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北京精神

2011年11月2日，北京市公布了“北京精神”——“爱国 创新 包容 厚德”。作为城市精神，它是首都人民长期发展建设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财富的概括和总结，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体现了首都历史文化的特征，体现了首都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

在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热潮之中，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践行“北京精神”发布会。提炼“北京精神”是首都各族各界人民的强烈愿望，是首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迫切需要，是首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重要举措。

践行北京精神 推进双轮驱动 实现稳中求进

大力践行北京精神，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力推进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双轮驱动，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以首都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北京精神”诠释

爱国——北京精神的核心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北京精神最核心、最深刻、最显著的特征。

创新——北京精神的精髓

创新即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最早见于《魏书》第六十二卷：“革弊创新者，先皇之志也。”创新作为一种理论，最初是由哈佛大学教授J.A熊彼特在1912年德文版《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

包容——北京精神的特征

包容，是指以宽阔的胸怀和气度容纳不同的人和事物。从词义上讲，包容有两个含义：一是宽容，一是容纳。前蜀杜光庭的《皇后修三元大醮词》：“气分二象，垂包容覆载之私。”

厚德——北京精神的品质

厚德是北京精神的人格化，是北京立德扬善的首善品质和人文精神的典型反映。“厚德”一词源于《周易》“君子以厚德载物”。

111周

年量身订做的作品，也是一部重新发现和诠释老舍精神的作品老舍是以小说家的姿态登上文坛的。20年代中后期以多部长篇小说创作奠定了他的文学史地位，30年代又以大量的长中短篇作品创造了小说的艺术高峰，40年代更以史诗式的巨著丰富了中国长篇小说的艺术宝库。他在不断地创造小说的艺术方法和表现形式，同时又在不断地总结小说创作的艺术经验，

将经验升华为理论，又用理论去丰富、深化他的艺术创作。他是小说本体艺术的积极探索者，又是小说“现代化”艺术方法的全新创造者。老舍小说创新精神的张扬，对我们当代文学的意义和影响极为深广。

一

老舍小说的创新首先表现为其在新的小说观念的指引下对“人”的关注。“人”的发现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最伟大的主题，先觉者们在致力于人的解放时也推动了文的解放，“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文学的中心概念。

正是本着对“人”的关注，老舍以一个地道本色的市民世界为视点创造了一部部写人的杰作，表达了自己对人的价值的真诚思考。老舍对人的价值的现代性追寻在其小说中并不表现为对自由解放的正面追求，而总是以病态社会里人的病态遭际来反向表达对人的合理价值实现的向往。因此，在小说中，他总是不断地向我们展示特定的历史境遇下人的存在的“非人性”。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难构成了老舍笔下千疮百孔的市民人生，正是在现代意识的照耀下，老舍在对这一人生形态的充满理性的逼视中表达了自己对人的价值沦丧的震撼与痛心。于是，老舍在悲悯着他们“非人”命运的同时，也苦苦思索着他们的将来。也正是在这种对人的现代化的执着探求中，老舍发出了对人的自由解放的热烈深沉的呐喊。

老舍对人的关注并不局限于仅从外部表现人的肉体及精神境遇，对人的内部环境的严峻逼视与拷问所带来的某些现代主义非理性基调在老舍的诸多小说中都能够挖掘：《驼驼祥子》在对人物堕落深层原因的追问中对人性弱点的昭示，《断魂枪》题记中“生命是闹着玩的，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不明白，现在我懂得了”流露的虚无感，《猫城记》对人性欠缺的惶惑、焦灼与绝望，《离婚》中种种离婚而不得的现象和个中人老邱的表白。无不显示出浓郁的现代主义的色彩。

而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更多的还是侧重于就人的现实生存而非哲学存在进行思考。因此，在对老舍小说意蕴的多重探索中，我们把握到的还是那种实在有形的东西。老舍小说对人的这种思考虽不超前，但无疑是符合新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语境的。存在决定意识，现代主义的非理性特质正是源于资本主义物质泛滥后的精神危机，而现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条件远未产生对人的存在进行非理性探索的土壤，且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思维习惯也排斥这种非理性思维。因而，存在主义文学虽先锋前卫却因它的脱离实际而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显得有些曲高和寡，也未能引起文学接受的广泛响应。而老舍对于人的生存及价值充满现代意识却又不谮越历史实际的理性思考，无疑是符合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语境、符合文学现代化发展逻辑的。

二

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是个历史范畴。新时期是西方文化迅速被介绍给中国或者说中国作家急迫地寻觅西域之声的时期。西方的感性文化、现代意识充分被中国作家所接受，于是我们在文学中看到了如是现象：作家们及时地了解了当代哲学，且形成自己的当代哲学意识，这对他们的创作极有益，但往往当他们的生活根底不够扎实，艺术功力不够圆熟的时候，就急于进入创作阶段，也就势必出现了不能将当代哲学意识引发出的哲理人生体验酿成审美情感，以哲理人生体验代表审美情感体验，使作品缺乏独特意识和审美特征的现象。今天，重读老舍，我们就会真切地被老舍艺术家的气质、情感上的真诚和感受上的敏锐所打动。老舍对文化人格的重建，对西方文化的吸取等都要通过审美这个过滤网，都要经过审美情感的认同。老舍不让自己的主体力量消失在横向流通所产生的落差中，他受外国作家的影响，又能够从广结良缘升华到“我写我的”，自成一格。其实这就是他用主体力量对文化进行选择，且艺术地处理他的体悟的结果。当代中国小说家怎样始终保持自己的中国情感及灵魂，在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中建构自己的主体力量，用审美情感去同化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艺术地进入文学世界，显然是他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探索自己民族的文学，如何从根本上接受西方的文学流派，并用主体力量同化西方的诸种文学流派，可从两个层面上去考虑：其一，是仅从纯形式方面，将西方文学流派的一些表现手法拿过来，或者说主要是在技巧方面借鉴其手法；其二，是深究这种表现手法产生的文化背景，然后衍化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某种独到的感受。老舍对西方文学流派的接受程度就达到了这样高的层次。在英国时期，老舍面对写实派文学海洋，尤其倾倒于狄更斯、梅瑞狄斯和萨克雷，这些作家的艺术世界中的幽默深受老舍的喜爱。老舍对幽默的吸取借鉴，与其说是对英国写实派的幽默技巧和手法的借鉴，毋宁说是对人生态度、文化心理、文化人格的选择和确认。因此在他的艺术活动中，他什么时候获取了幽默，也就获得了自我，获得了自由；什么时候失去了幽默，就意味着他至少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由。可见，老舍具有对西方文学流派同化的强大主体力量。他的小说创作成果是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一笔宝贵财富。

三

中国是具有悠久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国度。老舍作为文学大师，他的现实主义的成功已是不争的事实。《二马》突破了对市民性格和命运的挖掘和表现，达到了对民族民众生活中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精神病态的批判。到了《离婚》，他让张大哥统领着小说中的一群人物——都是闹婚姻纠葛的人，演出了一幕幕平庸卑琐的悲剧，并通过那些百无聊赖的纠葛，批判市民中部分灰色人物平庸生活的“市民哲学”。到了《骆驼祥子》，写了祥子买车丢车“三起三落”后“心死”的悲剧，勾画了特定的时代城市下层个体劳动者由心灵扭曲、自我幻灭导致的个人失败的必然下场——“将就着活下去”，这就是祥子这个艺术典型所达到的心理深度。由此我们看到，老舍小说世界的艺术魅力，不仅来自他充分的艺术描写，而主要来自他对社会和文化的批判。

老舍现实主义的成功，向当代文学提出了这样的询问：当前文学就表面形态而言，艺术手法娴熟，对现实的描写充分而投入，但读者还是不能从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和感悟。当代文学缺少的不完全是艺术，更是思想，缺少思想的深度则大大削弱了文学批判的力度。许多关注现实生活困境的小说，确实写出了人物的性格，但因没有深邃的思想把握，人物本应具有的丰富历史人性内容便没有被开掘出来，这就势必弱化了文化的批判功能。

与文学缺少思想深度而削弱了文学的批判功能相联系的是悲剧意识的淡化。社会生活充分地世俗化，中国传统文化努力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这一切对文学最直接的消极影响是，在平民意识的倡导中，对艰难的现实生活的接受，对诸种不如意作阿Q精神的化解，作家审视生活和做价值判断时，是没有抗争、没有悲剧意识的平庸和心态的平和，现实主义文学已衍化为仅仅是描写现实化。

老舍小说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其实是极为宽广的空间，他对人的悲悯、宿命般的人道情怀、感伤和批判，融会在他对社会和个体生命描写的方方面面。祥子孤寂的心灵正是老舍对人大爱的证明。也正因此他创造出虎妞这样的不是丑角戏的喜剧人物，徐徐散发出一位真正参悟了人生的作家笔下才有的既辛辣又苦涩的情调。我以为，从老舍对祥子和虎妞等个体人生关爱的非凡艺术魅力的成功来说，我们当下文学表现的生命感受，应该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到今天的时代感受，应该是社会性的，如此才会有厚重的社会文化意义。 老舍的伟大不独是贡献了他丰繁的小说世界，更表现在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学之路对我们当代文学建设的启示。相对于说不完的老舍和当今的文学，上述的思考仅是凤毛麟角而已，但却启迪我们能够看到更宏观的问题，诸如文化人格的建设与文学发展的和谐与调适，这是对作家的要求，也是对文学前景的设计，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从中国现代文学走过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依然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的任务。明确了这个任务，才能够确定当前文学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认真总结老舍小说所显示的创新经验，不断加深我们对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艺术方法的理解，才有可能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引入更加宽广

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