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在乎文学家的遗嘱?

　　正如同卡夫卡、纳博科夫等文学家的身后命运一样，后人没能按照张爱玲的遗嘱毁掉她的作品，却以另一种形式“毁掉”了关于张爱玲的解读。 　　 　　如果没有马克思・布洛德(Max Brod)这个“违背遗嘱”的人存在，那么世界上也不会有人知道卡夫卡的存在。 　　 　　在布洛德1926年出版的小说《爱的神奇国度》中――根据布洛德自己的真人真事写成，以卡夫卡为原型的人物伽尔塔被描写成一个写作的人，布洛德在小说中“同意成为伽尔塔有关自己作品的遗嘱的执行人。伽尔塔曾经求过他，他求他在某种奇特的条件下把它们全都毁了”。 　　事实上也是这样。卡夫卡(1883年7月3日一1924年6月3日)死后，布洛德立即出版了卡夫卡的三部小说，同时接连为卡夫卡的作品作序，并且为他立传。布洛德对卡夫卡遗嘱的背叛，最终使卡夫卡名留文学史。 　　今年2月，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推出的张爱玲遗作《小团圆》在台湾出版发行，除了文坛祖师奶奶“自传式”文字引起的爆炸浪潮，这件作品同样存在“违背遗嘱”的汹涌暗潮。 　　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宋以朗在《小团圆》的序言里自比马克思・布洛德――“若Max Brod遵照朋友的吩咐，世界便会失去了Kafka的作品。很明显，假如我按张爱玲的指示把《小团圆》毁掉，我肯定会跟Max Brod形成一个惨烈的对照，因而名留青史。当然我也不一定要服从民主投票，因为大众可能只是喜欢八卦报料。” 　　不过宋以朗和马克思・布洛德最大的不同在于，宋以朗是把早已名满江湖的文坛祖师奶奶张爱玲的一部遗作抖搂了出来，而马克思・布洛德是把一个没人认识的卡夫卡推向世界。 　　二者似乎很难同日而语，但“背叛”是相同的，对作家遗嘱的背叛――都是一个既简单又客观的事实。 　　而谁又真正在乎文学家们的遗嘱呢? 　　 　　“《小团圆》式”背叛 　　 　　按照宋以朗的描述，张爱玲1992年3月12日给他父母(宋淇与宋邝文美夫妇)写了信――随信附上了遗嘱正本，其中写道：“还有钱剩下的话，我想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译。没出版的出版，如关于林彪的一篇英文的，虽然早已明日黄花。(《小团圆》小说要销毁。)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了。” 　　宋以朗抛出一连串疑问：“我明白一定要很谨慎地下决定。张爱玲既然没有要求立刻销毁《小团圆》，反而说稍后再详细讨论，证明了不是毫无转圜余地的，假如要‘讨论’，那议题又是什么呢?一开始是什么促使张爱玲写此小说呢?她迟迟不出版又为了什么缘故?何以最后还打算销毁它呢?” 　　作为解答的，是宋以朗从张爱玲与宋氏夫妇间通信内容中的节录。四十年间，张爱玲与宋氏夫妇间的通信600多封总共超过40万字，宋以朗截取其中的不足五千字的内容，放在3月出版的《小团圆》的序言中，其中多为1975年至1976年之间的书信节选。 　　在这批书信中，张爱玲与宋淇讨论《小团圆》书稿。当时张爱玲把写好的小说初稿寄给宋氏夫妇，并在信中报告修改想法和进程，而宋淇在读后反馈给张爱玲意见时，明确指出“此书恐怕不能发表或出版”，宋淇在书信中详细道出了他的隐忧：“这是一本thinlyveiled，甚至patent的自传体小说，不要说我们，只要对你的作品较熟悉或生平略有所闻的人都会看出来，而且中外读者都是一律非常nosy的人，喜欢将小说与真实混为一谈，尤其中国读者绝不理什么是fiction，什么是自传那一套。” 　　小说《小团圆》的男主角是汉奸邵之雍，最后“躲了起来”，各个同他要好过的女人都或被休，或困于情势，或看穿了他为人，同他分了手。女主角九莉被写成一个胆大、非传统的女人，“她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虽然明知(一)这男人是汉奸；(二)另外他有好几个女人：(三)会为社会舆论和亲友所轻视。当然最后她是幻灭了，把他抛弃。”宋淇对张爱玲说，“可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定会有人指出：九莉就是张爱玲，邵之雍就是胡兰成。张爱玲明知他的身份和为人，还是同他好，然后加油加醋的添上一大堆，此应彼合，存有私心和妒忌的人更是每个人踢上一脚，恨不得踏死你为止。那时候，你说上一百遍：《小团圆》是小说，九莉是小说中人物，同张爱玲不是一回事，没有人会理你。” 　　不难想象张爱玲还在世的当年，作为好友的宋淇，出于舆论的考虑，劝张爱玲不要出版此书，并且庆幸“好在没有第三个人见过原稿”。宋淇写信时显然把信件当成了他与张爱玲两人间的私语，甚至忽略了其实他的妻子宋邝文美也读过此稿，而他口中的“第三人”意指明显――第几个不重要，关键是不为知己的外人。 　　而“第三人”终于还是在三十年后出现了，就是他的儿子宋以朗。 　　在宋淇给张爱玲的信中，阐释“不要出版”的理由时，除了“舆论”问题，宋淇还深怕小说被当时的“无赖人”胡兰成所利用，成为其追逐名利的工具。另外宋淇还指出了小说中纯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他觉得九莉“不值同情”，以及小说开头部分过于散碎却又删之可惜的修改难题。 　　而父亲三十多年前所有的顾虑，都被宋以朗一一反驳。“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胡兰成已在1981年去世，所以有关他的一切隐忧现已不复存在。至于政治敏感的问题，今天的台湾与当年亦已有天渊之别，这重顾虑亦可放下了。”“剩下来的，其实只是两个技术上的问题。第一，当年曾担心女主角九莉太‘不值同情’，即宋淇所谓unsympathetic。但假如这标准成立的话，我想张爱玲其余很多作品也该据此理由而永不发表。……第二，当时他们也怕读者会视九莉为张爱玲的复制本，因而找来大量批评。但依我所见，假如张还在生，且看到现时互联网上那些谈论她的文字，她便会明白当年的顾虑是多么微不足道了。事实上她早已去世，什么批评都不再可能给她切肤之痛。” 　　无论是遗嘱的节选，还是书信的节选，在读者没有看到遗嘱和书信的全文之前，所有宋以朗摘录并用以作为他论据的东西，都逃不脱“断章取义”的嫌疑。 　　并且关于《小团圆》出版与否，无论宋以朗的“推理”或者“猜测”如何自圆其说，他都忽略了一个关键词一一遗嘱。 　　宋以朗所做的事情，违背了张爱玲生前的遗嘱。何况宋以朗的“理由”，看上去是多么一厢情愿，虽然他声称做决定也考虑到了读者的需求――“每次总有人问我那部《小团圆》的状况，甚至连访问我的记者也没有例外。……究竟应否尊重张爱玲本人的要求而把手稿付之一炬呢?他们亦总是异口同声地反对。” 　　宋以朗选择了“不尊重张爱玲本人的要求”，代表人民代表读者，非但没有把手稿付之一炬，还公开出版了。当然，在“背叛”的道路上，五十步和一百步还是有区别的。 　　 　　比背叛更可怕的是误读? 　　 　　艺术与现实中的法律往往是两个维度的事情，尽管不同的人利用他们不同的维度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米兰・昆德拉曾在他的评论文集《被背

叛的遗嘱》中，专门讨论了马克思・布洛德对卡夫卡遗嘱背叛的事情。在昆德拉看来，艺术家的作品才是最崇高的“遗嘱”，任何背叛艺术家作品的行为，昆德拉都予以抨击。“布洛德真可谓是一个具有非凡精力的优秀知识分子，一个准备为别人而去拼搏的慷慨者；他对卡夫卡研究的投入是热情而无私的。不幸之处仅仅在于他的艺术定向：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是对形式的酷爱；他的小说(他曾写了二十来部)是俗套中的俗套；而且他对现代艺术尤其一窍不通。” 　　昆德拉认为，对遗嘱的背叛仅仅是法律程式上的问题，而对作家作品的背叛――包括误读和误导，才是对文学本身的损伤。“马克思・布洛德创造了卡夫卡的形象和他作品的形象；他同时也创造了卡夫卡学。尽管卡夫卡学家们喜欢跟他们的这位鼻祖拉开距离，他们还是无法走出他为他们划定的界限……以至于到后来公众所认识的名叫卡夫卡的作者已不再是原来的卡夫卡，而是已经卡夫卡学化了的卡夫卡。……卡夫卡学没有把卡夫卡的书放在文学史(欧洲小说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而几乎仅仅是放在传记式的微观背景中。” 　　讽刺的是，后人没能按照卡夫卡的遗愿“毁掉”他的作品，却以另一种形式“毁掉”了关于卡夫卡的作品研究。 　　而这种层面上的“背叛”几乎是无法控制的，法律在这种“背叛”面前苍白无力。 　　在台湾媒体铺天盖地的关于《小团圆》一书的宣传中，小说中的八卦和情色描写，成为炒作的热点。诚如宋淇在三十年前所预料的，希望这本书热卖的人，纷纷把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对号入座，小说中的人物打胎，便是“张爱玲打胎”，小说中“妈妈和姑姑二女共享同一个男人”，便是“张爱玲的母亲和姑姑……” 　　“依我看来，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他们所属的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历史。只有在历史中，人们才能抓住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的，什么是发明，什么是模仿。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作为人们得以甄别并珍重的价值而存在。”按照米兰・昆德拉的逻辑来看作家的“遗嘱”，没有被背叛过的“遗嘱”，几乎不存在。 　　而谁又会在乎文学家或艺术家的遗嘱是否被尊重或背叛呢? 　　数场关于作家遗嘱遭背叛的个案中，显然缺少一个“指控者”。无论是当年的马克思・布洛德还是今天的宋以朗，“背叛遗嘱”对他们的最大负面结果就是遭受反对者的谩骂――至于个人信用、社会评价方面的损失，显然无法与他们因背叛所带来的物质利益相对冲。更假如――他们并不以物质利益为诱饵，而如昆德拉评价之“热情而无私”，他们因背叛而获得的精神满足，更是让他们因此而失去的东西变得微不足道。 　　被背叛的是遗嘱，遗嘱是死人说过的话。活着的人里大多没有立过“遗嘱”，有的立过“遗嘱”却还未来得及死去，死去以后方知谁会在乎。纳博科夫的“背叛者” 　　《洛丽塔》作者纳博科夫曾在遗嘱中要求将未完成的小说《劳拉的原作》在他死后销毁――理由是他厌恶读者读到他“脑海”里的作品，而不是写在纸上的作品。在书稿保存了30年后，纳博科夫之子底米特维在2008年5月表示，他将违背父亲的遗愿计划出版这部小说。而就在2008年1月，底米特维还曾暗示销毁手稿。而到底是销毁还是出版，至今还未定论。现在这份写在50张图书索引卡片上的手稿，在瑞士银行的保险箱里已经30年，而遗愿也困扰了底米特维30年。 　　“我是一个孝顺的儿子，长久以来一直遵从父亲的遗愿(没有出版《劳拉的原作》)，父亲在生前还曾当着我的面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要是你能应付那些麻烦，那就出版吧。’”底米特维说，正是这句话让他免于成为文学史上又一位“纵火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