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爬过那座山
媒体人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前者给我们一双瞩望来来的眼睛,不会在世俗世界迷失方向;后者是指引我们曲折前行的路标,告诉我们不要盲目乐观和过度悲观。 最苦闷的日子 稿子第二次被退回来的时候,我都快崩溃了。更让我沮丧的是,编辑杜涌涛语重心长地说:“要放下架子,不要认为自己是成熟的记者了……” 稿子有问题吗?没有呀!那就再补充、修改。 这是我当记者6年来遭遇的最大“挫折”。以前,自己的稿子基本上一遍通过,部门版面头条、头版头条,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怎么一篇3000字的人物稿,写得会这么痛苦? 已经没有一点儿自信了。第三次把稿子给编辑前,我先让老婆审阅,发现问题立即改正。作为读者,她应该有发言权。 “写得挺好的呀。” “没准儿还会打回来。” “那就让他自己写!”老婆气愤地说。 这次果真没打回来。“不用改了。”老杜很平静地说:“再改也是那个样子。” 两天后,报道见报了。这就是2004年9月1日刊发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的《他们最害怕光》。 稿子是杜涌涛重写的。后来我才知道,退稿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有的同事,最多一次被退回过6次,最终重写。同事说,稿子见报后,自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虽然没有“吓得出汗”,但确实感受到了差距,原来稿子应该这样写。对比见报前后的稿件,结构变了,语言变了,通过编辑的妙手,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子变成了光鲜亮丽的小姑娘。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认为自己很幸运,在那个迷茫彷徨的时间段进入《冰点》周刊,接受了全新的业务训练。 1998年,我从中国新闻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先在总编室当了一年编辑,然后成为教育记者,一干就是5年。 那是我发稿的一个高峰期。我不止一次听到同事转述中国教育报同行的话:“你们新来的那个刘万永,挺勤奋的。” 本科学教育,后来学新闻,做教育新闻的记者,自己也算得心应手。然而,几年下来,四季歌式的报道让我产生了倦怠感——心理学上所说的“似曾相识症”:一开始感觉很新鲜的话题,慢慢被另一种感觉替代:这算新闻吗?前年我就报过…… 更重要的是,年复一年,感觉自己的业务水平总在“低空飞行”,看不到长进。但是,想要提升业务水平,又找不到方向和路径。如何突破职业瓶颈,是我那时最大的苦闷。 2004年6月,中国青年报版面改革,《冰点》周刊成立,从此前的每周一个版,变成每周四个版。编辑阵容强大:李大同任主任,卢跃刚、杜涌涛任副主任,除去蔡平、董跃玲等《冰点》的老记者,其他的记者都是新人。我就是这时候成为《冰点》记者的。 在《冰点》的一年,是我压力最大的一年:从年龄上说,上有轻车熟路的老记者,下有进步神速的年轻记者,自己适应起来慢,更要清除早已习惯的写作思维。但这也是收获最大的一年。那是一种蜕变,从此知道:写稿子,重要的是结构和语言,要有细节和故事,不仅要让读者读明白,更要让读者有阅读的快感。一篇报道,应有更强的生命力,即使当新闻变成旧闻,其认识价值和文本价值仍然历久弥新。 “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 在中国青年报,人们把写稿多的记者戏称为“疯狗”,我则被称为“藏獒”。我的理解,这不仅指我发稿的数量,更指稿件的硬度。我的一些报道,不仅改变了当事人的命运,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推动了制度建设。 在《冰点》的时候,我发表了《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虽然这不是我采写的第一篇调查性报道,但代表着我向调查性记者转型的开始。 报道来自朋友介绍的一个线索:辽宁省阜新市退休的市委书记、人大主任王亚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在公安机关工作的子女的权势,侵吞了一家民营企业投资上亿元开发的阜新商贸城,并利用公权力将企业老总高文华关押了11个月。实际上,对王亚忱案,我的第一判断是“黑吃黑”——官商勾结,得利后分赃不均。但从另一方面看,长期以来,权钱交易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如果此事为真,那对此典型事件进行深度剖析,也会具有现实意义。2005年4月23日开始,我先后到沈阳、抚顺、阜新等地采访此案。 2005年5月18日,《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见报。稿子反响强烈,第二天,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宣布:高文华解除取保候审,不予起诉,无罪释放。接下来的一些天,我的文章被广泛转载。再接下来,我接到了很多电话,对方第一句话便是:“刘记者,我和高文华的遭遇一模一样。”麻烦来了。报社接到传票,王亚忱及其儿女起诉报社侵犯名誉权,索赔220万元。 官司一直持续了一年多。但对我来说,压力来自另一条战线。 报道见报的几天后,王亚忱的女儿王晓云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报社领导说情,我知道他们至少找了三位领导,但无一例外地被拒绝了。说情无效,王亚忱改变策略,先是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告我“泄露国家机密”——他认为的“国家机密”,其实是我们刊登了公安部和高检对高文华无罪释放的决定。随后,他又到团中央举报,说我“紧密配合辽宁省检察院,妄图用舆论杀人”。 没多久,我在报社看到了团中央信访部门转交过来的,王亚忱一尺多高的告状材料,上面标明了答复时间:10天之内。我问李大同需要我做什么,他说,“不用理他!” 有一件事印象深刻。一天,我正在办公室,一位同事神神秘秘地把我叫出来,递给我一封信,是署名“阜新商贸城职工”的举报信,举报我收取高文华送的15万元。同事好心,把他偶然收到的信给我,意思是让我自己私下处理。拿到举报信后,我第一时间送到副总编辑周志春的办公室,他当时负责处理报社和王亚忱的官司。老周看完后说:“以前他们举报你收了30万元,现在变成了15万元,哪有越收越少的?” 做调查性新闻,最怕的是法律之外的力量干扰。这种干扰,无形却有力,加剧金钱与权势的苟合,动摇公众对法律的敬畏。对记者来说,领导的信任、支持非常重要。同时,自己也应恪守职业道德,谨言慎行,对得住领导的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