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
活着的人为逝去的前辈撰悼文，实事求是，主要点一览无余，生者与逝者都会基本满意。可若是我为美国社会思想家和教育家丹尼尔・贝尔写这么一篇，生者与逝者的灵魂都不得安宁，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师生关系。 1987年初的一天，早餐以后，我们坐在火炉边交谈。他突然问道： “丁先生，在人类历史上，有哪两个民族久经磨难而又能奇迹般地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其所凭借的就是一种对伟大文化传统的记忆? ” “一个是犹太民族。”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另一个是……” 我觉得应该谦虚一下。 “另一个是中华民族。” 他是犹太人，我是中国人，一时都停止了说话，定定地望着火炉。他的父母是来自东欧靠近俄罗斯那里的移民，家里很穷。他告诉我，在他八岁之前，从不知道厕所里应该有手纸。我后来更知道，他和我一样，父亲过早亡逝，幼少时期寄人篱下，跌跌爬爬每日挣扎，苦水里煎熬成人。 “我如果在中国，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家庭出身是道道地地的无产阶级。”他几次笑着说。 1919年5月10日，贝尔出生于纽约的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1938年获纽约市立学院学士学位，后来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45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69年，贝尔开始在哈佛大学任社会学教授。他一向对社会描述和对构筑现实的轮廓感兴趣；对受控制而抽象的假设不感兴趣。他一反数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占统治地位的整体论，主张在分析的意义上把社会看做由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所组成。三方面不是被单一原则统摄，而是各有自身的运作原则和变化节奏，现代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张力就是因此而产生的。他考察所处时代的社会变迁，集中在技术和文化上，因为技术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源之一，而文化则关涉变迁的意义和精神世界的阐释。 这些思想典型地体现于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年）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76年）。前书论证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正走向后工业社会，根本特征是理论科学和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后者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精神风尚越来越同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活动的原则发生冲突。在苏联体系崩溃30年之前，贝尔就剖明它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失去政治活力，靠对未来千年盛世的预言许诺来鼓动民众牺牲的说辞正耗尽元气，这便为新观念打开了激励人心和行动的空间。 出国前我对他仰慕已久，1984年10月我去哈佛作报告期间首次拜见贝尔，他认可了我入读博士。次年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在电梯口遇到贝尔，斗胆请求他担任我的导师，他欣然应允。 1986年夏，贝尔把我喊到他家，说：“你来自一个自成体系、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你现在所学的社会科学全套假设和概念架构，或隐或显都根源于西方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涌现的问题和萌生的展望。下一学年，根据你对自己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再对比你所学到的西方社会理论，先拟定出对非西方社会现代化最关键的12个问题来。我们每两周讨论一个问题，每次约两个小时。” 就这样，每隔一周的星期六上午10点，我准时走进弗朗西斯路65号那幢绿树遮蔽的红砖楼里，他的家。经常，我到达门口，他正在二楼书房里埋头写作，听见门铃声便搁下手中的笔。有时他正在接受知名学者或记者的采访，我一到，他便匆匆结束谈话。他不但给我开好阅读书目，而且让秘书把书从他的私人图书馆找出来预备好，有时干脆把他的私人藏书送给我。 我把这些情景跟朋友们讲，多数美国人的第一反应是感叹：“Unbelievable!” 少数学过中国历史的美国人会说：“这倒很像你们中国古典传统中的师道。” 除了任教于大学，贝尔同时参与重要刊物的编导。1941年任《新领袖》总编辑；1945年到1958年任《财富》常务编辑。1965年创立《公共利益》并任出版委员会主席；后任美国文理科学院《戴达罗斯》编委。 贝尔的社会活动也涉猎广泛。1964年到1966年任“美国总统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展委员会”委员；1966年到1968年任美国“社会指标委员会”两主席之一；1966年到1974年任美国文理科学院副院长和该院“2000年委员会”主任；1976年到1979年任“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 美国代表；1980年任“美国总统80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和能源资源小组委员会主席；后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等等。 贝尔的其他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史》《意识形态的终结》《激进的右派》《普式教育的改革》《走向2000年》《对抗》《今日资本主义》《曲径》等。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