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最可怜的人
想想中国历史的沧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个问题自问自答。问的是：“谁是最可怜的人？”答的是：“孔夫子。”最先把“可怜”二字送给孔子的是鲁迅。他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且介亭杂文二集》)被权势者抬的时候、捧的时候已经“可怜得很”，更不用说被打、被骂、被声讨的时候。 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一再变形之后，其“功能”也变幻无穷。鲁迅点破的功能是“敲门砖”，权力之门，功名之门，豪门，侯门，宫廷门，都可以敲进去。不读孔子的书，怎可进身举人进士状元宰相？但鲁迅看到的是孔子当圣人时的功能，未见到他倒霉而被定为罪人时的功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从“至圣先师”变成“反面教员”，其功能也是反面的。先前要当进士得靠他，现在要当战士也得靠他，谁把孔子批得最狠，谁才是最坚定忠诚的革命战士。至于他的“徒子徒孙”，则必须反戈一击，把他作为“落水狗”痛打痛骂，划清界限，才得以自救。文革后期，孔夫子运交华盖，成了头号阶级敌人，与反党叛国集团头目林彪齐名。因为林彪引用过“克己复礼”的话，铁证如山，于是，孔夫子竟然和他一起被放在历史的审判台上。这回与五四不同，五四时只是一群知识分子写写文章，这次批孔则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动用了整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不仅口诛笔伐，还给他踩上亿万只脚。史学家们着手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通史》改为“以儒法斗争为纲”的通史新版。这个时候，中国文化翻开了最滑稽也是最黑暗的一页。 文革后期，孔夫子被打到了谷底，真正是被批倒批臭了。没想到三十年后，孔夫子又是一条好汉，孔老二又变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爷子。他再次成为“摩登圣人”(鲁迅语)。这一回，孔夫子是真摩登，他被现代技术、现代手段所揉捏。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从里到外，轰轰烈烈。古代的手段也没闲着，立庙、烧香、拜祭全都汹涌而至。这次重新摩登，差不多又是把孔子当面团，不同的是二十年前那一回把他踩下了地，这回则是捧上了天。揉捏时面团里放了不少发酵剂，于是格外膨胀，不仅《论语》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连“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也千真万确，)而且孔子也变成超苏格拉底、超耶稣的第一大圣，什么先进文化都在他身上，孔老先生成了“万物皆备于我”的大肚至饱先师。有此大圣在，还扯什么五四精神，什么德先生、赛先生，连圣诞节、元旦都是胡扯，都是有损于我大中华形象，应当用孟母节取代母亲节，用孔子纪年代替公元纪年。这回孔夫子除了当“敲门砖”之外，还充当“挡箭牌”,起了掩盖“问题”的奇妙作用。有此挡箭牌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然就该退避，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等，就该统统靠边站。 鲁迅说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利用即“吃教”。对孔子也是食欲大于敬意。都是用口，讲孔子和吃孔子界线常常分不清楚。当今吃孔子的方法很多，吃法不同，有的是小吃，有的是大吃，有时是单个吃，有时是集体吃，有时是热炒吃，有时是泡汤吃。充当“心灵鸡汤”时，放点西洋文化参搀和，有些变味，尚有新鲜感，最怕是大规模集体炒作，让人又浮起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噩梦。 说了这么多，不是说孔子有问题，而是说对待孔子有问题。孔子确实是个巨大的思想存在，确实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精神座标，确实值得我们充分尊重、敬重。但是，20世纪以来，问题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真敬重，或者说，恰恰是不给孔子应有的尊严。不管是对待孔子还是对待其他大思想家，第一态度应当是尊重，然后才去理解。如果只给孔子戴高帽子，把他当作傀儡和稻草人，那还谈得上什么理解，还有什么好研究的？余英时先生说，对待孔子和儒家经典，应当冷读，不应热炒，便是应当坐下来以严肃冷静的态度，把孔子以及儒学当作一个丰富、复杂的巨大思想存在，充分尊重，认真研究。在此前提下，再进入思想体系的内里，把握其深层内涵，这样倒可以还原一个可敬的孔子形象。但愿孔夫子在21世纪的命运会好一些。2008年新春之际让我们祝他老人家好运和重新赢得思想家的尊严。■ 【杨孔翔荐自《南国都市报》2008年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