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与[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最初由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于2004年出版，是该中心“中国与全球化”项目的首个出版物。该项目最初于2004年5月由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唐宁街决定开始运行。
“中国与全球化”项目致力于通过一系列研究、出版、高层论坛和公开讨论，在更大范围内吸引更多的人来思考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的问题，以及中国经济崛起对全球化的未来所产生的影响。
英国外交政策中心是领先欧洲的智囊团，接受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指导，发展公平和规则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他们发展和传播下列理念的创新性政策：
有效的全球问题多边解决方案
民主和良好治理的国家，并以此为秩序和发展的基础
与私人企业平等合作以提供公共物品
通过有效的公共外交支持进取性政策
包含性的公民关系界定，以支持国际主义政策
外交政策中心已经出版了一系列由关键思想家撰写的研讨性出版物，其主题涵盖了从欧洲和国家安全的未来到非政府组织在政策决策中的身份和角色等，包括《多边主义之后》（After Multiculturalism）、《后现代国家与世界秩序》（The PostModern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网络欧洲与公共外交》（Network Europe and Public Diplomacy）、《贸易身份》（Trading Identities），以及《先发性核恐怖主义》（Preempting Nuclear Terrorism）等出版物。
该中心开展有很多不同的事件研究项目，允许来自工商界、政府、非政府组织、思想库及学术机构的人参加进来，与演讲者进行互动。这些研究者都是来自全世界的首相、总统、诺贝尔奖获得者、全球性大公司领导、活动家、媒体高管和文化企业家。
《北京共识》由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于2004年出版，是该中心“中国与全球化”项目的首个出版物。该项目最初于2004年5月由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唐宁街决定开始运行。“中国与全球化”项目致力于通过一系列研究、出版、高层论坛和公开讨论，在更大范围内吸引更多的人来思考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的问题，以及中国经济崛起对全球化的未来所产生的影响。
英国外交政策中心是领先欧洲的智囊团，接受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的指导，发展公平和规则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他们发展和传播下列理念的创新性政策：
有效的全球问题多边解决方案
民主和良好治理的国家，并以此为秩序和发展的基础
与私人企业平等合作以提供公共物品
通过有效的公共外交支持进取性政策
包含性的公民关系界定，以支持国际主义政策
外交政策中心已经出版了一系列由关键思想家撰写的研讨性出版物，其主题涵盖了从欧洲和国家安全的未来到非政府组织在政策决策中的身份和角色等，包括《多边主义之后》（After Multiculturalism）、《后现代国家与世界秩序》（The PostModern State and the World Order）、《网络欧洲与公共外交》（Network Europe and Public Diplomacy）、《贸易身份》（Trading Identities），以及《先发性核恐怖主义》（Preempting Nuclear Terrorism）等出版物。
该中心开展有很多不同的事件研究项目，允许来自工商界、政府、非政府组织、思想库及学术机构的人参加进来，与演讲者进行互动。这些研究者都是来自全世界的首相、总统、诺贝尔奖获得者、全球性大公司领导、活动家、媒体高管和文化企业家。
对中国来说，什么是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之路？“北京共识”离真正的“共识”还有多远？
04年推行“华盛顿模式”的南美洲陷入困境，巴西的失业率高达20.6％，海地的经济困境引发政变――政变使海地的经济形势更趋恶化。这是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恶果。而在此之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甚嚣尘上的中国同样产生分配严重失衡，劫掠无限扩张，在先富一族张牙舞爪的时候，民生凋困。可是先富一族并没有为现代中国做出什么贡献，在体育界得先富之光的中国男子足球队一败再败，让人们看惯了八旗子弟的洋相，社会面临残酷的《抉择》。如果不是后来政策的转变，中国的大崩溃并非危言耸听。
“北京共识关注构筑和谐社会”
《新京报》：为什么会产生写《北京共识》的想法？
雷默：我觉得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并没有准确反映中国的现状，大多数中国以外的政策规划者、很多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的看法过于简单了，他们要么主张“中国威胁论”，要么主张通过密切接触来影响中国；同样的，中国对自己的看法也过于简单了，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我在中国看到的情况是如此显著地不同，因此我想把中国的经验写下来，并解释中国在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失败的领域获得成功的原因。
《新京报》：“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在概念上是否有所区别？
雷默：“中国模式”是“北京共识”的一部分，即关于经济的部分。“北京共识”的范围更广一些，和“华盛顿共识”一样，含有许多不涉经济的思想。
《新京报》：“北京共识”的核心是什么？
雷默：其核心就是一个国家按照自身的特点进行发展。对于中国如何组织这样一个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有三个定理，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新京报》：“北京共识”提出已经将近一年，在变化如此迅速的中国，一年来你对自己提出的这一概念是否有新的发展？
雷默：是的。对“北京共识”的发展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关于“北京共识”本身的，现在我正在研究的是如何构筑和谐社会；另外目前大量的研究来自于“北京共识”之外，即世界其余国家如何看待中国。这些研究正在进行中，我现在有50%的时间在北京之外的地区进行研究，可能在未来会把这些研究的结果系统地组织起来。
“发展中国家经济应自主发展”
《新京报》：谈到“北京共识”，不可避免地会提到“华盛顿共识”，你如何评价后者？
雷默：我的学术背景是研究拉丁美洲经济。“华盛顿共识”也主要在拉美推广实施，对拉美国家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这并不是说“华盛顿共识”应该受到指责，事实上其中的一些要素甚至对中国来讲也是适用的。但是“华盛顿共识”最关键的要素是认为华盛顿可以告诉其他国家应该如何发展经济，我很高兴看到这一点消失，每个国家应该自主地发展自己的经济。
《新京报》：那么你并不是完全否定“华盛顿共识”？
雷默：如果从内容上来说，我对“华盛顿共识”有95%的否定，但是对于它（付诸实践）的形式，我百分之百地否定———每个国家应该按照自己的特点来发展。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北京共识”将来可能或者已经取代了“华盛顿共识”，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雷默：我想有这种可能。事实上，我觉得不是“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而是“华盛顿共识”这种不能令人信服的思想已经没有适于生存的土壤了，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我认为“北京共识”的许多要素可以被各国接受，但这可能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需要时间来观察。
《新京报》：著名经济学家施蒂格利茨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有何异同？
雷默：我上周见到了施蒂格利茨先生，并与他就此进行了讨论。“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非常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后华盛顿共识”基本是纯经济的，而“北京共识”考虑到了社会和国家安全策略，我认为这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发展很重要。
“中国模式值得拉美借鉴”
《新京报》：2003年，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之父”的威廉森在与秘鲁前经济部长库辛斯基合著的《华盛顿共识之后：重振拉美的增长与改革》一书中认为，拉美经济的失败不在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本身，而在于这些改革实施不到位或有偏差。你对此作何评价？
雷默：这是非常愚蠢的说法。这基本上是在说：“华盛顿是正确的，这些国家失败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好”。一项长期的政策需要用实践来衡量，现在实践证明这些国家没有为“华盛顿共识”作好准备，国际经济环境也没有为“华盛顿共识”作好准备，他们当然不可能做得好。你不能为一个国家设定他们的政策，你只能向他们推荐一项政策，让他们来作出选择。
《新京报》：那么你觉得拉丁美洲国家是不是还能再作出选择走“北京共识”之路——按照自己的特点来进行发展呢？
雷默：是的。拉丁美洲国家长期形成的是易受影响的出口经济，同时自身却没有任何必要的内部政治经济变革以获得持续发展。但是中国在发展出口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国内变革。我想拉丁美洲国家可以把北京作为一个例子，来学习如何创造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国正寻求可持续发展模式”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雷默：中国正在尝试，尝试转换到这种可持续模式上去。
《新京报》：但是在很多方面，中国其实也面临着与拉美国家类似的问题，比如环境问题、腐败、依赖出口的经济和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等等。
雷默：是的，但是中国正在尽力修补这些问题，而许多拉美国家却没有。
《新京报》：在你的“北京共识”论文中，你也写道，中国的增长存在崩溃的可能性。
雷默：是的。改革会产生非常多的问题。变革付出的代价就是产生的问题远超你能解决的——你可以解决一个问题，但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又出现10个问题需要解决。那么你这时需要能够解决100个问题的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创新。“北京共识”中的“中国模式”并不是说一个没有腐败及其他问题的中国，这些问题都改革的一部分。这种“中国模式”是在说，通过创新，控制这些可能破坏社会体系的问题。
《新京报》：这种创新源于何处？
雷默：看一看清华，看一看中国的教育体系，你会明白。中国正在创造一种“创新”的思想文化。创新的来源就在于人们的思想。
《新京报》：谈谈国家发展的推动力。
雷默：“创新”的思想文化可以称之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我考虑的最重要部分，自然资本则不是。中国的人力资本可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好；而社会资本是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里社会资本指的是“信任（Trust）”，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国家会更稳定，经济发展也与之相联系。中国目前的阶段非常强调发展社会资本。你看，事实上中国存在着非常巨大的问题——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与西方国家相比），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点，并尽力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人们都充满希望。
《新京报》：在《北京共识》论文中，你提到中国人似乎比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更渴望稳定。
雷默：中国现在有4000万人口仍然没有摆脱贫困。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也许还没有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成功。“三农”问题等也正是构筑和谐社会的巨大挑战。但是假如就此让中国社会冻结在当前，那么这些人将失去改变现状的机会。正因为中国社会正在迅速变化中，我们还有机会和希望让这些人摆脱贫困。中国并不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愿意看到日益巨大的贫富差距，现在中国政府也制订了新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