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德:农业工业化失灵与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思考 (3)

2011年11月17日14:19

张孝德：农业工业化失灵与中国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思考 (3)--中国共产党新闻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留言 社区 手机点评  纠错E-mail推荐：

分享

三、走中国特色生态化农业的发展的模式战略思考

2007年以来，《货币战争》一书在国内流行。其实中国走向开放的今天，还面临着另一个正在酝酿中的战争，这就是“粮食战争”。最近几年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公司纷纷介入中国生猪养殖业，孟山都、杜邦、拜耳和先正达等国外生物公司虎视眈眈，正在布局插手中国的种子业。以益海嘉里为代表的外资企业控制了中国小包装食用油40%的市场份额；投资基金凯雷近期也宣布进军中国饲料业。从2010年秋季开始外资已经在中国的粮食产区高价收购粮食。种种迹象表明：跨国资本在中国演绎的“粮食战争”，经过几年谋划布局后，正发起正面的进攻。

面对跨国资本进入引发的粮食战争，我们在应对战略选择上，已不仅仅是思考如何做大做强中国粮食企业的问题，而是如何从生态文明高度立足中国国情，思考中国的农业经济走什么路的问题。

（一）围绕目前中国农业发展模式，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农业经济，究竟是一个可以像工业品那样可走完全放开与充分竞争的市场之路？还是走有限制性的市场经济之路

如果认为中国粮食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应对粮食战争的战略，就不是在如何设定市场竞争的规则上做文章，而是要在既定的规则下，如何增强我们的竞争力上做文章。这也是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主张的，不管我们是否欢迎，对于中国农业的“资本时代”的到来，我们只能以做大做强自己来应对农业资本的战争。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粮食市场是一个有限竞争市场，那么我们应对粮食战争的着力点，就是要在如何设定竞争规则上做文章。

也许人们会认为，农业经济是受到国家保护的经济，自然属于有限竞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问题。但是无论从目前各级政府对待农业发展的实际做法看，还是从满足跨国资本驰骋于世界农业领域的贸易政策看，都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过度地夸大了市场化、国际化与资本化对农业经济带来的好处的同时，却低估与忽视了农业经济的市场化与资本化带来的风险。在此，我们不是认为农业经济发展不能市场化，而是农业经济所具有的独特性，对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的承受性比我们所预期的要低的多。

1. 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粮食在需求弹性上的刚性特点，使得农产品的需求量并不会因为价格的变动而大起大落。由此决定了在人口一定情况下，粮食生产是一个稳定的常数。在谷贱伤农规则约束下，粮食市场很难通过产量的增加来获利。

2． 农产品生产是生态自然直接参与、且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活动，由此决定了农产品生产不能像工业品那样在技术创新推动下实现产量的倍增。在农业领域存在的报酬递减，使得农业经济很难像工业经济那样，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获得收益递增。

3． 农产品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可以直接消费的产品，农产品不能像石油、煤炭等需要经过很长的加工链才进入消费领域。按照生态农业的要求，农产品的加工链越长，其安全性越低。由此决定了农产品无法像工业品那样通过延长产业链来提高资源的利润率。

在农业产品所具有需求量的刚性约束、生产过程的技术约束、产业链短所导致的增值限制下，进入农业领域的资本，要获得同工业领域的资本相当的收益，只能通过机械化替代劳动力，通过减少人数来提高人均生产率。由于受需求刚性的约束，很难通过技术进步改变天时地力，很难通过增加产量来获利，那么就只能通过控制粮食价格来获利。要获得粮食价格控制权，唯一途径就是垄断经营。这些路径确实可以使农业资本获利，但资本获利的代价，一是农业生产过度的集中与规模化导致大批农民破产失业，会酿成巨大的社会问题。二是农业产品价格一旦被大资本所左右，会造成国家粮食安全、政治与社会稳定的隐患。

不可否认，从事农业的跨国公司也拥有许多技术，但是集中在种子领域的技术创新，不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只是配合资本运作实现农产品市场垄断与控制的手段而已。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一旦陷入几家大资本垄断的格局时，农业所承担的满足国民生存需求的功能，就会变成满足资本增值的功能。如果说在汽车生产领域，资本的收益与消费者的收益是正比的。因为资本收益是建立在汽车技术提高的基础上。那么，在粮食生产领域却并非如此。改革开发以来，我们消费的粮食价格提高了数倍，并不意味着小麦品质也提高数倍。恰恰相反，我们今天消费的小麦品质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

（二）在应对“粮食战争”中，建设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模式，不能突破的三个底线

第一，中国的农业经济模式，绝不能简单模仿美国式放任大资本左右的资本化、市场化模式。美国农业模式是一个在政府补贴支持下的自由竞争、放任大资本经营的国际化的模式。在美国农业模式中，政府补贴主要解决的是农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获利均衡化问题。其他问题可以不予考虑。但鉴于中国以不足世界7%的土地承担养育着世界16%人口的国情；鉴于目前中国18万亩土地还承担着中国7亿农民生计的功能，就不能模仿美国的模式。如果美国模式是野外放养模式，那么中国则是笼养模式。围绕鸟笼式的模式，在上限上，要对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设置防线，即不能让盘旋在空中的鹰威胁笼中的鸡；在下限上，不仅需要确保目前已经出台的18亿亩红线，而且还要增加一条防线，即要确保中国农业产品的定价权不被大资本垄断与左右。要保证中国农业产品的定价权不被大资本所控制的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应出台专门遏制在农业领域垄断的反垄断法。

第二，通过走培育内生发展之路，使中国农业承担起中国7亿农民的生计功能。中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只能走渐进式的适度城市化的道路。中国决不能走巴西式的、农民成为城市贫民的城市化道路。目前正在兴起的借土地流转政策让资本进村，让农民进城的做法值得反思。中国农业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坚持的一个底线，是中国农民作为农业经济经营主体地位不能动摇。中国农业市场化与现代化，必须立足走培育内生增长之路，不是简单的替代之路。所谓内生增长之路，就是国家的农业经济发展政策，是在帮助农民、培育农民的过程中进行，而不是简单地交给市场，让资本替代农民的市场化。

第三，通过走两元文明发展的新城镇化道路，使中国农业真正承担起中国五千年农耕文化传承的功能。从工业经济的财富观与纯市场化理念看，似乎中国农业与农村，处在落后、被瓦解淘汰的地位。但是，从生态文明的高度看当代中国农村与农业，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不仅与当今所提倡的生态文明相吻合，而且，还凝聚着中国传统智慧的传统农业对现代生态农业具有极高的传承与借鉴价值。在中国改革30年中，已经在新农村建设推动下形成的一大批中国新农村证明，中国传统乡村文明在生态文明时代具有城市所没有的独特价值。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不仅必须重新反思单一城市文明主导下的城市化模式，而且要探索中国城市与乡村两元文明共同发展新城镇化之路。中国两元文明之路，既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之路，也是中国多元文化、多元文明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

(本文选自《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1】 【2】 【3】

（责任编辑：秦华）