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是自由的前提

　　如果非要贴标签的话，那么冷军就是中国当代超写实主义油画的领军人物。冷军以其超写实主义风格，在作品中呈现比真实更加真实的画面，使观者在刹那间便获得终身难忘的视觉体验和心灵震颤，放纵思绪飞往遥远的记忆或虚拟的世界之中。冷军的画有着诱人触摸的柔软质感，有着刀锋一般的锐利与可想象的疼痛感，还有冰块一样的坚硬度以及可望融化的缓慢进程。冷军——被许多观众想象为冷峻的性格以及面容。 　　冷军现任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湖北省美协副主席、中国油画艺委会委员、中国油画学会理事、国家画院油画院研究员等职。上世纪90年代即以观念性超写实主义画风闻名全国，多次获得全国美展金、银、铜等奖项，他的作品不仅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同时在当前艺术市场上也颇受瞩目。有人甚至认为，冷军的作品要比杨飞云、陈丹青、艾轩、何多苓的作品还要细腻、还要丰富。然而冷军从不参加上海双年展和艺博会，上海观众亲眼看到冷军作品的机会并不多。他似乎一直徘徊在上海这座城市的边缘，表情冷峻地观察，但人们只要多看一眼他的作品，注定终身难忘。 　　上周六（10月26日），“限制·自由——冷军油画作品展”在东大名路上海美丽道国际艺术机构拉开帷幕。“美丽道”在2012年为冷军办过北京个展，今年又在意大利替他办过联展，上海个展是双方的第三次携手。参展作品囊括冷军近年来的精品力作，包括数幅超写实画作，还有近年来的“转型之作”，比如“场景写生”、“古董店写生”系列作品，可以说这次画展全面展示了冷军的艺术面貌。 　　展览以“限制与自由”为主题，意在说明艺术家创作的过程事实上就是突破限制获得表达自由，从而获得精神自由的过程。艺术家通过自己的实践，突破自然的限制和表现的限制，追求表达的自由，通过获得这种自由来达到自身与作品的平衡，进一步达到作品与文化历史环境的平衡。冷军敏锐地把握了他以及他的作品在现代艺术中的位置，以及在当代历史人文环境里的恰当所在，因此他也构建了自身与历史文化的平衡关系。 　　开幕当天来了很多人，记者与冷军穿过粉丝的重重包围，在一间休息室里作了一次急风暴雨式的专访。 　　《新民周刊》：虽然我不是初次领略，但今天有幸饱览了你的作品，感觉依然很棒。你的作品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古典主义情调来做标签了。你表面冷静实则热情洋溢地对当代题材的切入，极大地调动了观众的想象动力，并激起心灵的震颤。你抵达的艺术真实性，比生活真实更逼真。如果你同意我的看法，那么请问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冷军：每个人的敏感力是不同的，这是表现力的基础，也形成了艺术家的特质。我通过我的眼睛与手，将感觉到的事物表达在画布上，同时还要考虑到造型能力、对色彩的感觉、对绘画材料等媒介的掌控、审美经验的积累等，更重要的是对绘画性的真切理解。这其中有一点出现偏差的话，就不可能实现我理想中的效果与境界。我也许是有点天赋的，一个人如果想在自己从事的领域里做到出类拔萃，就应该有天赋。那么，我对表现对象的捕捉、过滤、综合处理的能力是比较强的。我在选择对象和描摹的过程中，将自己对艺术、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作为重要的元素渗透到作品之中。否则你的技术再高明，也不会产生持久的感染力和哲学的力量。所谓的超写实主义绘画，我认为还是属于传统艺术的范畴，它要求表现对象是基本精准的，还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习惯与趣味。 　　《新民周刊》：你的超现实主义与美国的照相写实主义有什么区别？ 　　冷军：照相写实主义是上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艺术流派，画家利用摄影成果做客观、逼真的描绘，往往先制作平面的照片形象，再将其移植到画布上。而我不是根据照片画的，我是直接面对模特儿。那么就会有选择和过滤，有我的激情，灵光乍现，决不是简单的复制。我在创作过程中常常会自觉地将突然感悟到的美放大后呈现出来，这一点也正是能够感动观众的地方。美国照相主义是在工业文明的背景下，对自我意识无限膨胀的反动，是对客观事物机械的表现。这个流派也就流行了二十多年，它是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 　　《新民周刊》：超写实绘画的创作过程可能是漫长的，纤毫毕现，惟妙惟肖的极致操作也非常考验人的耐心与体力，漫长的操作也可能使画家丧失某种敏感的特质，变得迟钝和机械，你是否有这个担忧？如何排除尘世间的干扰而保持良好心态？ 　　冷军：我的创作过程是非常愉快的，很轻松，体能消耗也不及精神消耗，一幅画大概要画几个月，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我也不怕干扰，我的画室是开放的，谁都可以来，朋友在一边抽烟、聊天，我在画架前画我的画。来得人越多，我越有劲。陌生人也来看我画，有一次我还接待了两位美术爱好者，他们分别来自新疆和河南，我还为他们借了房子。他们天天看我画画，其中一个看了三个月。 　　《新民周刊》 ：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实践，需要对事物的细致观察与描摹，那么写生就是一个日常性的操练。而今天许多人认为写生是过去式，不再重视，甚至投以高傲的轻蔑与嘲笑，认为只有观念出新才是王道。你如何把握基本功与观念二者的关系，是否还在通过写生积累素材，提升造型能力？ 　　冷军：我对写生是从小迷恋的，在我小时候缺少绘画资料，连环画就是我的老师，它教会了我造型与构图。还有看电影，比如《渡江侦察记》之类的战争片，我就琢磨人物的动作与人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回家就画出来。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还临摹过《蒙娜丽莎》，那是根据我家邻居的一个笔记本里的插画临的，里面还有伦勃朗和苏联的油画，我都如饥似渴地临摹。到了大学时代画石膏像，同一个角度我可以画几十张，但呈现出来的每一张都不一样，今天肯定比昨天画得好，而别人在一定的时间内都画得差不多。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一定要画得很细腻、很逼真，超写实主义是别人给我的定义。所以我觉得这种绘画基础，可能就在理性思考上，很多艺术是自发生长出来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现在有些美院的老师和学生不大注重写生这一基本功，那可能是受到当代艺术的影响。但我觉得不管哪种风格流派，感觉是第一位的。 　　《新民周刊》：今天，在当代艺术风生水起的喧哗声中，架上油画却遭到质疑，写实主义或者超写实主义也备受嘲笑与选择性冷漠，你却坚持在超写实主义绘画的道路上前行，是否感到困惑与孤独？ 　　冷军：今天强调多元化，在艺术这档事上尤其如此，百花齐放是繁荣繁华的前提。不过我认为当代艺术走到今天已经不能为人类的走向提供更多的思考话题了，它本身就缺少坚实的哲学基础。当然，有些人对写实不满意，是因为还没有出现让大家非常满意的作品，或者他个人没有看到，对自己也没有信心。而我还在传统艺术的道路上一路前行，并不感到孤独，也没有困惑。当然，我一直对自己保持着警惕，那就是在长期驾轻就熟地表现对象的时候，我是否能一直保持一种敏感和激情？ 　　《新民周刊》：所以近年来你的画风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你希望突破技术带来的限制，实现更大的自由。比如在现场性绘画的“画室系列”里，你画得快了，有点写意味道，笔触粗犷了，对象模糊了。同时你也画起了“竹子系列”，那是一种类似中国画中的静物，却非常拟人化的对象。 　　冷军：我其实一直是画得快的，只不过呈现出来的画面好像很细腻，很清致，似乎是很慢。现在我让画面呈现一种快速流动的感觉，是为了让捕捉到的灵光更强烈地闪烁在观众面前，而造型的准确性是不变的。至于竹子系列，那也不是我故意为之，我过去对中国画和篆刻都有过尝试，对传统艺术有一定的鉴赏力，我对中国文人的理想境界一直是向往的，今天尤其如此。所以我觉得能画得细，也能画得粗，这是修养的体现。在竹子里边我要体现国画的造型与韵味，采用它的线条与构图。大写意的路子，在油画里也用得上，这就是中国人的优势。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的高度，我的油画立足点是在东方的。 　　《新民周刊》：我从2012年雅昌拍卖指数上了解到，你作品的价位一直稳居写实画派第一交椅，其中一幅2005年的作品《肖像之相——小罗》在2010年的秋拍中以3136万元成交，创造了那一年写实作品的天价。那么，你是如何应对来自市场趣味的诱惑或干扰的？ 　　冷军：我从来不受市场干扰，更别说买家要提出具体的要求，我一直走在市场的前头。 　　《新民周刊》：在展厅里，我发现大家对你的超写实作品“围观”热情最为高涨，比如《肖像之相——小唐》，画中的人物清纯无邪，像西方教堂里的童女那样纯洁，这是一个理想主义、唯美主义的饱满形象。这一审美形象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观众想到很多，感慨万千，更疼痛于我们失去的许多美好记忆。你认为唯美主义与当下人民群众所感知的现实生活是怎样一种关系？ 　　冷军：我以前也玩过当代艺术，也以水管零件和五角星系列批判过工业文明，揭示人的异化，批判过体制，嘲笑过僵化和庸俗，但后来发现中国艺术家的批判大多停留在浅层次，而且脱离现实和群众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批判的武器后来往往成为批判的得益者。所以我后来改变了批判的方式，更加重视建设。 　　诚如你所言，在满世界都是那些怪异的、暴力的、色情的画面充斥的今天，人们很少能真正看到一些优雅、健康、深刻而审美的好作品。老百姓现在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欣赏大家喜闻乐见的，具有可读性、可看性，同时也具有传统审美价值的作品，过度的娱乐化也让大家产生了疲劳和厌恶，甚至反思。那么唯美主义——我理解的是传递真善美那种力量的唯美艺术，是群众乐意分享的。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与追求的道德内涵与教化力量。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审美习惯与感情，中国人有着几千年来沉积下来的审美基因，在内心深处知道哪种艺术是美的，哪种是丑的，那是代代相传的识别系统，需要艺术家唤醒他们，亲近他们，与他们真诚地交流、交心，如此，我们才能充实思想内涵，提升境界，抑制贪欲，降服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