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发信站: 水木社区 (Sat Dec 15 21:16:33 2007), 站内邓野 (本文字数：5726) 　 　 《历史研究》 2000年第1期 字号： 【大 中 小】 　　提 要: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巅峰走向破裂的转折点。在此次会议上,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就政协宪草原则和东北问题发生激烈争论,蒋介石亦表现出政治动摇。各种矛盾冲突最终形成巨大的政治破坏力,使蒋介石、国民党从政协会议全面倒退,由此构成国共两军四平决战的政治背景。 　　关键词:国民党 六届二中全会 宪草原则 东北问题 　　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此前一个月,国共两党在政协会议上全面达成协议,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而步入巅峰;此后一个月,国共两军在四平展开决战,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显然,这是一次剧烈的政治转折,这一转折的促成,正是六届二中全会。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二中全会的关注,大体上只是它的结果,然而对于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也就是二中全会本身的具体情况,则并没有做具体的深究。因此,目前有关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论述,基本上是重复,少有进展。 　　二中全会所以能够促成一次剧烈的政治转折,是由于多种矛盾相互交汇渗透,相互牵制,最终形成巨大的政治破坏力。 　　 　　国民党对政协宪草原则的不满 　　 　　1946年1月28日,政协会议临近闭幕之际,国民党中常会与国防最高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议题之一是:"总裁交议召开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二次全体会议日期",联席会议决定:"定本年三月一日召集"（注：《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8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35页。）。这个日程安排,显然具有与政协会议相衔接的意思。国民党对整个政协会议都是不满的,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在政治协商会,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注：唐纵日记,1946年1月15日,《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以下只标注页码),群众出版社,1991年,580页。）。把国民党在政协的处境看做是"受裁判",是相当一部分国民党人的看法,自此,国民党内开始形成一种"难受已极"的政治情绪。 　　政协会议之后,蒋介石前往沪宁杭一带视察,其间多次发表演讲,向党内解释他对政协会议的两个基本考虑,其一是美国的态度,蒋说:"美国人民固然希望中国强盛,但决不希望中国政府成为德、义、或苏联式的政府,而希望中国政府能采取英美民主的形式。""美国是一个舆论支配着议会而议会决定政策的国家,所以美国政府不能不顺应舆情,希望我们中国结束一党训政,改变政府的形式"（

注：政协宪草原则引起争议的主要有三点:1由全国选民直接行使选举、罢免等项权利,此即为国民大会,而不必由国大代表在专门召集的国民大会上代替选民行使权利。实际上就是不开国大,选民直接投票。由于既保留了国大这一名称,而实际上又不开国大,故当时称为"无形国大"。2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可以要求行政院辞职,行政院也可以要求解散立法院,重新选举立法委员。也就是行政院相当于内阁,立法院相当于国会。3省可以制定省宪。前两项为张君劢的创意,在保留五院制的形式下,引入英国式内阁制,这样,蒋介石如欲当总统,地位较稳,但无实权,如欲当行政院长,较有实权,但地位不稳,有倒阁的危险。省宪为中共的提议,意思是以省宪的名义保障解放区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国家体制上,蒋采取了迎合美国要求的方针,以此争取美援。蒋所考虑的另一点是军队,蒋说:"因为军事上之弱点,所以政治协商会议有此失败,所以我们不得不忍耐,不得不避战!""我们何以有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之失败,都因为军队无力量"（注：周恩来说:"宪法问题蒋最不重视,看都未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696页)。类似的话政协秘书长雷震也曾告诉过梁漱溟(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901页)。军队力量是蒋介石观察政治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总之,根据上述两种基本考虑,蒋大体上主张对政协采取忍耐的方针。 　　但是,一党训政体制行将改变,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政治危机感,以CC系为代表,国民党右翼势力向政协协议发起了反扑。 　　政协会议共有五项决议案,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改组案,因为该案直接关系到训政体制的废除。但CC对政协协议的反扑,没有选择政府改组案作为突破口,因为政府改组问题为杜鲁门对华声明所明确提出,中共称杜鲁门声明为"合法根据",在这个"合法根据"面前,国民党难有文章可做,国民党右翼势力选择的突破口,是政协宪草修改原则（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4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0年。）。宪草原则问题本来是国民党最不重视的问题,因为与其他议案相比,宪草问题并不十分迫切。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参加宪草原则讨论的两位代表孙科和邵力子"轻忽将事"（注：国民党原拟于1937年召开国大,颁布宪法,为此,1936年5月5日公布了一个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后因抗战爆发,国大未开,宪法亦未颁布。政协会议仍以"五五宪草"为蓝本,但必须对其做修改。由于修改宪草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不可能于政协会议期间完成,因此政协只制定一个宪草修改原则,

政协会议结束之后,由一个专门机构"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政协制定的宪草修改原则,对"五五宪草"做具体修改。）,而王世杰这位当年中国最负盛名的法学家,也因事多而未及过问。据说,宪草原则上报之后,蒋竟然未看（注：唐纵日记,1946年2月16日,591页。）。 　　那么,CC为什么选择这个当初最不被重视的问题向政协发难呢?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抓住了"把柄"。 　　政协会议尽管通过了废除一党训政和建立西式政体的一系列决议案,但中国政治的一些旧有规则,并不能完全取消,因此,在三民主义学说和蒋介石地位两个问题上,各党派仍予以维持,中共在重庆谈判会谈纪要和政协建国纲领提案中,均重申这两点,其他党派也是如此,而国民党抓住的"把柄"也就在这里（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240-243页。）。国民党声称,政协宪草原则中关于省得制定省宪的条款,违反了孙中山《建国大纲》的有关规定。《建国大纲》规定县为自治单位,省为中央与县之间的联络机构,因此省不是自治单位,省不能制定省宪。另外,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的条款,违反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是一个整体,违反五权宪法就是违反三民主义。于是,国民党右翼集团以三民主义卫道士的姿态,以捍卫国父遗教的名义,向政协宪草原则发动了政治反扑,并以此发泄对整个政协协议的不满。 　　CC集团对宪草原则的不满,在1月31日政协闭幕当天便表现出来了。在是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谷正纲反对宪草协议甚烈,至于流泪。"政协闭幕之后,这一情绪在迅速发展,2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中央执行委员谈话会,"出席发言之委员大都为党中某一系统之人,均反对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而尤攻击宪草案"。某一系统即CC,从王世杰的记载看,CC所反对的是整个政协协议,但主攻宪草案。 　　如前所述,蒋介石对于政协会议是不满的,但由于几个重要因素的牵制,蒋大体上主张维持政协协议。鉴于党内的不满情绪,以及宪草原则对其今后地位的确不利,蒋采取了平衡手段,即只对宪草原则做几条修改,其他协议则维持不变。 　　蒋在离渝前往沪宁杭视察之前,"约集五院院长及党内前辈谈话,对于宪草意见,坚决表示三点:(一)国民大会必须为有形之组织;(二)中央政制,应照国父遗教,保持五权宪法精神(或参照美国制);(三)地方政制,应照建国大纲以县为自治单位。"所谓美国制,是指美国的总统制,在蒋看来,美式总统制较之英式内阁制有利一些。其实,美式总统制与孙中山的五权制也是有区别的,可见国民党所捍卫的并非国父遗教,而是既得利益。 　

　随着二中全会即将召开,王世杰开始焦虑起来。王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政治协商会议之结果,最为本党同志所攻击者为关于宪草原则之协议。""如何变更以上协议,以免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为本党二中全会(定三月一日开会)所推翻,为目前最难之工作。"显然,王世杰已经预感到整个政协协议在二中全会上将遇到麻烦,为此,王亦主张"变更"政协宪草原则,以避免整个政协协议被二中全会推翻。 　　政协宪草原则成为二中全会的焦点之一。 　　 　　国民党对东北问题的不满 　　 　　1945年11月中旬,杜聿明率两个军强行出山海关,进占了南满锦州地区,由此而揭开了接收东北的军事行动。但此后苏军在沈阳及沈阳以北地区不再撤退,杜部亦长时间滞留南满无法继续推进。也就在这个时候,苏军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东北进行经济合作的要求,实际上向国民党传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经济合作协议的成立,是苏军撤退的条件。 　　所谓经济合作,是指苏方将日本在东北的主要工矿企业判定为苏军战利品,然后作为苏方资产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经营,一句话,无本生意。而中国方面认为,此事涉及中国主权,日本在东北的企业应作为日本对华战争赔偿,归中国所有。 　　经济合作问题在国民党内形成两派意见。主持经济合作谈判的,是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嘉和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张、蒋主张基本满足苏方要求,以使杜聿明能够尽快进军,完成接收。1945年11月25日,张嘉返回重庆,当日即向蒋介石进言:"经济合作方案,宜早决定,庶几省市接收,可望顺利进行。"（注：张嘉日记,1945年11月25日,姚崧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以下只标注页码),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569页。）但这一意见遭到宋子文和王世杰的坚决反对。11月28日,蒋介石召集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张嘉、蒋经国会商这一问题,宋子文说:"以日人东北投资为苏方战利品,作为合作投资,出乎中苏条约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王世杰说:"在未顺利接收以前,谈经济合作,无异甘受苏方之高压力,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这次会议蒋介石未作最终裁决,但宋、王的意见显然居于主导地位。 　　宋、王在经济合作问题上表现出少有的不妥协态度,对此,张嘉的看法是:"在宋王两先生,则深恐苏方得到经济合作权,而仍不让我接收,致政府所负之责任太大。"张嘉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宋、王为中苏条约的谈判者和签约者,未能按中苏条约接收东北,宋、王的处境已十分难堪,如果再签订中苏条约之外的接收条件,尤其是新的条件签订后还不能接收东北,宋、王的处境便

不堪设想了。因此宋坚拒中苏条约之外的条件,而王则坚持苏军撤退之后再谈经济合作。蒋所处地位与宋、王相同,宋、王的顾虑,实际上就是蒋的顾虑。 　　然而问题在于,顾虑与不满并不能解决苏军撤退问题,眼见中共在东北迅速发展,而杜聿明部则不能做有效的展开,蒋在综合平衡后,提出了一个"缩紧"方针。也就是选择部分企业与苏方合作,但不照苏方要求全面合作,以求既使苏军交防撤退,又不过于失主权。 　　1946年1月中旬,蒋介石致函张嘉,指示:"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总要使我主权与法理不发生恶影响,不为他人引以为例则得矣。"缩紧方针显然顾及了多种考虑,然而最稳妥的方针,往往也是最不具有可行性的。1946年2月1日,当张嘉按蒋的指示向苏方提出部分经济合作项目时,苏方当即断然拒绝:"华方提议,不能作为可使谈判成功之基础。"此后,经济合作谈判完全停顿,接收问题自然随之停顿,缩紧方针把蒋介石自己缩紧了。 　　构成东北问题的第三方面是中共。中共原拟"独占"东北,为此,曾拟有一个在锦州地区与杜聿明部决战的计划,由于苏军不能完全不顾中苏条约,在苏军的干预下,中共取消了这一计划。尔后,中共提出与国民党谈判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谈判一旦举行,即等于国民党承认了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从而最终实现关内那样的划界停战的局面。 　　然而对于国民党来讲,东北问题与关内不同。东北有一个中苏条约问题,如果与中共谈判解决东北问题,而不是从苏军手中实行外交接收,等于承认中苏条约完全失败,蒋介石将难以承担签约失败的责任。为此,蒋一再坚持东北问题是外交问题,不是内政问题,只与苏军交涉,不与中共谈判。 　　《中央日报》曾在一篇社论中就东北问题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东北"决不在政治解决军事调处的范围之内","如果国人对于这一点不加分别,那末今后任何军阀豪劣土匪都可以先起一支队伍,再与政府政治解决,其结果将使中国化为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局面"。张嘉为使中共退出北宁路山海关至沈阳沿线,以便国民党军运兵,曾在重庆私下约见董必武、周恩来,中共方面把张嘉的约见误认是政府方面有意谈判,反应积极,张嘉返回东北后,董曾致电张,表示此事可以商量,张也与苏军谈起过与中共接洽一事,但当蒋得知此事后,立即电令张:"在东北,尤其对苏方切不可再提董必武与共党有关事宜。"（注：姚崧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586页。）此事就此停止,国共在东北问题上仍不接触,后来的政协会议亦不涉及东北问题。 　　这样,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陷入了一

不堪设想了。因此宋坚拒中苏条约之外的条件,而王则坚持苏军撤退之后再谈经济合作。蒋所处地位与宋、王相同,宋、王的顾虑,实际上就是蒋的顾虑。 　　然而问题在于,顾虑与不满并不能解决苏军撤退问题,眼见中共在东北迅速发展,而杜聿明部则不能做有效的展开,蒋在综合平衡后,提出了一个"缩紧"方针。也就是选择部分企业与苏方合作,但不照苏方要求全面合作,以求既使苏军交防撤退,又不过于失主权。 　　1946年1月中旬,蒋介石致函张嘉,指示:"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总要使我主权与法理不发生恶影响,不为他人引以为例则得矣。"缩紧方针显然顾及了多种考虑,然而最稳妥的方针,往往也是最不具有可行性的。1946年2月1日,当张嘉按蒋的指示向苏方提出部分经济合作项目时,苏方当即断然拒绝:"华方提议,不能作为可使谈判成功之基础。"此后,经济合作谈判完全停顿,接收问题自然随之停顿,缩紧方针把蒋介石自己缩紧了。 　　构成东北问题的第三方面是中共。中共原拟"独占"东北,为此,曾拟有一个在锦州地区与杜聿明部决战的计划,由于苏军不能完全不顾中苏条约,在苏军的干预下,中共取消了这一计划。尔后,中共提出与国民党谈判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谈判一旦举行,即等于国民党承认了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从而最终实现关内那样的划界停战的局面。 　　然而对于国民党来讲,东北问题与关内不同。东北有一个中苏条约问题,如果与中共谈判解决东北问题,而不是从苏军手中实行外交接收,等于承认中苏条约完全失败,蒋介石将难以承担签约失败的责任。为此,蒋一再坚持东北问题是外交问题,不是内政问题,只与苏军交涉,不与中共谈判。 　　《中央日报》曾在一篇社论中就东北问题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东北"决不在政治解决军事调处的范围之内","如果国人对于这一点不加分别,那末今后任何军阀豪劣土匪都可以先起一支队伍,再与政府政治解决,其结果将使中国化为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局面"。张嘉为使中共退出北宁路山海关至沈阳沿线,以便国民党军运兵,曾在重庆私下约见董必武、周恩来,中共方面把张嘉的约见误认是政府方面有意谈判,反应积极,张嘉返回东北后,董曾致电张,表示此事可以商量,张也与苏军谈起过与中共接洽一事,但当蒋得知此事后,立即电令张:"在东北,尤其对苏方切不可再提董必武与共党有关事宜。"（注：姚崧龄编《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册,586页。）此事就此停止,国共在东北问题上仍不接触,后来的政协会议亦不涉及东北问题。 　　这样,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陷入了一

一个怪圈:坚持东北为外交问题,故而不能与中共谈判;经济合作条件苛刻,故而又不能与苏军谈判。由于这两个谈判都不能进行,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必然陷入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境地,其结果是,既受中共军事打击,又无法使苏军撤退,接收行动一筹莫展。 　　由于东北问题长期僵持,逐渐形成两股强烈情绪,其一,国民党因接收受阻,形成对苏联和中共的政治敌视情绪;其二,因苏军逾期不撤,经济合作的要求既违中苏条约又有损中国主权,从而引起部分知识阶层反对苏联的民族情绪。当这两股情绪汇为一体时,便要触发政治事件了。 反苏反共游行的发生 　　 　　在前述两股情绪已经形成的状态下,一些本来看似偶然的事情,此刻都足以促使事态迅速激化。1946年2月上旬和中旬,相继发生了这样几件事。 　　2月1日,是苏军撤离的最后期限,但苏军并无撤退动向。2月11日,雅尔塔会议周年之际,隐瞒一年之久的雅尔塔密约公布出来,引起中国知识界对苏联的不满。2月11日,美国国务卿照会王世杰,称日本在东北的产业为各主要战胜国的"共同利益",对中苏单独进行经济合作谈判表示不满,因为,"美国及其他同盟国人民之未能获得参加满洲经济发展之均等机会"（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7编(1),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453-454页。）。美国的插手使某些人感到鼓舞,认为可以借助美国对苏施压,将美国引入东北纠纷中。2月13日,中共正式提出对东北的四项要求（注：中共四项要求为:改组东北行营,承认东北的抗日民主部队,承认东北各县的自治政权,开往东北的国民党军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57-58页)。）,右翼舆论将此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化相提并论,煽动对中共的不满。2月以来,张莘夫事件的消息渐次传开（注：张莘夫为经济部东北接收委员,1946年1月14日,受张嘉指派,前往抚顺煤矿与苏方接洽接收事宜,1月16日返程途中,被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杀害。 　　此事国民党方面认为是苏军与中共所为,苏联方面称为暴徒所为,而中共方面则认为: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8年,84页)。）,引起社会舆论的不满。此外,因经济合作受阻,苏军将东北工矿的机械设备大量拆卸搬运回国,据蒋介石后来告诉顾维钧:"苏联人在东北甚至把家畜都运走了"（注：《顾维钧回忆录》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665页。）。在以上各种消息、多种情绪的刺激下,2月16日,重

庆一批东北籍人士举行了反苏游行,此事本身影响并不大,但直接诱发了重庆学生反苏游行的酝酿。王世杰认为,此次游行的动因除对苏不满外,还有两点刺激因素:"中共方面于前日发表宣言,谓国军入东北应有限制,中共在东北之武力三十万人应予承认,此亦刺激群众之一大因。本党同志之反对政治协商会议者,亦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王立即致电蒋,希望蒋"阻止扩大此种政潮"。此时,酝酿中的学生游行一事已经被提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议事日程。2月20日,在陈立夫主持下,中央党部开会研究这一问题,会议决定:"遵照总裁指示设法劝阻"（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7编(1),639页。）。 　　翌日,中央党部在吴铁城主持下再次商讨此事,会后,吴铁城、张治中、陈立夫联名致电在杭州的蒋介石,电称:"沙坪坝学生酝酿对东北问题罢课游行事,党政小组曾两次详加商讨,设法劝止……惟观察现势,劝阻已不可能,因此次运动,为青年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之自动自发,学校中反共空气之浓厚,出于自然,故只能使其减少反苏成分,及防止不发生意外。"显然,中央党部对此事的态度,实际上是欣赏的。 　　王世杰大约是对此事真正感到忧虑的少数高层人士之一。王在这天日记中写道:"沙坪坝学生决定明日游行,对苏联及中共示威。予深以今后中苏关系之恶化及政治协商会议工作之推翻为虑。此事之发生,半由青年自然之愤慨,半由于本党某一部分人之支援。予对是否继续担任外交部一事,不能不细加考量。"王世杰始终认为此事含有CC企图推翻政协决议的因素。2月22日,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为首,重庆20余所大中学校的2万余学生,举行了反苏反共游行,其主要口号有: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彻查张莘夫惨案,中共应即爱护祖国,新疆是中华民国的新疆,苏联应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打倒新帝国主义,等等。当日,吴铁城、张治中、陈立夫再度联名致电蒋,称"本日沙磁区学生万余人游行,未到国府及苏使馆,但情绪激昂,秩序良好……所呼口号除打倒新帝国主义欠妥外,尚无语病。"（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7编(1),643页。）电文对此事仍然是欣赏的。而那位焦虑的王世杰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余于事前曾力请蒋先生电陈立夫等劝止,但党部团部一部分人,不惟未劝止,且或不免暗中鼓励之,故无法阻止学生等出行。此事之影响如何,使人十分焦虑。"当晚王再电蒋,请蒋"即日返渝主持"。重庆的学生游行,迅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学生游行,北平、上海、南京、昆明、郑州等地,相继发生学生游行事件。与此同时,一批大

学校长和文化名流亦卷入到这一事件中。2月23日,西南联大百余名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要求苏联撤军、归还工厂设备、不得超越中苏条约的范围（注：《中央日报》1946年2月27日。在这份声明上签名的有:王力、向达、朱自清、吴大猷、余冠英、唐兰、冯友兰、汤用彤、游国恩等。）。3月6日,萧一山等40余位北平文化人士联名发表意见书,认为苏军的行动不仅违反中苏条约,"而且违反列宁先生放弃帝俄时代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声明","我们坚决反对雅尔塔的秘密协定,我们坚决反对九一八在东北再演"。2月23日,民盟几位著名人士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彭一湖,在上海联名发表对东北问题的主张,一方面要求苏联撤军,另一方面表示东北的"内部纠纷"(指国共冲突)"应依政治方式协商解决" 　　综上所述,人们的态度与主张不尽相同,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界相当一部分人卷入进来了。2月24日下午蒋回到重庆,王世杰随即进言,请蒋就此事表明态度,"俾苏方不致疑此事为蒋先生所赞同或暗护。"（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24日。）蒋对苏军虽然不满,但并不赞成公开破裂。25日,蒋在纪念周上发表讲话说:"中苏必须长期合作,吾人必须坚守既定之政策,政治必须忍耐,不可全凭骄矜之气,暴虎冯河之勇。学生游行固属自由,但应有限制。"鉴于经济合作成为反苏游行中的焦点问题之一,蒋亦由原来的"缩紧"方针再度后退,表示:"关于东北经济合作事,正在交涉……在苏军未正式退出东北前,决不有任何决定也。"（注：唐纵日记,1946年2月25日,593页。）反苏反共游行既是政治问题又是民族问题,当时这两种性质的问题搅和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一些在多年以后看来属于民族感情的问题,在当时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政治倾向,此一事件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反苏游行的政治后果有两点:其一,它使政协期间的政治焦点---改组政府问题,转移为东北问题,并使整个政治气氛为之一变;其二,借助这股社会力量,国民党内本已存在的右翼不满情绪更加激动起来。上面两个后果,将直接体现在即将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 　　 　　二中全会的开幕与主题辩论 　　 　　3月1日,在反苏反共游行的政治氛围下,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这段时间国民党内一批少壮派对党内旧有作风甚为不满,形成了一个"革新派"（注：革新派是国民党内一批少壮派人士中形成的一个政治群体,其活跃人物有刘健群、倪亚文等。一方面他们对党内旧有作风不满,要求革新;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极为右倾,坚决反共反苏。这个群体没有得到党内有力人物的支持,其存在时间十分短暂。革新派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六届二中全会

上的政治表现。）,主要口号是反对官僚主义和要求党内民主。3月2日,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在二中全会上做第一个报告,即党务报告,在下午的讨论会上,"发言者多系愤激语,痛骂官僚主义,并强调党政革新,党内民主要求。"（注：唐纵日记,1946年3月2日,595页。唐为六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了二中全会。）革新派既然要求党内民主,其矛头便必然指向蒋介石的独裁作风,正如唐纵所感觉到的那样:"大家的心理是不满意总裁而向总裁要民主的"。正因为发现这一势头不妙,陈诚立即出面约请革新派代表人物刘健群等人谈话,"劝大家不可动摇领袖的威信。"此时,因政协问题和东北问题两个重大的失策,国民党内相当一批人士对蒋不满,蒋在党内的声望有所削弱,因此对会议的控制力也必然削弱。3月4日,蒋在全会讲话,"强调民主精神,鼓励大家自由发言",实际上向革新派做了一定让步。这样,CC与革新派成为二中全会中的主导力量。 　　二中全会开幕之前,吴铁城、张治中、陈立夫,曾于2月27日约请党内二三十人商讨全会议事程序,与会者"佥主废除各部官样报告文书,而提出几个重要问题彻底检讨,切实解决"。后来看二中全会仍然安排了十余个"官样报告",但当时的时局已经不可避免地把几个焦点问题摆在了国民党面前,因此,二中全会的实际主题是三个:政协问题、中苏条约问题和东北问题。 　　3月5日,王世杰在全会做外交报告,由此而掀起了二中全会的第一个浪潮。王世杰的报告确为一"官样报告",内容从联合国到越南撤军,无所不包,而对于人们关注的焦点,中苏条约和苏军撤退问题,只是交待了事情经过,未做任何实质性检讨。最后,王世杰空洞地表示:"予对于维护国家权益与维护中苏亲善两事具有同等之决心。"王世杰的报告与当时的情绪显然不合拍。尔后,邹鲁、白崇禧、王正廷、胡秋原、谷正纲等相继发言,"均指陈秘密外交之错误","全场情绪悲愤激昂"。秘密外交指雅尔塔密约。张嘉在当天日记中记载:"报告毕后,起立质问、指摘者甚多。甚至有人主张修改中苏协定。"王世杰则在日记中写道:邹鲁、白崇禧等9人,"均以激烈攻击之语调,指责予之外交软弱,或主张将中苏争执(东北问题)提付国际会议。萧铮在会场发言,主张罢免外交部长。"萧铮为CC干将,二中全会中的活跃人物。 　　3月6日上午,二中全会继续检讨外交报告,据报道:"各委员发言极为踊跃,情绪热烈激昂,为历次大会所鲜见。"这天上午共有16人口头发言,4人书面发言。这些发言都说了些什么?张嘉记载:"对于中苏条约,纷纷反对。有人主张应提交安全理事会。亦有谓应要求苏联修改……刘健群谓,我方应抱定主权与领土完

整立场,对苏上天讨价,落地还钱。谷正纲谓,应发动民众运动。萧铮谓应请求总裁罢免外交部长,或劝告辞职。"这是萧铮第二次公开要求罢免王世杰。上天讨价,落地还钱,意思是对苏外交应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此类言论确实"鲜见"。 　　在当日的发言中,唐纵提出:"当中苏友好条约签订时,为何不同时签订中苏保障外蒙独立与双方不准驻军之条约?现则我无权驻兵而苏联则可驻兵外蒙了。"唐纵认为,当日的发言中"具体而有价值者"是有人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旅顺、大连二港,莫洛托夫谓为增加新领土之语,外交部为何不抗议?"此事的由来的确是王世杰外交"软弱"的表现。1945年11月10日起,《新华日报》、《大公报》连载由苏联塔斯社转发的莫洛托夫在十月革命节上所做的外交报告,其中,莫洛托夫将旅顺和大连称做"这些都是新的苏维埃领土"。黄炎培认为有违中苏条约,致函王世杰、宋子文,建议二人对此应有所表示,后又在国民参政会上就此事向王世杰提出质询,王答:"已由《大公报》向苏联大使馆问译文有无错误。"不知何故,王世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表现出经济合作问题那样的"原则性",仅由《大公报》出面询问,当然不会有结果,因此在二中全会上有人再度提出这一问题。 　　3月7日,在外交报告审查委员会会议上,王正廷、任卓宣等人提出外交责任问题,王世杰表示承担责任,"因为予所执行之政策,均为予所提议或赞同之政策,至于成败得失则此时尚非定论之时。"王最后表示:"如果国家利益需要予辞职,予决不多留一日"。其实,3月6日晚王世杰已向蒋提出辞职,但"蒋先生不允"外交报告争论的焦点是对苏外交,并形成两派意见,3月8日就此事辩论时,"王正廷、刘文岛、任卓宣等反对中苏协定,邵力子等拥护中苏协定,各抒所见,辩论至深夜一时。"张群和顾维钧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苏关系的,张对顾说:"由于美国对我国的半心半意态度",因而"赞同对莫斯科采取一项稳妥的政策。"顾说:"因为美国的态度经常摇摆不定,其最后决定不是永远可靠的",亦赞成避免刺激苏联。对苏外交的辩论,从根本上讲是由东北问题引起的。当中苏条约签订之际,人们普遍认为东北问题已获解决,因此当该条约提交国民参政会通过时,曾有东北籍参政员向签署这一条约的王世杰"呼万岁",称王为"东北之救星"。然而半年之后,王由"救星"变为责任承担人,这是王所始料不及的。这次辩论的后果是,国民党在对苏外交上,再也不敢有所作为。 　　3月7日,孙科在二中全会做政协会议报告,自此,二中全会掀起了第二个浪潮。如前所述,政协问题的核心是宪草原则问题,孙科曾表示,政协协议是各党派郑重表决通过的,故不赞

成改动宪草原则,但鉴于党内压力,在这次的政协报告中,关于宪草原则中有争议的几个问题,孙科做了含糊的表态。孙说:"国民大会应否为有形之国民大会,立法院对行政院不信任,及地方制度上之省宪等问题,各党派方面虽有表示仍愿维持协商决定之修正原则,但并非认为绝对不能讨论。"可以看出,孙科倾向修改,但持商量的态度。在接下来的大会发言中,发言者的口气便没有孙科那么客气了,声称:"五权宪法为国父遗教,不容率予变更,宪草修改原则必须设法纠正","鉴于三权分立之缺点及多党内阁制之流弊,今后我国应采用五院制、总统制"。谷正纲为宪草问题在中常会上已经有过一次"流泪",这一回谷正纲再次"慷慨陈词,垂泣而道",两次"垂泣",看来谷正纲的情绪相当激动。在当日大会上,萧铮就国共达成秘密谅解,允许中共和民盟获得国大1/4的代表名额,从而在国大拥有否决权一事提出质询,对此,孙科表示不能答复。参加政协国大小组的国民党代表是张厉生和吴铁城,"张厉生起而答复,情辞闪烁;吴铁城补充说明,承认有此谅解,但又推到总裁身上",最后由邵力子出面对此事做了说明。 　　国民党对整个政协会议都是不满的,因此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质询,同时把这种不满情绪发泄到国民党的几位政协代表身上,张嘉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大会发言中,"纷纷攻击国民党交涉失败,中共不守信用,且有主张惩处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代表者。"政协宪草原则中"省得制定省宪"的条款,为中共提出,意图是以此保障解放区的地位,当国民党明白过来后,对此条款大为不满,一再强调根据《建国大纲》的规定,省不是自治单位。挟二中全会的声势,《中央日报》于3月14日发表社论,表示:"我们的宪法断断不该化一个中国为多数外国!因此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联省自治论。我们的宪法如果采取中国共产党的联省自治论,我们敢百分之百的断定,宪法颁行之日,就是中国解散之时。"国民党对政协的不满也包括对党内决策层的不满,政协协议牵涉国民党训政大权旁落,如此重大的问题,事前并未经国民党中央讨论,因此二中全会上有人指责道:"这次政治协商,本党中央并未作任何决策,本党八个代表,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方案。某些代表不惜牺牲本党的立场以谋与共产党达成妥协,藉此维持其既得的权位。此种走私勾当,再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注：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73页。程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了二中全会。）。总括来看,二中全会对政协会议的不满是多方面的,但在宪草原则问题上意见基本一致,没有像在中苏条约问题上那样出现两派意见,这样,更改政协宪草原则就是不可避免的

了。 　　二中全会的第三个浪潮是关于东北问题的辩论。东北问题涉及对中共的政治情绪,对苏联的民族情绪,同时又是派系矛盾的集中点(熊式辉、张嘉均为政学系),由于几种矛盾交汇在一起,因此,东北问题的辩论形成二中全会最为火爆的场面。 　　张嘉在全会之始便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在3月1日日记中写道:"晨九时,二中全会开幕,于是东北问题自中苏纠缠,美国空言仗义,中共无理要求,国家主义派之反苏反共,将进而入于党内政争。完全表露弱国外交无不引起国内政潮,而友邦之仗义执言,不特不能帮助解决,且增加弱国之进退两难。东北本案,益趋黑暗矣。"在这里,张嘉表达了两个意思:其一,东北问题是几种矛盾的交汇点,必将在二中全会上引起政潮;其二,美国在东北问题上的仗义执言,鼓舞了一些人的反苏情绪,但美国只是"空言仗义",其结果只能使弱国外交进退两难。在美国问题上,张嘉的头脑是清醒的,3月10日,张在与顾维钧磋商东北问题时,顾也认为:"美国的诺言是不能永远信赖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本身也无底数。"总之,基于上述判断,张嘉认为东北问题的前景将是"益趋黑暗"。 　　东北问题报告本应由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做,但熊未出席二中全会,于是改由张嘉做东北经济报告,军令部次长刘斐做东北军事报告。鉴于二中全会开幕后的局面,蒋介石深知东北问题将是一个最难对付的问题,一度试图取消东北报告。张嘉日记3月6日载:"晚蒋主席约晚饭,商议余应否作东北报告。岳军主张不必报告,主席亦同意。"显然,张群和蒋试图将东北问题绕过二中全会,其用心可谓良苦。然而东北问题此刻适为各种矛盾的焦点,蒋介石的主张不可能被接受。3月12日,齐世英等一批东北籍委员找到张嘉,强烈表示:"反对熊主任已达表面化之程度,原拟俟熊到会予以难堪,今熊未来出席,但非大会报告不可。"这样,东北问题是绕不过去了。 　　3月14日,刘斐与张嘉在二中全会先后做东北军事、经济报告,一台闹剧也随之开场。张嘉日记载:"报告时,即有请愿团在场外叫喊。主席团推陈诚、陈立夫两委员出去应付。余报告毕时,陈诚上台报告请愿团对于东北问题之要求,以及对熊主任之种种攻击。其中有熊曾由长春运出行李一百五十件……显示对人作用,且为有组织之动作。"王世杰也在翌日日记中写道:"日昨外间有人向二中全会请愿罢免熊式辉,亦为党中一部分人所指使。此种作法显示党中纪律之恶化。" 　　顾维钧是六大中执委,顾于3月9日回到重庆,10日起参加二中全会,并为东北问题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据顾记载,刘斐、张嘉报告之后,审查委员会随即开会,"出现

一场对熊式辉的猛烈攻击",同时也攻击了张嘉。对东北问题的主要意见有以下几点:在对苏谈判中,谈判人员不是过于骄傲自大,就是过分恭顺自卑;遇事未与东北老一辈人士磋商;压制东北国民党与三青团的活动;中苏条约没有意义;应将中共在东北活动的责任正式诿诸苏联政府。发言者主要是一批元老,有钮永建、于学忠、沈鸿烈、张继、孙越崎等。3月15日,审查委员会形成了向二中全会大会提交的报告,据张嘉记载,其中有这样几条决议:"东北问题审查会,决议应撤换熊主任,取消政务、经济两委员会,停止地方交涉。一篇对人攻击,对事高调而已。"停止地方交涉,是指经济合作谈判不在东北进行,改在重庆。综观二中全会在三个问题上的争论,对中苏条约主要是情绪的发泄,由于对苏无牌可打,故不能作出实质性决议;对政协宪草原则问题,党内意见较为统一,又有维护国父遗教的名义,因此,国民党更改政协宪草原则的局面已经形成;东北问题主要表现为对熊式辉的个人攻击,其实,东北问题的全部症结在于两个不能谈判(既不能与中共谈判又不能与苏军谈判),因此熊式辉必然无所作为,对熊不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蒋介石的束手无策不满。 　　二中全会关于政协宪草原则和东北问题的争论,其政治后果在于:堵死了政治上的回旋余地,国民党已不能通过自身的政策调整,来化解国共之间的这场政治危机。 二中全会期间的国共磋商 　　 　　1946年2月1日苏军撤退期限届满之后,重庆政府并未向苏方提出要求撤军的正式照会,甚至反苏游行发生后仍未提出正式照会。2月25日,王世杰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做外交报告时称:"我方已三次询问苏军撤兵情形,苏联大使均无答复。"3月6日,王世杰忽以外交部长名义正式照会苏联大使,要求苏联即行撤兵。从王氏日记看,此举并非迫于二中全会的压力,而是基于一个国际动向。此时,联合国安理会即将讨论伊朗提出的苏联在伊不撤军的问题,王世杰此举的意图是,准备必要时与伊朗共同提出这一问题。在这个背景下,驻沈阳苏军突然于3月12日北撤。苏军此次撤退,通常认为是迫于反苏游行的压力,但王世杰的看法是,苏联此举是为了避免中国与伊朗共同向安理会提出议案。由于国民党军早已推进到沈阳附近,因此于13日迅速进占沈阳。 　　苏军的撤退,改变了东北原有的国、共、苏三角关系的格局,国共两军均由苏军的背影下走出来,处于直接对峙的态势。3月15日,中共政治局会议指出:"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26页。）。东北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随着苏军撤退,原为苏军控制的长春、哈尔滨以及中东铁路(又称长春路),成为国共争夺东北的中心。由于苏军未将整个撤军计划通知国民党,使国民党对苏军的意图判断不清。其实,苏军的撤退也出乎中共预料,3月5日,刘少奇还致电东北局,判断:"因为苏联要求在东北的经济合作,美蒋尚不答应此种合作,并在全国煽动反苏运动,苏军亦推迟撤兵,故东北外交问题一时还难于解决。"这就是说,中共对苏军的撤退也是缺乏准备的。由于国民党在东北所处态势不利,蒋介石改变了原定方针,转而表示愿与中共谈判解决东北接收问题。对此,刘少奇的判断是:苏军不告诉我们国民党是否全撤,如全撤国民党接不赢,所以急于要谈判。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张治中最初没有出席二中全会,而是与周恩来、马歇尔一同到华北、西北视察停战情况。3月11日,张治中向二中全会做了新疆问题的报告,随后,奉蒋之命,与周恩来就东北接收问题进行磋商。 　　毛泽东此时由于患病休息,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3月13日(元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就此次谈判指示如下:"我们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至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但此种让步须有交换条件……现在你们切不可一般承认国军有权全部接收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3月16日,周、张初步达成六点协议,当晚周致电延安:"今晚以中央元午电示与张治中作长谈……张治中谅解情况,承认我军地位"。六点协议关键为两条:丁、政府接收东北主权,有权派兵进驻苏军现时撤退之地区;戊、凡现时中共部队驻在地区,政府军队如须进驻,应经过商定行之。上述条款关键在于"现时"二字,周恩来向中央解释道:"根据丁项,政府只能进驻现时苏军撤退地区,即沈阳、长春以及抚顺地区。但我军驻在抚顺、铁岭,故我仍可根据戊项不让","非苏军现时撤退地区,完全不受丁项约束。"张治中要求取消"现时"二字,周恩来反对,周对张说:"如无此二字,即无时限,不可能有妥协。"周恩来还判断:蒋介石"对于东北目前只想占多少算多少"。也就是说,蒋对于接收东北的期望并不高。然而如前所述,也就在此刻,二中全会在关于东北问题的辩论中爆发出强烈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在相当程度上是针对蒋介石的,受此牵制,蒋介石也没有了回旋余地,最终,周、张的这一初步协议未能签署。 　　在磋商东北问题的同时,国共也就政协宪草原则问题进行了磋商。政协会议闭幕之后,为使有关事宜继续协调,由各党派代表组成了一个综合委员会,此外,还有一个宪草审议委员会,具体负责宪草的修改工作。3月14日、15日,综合委员会与

宪草审议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中共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国民党为孙科、邵力子等,民盟方面为张君劢、罗隆基等,会议议题为政协宪草原则中引起争议的问题。 　　孙科和邵力子都是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人士,当中共的联合政府主张提出后,为了既顾及乃父关于训政的遗教,又顾及各党派执政的要求,孙科曾提出一个两全主张:各党派"共同训政"。当东北问题引起反苏反共情绪时,孙科又提出"亲苏和共"的主张。鉴于孙科一向的政治表现,孙被中共列入"极力团结"的对象（注：1946年4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求周"极力团结民盟及孙科"(《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97页)。）。考虑到孙科此时因宪草问题在其党内处境十分困难,加上其他一些考虑,周恩来准备在宪草问题上做出让步。 　　民盟方面最初不同意让步,张君劢对周恩来说:不能让步,要及早堵住才好。周说:政治是现实的事情,走不通就得设法转圜,不能因此牵动大局（注：《梁漱溟全集》6卷,904页。上述情况是梁根据周恩来和张君劢的谈话而得知。）。3月15日,联席会议通过了对政协宪草原则的三点修改:第一,"国大应为有形之国大";第二,"立法院对行政院之不信任权,及行政院解散立法院之权取消";第三,"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规或单行法规"。周恩来所以做出此一让步,大约出于三种考虑,3月18日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让步是"为了减少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和平团结统一的人士在其党内所遇到的困难",也就是为了减少孙科和邵力子的困难。4月22日周在与马歇尔的谈话中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提议做了某些让步,其目的便是为了使政协的决定可以实施,使二中全会不致提出许多麻烦。"也就是说,周这一让步是把二中全会的因素考虑进去的。11月21日周在延安一次会议上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了一个错误,以为是形式问题而鲁莽地让步",也就是说,周当时并不认为是实质问题。但是,周恩来的这一让步随即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批评。3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指出:"国民党内反动派,以至蒋介石,都不喜欢政协决议,企图推翻。但正面推翻丧失信用过大,想采用迂回办法来推翻,即首先推翻宪草原则"。基于这一判断,中共中央要求:"你们应即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必须实现,反对修改,特别对于宪草原则反对作任何修改。"（注：《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86-87页。该电为刘少奇起草,毛泽东修改,见《刘少奇年谱》下卷,27页;《毛泽东年谱》下卷,62页。）尔后多次指示周恩来对此让步"必须迅速加以挽救"。根据中央指示,周恩来立即于3月18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周

周说:"我觉得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起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综上所述,二中全会期间,国共就东北问题与政协宪草原则问题进行的两度磋商,最终未取得任何结果。 　　二中全会期间的蒋介石蒋介石在二中全会上共有六次讲话,除去首尾的开幕、闭幕词,其余四次都是旨在控制全会的情绪与秩序。 　　国民党为什么对政协不满?其真实心理是什么?这一点蒋介石完全明白。3月4日,蒋在全会纪念周上说:"现在本党一般同志,有两种很普通的心理,一种心理认为本党领导全国,经过八年的抗战,已经成为四强之一,但到现在还要受外国人的支配和操纵"。"另一种心理认为自从总理领导本党革命已经五十二年了,本党同志前仆后继,牺牲奋斗,为我国取消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但现在还要受各党各派来处分"。蒋所说的外国是指美国,政协会议取消训政和改组政府的决议,很大程度上出自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向居于训政地位,自视为"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然而在政协会议上却成为改革的对象。由于这两种心理,因此国民党内对美国人的"支配"和各党派的"处分"不满。 　　蒋对于国民党内的心理掌握是准确的,但对问题的解释则没有说服力。蒋的解释是,战后国际社会的影响增强,"深闭固拒,那就是违反时代"。关于政协会议,蒋说:"这个措施完全是出于自动的,不是被动的,是根据我们的政策和目的,而不是任人处分的。"把政协会议解释为主动的政策,此言便有自欺欺人之嫌了。 　　在对不满情绪做了一定的压制后,出于平衡的需要,又做了一定的让步,蒋接着说:"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有若干点实在与五权宪法的精神相违背,这不仅各位已经感觉到,我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如前所述,推倒宪草原则,主要根据就是五权宪法,而要使五权宪法具有神圣性,便必须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因此蒋着重谈了五权宪法与三民主义的关系。蒋说:"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绝对不能分离,我们总理一说到三民主义时,就常常提到五权宪法。""要是三民主义离开了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怎么还能具体实现呢?离开了五权宪法而谈三民主义,那就不是真正的三民主义了。"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关系应该怎样解释,那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显然是一种政治性解释。 　　鉴于二中全会对国民党政协代表责难甚多,蒋承担了责任,蒋说:"政治协商会议是本席负责召集的……这必须由我负责,而不必责备本党的代表"（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262-267页。）。蒋同时要求与会委员平心静气、发扬党德、遵守纪律。

　　然而蒋此时已无力有效控制会议秩序,如前所述,王世杰和孙科报告之后,会场上的攻击声浪有增无减,为此,3月11日蒋在全会纪念周做第三次讲话。 　　蒋此次讲话的重点是为国民党政协代表辩护,蒋说:政协会议"原是我根据目前国内外的情势而决定的政策,我们党内的八位代表不过是根据既定的政策,折冲奋斗而已。而现在全会就加以种种的责难,甚至于指为容共掮共!试问我们将这种罪名加于自己的同志,是不是令人寒心?"蒋也为其政协政策做了辩护:本党既然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那我们就应该秉持一贯的政策,以极大的忍耐,和人家折冲协商"。蒋对那种不负责者指责负责者的行为尤其不满,说:"一见到自己的同志在和各党各派谈判联络,就发生误会,叫出过激的口号……那以后还有什么人肯来担负这个谈判联络的责任?古人说: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我们革命党员,决不能流于这种恶习。"（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2682-272页。）尽管蒋对右翼做了一定的压制,但王世杰并不认为问题已经解决。王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鉴于党中一部分幼稚自私之分子,在二中全会肆意攻击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之人,于今晨二中全会纪念周中指责彼等缺乏党德……但蒋先生之言似不能使彼等改变其态度。"这就是说,王世杰也看出蒋已不能有效控制会议了。 　　3月12日,蒋在总理逝世21周年纪念会上做第四次讲话,着重讲以政治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蒋说:"有些同志的脑筋中,总以为政权和武力既然操于我们的手中,我们何妨用宪兵警察来做后盾……完全依赖既得的政权和武力来解决一切问题,是最卑劣的手段,一个伟大的革命政党,决不愿采取这种手段的。"蒋接着说:"比方去年昆明的学潮,有几位同志,忠实勇敢,工作努力,固然可嘉。但不讲技术,不讲方法,只知用武力对付,一味蛮干,真是连十二岁的小孩都不如!"（注：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1卷,274-276页。与蒋介石所说情况相反,国民党恰恰是一个依赖宪兵、警察和特务而维持的政权。王世杰在一则日记中写道:"据查重庆一市,实际上实行逮捕人民之机关,现时有十八个之多,大半于法无据,且大半为一般人民所不知晓之机关。近年来司法行政机关之因循座视,可谓已达极点"(《王世杰日记》,1944年6月8日)。）昆明学潮指"一二·一"运动。蒋还说:"过去革命是牺牲生命,今日要牺牲成见与权利地位,对他党要迁就、要容忍"（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3月12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91年。）。尽管蒋连续两天发表讲话,但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如前所述,3月14日、15日,围绕东北问题,二中全会的不满

情绪达到了最高潮,并且东北问题审查委员会形成了一个罢免熊式辉和改组东北行营的报告。 　　3月16日,二中全会举行全体大会,各项报告将在这天的大会上进行表决,这是全会开幕以来气氛最为紧张的一天,蒋在大会上做了第五次讲话,蒋与对立意见几乎形成摊牌局面。 　　蒋这次讲话着重于东北问题和中苏关系,强调应以政治手段收复东北,并为熊式辉承担了责任,蒋宣布审查委员的报告是没有必要的,无须通过,该案交由中常会和蒋个人负责处理。也就是说,蒋剥夺了全会对东北问题的表决权。据张嘉记载,蒋认为:"对于苏联只有遵守中苏条约,经外交途径解决。为世界、为中国,均应求得和平。""至熊主任等办事,一切均遵守中央指示办理",应由蒋"个人负责。此案应交常会,由彼个人领导处理。"在此之后,蒋向全体委员严厉问道:"你们信任不信任我?""你们对我是否有信心?""对我有信心的人请站起来"。结果是全体起立对蒋表示信任,而邹鲁等二十余人则退出会场。当时在场的顾维钧称此为"窒人气息的局面"。蒋介石要求二中全会对其个人做信任表决,等于说明蒋遇到了一次信任危机,正因为如此,唐纵在当天日记中以庆幸的语气写道:"总裁之威望迄未损害!"尽管蒋的地位仍无人能够挑战,但这样的气氛必然对蒋形成政治牵制。如前所述,也就在这一天,周恩来与张治中达成了东北问题的初步协议,协议精神与蒋当天的讲话精神也是基本一致的,显然是由于这种政治氛围的牵制,周、张协议未能签署。 　二中全会与国民党内部力量的变化 　　 　　周恩来曾在与一位外国教授的谈话中,对国民党的权力结构这样归纳道:"这权力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CC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孔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的势力较大……而在他们的全体之上则是蒋,造成蒋的政权。同时每一个集团都对蒋有影响"。在周所说的几个派系中,矛盾最为尖锐的,是CC与政学系。在抗战结束前后这段时期,政学系势力发展到它的巅峰,蒋介石的重大内外决策,几乎都是政学系参与制定并执行的,反过来,既然二中全会实际上是对这一时期的重大决策进行清算,那么政学系必然成为清算的对象,具体讲,熊式辉和王世杰成为主要的打击目标。 　　此外,在二中全会上遭到攻击的还有张群、张治中、翁文灏、陈布雷等等。宋子文在党内积怨甚多,不少人对宋的财政经济政策不满,二中全会上对其"责难备至",宋在答辩时,"甚愤慨,其手发抖!"蒋介石把全会上的人事攻击斥为"不负责者指摘负责者"。的确,当负责者被责难备至之际,不负责者则是轻松而活跃,刘健群在会上说:"有办法拿出来,没有办法说出

来,干得了挑起来,干不了放下来。"颇有几分幸灾乐祸。二中全会最后一幕,是关于新的中常会选举。国民党中常会的产生程序,向由总裁提名,大会通过如仪。然而二中全会既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向总裁要民主",惯例难以为继了。 　　3月13日晚,蒋介石召集全会主席团成员和国民党政协代表,会商中常会产生办法。会上,"张道藩等坚持中央常会必须以选举方法产生,不由总裁提出候选人。"张道藩为CC派人物,对张此一意见,王世杰的判断是:"盖陈立夫等有组织,他人则无组织也。"意思是CC可以控制选举,对此提议,"蒋先生亦勉强应允之"。王世杰对陈立夫把持党务一向不满,1945年4月六全大会前夕,时任宣传部长的王世杰与陈立夫便发生过激烈冲突。王氏日记载:"予语陈立夫(组织部长),此次六全大会之选举,组织部处长、秘书无一不被选出或指定为代表,中央宣传部之秘书、处长无一被选或被指定之人,予实不胜愤慨。彼云彼亦抱歉!"往事不远,这一次眼见CC又将控制中常会选举,王世杰坐不住了,当即提议,选举"用无记名投票法",显然是力图打破CC对选举的控制。王世杰这一建议遭到陈果夫的反对,最后,出于平衡的考虑,王氏建议被采纳,陈果夫的反对"未生效果"。3月16日,二中全会举行中常会选举,既不由总裁提名,也不用记名投票,在形式上体现了民主与革新的要求。唐纵是革新派,他所关心的是选举方式的变革,唐在日记中写道:"主席团未敢操纵会场,是民主运动的力量表现"。而王世杰不同,王所关心的是选举的结果,3月17日选举结果公布,王的评价是:"有众多资望能力薄弱之委员,趋附党中所谓C、C、派者,均当选。党内党外均不免失望。"蒋介石对选举结果亦甚不满,在18日的讲话中,"蒋先生指斥此次党中所谓革新派(即陈立夫、梁寒操、刘健群),其目的只在攫取中央常务委员。言下甚为愤慨。"在新当选的中常委中,有梁寒操、谷正纲、刘健群、萧铮等。政协会议之后,中共判断国民党内部已起分化,"一派主张与各党派合作,除开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外,邵力子、王世杰、张治中,以及政学系的张群和于右任等,最近都转到这一派,他们愿意支持政协决议;另一派则反对政协决议……大哭大闹,要弹劾国民党出席政协代表,并对蒋威胁,西西、复兴的领导成份,若干元老如吴稚晖等及何应钦等将领属于这一派。"为此,中共中央的方针是:"我们现在应谨慎的与蒋介石、孙科、王世杰、邵力子及政学系等人合作"。从总体上看,二中全会正是以上两派斗争激烈化的反映。被中共列为合作对象的人士和政学系,在二中全会上几乎遭到全面打击,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其政治后果必然是国共谈判的基础的削弱。 　　3

月17日,二中全会闭幕。 　　 　　二中全会的政治后果 　　 　　二中全会是在政协会议通过改组政府的决议之后,在训政体制行将瓦解的政治背景下,在反苏游行的社会背景下召开的。大权即将旁落的危机感,东北受阻的愤耻感,使国民党内的情绪普遍地激动起来。这是一种政治情绪与民族情绪的交汇,故而其表现异常强烈,会上屡屡出现"慷慨陈词,垂泣而道"的场面。这种情绪既是对外的,故而反共反苏反政协异常激烈;这种情绪又是对内的,故而派系倾轧与人身攻击也是异常激烈。 　　这种情绪是在民主与革新的名义下发泄出来的,故而无所顾忌。唐纵评论道:"会场中打倒官僚主义的口号压倒了一切,要求民主,要求革新的空气,笼罩了一切……但浮嚣之气亦觉不免,以致掌声为痛快轻松而发,失却了理智。""要求清算责任,要求辞职,这是党开新纪录壮烈的检讨!"此种失却理智的壮烈检讨,愈是壮烈,愈是失却理智。从现象上看,二中全会最为引起争议的,是全会关于政协问题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称:"三民主义为建国最高原则……而五权宪法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行方法,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在这个原则下,决议案对政协宪草原则做了几点更改（注：更改共五点:"一、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基本之依据。二、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三、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四、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五、省无须制定省宪"(《中央日报》1946年3月17日)。）。如前所述,东北问题决议案在蒋介石的压制下未付全会表决,因此,东北问题实际上潜伏着更大的危机。 　　3月19日,周恩来致电延安,对二中全会概述了自己的看法。周的基本看法是:蒋介石国民党"退回到两面派的本来面目",作为这一看法的证明,周列举以下几个现象:"二中全会对政协决议,一方面赞成……另方面却又通过许多决议,企图推翻政协决议;对东北问题,一方面承认能接收多少便接收多少,承认我军地位,另方面又不愿政治与军事同时解决,不愿放弃它的接收苏军撤退区的权利……对革新派,一方面放纵,另方面辱骂(说他们只想当常委),对主和派,一方面让革新派痛骂,另方面又为他们解释。这一切都说明蒋想在吓唬与欺骗中把问题拖延下去,好达到他的小变不大变的目的。"（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155-156页。）周电所说的两面现象,基本上就是本文在前面所论述的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的状况,这种矛盾激化的政治后果便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政治回旋余地逐渐缩小。正因为如此,二中全会结束之后,两面现象迅速消失,蒋介石的立场全面后退。 　　4月1日,蒋在

在国民参政会发表长篇演说,主题仍然是东北接收和宪草原则两个焦点问题,这个讲话是二中全会政治后果的直接反映。讲话核心为两点:其一,"东北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其二,"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前一点的意思是,既然东北是外交问题,便没有中共的地位,后一点的意思是,既然政协不是制宪会议,那么政协宪草原则就是可以修改的。针对蒋的讲话,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驳蒋介石》,表示在东北和政协问题上,"准备作不屈不挠的奋斗"。这样,随着二中全会的结束,国共在上面两个焦点问题上,形成两个死结。 　　政治一旦陷入僵局,尤其是东北问题一旦陷入僵局,便只能通过战争来打开局面。3月17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致电彭真、林彪,指示:"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3月18日,也就是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日,中共攻占了四平,切断了国民党军由沈阳北上长春的通道,自此,国共两军在四平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对峙。国共双方都认为四平战役的胜利可以打破东北问题的僵持局面,而在东北取得军事胜利将推动整个政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因此,国共两军在四平举行"决战"的政治态势,骤然形成。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巅峰走向破裂的转折点,本文在前面的研究证明,这一转折是多种矛盾相互碰撞、相互牵制的结果。在历史的这个特定时期,蒋介石的个人表现应做怎样的评价呢?还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通过与蒋氏的接触和观察,对于蒋氏的政治弱点有了深刻了解,在返回延安后当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毛说: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毛的结论是: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毛这个观察也是准确的,正因为蒋在政治上没有重心,故而其方针路线不能坚决明确,正因为方针路线不能坚决明确,故而是动摇的。政协会议-二中全会-四平决战,历史在二中全会这里拐了个弯,这正是蒋介石没有重心、没有路线和政治动摇的反映。 　　六届二中全会就其本身而论,它是国民党内部爆发的一次政治危机,就其后果而论,它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最后的政治危机。 　　〔作者邓野,1954年生,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00006〕(责任编辑:徐思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