊，我心里就同意了。当李主任再次找我谈话时，我就答应了。

　　1 9 4 0年9月里的一天，信泉接到上级电报，让他到延安参加中共“ 七大” （ 后延期） ， 第二天就动身。走的那天下着小雨， 信泉穿着雨衣， 我打着伞， 在路边草地上站着说话。信泉说： “ 我只要能通过封锁线， 就肯定能回来，你一定等我，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我说：“你放心，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会等你。就是你万一牺牲，我也为你守一辈子。”说完，我流下眼泪。信泉想拉拉我的手，我立即缩了回来，说：“对不起，我们还没有结婚，不要拉手。我父亲说，随便和男人握手不规矩，丢人。” 信泉说： “ 我理解你， 敬重你的纯洁风度， 也更喜欢你了。” 说完， 向我挥挥手就走了。我目送他远去才归队。信泉走后不久，我就随部队从皖东北地区南下到苏北盐阜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三个月后， 信泉安全返回部队， 我们相见万分高兴。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体会我们那种重逢的喜悦心情。因为要过敌人的封锁线，通过了就能再相见，通不过也许就是永别。在战争年代，总是分离多于相聚，而每一次哪怕是短暂的分离都笼罩着永别的阴影。

　　1940年12月22日，第二支队在阜宁县天赐场镇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我们决定在这天结婚。新房是在支队部院子里的一间小屋里，两张门板并在一起便是一张双人床，床上铺上一些稻草，稻草上面铺一条粗白布床单，供给部长刘炳华给我们做了一床蓝花布被子，新房中就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婚礼是在晚上举行的，就在营以上干部开会的大堂屋里。那天晚上来了许多人，支队长田守尧、副支队长常玉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供给部部长刘炳华、宣传队队长王晓云和指导员孔繁波，以及机关、宣传队和来开会的团、营干部。介绍人李雪三主持婚礼并讲了话，祝贺我们结成革命伴侣，祝愿我们夫妻恩爱、白头偕老。大家欢迎我唱个歌，我唱了一首《松花江上》，信泉

吹口琴伴奏。大家吃了喜糖。这是一个非常简朴而热热闹闹的婚礼。

　　第二天，宣传队的同志给我和信泉照了一张结婚照，我俩都换了件没有补丁的军装，戴着军帽，扎着腰带、绑腿，穿双新布鞋，我还挎了一只驳壳枪。信泉表情严肃，我也没笑出来，我觉得我们挺威武的。

　　我将这张结婚照片寄回了家，父母亲高兴得不得了。听妹妹惠娥讲，我当兵后，有一次有人传话说我回家来了，国民党县政府就来抓人，没找到我，就把我母亲抓走了，当时我妹妹9岁，又急又怕，光着脚丫子在后面追，后来托了人，才把我母亲放回来。所以，收到照片后，怕国民党的县政府发现，母亲就将墙上的砖取下来一块，把照片放进去，再把砖块堵上。那时妹妹常常看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老两口从墙上取出照片来看，我父亲常叨念：“小九子现在到哪里了？”母亲则是默默地流泪。

　　如果说加入共产党，参加八路军是我一生的第一个转折的话，那么我和信泉结婚则是我一生的另一个转折，我不再是单独的一个人，我有了志同道合、形同师长的另一半，我们同甘苦、共患难，携手走过了5 2年，同时，一副家庭的担子也从此压在了我的双肩。

　　抗日战争时期， 结了婚的干部平时各住各的，只有星期六晚上才能团聚。宣传队驻地和支队部离得近，平时我们也能见面，有时在操场、路边讲讲话。我年轻时有早上鼻子出血的毛病，有时流血不止，就急得掉眼泪。碰巧信泉十几岁时也有这个毛病，他的父亲用一种草为他止血治疗，他早上出操回来就采些止血草在路边等我，我流鼻血时，他将草在手心里搓一搓，塞进我的鼻子里，然后用手指揉一揉，血就止住了。这种方法很有效，不久我的鼻子就不再流血了。

　　战争年代生活很艰苦，在盐阜区时，成天都是地瓜干子当主食，白水煮白菜当菜，盐都吃的不多。信泉和大家一样吃大锅饭，只不过是警卫员给他打到他办公的屋子里吃，我从来没有和他一起吃过饭。但有时偶尔有人送他一个缴获的罐头，他舍不得吃，总是留到星期六晚上，我去时一块吃。这一个罐头吃起来也是你推我，我让你的。

　　那时，宣传队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我在工作之余，帮老乡挑水、扫院子、做针线活，还教房东的孩子识字、唱歌，所以老乡对我很好，有时送我两个鸡蛋、几条小鱼，我就做好了给信泉送去。有时还从老乡那里得到点烟叶子，我用纸卷好了送给他。

　　我在宣传队工作时， 部队住在新荡乡， 阜宁县的县委书记唐棣华（1 9 4 1年与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结婚）和我在皖东北工作时就认识，她知道我有地方工作经验，就向二支队提出借用。于是，我白天在地方上做开辟根据地、组建地方政权的工作， 组织“ 商救会” 、“ 妇救会”、“儿童团”等，晚上回宣传队参加演出。早出晚归，来回要走好几里路。有一天晚上，我回队时遇到了一个劫路的，幸亏离村子还不远，我大声呼救，村里的老乡赶来救了我。信泉知道后，就派他的警卫员楚永兴到东坎去接我，使我安全度过了4个月。

　　1 9 4 1年皖南事变以后，第二支队改为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仍在盐阜区坚持斗争。7月下旬，日军发动对盐阜区空前规模的大“扫荡”。第八旅和第七旅等部按照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的部署，在掩护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撤离盐城后，进行了历时一个多月的反“扫荡”作战。这年9 月， 我因怀孩子接近产期， 从旅政治部宣传队调到旅司令部任文化教员。

　　1 9 4 1 年1 0 月2 8 日， 我在阜宁县新荡乡的老乡家由接生婆接生。那是一间小柴房，地上撒上草灰，接生婆让蹲着生。孩子是难产，生了一天一夜也生不下来。信泉闻讯赶来，他从我后面将我拦腰抱起， 上下蹲跳， 结果小孩子掉出一只脚来。接生婆点了一支香， 将小脚一薰， 送进去，然后用长长的手指甲当剪刀，做了一个“侧切”，抓住孩子两只小脚，硬拉了出来，我即刻昏死过去。信泉和接生婆都慌了，信泉立刻给师卫生部打了电话， 请来了保健科科长曹维礼医生。曹维礼医生给我打了强心针，将我救活。后来曹维礼医生告诉我，这种难产以及接生婆的操作实在是太危险了，大出血和严重感染随时可能夺去我的生命。我真庆幸我命大，熬过来了，也活过来了。我的大女儿正巧出生在阴历9月9日重阳节这一天，李雪三主任给送来了一个名字，叫“重阳”，1 8天后我便席地而坐，参加旅党代表大会了。

　　1 9 4 2年3月，信泉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再次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这次让我和信泉一起去，并与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行，刘少奇化名“胡服”。为此，我不得不将大女儿重阳留在东坎镇一个商人家里，找了一个奶妈照看。同去延安的人编为一个大队，我在大队部任文化教员。走到山东时，平汉铁路封锁太严，必须化装成商人，而信泉没有蓄发，穿上长袍马褂仍不像商人，于是大队部决定，除胡服等非去延安不可的干部外，其他干部一律转回华中，于是我和信泉等人就归队了。信泉去延安参加“七大”，两次都未能成行，这是他的一大遗憾。

　　同年6 月， 组织上安排我和信泉一同进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学习并参加整风。党校分三个队，一队是旅级干部，二队是团级干部，三队是女干部。旅级干部可以带家属，一家一间屋子。当时，张爱萍和李又兰正在谈恋爱，我和信泉让出我们的屋子让他俩谈心。

　　张爱萍是四川达县人，与信泉第一次共事是在长征路上。1 9 3 5 年2 月， 红三军团在扎西进行整编，张爱萍由第四师政治部主任调任第十一团政委，信泉由军团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调任第十一团特派员。他们一起渡赤水、占遵义、过乌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继而渡过北盘江、金沙江，攻打会理城。在攻城战斗中，信泉被炮弹炸成重伤， 两人就此分开。1 9 4 0 年8 月， 两人在皖东北再次相见，并一起战斗在苏北抗日根据地。信泉去世后，张爱萍写了一首诗，表述了他和信泉的战斗情谊：“二万五千同征程，抗日敌后共战场，为民卫国毕生志，革命精神永流芳。”

　　1 9 4 2年1 1月初，信泉被任命为第三师十旅兼淮海军分区副政委，同他的老战友――旅长兼司令员刘震再次在一起工作。我则被安排在旅政治部当收发。我们到达淮海区不久，日伪军7 0 0 0余人开始对淮海区实施“扫荡”。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包围淮海区党、政、军机关。我们一部分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就地分散进行游击战，而党、政、军机关和大部分主力从合围圈中跳出，转移到泗阳、宿迁地区。日伪军扑空后， 立即转向淮、涟、沭地区反复进行“扫荡”，寻找淮海区党、政、军机关和主力部队决战，又未得逞。于是，日伪军在各条公路上安据点、筑碉堡，对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和“梳篦式扫荡”，并实施各种伪化措施。全区被日伪军分割为数块，回旋余地太小，我党、政、军机关只能在方圆5 0多公里的地区内回旋，部队只能以连为单位活动，有时一天要转移几次，斗争环境极端艰苦。

　　部队准备向外线转移时，我已接近产期，不能随部队活动，只好留在地方上（吴圩子）打埋伏。和我一起打埋伏的还有刘震的爱人李玲，她带着6 个月大的儿子刘卫兵。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信泉分析敌情，判断日伪军近日定要占领吴圩子，他自己带着几个骑兵，连夜把我们俩接回部队。次日凌晨，日伪军果然占领了吴圩子。事后，我们都庆幸信泉判断准确，行动果断，否则我们几个人都可能没命了。

　　后来， 通过地下党， 把我送到灌云县草安乡一个老乡家打埋伏。当地风俗不让我在屋里生孩子，在厨房地上铺上草，在地上生。这次是顺产， 由接生婆接生， 顺利生下大儿子。8 天后，我按组织安排，将皖湘送到灌云县草安乡杜沟村的一个老秀才家寄养，老秀才也是地下党员，他说：“如果你们不来接，革命胜利后，我把孩子给你们送回家乡去。”我请他给孩子取个名字，他说：“你是安徽人，他父亲是湖南人，就叫皖湘吧。”我在他家住了两天，信泉就派警卫员梁映山将我接回部队。打埋伏的草安乡是日伪区，所以我每天是只能见月亮，不能见太阳。

　　我归队后，在淮海军分区司令部任译电员。译电员随部队走， 部队打到哪里， 我们跟到哪里。由于译电员工作的保密性质，所以我们是重点保护对象。行军时我们走在首长的前面，警卫班的后面。那时我们译电员都会几句日语，打起仗来，我们在前线用日语喊口号“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伏击战、死狗战我都参加过。1 9 4 3年3月，警卫员梁映山到草安乡老秀才家去接皖湘，我到盐阜区去接重阳。这时重阳已经一岁多了。两个孩子回到了我身边，组织上给请了两个农村妇女帮助照料他们。

　　当时，敌后军民中流传着一句很生动的话：“咱们的部队打的是政治仗”，这是事实。战前动员时， 班、排、连都争先恐后地要求当突击组、突击队、尖刀连，一旦批准，是共产党员的提前交党费，不是党员的向党支部申请入党，并换上新的或干净的衣服。

　　那个时期，信泉对部队文艺宣传工作也抓得很紧。他到任后，最初的工作安排上有一项就是看望文工团。他来到文工团，刚一落座，就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本本放在桌上，对谢铁骊等文工团的领导说：“我从八旅来十旅工作，给你们带来一份礼物，礼物就是一本《前线》剧本。这个剧本是苏联考涅楚克创作的话剧，延安已经排演上戏，很有教育性。”全团同志见到吴政委带来剧本，个个喜出望外。文工团立即组织排演。在排演过程中，信泉时常去观看，现场指导，他对舞台布景、道具、服装样样关心，还特地让人将缴获的日伪军装、改制成苏军的马裤式样作为演出服装。在他的关心支持下，文工团顺利上演了话剧《前线》，在淮海地区获得轰动效应。

　　1 9 4 4年，为配合《甲申三百年祭》的学习，军分区领导决定文工团排演阿英同志创作的话剧《洪宣娇》。信泉十分重视，要求各单位认真看戏，看后组织座谈，收集反映。记得有一次临到演出时， 扮演赖天后的女演员因故不能参加演出，信泉听说后，立即让我化装，顶替上场。在他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文工团接二连三地创作并演出话剧， 如《钱凤照的转变》、《海城起义》、《三勇士》、《李树才的下场》、《不屈的人们》等，形成了淮海地区表演话剧的传统和优势。

　　这年4月，我因怀孕9个月，夜里给首长送电报不方便，调回政治部任收发，后任青年干事。当时， 我们机关工作人员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养蚕、纺纱、卷烟，拿到集市上去卖，改善生活。

　　5 月1 6 日， 我在泗阳县东北庄吴圩子随军医院，由军分区卫生部医务主任丁志辉大姐接生，生下第三个孩子―― 二女儿。信泉派警卫员来看我，并给孩子送来一个名字，叫“淮阳”，取自她的出生地淮海区泗阳县。

　　1 9 4 5 年8 月9 日， 也就是苏联向日本宣战的第二天，我在泗阳县东北庄后方医院生下第四个孩子――二儿子。信泉高兴地给孩子起名叫“苏宣”。苏宣是由军分区卫生部部长刘文斌接生。几天后，第十旅和淮海军分区“分家”，刘震任十旅旅长，后任三师副师长；信泉任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后任独立旅旅长兼政委。

　　9月2 8日，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七、八、十旅开赴东北。10月8日，信泉与副旅长冯志湘、政治部主任石瑛一起，率领独立旅作为全师的后卫，告别淮海区根据地人民向东北挺进。

　　此时，我在独立旅政治部干部科当干事，我们已有4个孩子，组织上只允许带上两个。我实在舍不得丢下孩子， 我和信泉商量， 大女儿重阳4岁，已经记事了，留下比较放心，日后也容易找到；二儿子苏宣刚满月，途中不好带，过封锁线时，孩子啼哭会暴露部队。于是，我们决定将一大一小留在苏北，带上快3岁的皖湘和1岁多的淮阳北上。我们将重阳寄养在一个开明地主家里，留下一些钱，并托付解放区的党组织给以关照。苏宣被寄养在宿迁县警卫团团长张荫棠家里。

　　独立旅是在1 9 4 5年4月，由第十旅兼淮海军分区部队的一部组成的。大部分基层干部、战士都是土生土长的苏北人。由于形势瞬息万变，部队的思想和物资准备都不够充分， 所以恋乡情绪，不愿再过残酷艰苦的战争生活的情绪在部队中滋长。针对这一情况， 信泉召集各团干部开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连、排、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旅首长和机关干部分片包干，下到各团协助工作。同时，旅党委向全旅干部、战士发布了“北上动员令”。行军途中信泉又在全旅开展了“ 三好两互助” 活动， 即， “ 吃好饭、睡好觉、走好路和思想互助，体力互助”。每天出发前都要做思想动员工作，宣传鼓动工作一天也未间断过。由于国民党加快了向东北运兵，中央又电令我们旅加快行军速度，信泉提出了“一天走一个县”的口号。在经冷口出关过长城时，他指示在长城垛口上写上“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言壮语，鼓动部队不断前进。

　　一路上十分辛苦，我生孩子刚满月，信泉照顾我，将他的马给我骑，他步行。我骑了两天，觉得不好，就说什么也不骑了。马夫老李向老乡借了一头小毛驴，给我骑，走一站换一个，骑了有七八天，我就和大家一样徒步行军了。皖湘由马夫老李挑着，淮阳由老乡挑着，两只筐子，一头挑小孩，一头挑行李。在苏北时，皖湘头上、腿上长疮，后来变成大痈，头上开了1 3刀，腿上开了两刀，当时差一点就活不成了。大病之后，3岁的孩子重新学走路。战争年代里，孩子很可怜，跟大人一起受了不少罪。入关后，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几度，大人都冻得受不了，两个孩子坐车筐子里冻得直哆嗦。当时部队的后勤供给自己解决。独立旅进驻到阜新一带之后，得到师里分来的一些白布和棉花，白布用锅灰染成灰色，做棉衣，我给两个孩子做了棉袄和棉帽子。到了齐齐哈尔后，马夫老李给两个孩子每人找到一顶毛帽子，他俩戴着毛帽子还照了一张相，我把这张照片收在这本书里。皖湘还能依稀记得一些事，他说行李筐子里放了一个缴获的留声机，每到一个宿营地，老李将他和淮

阳从筐中抱出，往炕上一放，就将留声机摇上劲儿唱起来，都是京戏，皖湘说：“我至今记得那些曲子，永远忘不了。”

　　不要把她们交给“老毛子”。原来她们是三名日本妇女，是在躲苏联红军，都剪了光头。苏联红军在东北时，组织纪律比较差，强奸妇女的事常有发生。她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我告诉她们，我们是东北民主联军，不会伤害她们，叫她们不要乱跑，现在土匪和国民党军队不少，如果落到他们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我给她们送饭吃，三天后我报告了组织。经研究，决定将她们暂时收留在部队，分配给纵队司令员刘震、六师后勤部政委王恒和我家三家，帮助带小孩，分到我们家的叫“宾夏”，其他两个人分别叫早坂和左藤。1949年1月，我在沈阳生下三女儿新阳，宾夏帮我带新阳。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叫高桥，是共产党员，我们相处得很好。后来，她跟我们到汉口，1 9 5 0年，三十九军留守处到辽阳时，宾夏等三位日本妇女回日本去了。

　　1 9 4 6年初，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和第三师的统一部署，独立旅在阜新以北哈尔套、库伦地区，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开辟西满根据地。

　　号称“横伦”的土匪头领张化东有3 0 0余兵马，在彰武、法库一带打家劫舍。信泉分析他是贫苦出身，有可能从政治上争取他，于是制定了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和平收编遣散的方案。经过做工作，“横伦”表示听从我军收编。独立旅未发一枪便收编了土匪“横伦”的队伍。之后，独立旅各团又乘胜分兵清剿，逐渐将那些小股土匪肃清，而一些散匪纷纷来投降，农牧民拍手称快。

　　部队驻在通辽、开鲁之间的道德营子时，有一次，土匪的一颗手榴弹在我住的房子窗前爆炸，把我震倒，右眼负伤。我怕信泉担心，没有告诉他。旅卫生部部长胡曼荣用水给我冲洗，用布罩上，便渐渐长好了。天津解放后，我去医院检查，弹片仍残留在眼内，视力基本丧失，只能看见五指，被评为二等乙级残废。在以后这5 0多年里，我实际上是在用一只眼睛看东西。

　　1 9 4 6年3月，信泉为侦察地形，坐在一辆火车头上面跑了一个多小时。结果，刺骨的寒风吹得他患上剧烈头痛，痛得他在地上打滚，以头撞墙。他不让告诉我，但周围的人慌了，给我发了一封电报，收到电报时，我们正在吃饭，副旅长冯志湘是个热心而又细心的人，他等我吃完饭才告诉我。读了电报后我的头“嗡”的一下蒙了，急得我直掉眼泪。冯志湘副旅长一边安慰我一边想办法，最后设法找到一辆压道车，将我送到郑家屯。信泉躺在床上，脸色蜡黄，无一丝血色。他见我来了，很惊奇，问：“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来接伤员，顺便看看你。”上级决定让他回通辽休息几天，他坚决不干，我照顾他两天就回通辽了。

　　1 9 4 6 年夏天， 通辽地区流行霍乱时， 我和两个孩子皖湘、淮阳都得了痢疾，腹泻不止，拉脓拉血。孩子拉得眼皮都不睁了，但我不想让信泉着急，没有告诉他，但还是有人告诉了他。他赶回来忙了一夜，用一只盆子给孩子接大便，接了倒，倒了接，把在当时来说非常珍贵的消治龙（磺胺）喂给孩子吃下去，还逼着我吃了一粒，我们第二天早上就止住了腹泻。当时，他自己也拉肚子，他硬挺过来，没有吃药，第二天一早，就率领部队去打郑家屯。过去的人很少吃药，所以药确实可以发挥“药到病除”的效果。我和孩子只吃一次药，来势那么凶猛的痢疾就止住了。那时的消治龙（磺胺）就是救命药，我保存了两粒，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扔掉。

　　1 9 4 6年9月，第三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 刘震任司令员， 吴法宪任政委。所属第八、十旅和独立旅依次改称第四、五、六师。

　　1 1月中旬，信泉率领两个团经强行军到达余良堡、太平附近，这里是被称为“死亡之旅”的大沙漠地带，西北风呼呼地叫，刮起黄沙天昏地暗，睁不开眼睛。这时，东西走向的辽河挡住了去路。此时，前有两个团的敌人阻截，后有一个团的敌人追击，企图以辽河做屏障，堵截、夹击我军，形势异常严峻。在此危急时刻，信泉沉着冷静，他详细分析了敌情和周围地形情况，认为只有渡过辽河，才能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而若延误时间，被敌人前后夹击，全旅便会有覆灭的危险。信泉亲自查看了地形，找到一处水深一米左右的较浅河段， 立即果断决定： 快速趟过河去！隆冬的东北，寒风刺骨，滴水成冰。他第一个脱下棉衣棉裤，卸下枪支，卷好顶在头上，跳进河里，紧接着，副师长冯志湘，政治部主任石瑛也脱下衣服，跳进河里，这是无声的命令！全旅官兵纷纷脱下衣服，跳进河里，6 0 0 0多人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队伍徒涉冰河，这是何等壮观的情景啊！过河之后，部队真是人困马乏到了极点，站着都能睡着。但是，全军指战员在“咬紧牙关，坚持就是胜利”的口号鼓舞下，烤干衣服，立即出发，终于甩掉了追兵，走出茫茫大漠草原， 转危为安。过辽河的时候， 仅有一只小船，照顾了我们带小孩的家属和女文工团员。

　　师后勤机关和家属队在通南镇时， 我任留守处指导员，负责家属队。当时，后勤机关整个武装只有一个连，是负责保卫后勤机关的，而四个家属队，加上我在开鲁扩大来的谢迪、黄迪、王秀华等几个年轻女同志，只有两只驳壳枪，如果遇上土匪，就会被俘虏，所以我认为家属队不能在通南镇久留，应迅速去第二纵队后勤部所在地齐齐哈尔。我请示师后勤部，后勤部不同意，但是，情况紧急，不容再等。我召集四个家属队指导员开了一个会，会上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带着四个家属队分乘四辆大马车，前往齐齐哈尔。我带队来到第二纵队后勤部，受到翁徐文部长的热情接待。我们睡了两天地铺之后，他给我们找到一个院子，里面有一座小楼，还有平房，家属们被安顿下来。家属队离开通南镇时，师后勤部对我擅自行动很生气，打报告给师部，说我“ 自由行动” ， 要求师部给我处分。报告还未到师里，他们自己也来到了齐齐哈尔，就在我们这个院子里住下来，这个地方就成了我们师留守处的驻地了。我热情欢迎他们，安排吃住，师后勤部部长见了我，有点不好意思，对我说：“俞惠如同志，你对了，我错了，我们撤回对你的处分报告。”后来，第二纵队后勤部召开党代表大会，翁徐文部长在大会上讲评这件事，表扬了我，说我带家属队迅速离开通南镇，奔赴齐齐哈尔的行动是正确的。我在开鲁扩大来的谢迪，后来和师政治部主任石瑛结婚，黄迪和团政委杨弃结婚， 王秀华与副团长周问樵结婚。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好朋友。

　　1 9 4 6年冬天，齐齐哈尔市成立嫩江省第一届妇女联合会，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的夫人蔡畅大姐任妇联主席，各界代表约十五六人，我是军队代表。会上有一位最年轻的学生代表，她就是柏曼卿，当时她是齐齐哈尔联合中学学生会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我和曼卿得以相识。

　　1 9 4 7年5月，信泉从六师调到纵队任副司令员，同年8月，李雪三从四师调到纵队任政治部主

任，加上刘震司令员，三位老战友终于在一起工作了。听他们三个人说，此前，都是两两在一起工作的。这一回，三个人在一起工作，彼此都感到十分庆幸。1 9 4 8 年2 月， 经刘震介绍， 李雪三与柏曼卿喜结良缘。此前，李雪三是信泉和我的结婚介绍人，信泉和李雪三又是刘震和李玲的结婚介绍人，如今，刘震成为李雪三与柏曼卿的结婚介绍人。此后，我们三家的友谊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

　　从解放战争开始， 部队分了前后方， 信泉在前方打仗，我在后方工作，照顾孩子。每打一仗， 部队就要休整几天， 纵队首长就回后方休息。但是信泉要负责处理战后各项工作，还要做好下一个战役的准备，所以不能回后方。老部队的人都说：“部队行动，吴副司令员到前头，部队休整，他跟着部队走。”说他“既是用刀人，也是磨刀人” 。他无论指挥作战， 还是战后休整，都事必躬亲，事事过细，力求完美，这是他的性格和作风，我从内心佩服他，也配合、支持他。休整时，我带上孩子去前方看他，照料他几天，等部队出动，我再回后方。战争年代，牺牲和负伤的危险时刻伴随着每一个人，这是我在参军时便知道的事情，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他的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和信泉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7年时间里是两地生活。我们互相惦记着，也相互支持着，我们从来是报喜不报忧，决不给对方增加负担，并且力所能及地相互照顾。

　　1 9 4 7年时，部队生活很困难，三顿饭都是高粱米儿加黄豆，没有菜。纵队有特供，照顾纵队首长，但信泉不开小灶。他因战事频繁，高度紧张，经常犯头痛病和眼疾，吃饭很少，瘦得皮包骨头。我看着心疼，我在齐齐哈尔设法买到一点人参，到前方去看他时，煮水给他喝。他非让我喝，他说：“你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太辛苦，应该补补身子。”我只好假装生气，站到门外去不理他，他没办法，只好喝了。没想到警卫员将这件事传了出去，不少人都知道了。刘震司令员最爱开玩笑，他问我：“俞惠如，你们那个人参水怎么个喝法？”我说：“他身体不好，他喝，谁需要谁喝”。他又对信泉说：“听说你吃了人参了，你好福气呦，你找到俞惠如这个婆娘是你有福了。”信泉笑笑说：“都一样嘛。”

　　那时，两个孩子也跟大人一起吃大锅饭，瘦得跟小猴子似的。在齐齐哈尔时，后勤部给部队做干粮，在留守处的院子里架起一口大锅，用面粉做成指头肚大的小面球，放上沙子炒。皖湘和淮阳还能记得那口大锅和那只大狼狗。皖湘说：“我特想吃，想去偷，但有一只大狼狗看着，不敢去。晚上还想着那小豆子干粮，睡不着，马夫老窦就用手从墙上一扣，扣出一颗来，给我和淮阳吃，太少了，吃也吃不够。”离齐齐哈尔十几里路有个叫葫芦头的地方，是个江汊子，里面有小鱼，七八分钱一斤。留守处有辆马车，有时我和李玲（刘震的爱人）、陈绥圻（吴法宪的爱人）、王涛（冯志湘的爱人）、刘挽澜（钟伟的爱人）、左瑾（王良太的爱人）坐马车去买鱼。我将鱼加盐煮后，给两个孩子吃，又把鱼腌成咸鱼，晒个半干，用蒲包包上，送到前方给信泉吃，我还晒了萝卜干，也往前方送。陈绥圻看到后说：“老俞的生活经验真不少啊！”作为母亲和妻子，我真想能让孩子和丈夫吃得好一点，身体健康，但是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实在难以做到。

　　这年1 1月1 0日，我在齐齐哈尔生下三儿子皖平。当时，信泉从前方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说： “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 你又生下了我们的第五个孩子，而我又没有时间照顾你，我感到很对不起你。希望你看在我的面子上，照顾好孩子。等到胜利时我不死，我会加倍偿还的。”我看信后哭了， 左瑾进来也看了这封信， 她劝我时，她也流泪了。后来，信泉抽出几天时间来看我， 那时， 他有两个警卫员， 他回部队时， 我叮嘱他们一定要保护好首长，信泉说：“留下一个，我要那么多人干什么？”我说：“谁重要？你在前方打仗，是冒着生命危险，我在后方再忙再累，也不能和前方比。”最后，我还是把他们一起送走了。

　　记得那天，我让老李看着刚满月的皖平，我带着皖湘和淮阳去火车站送信泉。天阴沉沉的，飘着小雪，我的心也像这天一样沉甸甸的。信泉一手抱着皖湘，一手抱着淮阳，火车鸣笛了，他该上火车了，两个孩子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哭了起来，不肯松手。孩子一哭，我心里更加难受。

　　待火车开走，我回到家里，望着空荡荡的屋子，心里也空荡荡的。这时，皖湘还在哭，哭得我揪心，那时我2 3岁，毕竟年轻，我顺手打了他一巴掌，即刻五个手指头印印在儿子红通通的脸上。我立刻后悔了，心痛地将孩子抱在怀里，这才发现他全身滚烫，起了一身的疹子，原来他得了麻疹。两天后，淮阳也传上了。我日夜守护着两个孩子，真累、真难呐。今天回忆起那七年时间里的一次次离别，一次次送行的两地生活，这心里还是苦苦的。

　　我打了皖湘的一巴掌就像打在了我的心上，这是我第一次打孩子，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打过孩子。我的同事和战友们对孩子的管教都是非常严格的， 但在管教方式上， 各家的家法都不一样。我听洪学智的爱人张文大姐说， 她打孩子打出了名， 多次被支部书记要求在党小组会上做检讨，可我就是下不了手。有时候，男孩子太调皮或惹了祸，信泉气不过，打孩子，用巴掌、鸡毛掸子、棍子打屁股。他如果打重了，我会生气、心疼。我告诉孩子们，挨打的时候要跑，跑就打不着了，不要肉头傻站着挨打。我对小孩子的处罚是罚站，对再调皮不过的孩子，我也是用手指头戳一下脑门子。我的孩子们都记得他们小时候被罚站的情景。在齐齐哈尔时，淮阳已经3岁多，她记得的第一次罚站是因为一个罐头。晚饭时，除打来的大锅饭之外，小饭桌上摆了一听打开的罐头，是信泉从前方带回来的战利品。她和皖湘没等大人来，就吃了起来，我认为这是不懂规矩的表现， 就罚他俩面壁站了。淮阳说那罐头“太好吃了”，她牢牢地记住了它的味道。4 0年后，1 9 8 7年，她从英国回来，兴冲冲地告诉我她终于发现了这个“太好吃”的罐头，原来它是英美传统风味的“猪肉黄豆”罐头，还带了一听让我尝尝。

　　1 9 4 8年1 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第二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所属第四、五、六师依次改称第一一五、一一六、一一七师。随即从驻地沈阳出发，入关南下，参加天津战役。我因即将临产，留在了后方留守处。1 9 4 9年1月5日，我在沈阳生下三女儿新阳。

　　北平和平解放后，三十九军部队在武清休整了两个多月。期间， 我带着4 个孩子随留守处一同来到了武清。想到留在苏北的两个孩子离开我们已经3 年多了， 我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他们，盼望着早点把他们接回来。于是，信泉派警卫员梁映山去苏北淮海区接大女儿重阳。那是一天下午， 梁映山领着重阳回来了， 她穿着一身黑棉袄，留着童儿头，长得很像信泉。看到孩子，我哭了。孩子受了苦了，她原是寄养在一个开明地

主家里，地主夫妇对她很好，送她去私塾读书。后来，当地搞土改，地主跑了，地主家的佣人钱老太太将她一路要饭领回到自己家。孩子始终记得自己父母的名字，知道父母都是当兵的，当地的党组织曾派人给她送过两套衣服，她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她总有一天会回家。梁映山告诉我，他去接重阳时，一进村有一块打场地，一群小孩子在玩， 梁映山问： “ 你们谁叫吴重阳？”重阳立刻回答：“我！”她带着梁映山一路小跑往家赶，高兴地一边跑一边叫：“大兵来了！大兵来了！”重阳回到家里特别高兴，但不久我发现她老是躲着钱老太太，原来她是怕再被钱老太太带走。我原以为重阳会依恋钱老太太，就想让她留在家中照料孩子们，看到重阳更愿意同我和她的弟弟妹妹在一起，我就给钱老太太一些钱，让她回家了。重阳的身体比较弱，有一段时间她每天下午发烧，怀疑得了肺结核，疗养所给了我一些鱼肝油、维生素，我每天给她服，上学后，在学校里也治疗了一段时间，终于治好了。

　　不久， 我和警卫员梁映山一同去苏北淮海区接二儿子苏宣。我们找到张荫堂家，见一个小孩子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酱油瓶子准备去打酱油，我看这个孩子像我的孩子，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苏宣。”我鼻子一酸，流下泪来，把孩子一把抱起来。那时苏宣不到四岁，长得白白胖胖，很好玩。我们很感谢张荫堂夫妇将苏宣带大，此后我们两家一直来往。两个寄养的孩子回到我的身边， 我心里踏实多了，加上解放战争一步一步取得胜利，全国解放已成定局，马上就要过上和平生活，在那段时间里，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1 9 4 9年4月，三十九军随第四野战军开始向华中南进军。此时，刘震被任命为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员兼三十九军军长，吴法宪调任第十四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信泉接任三十九军政委，谭友林任三十九军副军长，李雪三任三十九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在南下途中，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情。在解放战争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蒋介石是我们解放军的“运输大队长”。那时，解放军常常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 甚至一个师、一个军地歼灭国民党军队， 因此， 国民党军队优良的美式装备迅速地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开始有了吉普车。对这个一踩油门就跑的东西， 大家很是喜爱， 信泉和刘震都成了“ 汽车迷”。连我的大儿子皖湘也是个小“汽车迷”。有一次，他和淮阳两个人爬上一辆大卡车，他用一根铁丝将汽车发动起来开走了，吓得警卫员追上去，将车熄了火。我怕坐信泉开的车，担心他撞人，或翻车。部队驻在武清期间，有一次他开车，拉我和重阳、皖湘、淮阳三个孩子进城。路上，有一个人不让路，任他怎么鸣喇叭，那人就是不避，气得他跳下来要和人家理论。战争年代里，这些率兵打仗的人脾气都大，信泉还算是好脾气呢，那是战争年代特殊环境造成的。劝他们不开车难，但有一件事，使他们自觉地停止开车了。那是部队南下到了湘西。这里是山区，道路盘山而上，峰回路转，十分险要。一天，刘震开车，司机坐在旁边，信泉、李雪三等坐在后排。在上山爬坡时，车子突然熄火下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路旁一块巨石挡住了下滑的汽车。大家下车来一看，只见车下是百丈悬崖，不禁吓出一身冷汗。此后，不仅刘震，连信泉也再未摸过方向盘。不知谁还编了一段顺口溜：“刘军长技术高，开车上山往后跑，不是石头大哥保，百丈崖下全报销。”

　　这年6 月， 部队南下到汉口市， 三十九军军部留守处设在了汉口。我带着6个孩子留在汉口。1 0 月1 日， 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战争结束了，和平到来了，全军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我们留守处举行了升旗仪式，同志们高兴的心情好几天才平静下来。

　　这年冬天，经组织批准，信泉和我带着警卫员梁映山和女儿淮阳一起回家探望父母。军党委批给200万元（相当于人民币200元）回家旅费，因家乡解放不久， 尚有土匪活动， 带了一个半班，还带了8 0 0斤粮食，2 0 0斤盐，被子8条，毛衣4 件。开了两台车。我们从汉口出发， 先到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楼下屋信泉家。离开家1 9年，枪林弹雨闯过来，盼到了革命胜利，走上回家的路，信泉心里非常激动，他说“像做梦一样”。他一路上都在想着他的父亲，想象着父子相见的喜悦情景。但是，进家门时，走出来的是他跛腿的哥哥吴甘泉，哥哥告诉他父亲早已经去世。信泉唏嘘不已。

　　信泉从9 岁起跟着父亲日出而作， 日落而归， 所以父亲格外疼爱他。1 9 3 0 年6 月的一天夜里，挨户团来信泉家抓人，1 8岁的他翻墙跳出来参加了红军。8月中旬，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在长寿街休整，父亲得到消息后到部队看儿子。父亲支持儿子参加红军，为穷人打天下，但又舍不得儿子，禁不住流下泪来，信泉也流着泪说：“到胜利的那一天， 我就回来看您。” 甘泉对我们说，父亲从长寿街回家后，挨户团得知了消息，将父亲抓走，严刑拷打，逼问信泉在哪里，逼他去把信泉叫回来。父亲被折磨得得了精神病，常常在街上游走， 呼唤着信泉的名字。终于有一天，他吃饭时，将瓷碗一起吃下肚，扎破胃肠而死。在父母亲的坟前，信泉流泪了，这是我跟他结婚以来第一次见他流泪。

　　我们在信泉家住了9 天， 来的人很多， 每天都有二三十人吃饭， 走时还余下3 0 0 余斤粮食，留在了家中。被子、毛衣分别分给了哥哥吴甘泉、妹妹吴石屏和亲友们。

　　接着，我们又一起回到安徽省五河县我的家乡。我离开家也已经9年了。母亲见了我，高兴得直流眼泪，我也哭了。我的父亲患水肿病，已于1 9 4 7年去世了，他在生病的日子里不断地叨念着我，说：“见不到小九子了。”我为没有能尽孝他老人家而难过、愧疚，我和信泉给我的父亲上了坟。我妹妹惠娥和四姐惠英的大女儿俞敏，和我母亲同住，惠娥上中学，俞敏已经1 1岁了，还没有上学。家中没有生活来源，全靠她们从教堂里取些针线活来做，换些黄豆和花生度日。三姐家开间小粮房，救济些钱给母亲。我走时给母亲留了一点钱，此后间断寄些生活费。1 9 5 5年部队改薪金制后，我按月给母亲寄去2 0元钱。后来增加到30元。

　　在东北时， 东北野战军办了一所小学， 叫做“东北野战军子弟小学”，后改名为“第四野战军子弟小学”。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大姐担任校长，还有一所幼儿园。部队驻在武清时，我把重阳、皖湘送到这所学校去上学。那时学校是住校，孩子住在学校，在生活上比跟着我要好得多，统一发衣服，还有牛奶喝。但是，孩子还是恋家，尤其是皖湘，每次送去都抱着我的腿哭个不停， 孩子一哭， 我也忍不住掉眼泪。1 9 4 9年6 月， 三十九军军部留守处驻在汉口时， 这所学校也迁到汉口，后来改名为“中南军区子弟小学”，我又把重阳和皖湘送去上学。学校规定，孩子送进去就不许随便接，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父母亲从前方回来，孩子才能接出来。信泉回来休息， 我把他俩接回来住几天。回来高高兴兴，送回去就难了。重阳好一点，皖湘坐在一把椅子上，两只小手死死地抓住椅子扶手，大人也掰不开他的手，没有办法，只好将他连同椅子一起装上吉普车，坐着车睡着了，抱下车，交给老师。淮阳5岁了，苏宣快4岁了，我把他俩送去幼儿园。孩子是哭着走的，我不放心，就去偷偷看看。苏宣很好，吃饭、睡觉、和小朋友玩，都很正常，淮阳就不行了，一连三天，她都不和小朋友玩，一个人坐在台阶上，手捧着下巴流眼泪，没有办法，就退了园，把她接回家。为此，林月琴大姐还批评了我。

　　1 9 5 0 年1 月， 刘震调离三十九军后， 信泉接任三十九军军长， 原四十九军政委徐斌洲调任三十九军政委（8月份到职）。我被调到军部任副协理员。3 月上旬， 部队北上至河南省漯河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和平时期部队应帮助国家建设的指示，开始从事工农业生产，并承担了治理颍河的水利工程。当时，机关工作人员大都下去搞生产，留下我处理机关的日常工作。战争年代，怀孕、生孩子、带孩子耗费了我很大精力，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和拖累，感到十分无奈，思想也苦闷。现在终于盼到全国解放，和平了，生活安定下来，孩子有人帮助照顾，我就可以一心工作，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段时间真好比出头之日来了，心情特别舒畅。对于机关工作，事无巨细，我都一丝不苟地认真处理，在工作总结时，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给我记功一次。

　　我和信泉的感情很好， 信泉真心实意地爱我，他为我不嫌弃他年龄大、文化水平低而嫁给他，为我在战争环境中一年一次地怀孕生孩子而他又不能照顾我而加倍疼爱我；我则不仅仅把他看做我的爱人，更视他为我非常敬佩的首长、同志和战友。在我的家庭里，在我的心中，信泉和孩子永远是第一位的。孩子们渐渐懂事后，虽然还是小小年纪，他们却都认为爸爸妈妈是第一位的。再后来，大家都称赞我家的孩子教育得好，我想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大家庭是一个家庭成员彼此相爱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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