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的和平解放 中1

执行《协议》

为了适应绥远和平解放的形势，党中央决定从1949年4月1目起，把绥蒙区划归华北局管辖。6月14日，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将绥蒙区改为绥远省。原绥蒙区党委改为绥远省委，原绥蒙人民政府改为绥远省人民政府，原绥蒙军区和野战军第八军合编为绥远省军区。我任省委书记、苏谦益任副书记；杨植霖任省政府主席、奎壁任副主席；姚士士任军区司令员、我任军区政委、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刘华香任参谋长、裴周玉任政治部主任。省委和省政府设在丰镇，省军区移驻集宁。三套组织积极工作，积极准备绥远的和平解放。

绥远和平协议签订后，华北局依据协议精神，责成绥远省委组成驻归绥联络处。省委经过研究，组成驻归绥联络处。人员有：潘纪文、鲁志浩、李贵、何树声、张露、张光、曹文玉、李文超、于峰等二十余人。潘纪文同志任联络

处长、鲁志浩同志任联络处主任。联络处下设两个组，铁路工作组，郎觉民任组长；银行工作组，张光任组长。联络处的任务是：协助董先生贯彻执行“协议”，宣传我党和平解放绥远的政策，争取进步人士，团结广大群众，分化孤立顽固势力，揭露和打击蒋介石、阎锡山的特务，尽快实现和平解放。

6月28日，潘纪文同志由北平回到丰镇，介绍了北平的谈判情况。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执行和传达《绥远和平协议》的问题。会议一致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方针。7月12日，省委向所属县团级党委下达了《关于绥远协议的传达提纲》，口头传达到区、营级以上党员干部。《提纲》着重强调了绥远全党同志对《协议》应有的正确认识和态度。《提纲》指出：协议的签定是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了绝对胜利，残余的国民党势力已处于土崩瓦解，而其中某些人选择走光明道路的结果，在执行协议中，必须很好的运用团结与斗争的策略，正确的宣传党的各项政策。《提纲》同时指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必须有严肃负责的态度，任何贪图小利，不顾大局的行为，都是对我党已经庄严签字的诺言的轻率态度，都可能招致我党在政治上受到损失。和曾经是敌人，而今成为“朋友”的人打交道，就要改变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既要有革命的原则性，又要有为实现这种原则性而必要的灵活性。既要防止可能产生的敌我不分、内外不分的右倾思想，又要防止可能发生的“左”倾关门主义。《提纲》还指出：今后的领导工作着眼点必须从绥远全省的范围出发，一切方针政策和人力财力的准备均要有接管全省的打算，必须加强解放区的生产建设、剿匪、除奸工作，加强群众自卫武装力量，加强对董占区的宣传工作。

联络处进驻归绥

按原计划，我联络处主任鲁志浩率部分人员于6月30日先期到达归绥，与绥远当局进行联络商谈。但对方表面与我敷衍，实际采取拖延政策，暗中散布“有武力就能存在”的反动论调，积极抓兵征粮，扩充实力，做抗拒和逃跑的准备。并且把主要的兵力集结在后套地区，和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信使往来，接受其金钱和指示。驻归绥的一一一军军长刘万春以 “城内社会秩序混乱，对联络处人员生命没有保 证”为由，百般刁难，拒绝我联络处驻归绥。7 月1日，何树声同志在傅先生的派员陪同下到 归绥同董其武商谈。刘万春又提出，“绥东来的 人，要把武器集中起来”，由他保管，“并不许 随便上街”。最后，董其武向刘万春答应了“可 要求其工作人员少在归绥城活动”的条件，联 络处遂于7月11日进驻归绥。当晚，刘万春又 指示部下，砸毁了因刊载我新华社消息的《奋 斗日报》社。

联络处驻在新城西落凤街六号。银行工作 组设在省银行，铁路工作组设在市火车站。当 我们的干部出现在街头时，人们奔走相告，传 信报喜。国民党反动派恐惶万状，顿生杀机。7 月24日，我铁路工作组的几个同志从旧城回火 车站时，遭到一一一军某部六连二十余名士兵 的突然袭击，打死了工作组秘书王士鑫同志。事 件发生后，归绥城顿处紧张的气氛之中。董先 生焦虑不安，亲赴联络处慰问，表示要严追杀 人凶手。消息传到我绥东解放区后，广大干部 强烈不满，纷纷要求抬尸游行，撤回联络处，消 灭反动派。归绥和绥东顿时出现剑拔弩张之势， 和平的天空又出现了阴云。

党中央对这一事件十分重视。毛主席一方面给傅作义做工作，另一方面给我们做工作。毛主席对傅先生说：“事情总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绥远方式’不变。告诉董其武先生多加注意。”同时毛主席又召见我和杨植霖、潘纪文同志谈话。8月初的一天清早，薄一波同志用车把我们送到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在他的办公室兼卧室里接见了我们，室内到处都摆着摊开的书籍。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后，又询问了各自的情况。毛主席问我：“你是哪里人?”我答到：“陕西华县人。”毛主席风趣地说：“唐朝大将军郭子仪也是华县人。他为人宽宏大度，他因粮草失火差点被错杀，但他并不计较，以后为朝廷屡立战功。”接着，毛主席就把话题转到绥远问题上。他说：“我们和傅作义打了多年仗，尽管我们处于胜利态势，但采取‘绥远方式’对人民有利。只要我们宽大为怀，与人为善，以诚相待，‘绥远方式，就一定能实现。”毛主席还说：“绥远不搞军事管制，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管理绥远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大事。傅作义当主席，你当副的，因为他们人多。”毛主席笑着问我：“有没有意见?”我说：“共产党员是为革命不是为当官。我过去连当乡长都 没想过。”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说：“以 傅(作义)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当副 职也能作主，绥远还是你要负责的。”最后，毛 主席指示我们：“联络处不撤出归绥，继续促使 绥远局势好转；给王士鑫烈士召开追悼会，但 不搞游行，更不准抬尸游街；‘绥远方式，不变， 一切来往照旧。”到中午吃饭时，毛主席留我们 三人同桌吃了饭。饭很简单，四菜一汤，米饭是红的。出门后，我问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同 志：“怎么不给毛主席吃小站白米?”叶子龙说：

“毛主席喜欢吃这种米。”

我们回绥远后，广泛宣传毛主席的指示，用党中央的思想统一干部和群众的行动。我驻归绥联络处邀请国民党绥远政府厅局负责人和各界代表人士，进一步表明中央坚持和平解放绥远的一贯立场，解除了许多人的思想顾虑，很快稳定了形势。此后，联络处的同志经常到工厂、学校召开座谈会，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董其武先生也主动到联络处商谈工作。这样，绥远和平解放的气氛更加浓厚了。

在省扩干会的报告

8月28日至9月2日，绥远省委在集宁召开县团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进一步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及华北局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政策。会议期间，多数同志对中央的政策表示不甚理解，并提出了许多疑问。一些人觉得和平解决绥远问题，“十年仇恨难消”，不服气，一些人对在军政委员会和政府合并中，傅、董为正职，我们为副职想不通。一些人对合并后政权的性质也提出了疑问。为此，省委进行耐心的说服解释。经过四天讨论，基本上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方针政策上。在9月2日的大会上，我作的总结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大家的思想情绪、会议收获及省委的态度和立场。我说的大意如下：

会议进行了五天，收获很大。经过讨论，到会同志全体一致赞同中央关于绥远问题的方针与任务。这表现了党的一致性，表现了大家认识已提高一步，表现了同志们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忠诚与信任。这种忠诚与信任，就是我们的力量。

这个会议是成功的，首先是打通了思想。会上发言很普遍，讨论很热烈，在讨论中，表现出同志们对绥远问题的认识是提高了，是深刻了，这对将来开展工作是有很大意义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每个同志对中央的方针已完全领会贯通，还需我们继续学习。

在分析一些同志产生“想不通”、“不理解，，的根源时，我对一些问题进行了说明：

一、同志们对绥远傅、董军的具体情况了解认识不够；省委教育不够；同志们注意研究不够。以后要用阶级分析去调查研究这些问题。自己要下决心，省委应多帮助。

二、有些同志，对敌我力量估计得不够恰当。表现在对全国革命胜利形势的影响估计不够，对绥远广大群众要求和平解放的热忱认识不足；对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办法去消化敌人，改造敌人的信心不够。把敌人看成一个不变的整体也是不对的，敌内上下之间，官兵矛盾很大，出身、成份、政治态度各有不同。比如敌军中80％是农民群众，大部职员是为生活所迫感到无出路。现在全国胜利，敌人内部在政治上已失去信心，感到无出路。看不到敌人内部的矛盾，就无法分化争取教育改造他们。这不合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当然，这不是说在执行中没有困难，不需要经过反复而，艮巨的斗争。相反的，反革命分子仍会以多种多样的阴谋诡计来抗拒改造，破坏和平，其中某些人至死不悟，反动到底的分子也是会有的。我们必须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研究自己，研究敌人，知己知彼。大家要明白：毛主席思想传播到哪里，哪里群众的思想就会起变化。

三、感到没办法。这主要是因缺乏新的工作方法与经验。我们每个同志要学习运用毛主席思想，不断向新的事物学习，不断地求进步。我们要学会研究、分析具体情况，随时取得新经验。旧的经验是不能完全适合新情况的，我们还要向别的地区学习。如学习别处改造吴化文、曾泽生部队的经验等。总之，大家要研究，创造新办法。只要了解情况，大家出主意，就会有办法。

四、部分同志在发言中，还摆不脱个人打算，思想上有杂念。如有的同志怕把工作做坏了，将来与个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