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信札:有时会像孩子似的撒娇

信札中的梁启超

李然

昨天是“南长街54号”梁氏重要档案清华特展的最后一天，展览从25日开始，30日结束，这期间，许多专家、学者、学生、市民赶到清华凯风人文社科图书馆，一睹梁启超的书信、手稿，回望百年前风起云涌、大师频出的岁月，都不禁要生出许多感叹。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举足轻重，可谓家喻户晓，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长期被标签化、简单化、甚至被有意曲解的政治人物，在政治语境下，梁启超被看作是代表封建旧势力的保皇者，为历史进步的洪流所淘汰。

然而，在熟知梁启超的研究者看来，梁任公是中国近代当之无愧的伟大思想启蒙家，也是中国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杠杆式的伟大改革家，并且面貌丰富鲜活，他为人热情谦和，交友甚多，思想开放，与时俱进，对待子女平等慈爱，教育观念远超今人。

著名学者、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曾在1934年撰文称，近五十年，中国出了两个伟大人物，一个是蔡元培，一个就是梁启超。“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进入2000年之后，梁启超的重要性逐渐被人们重新认识，在社会转型期，其政治、思想和文化遗产同当代中国再度融汇，正引发着越来越多的共鸣。作家龙应台写道：“一百年之后我仍受梁启超的文章感动，难道不是因为，尽管时光荏苒，百年沉浮，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启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启超的呼喊？……梁启超的‘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所勾勒出来的难道不就是我们转进二十一世纪的此刻所面对的现代化以至于全球化的基本原则吗？”

完整讲述梁启超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虽然相关资料丰富，但因其博大精深，研究者也大多只能做摸象之功，往往论及部分而难绘整体。不过，我们在今天谈论梁启超，已经能够遵从客观史料而非政治标签，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此次清华特展的内容，相比梁任公一生上千万字的著述，仍是的很小一部分，但其宝贵之处在于“真”：这些书信文稿历经百年保存完好无损，而且，大部分书信是梁启超写给弟弟梁启勋和子女的，属于家庭私信，情感流露便更加真挚，令观者感受到作者的真性情，见字如见任公本人，大家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参与历史变革的标志性人物，还是一位极为耐心、细致、体贴、温和的兄长、父亲。

因此，选取几枚“南长街54号”所藏梁启超书信作为时代切片，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结识一位名叫梁启超的先生，让当下的我们吸取一些大变革时代沉淀下来的思想养分。

思想之“善变”

梁启超致袁世凯信札

时间：1915年9月1日

规格：27.5×18.5×2

1915年8月14日，袁世凯一手操纵筹安会发布宣言，公开打出帝制旗号。梁启超与蔡锷商议作篇文章，迅速打出反袁旗帜，并力争通过推心置腹的规劝，促袁世凯自行停止帝制。并由蔡锷秘密联络云、贵旧部和各方反袁势力，以便规劝无效时，得以立即发动军事讨袁。8 月21 日，梁启超连夜写成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交汤觉顿带京登报。这篇文章发表前所经受的各面压力非常大，筹安会打电报直言“勿将此文公布”，继而袁世凯又亲派内使夏寿田赶津，贿以“二十万元，令勿印行”，但都被严辞拒绝。9 月1 日，梁启超写信呈明袁世凯：“近顷变更国体之论，沸腾中外”，“窃不敢有所瞻忌，辄为一文，拟登各报，相与商榷匡救，谨先录写敬呈钧览”。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师渠对这幅信札很有感触：大家都知道梁启超写的那篇著名的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次看到他还有一个信札的真迹，他写信告诉袁，其实他也可以不写信，文章也可以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信通知他，他信里讲“因为总统知我之深”，说明像梁启超这样受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人于公于私做人很到位。他这封信文字很草，看出了紧迫感，是匆匆忙忙地写的，这些都能提供一种历史氛围，不是看打印稿所能感受到的。

通过这封信，也能看出梁启超的政治观念，梁启超曾说：“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而在政治主张上，梁启超被称为“善变”，《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认为，1900年以前，包括参与“戊戌变法”，梁启超是很激进的，他曾经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可取的道路，但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革命”派，1903年他从美国游历回到日本，从共和观念退回到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再度改变观念，放弃君主立宪的想法，认为中国最适合议会民主制，这个观念坚持到终老。

“无论持何种观念，他所反对的是以武力或暴力颠覆国家、推翻政府的狭义革命，主张通过和平的、渐进的制度或政体变革，或曰改良，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新生。他所希望的是避免大规模社会动乱和流血，保卫的是人的良知、尊严，公序良俗。他看到了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戾气，在人间建设天堂的理想往往带来地狱，只要能够推进宪政理想，他可以和袁世凯或者别的任何人合作。”解玺璋表示，“激进主义自我暴露出种种灾难性后果，温和的理性主义迟早回归人心，一如现在世界的真实状况。”

著名学者刘再复这样来解释梁启超的“善变”：梁启超多次以今日之自我反对昨日之自我，表面上看，这是变，而究其深层，始终不变而一以贯之的则是他的爱国之心，他的救国激情，他的把中国从专制引向共和、引向富强、引向自由的努力。

梁启超本人也曾概括道：“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治学之开放

梁启超讲学社简章

规格：26×16×2

时间：1920年

1917年，梁启超辞去财政总长的职务后彻底退出政坛，专心于学术研究，自欧洲游学归来后，梁启超深感西方文明的进步性，决心全力投入中国的文化建设。

1920年梁启超到达上海，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会面，张提出“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即获梁启超支持。梁启超决定发起成立共学社，4月成立于北京，提出的目标“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 。为了增强与国际的文化交流，共学会决定成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组织。1920年9月，梁启超联合蔡元培、林长民、张元济等社会精英成立了讲学社，它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影响深远。此件梁启超手书“讲学社”简章内容大致为：讲学社董事会包括梁启超、汪大燮、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范源濂、王敬芳、张伯岑、严修、张謇、张元济、黄炎培、郭秉文、胡汝麟、林长民等政治社会名流共20余人。其基本计划是以每年董事会基金中2000元招请西方学者一人来华讲演。

为了弥补讲学社的资金不足，除依靠教育部的支援外，还开始一些社会募捐。在梁启超等人的筹办下，讲学社先后邀请了美国实验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学者杜里舒，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学。其中杜威在讲学社成立前，应北京大学邀请来华已一年多，第二年改由前者续聘。这四位著名学者讲学时间长（除泰戈尔外，都长达一年以上）、媒体报道充分、演讲结集出版，成为一时之盛事。

由于局势动荡、国运坎坷，讲学社的资金难以保障，只存在了短短五年，但它将外国智者请到中国，将先进的思想引入国内，让中国的教育、科学、政治、文学在短时间内得到了革新。

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1929年停办。在短短四年时间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让清华国学院成为学术神话，在其70名毕业生中，有50人后来成为中国文化界、尤其是文学方面的著名学者。

梁启超1929年辞世，他后期告别政坛，投入学术，著述颇多，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但对于世人来讲，对梁启超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思想启蒙方面的开创性贡献，特别是他的散文独树一帜、开风气之先，《少年中国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等诸多雄文情感充沛、文风酣畅、不拘一格、极富感染力，世称“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

在梁启超去世后，胡适曾在日记中写道：“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贡献。《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

为父之温情

梁思成林徽因文定礼本

规格：25.5×16.5×7

时间：1927年12月7日

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因缘已经成为了一段传奇，而在他们身后，梁启超也在事无巨细地履行着父亲的责任，1927年，梁启超已经病重入院，写信让仲弟梁启勋代为筹措这对璧人的庙见大礼、文定大礼。

虽然两新人不在国内，但梁启超认为婚姻之事不能草率，而且，当时林父（林长民）去世不久，这场订婚礼的郑重也是给予林家的安慰。

在信中，梁启超思虑极细，邀请哪些亲戚大媒？见面礼如何？聘礼为何物？如何布置新房？讲究的是排场还是礼俗？每步的安排极为考究，其详细周到的程度可做民国时期书香门第婚嫁习俗的范本。

“坐位是林家大媒首席，我家大媒次之，汝代表主人须亲自送酒言席陪客。”

聘礼中的玉印，形质、印文无不考虑周全：“聘物林家用一玉印，据君庸言该印本是一对，故当仲恕未购定玉佩以前，曾与君庸言两家各购其一，印文互刻新郎新妇名。今我家既已购定，本来最好是林家并购双印送我，但不便作此要求，仍由我家购其一便是。但我家所购者印文拟不刻徽音（林徽因原名）名，但刻‘长宜子孙’四字阴文，请讬君庸代购代刻。”

从对待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问题上可以看到，梁启超对子女的疼爱。

梁启超对待子女、教育子女的方式确实超越了时代，他的九个孩子个个卓有成就，其中出了三个院士。

梁启超一生写给孩子们的书信非常多，有人统计，这些书信几乎占到他著作量的十分之一，总数或有百余万字。在他同子女的通信中可以看到，他始终以平等、关爱的态度同子女沟通，甚至显得童心未泯，与此同时，他对子女的疼爱也是全方面的，既有学业、思想上的指点、交流，也有生活上的倾心照顾。比如对梁思成，梁启超不担心他的学习，却很担心他的身体，怕他因治学而进入冷僻，梁启超曾在信中说：“我这两年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和所有父母一样，梁启超也担心孩子的就业问题。1926年，梁思成学业尚未完成，梁启超就想到他毕业后生计可能会有困难，他曾建议梁思成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学，可梁思成却选择了中国古代建筑方向，梁启超并未因此生气，而是帮他进一步安排，还专门筹措五千美金，让梁思成和林徽因毕业后取道欧洲回国，以便对欧洲的美术建筑做一番实地考察，还随信寄去名片十数张，告诉他们到访欧洲各使馆时可“投我一片，问候他们，托其招呼，当较方便些”，深厚的父爱跃然纸上。

在对儿女的婚姻问题上，梁启超的观念和做法也十分超前，他在写给大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不得了，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思顺丈夫）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

梁思成和林徽因同样是让梁启超得意的儿女婚姻，不过，他也对思顺感叹：“也太费心力了。像你这样有恁么多弟弟妹妹，老年心血都会被你们绞尽了。”

有的时候，梁启超还会像个孩子似的“撒娇”，1928年秋天，他疾病反复，听说女儿思顺快回国了，很高兴地写了封信：“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发病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若是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痛苦便减少许多。”

在解读梁启超的子女教育观念上，解玺璋表示：“他对子女很开明，关心孩子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尊重他们的选择，对他们的品性、为人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他的家教不仅有儒家的克己求仁，还有墨家的勤俭寡欲、吃苦耐劳，兼有老庄的虚无静观，总之是要磨砺孩子们的人格，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健全的人。他最怕孩子消极、气馁、悲观、忧郁，希望他们总是保持元气淋漓的气象。在家里，较之妻子的严厉，他反倒是一位慈父。他的孩子长大出门后都盼望父亲来信，而不是像很多叛逆的孩子，反感‘旧式家长’喋喋不休，出门在外往往有一种‘逃出生天’的感受。”

信笺之情怀

在此次“清华特展”中，细心的学者们也发现了梁启超的一个细节——书信十分讲究。

郑师渠表示：“梁启超的墨宝非常多，万件之多，很重要原因除了他本人很有影响，字写得漂亮，还有一个是他当时用的专门书签纸的质量很高，耐保存，今天我也看到，确实纸张是饮冰室专用的，非常讲究，历史感很强。”

北京大学的夏晓虹教授此前在拍卖公司看到这批信件时便觉得梁启超用的纸确实很讲究，“用什么样的纸、表达什么样的心情、给什么样的对象，都不一样。我一直在找的一个信笺，1915年梁启超给梁启勋的信里边用到了。”

夏晓虹教授介绍道，中国人喜欢用彩笺，彩笺过去只是印一些花鸟、风景做背景、装饰，梁启超觉得，信笺应该能够传递更多的信息量，用信笺表达向往之情可以有助于增进人格、改造国民。

梁启超曾经印过一组“八杰”彩笺，包括哥伦布、克伦威尔、俾斯麦等八个人，这次展览中看到了印有俾斯麦的彩笺。“我觉得这个信笺特别适合维新志士之间的通信”。夏晓虹教授说。

“看梁启超的信笺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尤其是1909至1910年期间，他对书法练习非常勤奋，每天要临帖、写碑，我也看到有很多自制笺，他给人第一次写信用什么样的信纸，都是有选择的，他会表现出是诚心诚意的给你写信。”

“当时看到这批原迹的时候，觉得梁启超真的是一个爱美之人。尤其是1928年10月8号最后的一封信，给梁启勋的信，一贯保持了他的书写风格，全篇布局，一字不改，那个时候他身体已经很不好，坐着都非常困难，而且那两天又感冒发烧，在一个身体很不好的状态下，还是可以看到他的书信写得非常漂亮。所以，我觉得从他的信笺和他的书信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梁启超的为人。”

在梁启超回国以后，笺纸也越来越简单了，经常看到都是“饮冰室用笺”，夏晓虹教授将之形容为“绚烂归于平淡”，可以表达出梁启超后期的心情。

从一个简单的信笺上，也能看到梁启超的一贯特点，虽然身处变化莫测的艰难时世，但仍能保持既通达又细腻的情怀，大概只有如此的胸怀，才能在历史的激荡转折中始终“不改其乐”、从容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