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国际话语权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局与出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志洲 人民网 2009 年 08 月 18 日 精彩观点： ●话语权 话语权毕竟是通过 是通过反映主观意识的话语来表达和运用权力 而不是通过冰 话语来表达和运用权力， 话语权 是通过 话语来表达和运用权力 冷的刀枪，所以国际话语权总是沾染着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素。这些主观 性因素甚至有可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成为主导性因素。 ●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权力份额和权力运用上也存在着多种困局。其一，综 合实力的崛起，并没有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相应程度的提升。其二，在未来 较长时期内， 西方的国际话语权强势地位和中国的弱势地位难以根本改变。 其三， “与世界接轨”带来的话语权困局。 ●要从话语权内容和质量的构建这一因素来探讨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出 路所在。首先，中国的国际身份要用自己的话语主动定位，而不是被他国的话 首先， 首先 中国的国际身份要用自己的话语主动定位， 语定位。 语定位。其次，发展基础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构建中国自己的有国际影响 构建中国自己的有国际影响 力的学术概念和话语。最后，重建中国自身文化基础之上的核心价值观。 力的学术概念和话语。最后，重建中国自身文化基础之上的核心价值观。 一、强势的西方：国际话语权的极不平衡 强势的西方： 在现实社会中，权力的表现方式无疑是多种多样的，但“话语权”作为一种 权力的表现方式无疑是多种多样的， 权力的表现方式无疑是多种多样的 话语权” 关于权力的概念， 却是近些年才被我们普遍认识到的。 它成了进入我们日常生活 关于权力的概念， 却是近些年才被我们普遍认识到的。 的一个新词，一个流行词，甚至被滥用。一些文章望文生义，认为话语权就是指 说话的权利， 甚或认为 “话语权” 的英文对应说法是 “have a voice” “have a say” 和 ， 显然是不准确的。话语权的本质不是“权利” right） 而是“权力” power） 话语权的本质不是“ ，而是 。 话语权的本质不是 权利” （ ） 而是“权力” ， （ ） 换言之，话语权不是指是否有说话的权利，而是指通过语言来运用和体现权力。 话语权不是指是否有说话的权利， 话语权不是指是否有说话的权利 而是指通过语言来运用和体现权力。 从话语中发现权力本质，或将话语作为权力来理解，从知识源头上说无疑是受了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话语即权力”著名命题的影响。 有“话语权” ，便会有“国际话语权”“话语权”不会遇到“国际”而止步， 。 相反，各种力量和矛盾相互交织、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为话语权的运 用和争夺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国际话语权虽然体现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 国际话语权虽然体现在政治、 国际话语权虽然体现在政治 外交、经济、文化、 传媒等各个领域，但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国际政治权力关系， 传媒等各个领域，但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国际政治权力关系，它的主体则 是各种国际行为体， 尤其是民族主权国家。 如果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 是各种国际行为体， 尤其是民族主权国家。 既然是作为国际政治权力关系的一种反映， ， 国际话语权的背后必然是国际行为体 间的利益关系，国际话语权之争归根到底就是国家利益的博弈。 间的利益关系，国际话语权之争归根到底就是国家利益的博弈。不过，话语权 毕竟是通过反映主观意识的话语来表达和运用权力，而不是通过冰冷的刀枪，所 以国际话语权总是沾染着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素。这些主观性因素甚至有 可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成为主导性因素。1在当今国际世界，国际话语权的“分配”状况是极不平衡的，大致上是以欧 美为主体的西方占据着明显的主流和强势地位，美国甚至拥有话语霸权 而非西 美国甚至拥有话语霸权， 美国甚至拥有话语霸权 方世界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状况总体上似乎反映了作为一种“软实力”的话语权 作为一种“ 作为一种 软实力” 与硬实力的权力分配状况的一致性， 如果把国际话语权划分为反映政治意 与硬实力的权力分配状况的一致性 不过， 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话语权与具体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这样两种类型， 那么情 况就会更加复杂一些。包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市场经济等概念在内的西 方话语，无疑是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主导性话语，但是具体国际问 题上的话语权却会因具体情况而异。就中国来说，一方面关于国际话语权的意识 在近年来不断高涨， 另一方面又在国际话语权的现实处境和权力运用上存在着多 重困局。如何摆脱这些困局并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 如何摆脱这些困局并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如何摆脱这些困局并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的一大重要课题。 的一大重要课题。 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局 冷战时期，以“美国之音”和英国的 BBC 广播为代表的西方舆论工具以争 夺国际话语的主导权为重要目标， 但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这往往被称为辅助性的 “宣传战”“国际话语权”新概念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被普遍认知和广泛运用， 。 其实反映了人们权力结构意识的深刻变化。从更深层上说，这是冷战终结的效应 之一。因为随着冷战的终结以及“冷战后”状态的长期持续，加上由冷战终结所 推动的全球化浪潮的到来， 原来在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军 事权力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而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的权力重要性上升了， 事权力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而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的权力重要性上升了 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革命、 “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 、 、非传统安全以及 “软权力”等等冷战后时代的事实、概念和认知，一起塑造着国际社会权力关系 的新面貌。 国际话语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也是在冷战后时代这 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国际话语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种权力结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认识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的。 种权力结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认识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的。 当然，中国认识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改革开 放数十年的发展成就在进入新世纪后产生了累积效应， 显示为国家力量的强劲崛 起，中国在国际上的利益面也随之日益扩大。但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 中国在国际上的利益面也随之日益扩大。 中国在国际上的利益面也随之日益扩大 的时代， “由权力界定利益”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命题失去了其当然的合正当性， 尽管国际政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各国对权力和利益的诉求往往进 但各国对权力和利益的诉求往往进 行了更多的“话语包装” ，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开始大兴其道。而对于崛起的中国 行了更多的“话语包装” 来说，如何说明自己发展道路的正当性、如何回应外在世界的质疑和挑战、如何 保障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合理利益，更概括地说，如何处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都 如何处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 如何处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 依赖于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由此不难理解， 今天的中国表现出国际话语权意识的 依赖于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高涨。例如，语言学界提出了汉语的话语权，商界提出了价格的话语权，意识形 态部门提出了宣传的话语权，外交领域提出要提高国际政治议程制定中的话语 权，等等。尽管有些关于提升“话语权”的说法可能扭曲了话语权的本意，把话 语权概念窄化或泛化了，但不可否认，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意识处在一个急速的增 长期。 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权力份额和权力运用上也存在着多种困局。 其一，综合实力的崛起，并没有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相应程度的提升。 综合实力的崛起，并没有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相应程度的提升 综合实力的崛起2这是我们将冷战后中国加快崛起的时期与新中国头 30 年所拥有的国际话语权进 行客观对比， 可以得出的一个总体性结论。 按许多人的理解， 话语权作为一种 “软 实力” ，取决于硬实力的大小，中国力量的崛起和综合实力国际排位的上升，应 中国力量的崛起和综合实力国际排位的上升， 中国力量的崛起和综合实力国际排位的上升 该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话语权。 这种说法是可 该会拥有越来越多的国际话语权 如果就某些具体国际问题而言， 以得到验证的，比如在朝鲜核问题的处理上、在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份额上、在人权领域强调对话与合作，等等，都是中国力量增 强后国际话语权提升的事例。然而，我们看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不能只看个别 的具体的事例，而要从整体上加以观察。而在整体上，我们难以下结论说中国比 在整体上， 在整体上 以前拥有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情况甚至可能相反。 以前拥有了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情况甚至可能相反。在新中国头 30 年里，中国 的一些话语在国际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比如，20 世纪 50 年代确立的和 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1955 年万隆亚非会议上中国发 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挥强大说服力让求同存异成为各方相互关系的原则并写进会议公报 求同存异成为各方相互关系的原则并写进会议公报；60 年代毛 求同存异成为各方相互关系的原则并写进会议公报 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至今被写进西方国际政治教科书中 毛泽东思想对 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至今被写进西方国际政治教科书中 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至今被写进西方国际政治教科书中； 于西方左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成为 60 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思想和理论 来源之一，毛泽东的著作甚至被美国总统肯尼迪摆上案头；中国的反殖、反帝、 中国的反殖、 中国的反殖 反帝、 反霸主张在第三世界得到普遍响应； 反霸主张在第三世界得到普遍响应；70 年代，中国确立自己在中美苏大三角中 的发言权，及至 80 年代前期（这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崛起效应尚没有显现）中 国关于恢复中苏关系的三条件被苏联全面接受，等等。相比之下，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国家实力呈现崛起之势的背景下， 中国影响世界的能力虽然在总体上增 强了，但也迎来了一波波的“中国威胁论” ，我们自己影响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反 而下降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着很复杂的原因。确实，综合实力或者硬实 力的上升，对于增加国际话语权应该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但是，国际话语权的提 国际话语权的提 升并不取决于综合实力或硬实力提升的单一因素。 而冷战终结后国际格局和世界 升并不取决于综合实力或硬实力提升的单一因素。 政治体制的转换，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运动落入低潮，以及第三世界的团结局面 走向瓦解等更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因素的共同作用， 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坚持走社会 主义道路的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基本上是消极的。 主义道路的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影响基本上是消极的。 其二，在未来较长时期内，西方的国际话语权强势地位和中国的弱势地位 在未来较长时期内， 在未来较长时期内 难以根本改变。 难以根本改变。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过去，原来东西方之间 的阵营式对立不复存在，因此国际话语权上也少了些“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 西风压倒东风”式的对抗，一些关于和平、发展、共赢、合作的话语成为国际公 共话语的主调。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发展问题的突出等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 等态势，又培育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公共话语。 等态势，又培育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公共话语。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主流也不再 是对立和对抗，而是相互依赖的加深，共同利益的增加， 是对立和对抗，而是相互依赖的加深，共同利益的增加，对话与合作成为基本 潮流，因而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话语。 潮流，因而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话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能够分享 平等的话语权了。事实是，西方仍然拥有主流的和强势的国际话语权，而中国处 于弱势地位。冷战终结被西方和世界主流舆论解读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胜 利，加之民主化“第三波”的世界性冲击和苏东社会主义的剧变和转型，使得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国际话语权上取得进一步的主导性地位，民主、自由、人权、 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国际话语权上取得进一步的主导性地位，民主、自由、人权、 市场经济等源自西方的话语，几乎所向披靡，成为霸权性的国际话语。 市场经济等源自西方的话语，几乎所向披靡，成为霸权性的国际话语。所谓“历 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失败国家论” 、 、 、 、 等等论调，都是冷战后时代由美国及欧洲抛出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话语的， 中国或其他非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一种话语能与之争锋。 而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自 身原因招致的“9·11”恐怖袭击后，美国也轻易地就将“反恐”演变为被世界3各国所认同和支持的“政治正确”话语。与之相对照，冷战后的中国，经济发展 的成就、人权改善的事实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决心和行动有目共睹，并且先后 先后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话语，如基于公正合理原则的世界新秩序理论，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话语，如基于公正合理原则的世界新秩序理论，国际关系 民主化理论，推进世界多极化理论，和平崛起论和和谐世界论等， 民主化理论，推进世界多极化理论，和平崛起论和和谐世界论等，但中国的这 些远见卓识在影响力上恰恰比不上具有明显理论缺陷的“历史终结论” 些远见卓识在影响力上恰恰比不上具有明显理论缺陷的“历史终结论” “文明 、 冲突论” 这些西方话语。 不仅如此， 中国更是不断地受到西方话语的攻击和贬损。 冲突论” 这些西方话语。 既有“中国崩溃论”等各种唱衰中国的论调，更有层出不穷的“中国威胁论” ； 既有“银河号事件”中美国对中国“偷运”禁运物资给美国之敌对国家的诬陷， 也有“李文和案”背后美国对中国是“间谍国家”的子虚乌有的指控；既有对所 谓中国“血汗工厂”的居高临下的道义批判，又有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持续责难和 “年度审查报告” ；中国的崛起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正当诉求，却总是有人认为是 对美国的霸权的挑战，似乎美国霸权才是天然合理的；西藏问题的关键在于藏独 势力要分裂国家主权和领土， 西方舆论却普遍地将之宣传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人 权迫害。如此等等，表明了冷战终结至今，西方在国际话语权上的总体强势和主 冷战终结至今， 冷战终结至今 西方在国际话语权上的总体强势和主 流地位，中国明显处于弱势。 流地位，中国明显处于弱势。 其三， “与世界接轨”带来的话语权困局。新中国的头 30 年，从“一边倒” 新中国的头 到“两个拳头打人” ，既反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又反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敢于挑战 美国和苏联主宰的国际体制，具有某种“反体制”的色彩。这个时期的中国国际 中国国际 话语权极富特色，颇有国际感召力。 话语权极富特色，颇有国际感召力。上世纪 70 年代，随着中美苏大三角的形成， 中国把自己主张的“反霸条款”写进了中美、中日关系的条约文本，在国际话语 权上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和强大的影响力。此后，世界潮流开始变化，原来的一系 此后， 此后 世界潮流开始变化， 列意识形态话语逐渐衰退。 列意识形态话语逐渐衰退。70 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转向学习西方合理 的经济制度和文明成果，逐渐推进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跨入 21 世纪后，中国 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与世界接轨” ，几乎全方位地融入全 球化时代相互依赖的世界。在“与世界接轨”的进程中，西方话语大量涌入，并 在 与世界接轨”的进程中，西方话语大量涌入， 多数被中国所采用。 在经济领域中采用了商品价值、市场经济、股份制、 多数被中国所采用。比如，在经济领域 在经济领域 股票交易、投资、私有产权等等概念所构成的话语体系；在政治领域 在政治领域中民主、自 在政治领域 由、人权、法治、公民社会等源自西方的概念和话语也被我们接受和采用，并认 定这些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外交领域 在外交领域，国家利益、权力及软权力、地缘政 在外交领域 治、 人道主义灾难等说法纷纷进入我们的外交话语体系；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 自上世纪 80 年代西方文化热、哲学热兴起之后，西方的思潮夹带着西方中心主 义的概念和话语大量“入侵” ，中国学界争论的一些最热烈的话题，如存在主义、 非理性主义、后现代、后结构主义、 “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 、 ，等等，都源 于西方。一种通常的模式是：西方在设置话题，我们则跟着讨论。各个学科都在 各个学科都在 努力地“与世界接轨” 西方话语已经成为各学科的主流话语。 “与世界接 努力地“与世界接轨” 西方话语已经成为各学科的主流话语。无疑， ， 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世界”已经确立的话语的接受和话语权的认同。相应 地，由于缺乏建立在中国自身文化和经济根基之上的强势话语与之抗衡， “中国 话语”反而成为弱势话语。结果是，我们即使批判西方的“中国威胁论” ，也往 往是采用西方的概念、数据、话语和逻辑体系，往往陷入人家的话语和逻辑圈套 之中。可想而知，我们在采用大量西方话语之后，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陷入了一 种尴尬局面。 三、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出路4成为一个国际话语权上的强国， 是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应 有之义。近年来，随着话语权意识的高涨，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已成为一 个被越来越多地加以讨论的话题。相关的建议多种多样，其中有两种观点比较典 型：一是把中国在海外创办“孔子学院”认为是提高汉语话语权的途径；二是冀 望通过创办“中国的 CNN”来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这两种观点都没有切中 话语权的要害。就第一种观点而言，虽然国际交流和思想文化的传播通常得借助 于外语，但话语权不是指一国的语言（language）被作为外语的普及程度，而是 指通过话语（discourse）所包含的概念、逻辑、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所产生 的影响力。孔子学院作为对外汉语教学机构，其职能是致力于让更多外国人学习 汉语，但汉语只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而话语权强调的则是话语内容的影响力， 它并不取决于通过哪一国的语言来表达的方式。再说， “汉语话语权”这个可疑 的概念，显然不等于“中国国际话语权” 。就第二种观点而言，的确通过打造对 外广播的“中国 CNN” ，让中国媒体把中国的声音和话语传播到世界上更多的地 方，被更多的人所收听和收看，会增加中国话语和观点被接受的机率，但这不是 问题的实质， 问题的实质在于向世界传播什么样的话语——这取决于我们话语的 内容和质量，内容和质量不同的话语所能产生的影响力显然是不同的。 影响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不能否认对外国际传播因 素的作用，但更根本的是国际政治权力结构这样的基础性的因素，以及我们话语 内容和质量的构建。 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变化会对国际话语权的偏向或转移产生基 础性影响， 这意味着中国崛起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最终将成为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 际话语权，因为中国的观点将被更多地倾听和重视，中国的话语将随之产生更大 的影响力。鉴于这个观点已是普遍的认识，本文不再赘述。以下从话语权内容和 质量的构建这一因素来探讨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出路所在。 首先，中国的国际身份要用自己的话语主动定位， 首先，中国的国际身份要用自己的话语主动定位，而不是被他国的话 语定位。 这是因为， 一国的话语权与其国际身份是密切相关的， 国际身份的不同， 语定位。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国的国际形象和话语权。 一国的国际身份则可以从多个 角度去定义，如西方国家还是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 国家还是非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国家还是前现 代国家，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国还是挑战国，霸权国家还是普通国家，甚至大国 还是中小国家， 等等。 中国对自己的国际身份定位从基本方面来说是相当清晰的， 中国对自己的国际身份定位从基本方面来说是相当清晰的， 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家、 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等。 但由于国际关系的复杂多样性， 其他国家总是可以找到 成为多极化中的一极等。 新的角度并用它们自己的话语来定义中国的国际身份，事实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 来中国的国际身份往往“被定义” 。如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将中国定位为非自由民 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将中国定位为非自由民 主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霸权的挑战者，等等。 主国家、非市场经济国家、霸权的挑战者，等等。在当今世界的主流语境下，这 些定位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近些年来， 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西方感受到中国的崛起并一定程度上调 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整了对华政策，又“重新定义”中国，如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者” 或要求 “重新定义”中国，如中国是美国的“利益攸关者” ， 中国成为 “ 负责任大国 ” 直至有的美国学者把中美关系定位为 “ 中美国 ” ， ，并提出 （Chimerica） 并提出“G2”“两国集团” 的设想。总之，不管西方是从负面 ） 并提出“ ” 两国集团” 的设想。 ， （ ） 还是正面来“定义”中国的国际身份，话语权都掌握在它们手里。而一个连国际 一个连国际 身份都被他国定位的国家，其国际话语权自然就受到极大的制约。 身份都被他国定位的国家， 其国际话语权自然就受到极大的制约。所以，用中5国自己的话语主动地自我定位国际身份，并让这种身份被国际社会接受 自己的话语主动地自我定位国际身份，并让这种身份被国际社会接受，而不 自己的话语主动地自我定位国际身份 是“被定义” ，是中国为提升国际话语权所要解决基本任务。 其次，发展基础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 其次，发展基础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构建中国自己的有国际影 响力的学术概念和话语。 话语权与由枪炮所表达的军事权力及由资本和商品所体 响力的学术概念和话语。 现的经济权力是不同的， 它的载体是话语。 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话语本身， 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话语本身， 不同内容和质量的话语会产生不一样的话语权力。 那么， 中国如何使自己的话语 不同内容和质量的话语会产生不一样的话语权力。 产生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呢？这就要求提高话语的质量 虽然从表面上看， 要求提高话语的质量。 从政府 要求提高话语的质量 到民间，从外交、经济到文化、传媒等各部门都有自己的话语，但从根本上说， 一个国家高质量的、能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力的话语的“生产” ，依靠的是发 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试看当今的主流国际话语及其概念，都是人文和社会 科学领域的思想家或研究者提出来的，从近的说，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 、 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化第三波”“霸权稳定论”以及“软权力”“权力转 、 、 、 、 移” ，等等，无不首先是学术界的话语或概念；从远的说，自由、民主、平等、 人权、法治，等等，也首先是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家和思想家们的产物。从 中国自己的“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话语来说，也首先 、 是来自于学术界的思考。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界是一个国家理论和思想的阵地， 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界是一个国家理论和思想的阵地， 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界是一个国家理论和思想的阵地 因此也是“生产”话语和话语权的阵地。 因此也是“生产”话语和话语权的阵地。遗憾的是，如今我们中国的人文和社会 科学研究与西方相比在总体上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 会学、教育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各学科的主流话语，都是西方的，几乎没 各学科的主流话语， 各学科的主流话语 都是西方的， 有一个核心概念是“中国” 有一个核心概念是“中国”的。我们的学术界输入了大量的西方概念和话语，而 极少输出自己原创而富有影响力的概念和话语。与中国经济对外大幅“出超”形 成巨大对比，中国的人文社科学界在与西方的话语交流之间存在严重的“逆差” 。 中国学术界的这种状况很难为国家承担起“生产”强势国际话语的任务。因此， 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最终必须落实到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的人文和社会科学 研究上来。 最后， 重建中国自身文化基础之上的核心价值观。 国际话语权在表象上 最后， 重建中国自身文化基础之上的核心价值观。 是以话语为载体， 话语之所以产生权力， 但话语之所以产生权力 关键在于话语所包含的价值观和意识 话语之所以产生权力， 形态因素。由于意识形态的核心仍然是价值观，所以， 形态因素。由于意识形态的核心仍然是价值观，所以，重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是构建中国话语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前提 核心价值观对于一个国家的话语 的基本前提。 是构建中国话语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基本前提。 具有统摄力， 是其国际话语权的价值源泉。 今天的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上处于弱势 地位的一大原因，恰是先前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瓦解之后， 地位的一大原因，恰是先前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瓦解之后，尚未重建起一套属 于中国自己的新的话语体系。 进一步说， 之所以尚未建立起一套属于中国自己的 于中国自己的新的话语体系。 新的话语体系，是因为随着社会变迁而出现价值观多元化之后，我们尚没有确立 起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也经常被某些本来源出于西方经验 并带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所迷惑，甚或徘徊于现代观念与传统价 值、西方观念与本土价值之间。由于缺乏社会核心价值观，我们的话语与话语之 间便常有自相矛盾之处，没能形成价值统一、逻辑一贯的话语体系，而这同样地 表现在中国的国际话语运用上。可见，重建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从而使中国 有一套价值统一、 逻辑一贯的话语体系， 是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路径。 “洋 为中用” ，我们在重建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时理当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合 理成分，但我们要重建的是“中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所以，必须“古为今用” ——以中国的文化传统为根基。6应当说，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除了以上所述的几 条路径之外，还涉及民族文化自信心的重建和主体意识的唤醒、最大化地将财富 转化为权力（包括话语权） 、抓住某些历史性的机遇以及国家内部不同部门对外 利益的协调等方面。需要区别的是，有些措施对于中国摆脱国际话语权困局并提 升国际话语权是应用和技术层面的，有些则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张志洲，北京 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 政治操作、 政治操作、理念贡献能力与国际话语权徐 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人民网 2009 年 08 月 18 日 摘要： 国际话语权体现的是一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 也是 国际话语权体现的是一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 国家软实力要素之一；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既与该国的政治和学术资源性实力相 国家软实力要素之一 关，也与该国的政治和学术精英在国际政治和学术舞台上的活动能量大小有关； 要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就必须大力提高中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 力。 国际话语权体现的是一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 同时也是国 家软实力要素之一。一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与该国的政治和学术资源性实力相 关，更与该国的政治和学术精英在国际政治和学术舞台上的活动能量大小有关。 因此，要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我们就必须大力提高中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 念贡献能力。 一、国际话语权是个好东西 国际话语权是个好东西 国际话语权是个好东西。说它好，是因为它能以非暴力、 国际话语权是个好东西。说它好，是因为它能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 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 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使一国之地方性的理念和主张成为世界性的理念 和主张。 《孙子兵法》所谓“攻心为上”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攻下别人的心，不 和主张。 就是使攻者之思成为被攻者之想吗？可见，国际话语权古已有之，只是没用这个 现代词汇而已。 在国际政治领域，人们通常崇拜和颂扬物质性实力（军事实力和经济实 力） 但对以思想和理论为核心的话语权这类软实力 ， 以思想和理论为核心的话语权这类软实力不算特别重视， 既使谈论它， 以思想和理论为核心的话语权这类软实力 也多将其当作物质性实力的附属品。事实并非如此。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成功地通过话语和观念来改变和塑造他人 （国） 的例子屡见不鲜。 《尚书· 虞书· 大 禹谟》中就曾记载过一个以话语权“征服”他者心灵的故事：三苗部落叛乱，舜 命令大禹前去征伐。大禹领兵镇压却成效不彰。伯益就让大禹放弃武力，而建议 舜改修文德，结果三苗来服。由于古文简约，我们不知舜当年提出了什么政治或 文化话语，并成功地使三苗接受这些话语，但这件事告诉我们，话语的力量，或 者更通俗地说，思想的力量有时并不亚于物质的力量。7一个以话语权塑造国家的当代实例是南非。 南非曾长期实行种族隔离制 度，国际社会曾对其施以除战争之外的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政治和经济制裁、武 器禁运，等等，但均未能迫使白人种族主义者改弦更张，反使南非在禁运状态下 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掀起一股民主化浪潮。当这股浪潮横 扫南非之后，结果种族隔离制度顷刻间土崩瓦解，所以正是民主这个话语塑造了 一个新南非。 如果我们以能力来定义国际话语权的话， 那么国际话语权可体现在政治 国际话语权可体现在政治 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两个方面。 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两个方面 政治操作能力主要体现为议题设定和规则制 定能力，以及国际动员能力；理念贡献能力主要体现为提出并推广新思想和新观 念的能力。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是两种独立而又密切相关的能力。如果 一国政治操作能力强，那么就有助于推广自己的理念。比如，西方国家、尤其是 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拥有强大的政治操作能力，那么像“华盛 顿共识”这样的经济发展理念就更容易得到推广。如果一国理念贡献能力强，那 么也有助于促进自己的政治操作能力。 比如， 北欧国家长期以来专注于和平研究， 提出过不少解决国际和国内武装冲突的概念与设想， 因此北欧政治家常有机会操 刀斡旋国际冲突之重任。 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从波峰到谷底 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和改革开放 30 周年， 各行各业都在 总结 60 年或 30 年的成就与经验。具体到国际话语权，近期历史表明中国经历了 中国虽然处于孤立状态， 一个从波峰到波谷的曲线变化过程。1949~1972 年，中国虽然处于孤立状态，并 被排除在绝大多数国际组织之外，但那时中国的理念贡献能力很强。 被排除在绝大多数国际组织之外，但那时中国的理念贡献能力很强。中国向国 际反帝反殖运动提供了自己的革命理论， 向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提供了 和平共 提供了“ 提供了“ 处五项原则” 向国际关系学界提供了“三个世界”概念，因此， 处五项原则” 向国际关系学界提供了“三个世界”概念，因此，那时中国的国 ， 际话语权相当突出。 际话语权相当突出。1972 年，任凭政治操作能力超强的美国如何操作，联合国 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是不为所动，硬是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而中国当时还 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没有任何议题设立和规则制定能力。 从 1979 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眼光向内，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发展，自 1989 年之后又执行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为核心的外交政策，我们的国际 话语权从波峰逐渐走向低谷。中国虽然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而 且在绝大多数外交和国际性场合也有中国人的身影， 但由于我们在议题设立和规 则制定等方面的能力有限， 因此中国在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国际场合的话语权并不 突出。也就是说，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增长与其综合国力增长 并不同步，后者的增长幅度远高于前者。 近一两年来，关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讨论日渐热烈，但不少人似乎认为 经济实力的增加能够自然带来话语权的增长。比如，有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对提 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个良机，只要我们愿意出钱，就能在 IMF 这样的国际金 融机构内换取更多的话语权，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要素， 两者之间的可转换性并不强。这次 G20 伦敦峰会的结果证明，即使中国愿意出 钱，发达国家也不肯稀释自己在 IMF 中的股份额。实际上，像 IMF 和世界银行8这样的国际组织表面上是个经济组织， 而其内在决策机制反映的是国际政治权力 的分配。 美国在这两个组织中拥有的绝对话语权是其在二战中以数百万将士的生 命和鲜血换来的， 绝非是其他国家可以用钱买来的。 如果能用钱买到话语权的话， 那话语权早就落在沙特这样的 OPEC 成员国手中了。 话语权，顾名思义，就是这种权力表现在你的话语当中。 话语权，顾名思义，就是这种权力表现在你的话语当中。如果你不说出 来，怎么去说服别人呢？如果你不作为，怎么运用政治操作能力呢？然而， 韬 “ 光养晦、有所作为”原则在今天不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快速提升，虽然它曾 光养晦、有所作为”原则在今天不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快速提升 经帮助我们回避了很多国际矛盾和负面事件的影响， 为中国创造了一个比较有利 的国际环境。首先，这一原则要求中国在遇到国际矛盾和国际冲突时尽量少出头 并低调面对，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等场合少成为议题的发起者、议程的设立者 和文本的起草者，因此，中国总是在国际场合主动成为一个沉默寡言者、被动参 中国总是在国际场合主动成为一个沉默寡言者、 中国总是在国际场合主动成为一个沉默寡言者 与者或中立弃权者。 与者或中立弃权者。 我们的有所作为通常局限于与我切身利益高度相关的事务 （主要是领土主权问题） ，在其他事务上少有高调介入之时。总的来说，如果从 加入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数量来看，中国的确融入了国际社会，但从政治操 作能力来看，中国的参与质量不高。 其次， 这一原则要求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 从而阻碍了中国的国际规则 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 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 阻碍了中国的国际规则 制定能力。 制定能力。在联合国体系下，有无盟友和盟友多少是一国国际规则制定能力的重 要指标。制定和修订国际规则通常非一国之力所能办到，而需要一个团结与协作 的国家集团。中国当年能加入联合国，就是靠第三世界盟友的无私帮助，迫使联 合国违反美国的意愿而修订了有关规则。如果中国继续执行“韬晦”外交政策， 那么我们在制定和修订国际规则时就难以组织起一个以盟友为主体的国家集团， 制定（修订）于我有利的规则，或阻止对方制定（修订）于我不利的规则。 第三， 这一原则不利于中国增强自己的战略信誉， 从而阻碍中国的国际 阻碍中国的国际 动员能力。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说白了就是见机行事，而一个战略信誉强的 动员能力。 国家在很多时候就不能见机行事，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在其他国家心目中形成 一个稳定的行为预期，从而在必要之时能够动员起足够多的国家帮助自己。 另外，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巨大，物质性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巨大， 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巨大 物质性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 迅速膨胀， 迅速膨胀，但我们未能像建国头 30 年那样，向世界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年那样，向世界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 理论和概念。 理论和概念。相反，受苏东集团解体等种种复杂国际因素的影响，中国在国际话 中国在国际话 语方面通常处于守势。 语方面通常处于守势。我们常常以中国特色、中国国情或“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这样的“特色”话语来抵挡某些国际强势话语的冲击。这种作法虽然使我们能够 理直气壮地抵御某些国际性话语的冲击， 但这反而使我们难以向世界贡献普世性 的理念。一个话语是地方性的还是国际性的，就看它能为多少国家所接受。一 一个话语是地方性的还是国际性的， 一个话语是地方性的还是国际性的 就看它能为多少国家所接受。 国提出的、能为世界所接受的话语越多，那么这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就越强。 国提出的、能为世界所接受的话语越多，那么这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就越强。 如果我们单纯强调“中国特色” ，那么就意味着这些话语只适用于中国，而难以 向世界推广。 我们以中国的“发展话语权”为例说明这一点。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 国的发展与改革道路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大相径庭，我们的确可以说中国的 改革开放模式是具有“中国性”的发展道路。但是，如果这条道路只有中国人可9以通过，而其他国家过不去，那么中国人把这样的“发展话语权”总结并贡献出 来就缺乏普遍意义，因为别的国家学不了。如果我们能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总结 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就像当年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理论 一样，那我们的“发展话语权”就有世界性的意义，因为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 第三世界国家是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所以， 中国提出的话语应当是中国性和普世 性的结合，即基于中国经验而具备世界价值。 性的结合，即基于中国经验而具备世界价值。 三、中国怎么办？ 中国怎么办？ 基于以上分析，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策略就显而易见了。中国必须从 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两方面入手，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首先，我们应当适度调整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 应当适度调整“ 首先，我们应当适度调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这一 政策仍有其现实意义，但今后应更加突出有所作为。有所为，有所不为，但“为” 有所为， 有所为 有所不为， 的范围和力度应大于“不为”的范围和力度。 的范围和力度应大于“不为”的范围和力度。在很多场合，中国的立场宣示很鲜 明，但政策措施却很圆融，这实际上不利于树立中国的战略信誉。在战略信誉这 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只看眼前一时的得失，因为从长期来看，国家间关系是一种 多轮博弈，所以向他国发出明确的政策信号，为他国树立稳定的政策预期是很重 要的，它也是我们争取盟友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其次， 我们应当在各类国际场合努力成为积极的参与者。 中国要有声音、 其次， 我们应当在各类国际场合努力成为积极的参与者。 有主张、有方案、有位子。有位子这一点最为重要。如果中国或中国人当选为某 一组织、委员会或机构的主席，或成为领导成员之一，那么我们的声音、主张和 方案就更有被关注和被接受的可能。 第三，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不结盟政策，通过发展实质性的盟友关系， 第三，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不结盟政策，通过发展实质性的盟友关系， 扩大我国的盟友数量和提高盟友质量，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友好关系。 扩大我国的盟友数量和提高盟友质量，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战略友好关系。如 能加强和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军事战略合作，中国则能较快地增强国际动员力。如 果我们有更强大的国际动员力，则中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就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 平。 第四，我们要以“立足中国、胸怀世界”的精神向国际社会贡献话语。 第四，我们要以“立足中国、胸怀世界”的精神向国际社会贡献话语。 社会贡献话语 我们虽然理直气壮地以“中国性”来反对某些西方的“普世性”话语，但就没想 过自己能为世界贡献一点普世性话语吗？中国在历史上向来不乏普世性话语。 比 如，儒家思想数千年来一直就是“东亚世界”的普世性话语。上文提到的“农村 包围城市”“三个世界”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是普世性话语。今年是新 、 中国成立 60 周年和改革开放 30 周年，我们应当好好总结 60 年和 30 年的经验， 并从中精炼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语贡献给世界。 中国的迅速崛起意味着中国在实力上与美国差距的减少， 以及与诸强差 距的加大。展望未来的国际体系，有可能出现美、中两极并立的格局。但这是指 硬实力要素而言，像话语权这种软实力未必会与硬实力的增长同步。一个大力士 的思想就出类拔萃吗？话语权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与人的思想有关， 与理解、 交流、 接受和塑造这些无形的交往过程有关。近三四个世纪以来，西方思想一直是人类10思想的主流，西方的话语因而也在人类话语体系中拥有“霸权”地位。你可以质 疑西方话语有种种的不合理性， 但不能否认它们在大体上仍能切合近三四个世纪 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以及其他 新兴国家仍不具备挑战和替代西方话语霸权的能力。 （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